郭佩珊：潜伏在国民党空军中的中共地下党员

1942年4月，美军16架B-25型双引擎轰炸机，在杜立特的率领下，从航空母舰起飞，轰炸了日本东京、大阪、名古屋等城市。这是日本本土历史上第一次遭到空袭。它强烈地打击了当时不可一世的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给世界反法西斯人民以巨大鼓舞。一时间，杜立特成为功盖一时的空中英雄，B-25型轰炸机也被渲染上神秘的传奇色彩。

然而，很少有人知道关于这批飞机后来的命运。这就不得不说到一位潜伏在国民党空军中的中共地下党员郭佩珊。他以其卓越的才华，出色地改良了这批美国飞机，为抗日战争中的中美航空合作史书写了一段友谊佳话。在解放战争中，他又巧妙地利用自己的身份和敌人的内部矛盾，把这批轰炸机与美军遗留下来的大批军用飞机一起报废销毁，用特殊的方式削弱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力量，支援了解放战争。

一

郭佩珊1912年生于河北定县（今定州市）一个普通农民家庭，1930年考入北洋大学，1933年参加革命工作，因领导学生运动被学校开除，1935年考入武汉大学机械工程系。在一二·九运动中，他是武汉大学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的主要负责人之一。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郭佩珊根据董必武的指示，考入国民党空军机械学校高级班，毕业后潜入国民党空军，做了11年地下工作。

1942年，郭佩珊刚由第二飞机制造厂转到第十飞机修理厂，任白铁股股长兼机翼车间主任。杜立特率领的B-25型轰炸机轰炸了日本本土后，都没有返回航空母舰，1架在苏联境内坠毁，15架在中国境内迫降或坠毁。其中有5架迫降在国统区，后来都飞到昆明第十飞机修理厂（以下简称“十厂”）进行检修。

郭佩珊

十厂是国民党空军中规模最大的飞机修理厂，也是美军第三〇一航空修理基地，设备比较先进完善。但厂内一切技术工作唯美国顾问马首是瞻，技术人员对美国飞机上的一切设备都盲目崇拜，维修工作历来都是尽量恢复原状，绝不敢做任何改动。郭佩珊却没有这些思想包袱，他很快就发现了B-25型轰炸机设计上的缺陷：一是炸弹悬挂装置不够合理，炸弹舱内只能悬挂一枚1吨重的炸弹，或在机身两壁各挂一枚500公斤的炸弹。重磅炸弹适用于摧毁坚固防御阵地或攻击大型军舰，若配合野战陆军杀伤暴露之敌，效果则肯定不如多枚小型炸弹。二是飞机上装有12. 7毫米口径的机关枪12挺，机身上下各有两个机枪塔，过于笨重，机枪手操作不便，极易疲劳。三是机外附属设备太多，尤其尾部气动外形不够合理，影响飞行速度。

1942年5月，日军攻陷缅甸全境后，沿怒江西岸挺进，直通云南边境。此时，陈纳德率领的美国志愿航空队(即“飞虎队”)驻在昆明基地，配合中国守军抗击日军。郭佩珊改装后的这批飞机即交付“飞虎队”使用。

当前国际油价有所回升，全球油气消费需求持续增长，油气前景仍然看好，国际大石油公司已经确定“重回增长”策略[11]。中国石油公司应该加大勘探投入，依靠自主勘探实现价值创造与可持续发展。在布局上依据自身实力及技术特长，进一步适度拓展勘探区域，包括成熟区及前沿领域。当然，也可以借鉴独立石油公司的思路，布局进一步聚焦，在具有技术优势的领域深度勘探。独立石油公司高度聚焦前沿领域这一激进的勘探策略，不适宜中国国有石油公司。

一、创造了新型炸弹架，郭佩珊把它命名为“蜂窝式弹架”。一般炸弹是顺着机身方向平挂，若悬挂多枚炸弹，投弹时极易相互碰撞。B-25的设计也是如此。蜂窝式弹架把小型炸弹像蜜蜂幼虫般一个个安放在小圆筒内，避免了相互碰撞。炸弹头向下，尾部挂在联结起来的支架上，五枚炸弹一排，五排联成一个架子。炸弹舱内可挂两个架子，即50枚小型炸弹。投弹时根据需要，一次可以投放1枚、5枚、25枚炸弹。这样，挂多枚炸弹操作安全、投掷方便，使用同样重量的炸弹，可以杀伤更多暴露之敌。

5月12日，日军一支庞大的地面部队聚集在怒江西岸30公里长的公路线上，架起浮桥，准备渡江北犯。突然，十几架飞虎标志的P-40型战斗机掩护B-25型轰炸机从陡峭的山崖间冲出，以超低空俯冲掠过公路，猛烈轰炸和扫射暴露在公路上无处藏身的日军。顿时，日军的坦克、卡车、摩托车簇拥成团，陷入火海之中。战斗中，经过改装的B-25表现尤为出色，蜂窝式弹架瞬时投出密如雨点般的炸弹，重机枪织成一片弹网，打得日军无处可逃。

巷道围岩不同加载阶段变形破坏特征如图6所示，由图中可以看出，巷道围岩变形破坏特征分为三个阶段：缓慢变形阶段、剧烈变形阶段和严重变形破坏阶段。

在十厂中，郭佩珊是国民党空军机械学校高级班的毕业生，算是老资格人员了，再加上与美军的亲密关系，历任厂长都对他言听计从。当时蒋介石反共反人民的面目已经十分清楚，郭佩珊决定：为了人民，一架不漏地毁掉这批B-25型轰炸机，绝不让它们成为蒋介石打内战的工具。

五架B-25型轰炸机的整个改装工作用了近一个月时间。

二

郭佩珊向美军代表提出合理化建议，当即被采纳。美军责成郭佩珊主持实施：

可见，旅游风情小镇是在原有旅游资源基础上建设的新型休闲旅游目的地，是全域旅游的重要载体，其共享、开放的发展理念体现了对旅游资源的综合性特色开发。

此役，日军损失惨重，人员伤亡大半，浮桥和全部架桥设备都被炸毁。日军只得放弃渡江企图，沿滇缅公路后撤。

通过提供优惠政策，使贫困县获得特殊的发展条件以减轻或部分抵消其自然条件和发展落后施加于地方发展的限制，在局部形成政策优势，在不同阶段给予贫困地区不同的优惠政策，如土地政策、进出口政策、减免农业税，出让部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收益给贫困地区和贫困户，或者改善其发展环境、提高其竞争和发展能力，或者直接增加其福祉。

1945年秋，日本投降，美军急速撤离，在云南境内各机场的250余架飞机就地停飞，曾经屡建奇功的B-25型轰炸机也在其中。按照美国处理战争剩余物资的惯例，这批飞机由中央情报局监视，经吊车碰撞、铁锤敲打破坏后，以废品价格卖给国民党空军。当时美军人员早已归心似箭，破坏工作越做越草率，多数飞机仅伤及表面。国民党空军买下这批飞机后，统交十厂修理。到最后一批美军撤离时，还有运输机、轰炸机、联络机等17架飞机在使用。国民党空军第五路司令部有心保留这批飞机，便设宴招待了美军人员，请他们手下留情，不要再破坏了。这时中央情报局人员已经回国，美国军官们乐得送个人情，便把17架完好无损的飞机移交给国民党空军，仍按废料价格上报。

·B-25型轰炸机·

如何处理这些飞机，当时有两种意见：一派属于蒋介石嫡系的反动分子主张积极修复。实际上，这批飞机虽经美国人破坏，但发动机、仪表、电器、军械仍然是完好的，按照郭佩珊的估计，至少能够修复160余架。另一派的态度则比较消极。当时十厂厂长陈鸿汉、副厂长施盛德都出身杂牌，年纪大了，早已无心为蒋介石卖力，只想着搞点钱退休。因此，他们想用这批飞机与亦官亦商的贪官污吏做买卖，赚一笔外快。

三、设计制造了整流罩，改善了飞机的气动外形。综合这些措施，飞机在同样动力下时速提高。

二、取掉了机枪塔，装上由郭佩珊设计的活动机枪架，大大减轻了飞机重量和飞行阻力。机枪射手操作灵活自如，提高了射击精度，增大了射击范围。

郭佩珊建议把这批飞机拆卸后公开拍卖，卖不掉的也要报废处理。厂长陈鸿汉见有利可图就同意了。但是要把17架完好的飞机同样报废，陈鸿汉却不敢点头。因为这是空军第五路司令部特意保留下来的好飞机，万一上面追问起来，怕担不起责任。

2.3 不同年龄的三维CT结果 低年龄组藏族患儿脱位高度显著高于汉族患儿(P<0.05)。高年龄组患儿髋臼指数及脱位高度两民族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3。 藏族组，年龄≥36个月的患儿髋臼指数、脱位高度、颈干角与<36个月患儿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汉族组，年龄≥36个月患儿的颈干角、脱位高度与<36个月患儿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4。

为了毁掉这些飞机，郭佩珊先将一架C-47型运输机修好，刷上漂亮的亮光漆，内部装上舒服的沙发座椅，以十厂名义赠给空军第五路司令晏玉琮，作为他的专机。晏玉琮自然十分高兴，立即通电嘉奖十厂全体官兵。郭佩珊乘机向晏玉琮打了一个报告，说明这批美国飞机在战争中反复摔打，使用频繁，都已不堪修理，而且是按废料接收的，如果硬要修复使用，出了问题谁也担待不起。17架飞机中，有一架已改成专机，其余的又老又旧，有些仪表已经挪用到他的专机上去了，修复后难保飞行安全，建议同样报废。

·B-25型轰炸机枪炮特写照·

那时，空军总司令周至柔的秘书已弃官经商，郭佩珊到他家问他愿不愿买这批飞机材料。他坐在家中，财从天降，喜出望外，急忙表示愿意购买，并立即出面请客送礼，打通了上上下下各种关系。这位秘书是周至柔的多年旧属，神通广大，谁还敢对此事持有异议。不久之后，这批飞机就以铝制锅盆、螺钉零件的形式出现在昆明等地的市场上了。

飞机上还有大批军械、通讯器材，在拍卖前都被拆了下来。郭佩珊知道陈鸿汉是个舞迷，于是请他批准，用这些器材装修美军留下的舞厅。郭佩珊精心设计，用电炉伪装成壁炉，用20多支重机枪枪管作壁炉护杆，用飞机机翼铺设成地板，地板上按图形挖空，镶上有机玻璃，玻璃下面装上彩色信号灯、仪表灯，无线电台则被改装成扩音器。

舞厅开放时，彩灯闪烁，舞乐悠扬，皆大欢喜。没人注意到，装修舞厅只用了飞机上拆下的武器装备的一小部分，其余大部分机枪、弹药、电台、微型发电机等，都被郭佩珊发展的进步官兵藏了起来。后来，在地下党的安排下，郭佩珊亲自把这批武器装备送往滇东北、滇东南游击区，为敌后人民武装解决了物资匮乏的燃眉之急，以特殊方式有力地支援了解放战争。

康川司法所共有三名工作人员，除一位所长外，一名工作人员被长期借调到镇政府内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另外一名工作人员辅助所长负责司法所日常事务，所以该司法所的实际工作人员只有两名。虽然我国《社区矫正实施办法》第三条第二款规定：“社会工作者和志愿者在社区矫正机构的组织指导下参与社区矫正工作”，但是由于康川司法所地处西宁市多巴镇，地理位置相对偏远，经济相对落后，至今没有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参与司法所的社区矫正工作，只有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偶尔就近辅助司法所的工作人员完成零星的社区矫正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