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哲学视域下“智慧城市”建设的公共性维度*

在我国，“智慧城市”建设的实践和理论探讨方兴未艾。目前国内关于“智慧城市”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一是对国外“智慧城市”经验的介绍；二是对国内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信息技术建设的探讨；三是从人文价值的应然角度对“智慧城市”概念和建设现状进行批判性反思。事实上，“智慧城市”建设是一项关涉所有城市居民的总体性实践，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不是纯粹的技术问题，也不能照搬别国经验；而且仅仅从人文关怀的应然角度对其进行宏观批判也是不够的，全方位的哲学反思还有待深入。在“智慧城市”充分倚重信息技术的今天，哲学社会科学更应该审慎地辨识“智慧”与“智能”的关系，从而在技术专家决定论和强调抽象的应然价值维度之间的两级对立中，找到政治和技术的交汇点，充分考量人的全面发展以及对“美好生活”的总体性价值诉求，找寻一条既尊重技术精英又保障公众权益的“智慧城市”建设之路。

一、“智慧城市”建设不是信息技术精英的独角戏

众所周知，“智慧城市”最初是作为IBM公司“智慧地球”策略中的一个重要子系统而提出的，它最初的设定目标就是将信息技术运用到城市各个领域、各个行业，从而推动城市综合实力和治理水平的提升。近年来，以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为核心的新一代信息技术热潮的兴起，使得“智能”成为经常被提及的显性要素。“智慧城市”在某种程度上俨然成了智能化的竞赛场、各种信息技术的实验室。随着信息技术的爆炸式发展，城市住宅、商贸中心、娱乐中心等都对城市空间的信息化、智能化提出了更高要求，信息加速和智能化程度越来越成为城市建设必须考虑的标配。

信息技术作为现代社会生产生活的条件要素，之所以能够独占鳌头，实际上是人们赋予信息技术诸多期待和溢美，并希望通过信息技术提升走出现代“城市病”的道路。城市规划者在进行顶层设计时，将智慧城市建设中的大数据和城市智能化水平视为市民达致更高层次生活和获得更多幸福感的必备性保障，因而在决策和执行过程中都高度倚仗信息技术产业、信息技术精英。但将“智慧城市”等同于“智能城市”，进而将“智能城市”简化为信息工程建设，越来越受到人们的诟病。我们不能不思考：对“美好生活”的期许是否存在着信息技术精英有意诱导之嫌？信息精英们强调信息智能对人的潜能的无限解放是否只是一张空头支票，甚至背后存在着极大的垄断和操纵风险呢？专司“牛虻”智能的哲学家们对包括信息技术在内的技术扩张表示了谨慎的质疑，对信息技术可能出现的垄断和操纵风险进行了政治哲学的反思。

堤基岩性为粉土和砂壤土，渗透变形类型主要为流土。垂向渗透系数Kv＞1×10-4cm/s，具中等渗透性，高水位运行时易产生渗透及渗透变形破坏。

毋庸置疑，科学技术作为现代社会的第一生产力，给人们带来了便捷、高效和多样化的生活，但同时也存在操控人们的生活并使得社会和人成为马尔库塞所说的“单向度”存在的风险。大卫·里昂在《监控型社会》中表现出了对信息技术尤其是其所带来的新型控制的诸多担忧。之后英国社会学家弗兰克·韦伯斯特在内的诸多学者都相继指出，信息流动的空间正在意图操控物理学意义上的场所。弗兰克·韦伯斯特认为，信息通讯技术传播的不仅仅是信息，还有人们的喜怒哀乐情感等，信息功能的泛化将会推动形成以此为中心的新的生活方式。而在这个过程中，人们会不自觉地形成对信息技术的依赖，从而被信息技术操纵，这造成了人们对技术资本主义限制甚至决定人们生活方式的纵容。对此，阿米蒂奇也附议，“‘超现代’空间的‘无限制发展’只能导致网络排外和社会压迫，因为‘全球网络精英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无不同声音的世界。”[注][英]约翰·阿米蒂奇：《与赛博空间共存：21世纪技术与社会研究》，曹顺娣译，南京：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2016年，第7页。

(二)语音特点。2011年网络流行语，在语音上很多是谐音的，这些短语它们有自己的语音、形式和意义。由于某种原因，用与原来短语音同或音近的短语代替，但是表达的意义不变。这类流行语具体可以分为三类，分别是:汉语谐音、外语谐音以及方言谐音。

因此，我们不能忘记城市的根本属性是现代社会人们生产生活的重要公共场域，在这里经济、政治、文化等各种因素纷繁复杂、相互角力，自然会引发公众最普遍的关注。“智慧城市”建设的本质是对作为公众生活空间的城市进行改造和提升的系统工程，绝非简单地安装、布置相关技术信息设备的问题，也绝非仅仅与技术精英和技术企业等特定群体相关，而是一项关涉所有城市居民的总体性实践。因此，从人文价值的应然角度对“智慧城市”概念和建设现状中普遍存在的偏重信息技术路线进行批判性反思是必要的。但人文价值批判维度的研究往往缺乏具体性、案例性、建设性的审思。批判仅止于批判，未能进入社会问题本身，这成为制约人文社会学者参与诸如“智慧城市”建设等公共社会决策的一大壁垒。“智慧城市”建设首先必须具备总体性思维，充分考量公共性的价值关怀并将其贯彻于技术决策的方面，它需要进行包含技术但是绝不能仅仅局限于技术的总体性设计。

政治哲学视野中的这个问题聚焦到了信息技术与社会发展的关系上，尤其是信息技术能否带来更美好的社会，即，投入了纳税人巨大财富的信息技术建设到底是能为幸福生活提供帮助，还是被操纵的生活成为一种新型的技术资本垄断？信息技术到底是对人们建构更加美丽和谐的城市生活有所助益，还是通过无所不在的大数据将城市生活演变为一种“楚门的世界”“监控型社会”？在“智慧城市”里，非信息技术人员到底是更加迅速便捷自由地交往，还是被互动或非主动互动？“智慧城市”到底是能够助力于拉近人们在物质精神方面的现有差距，还是造成了更大的鸿沟？

当人工智能、赛博空间、物联网等以信息技术为支撑的事务充斥着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当城市公众的生活越来越受到庞大的信息技术系统制约甚至是决定时，技术就绝非仅仅是一种工具，而是成为形塑人们社会生活的手段。“我们的技术进步的模式越来越类似于普通的政治事务。现如今各种利益为左右技术设计而斗争，就像他们为左右立法而斗争一样。”[注][加]安德鲁·芬伯格：《在理性与经验之间：论技术与现代性》，高海青译，北京:金城出版社，2015年，第183页。信息技术的异军突起以及它对社会生活的深广渗透力，指示出当代公众更加担心信息技术精英与资本和权力的结盟乃至全面宰制世界。在信息智能技术方兴未艾之时，通过信息技术提升城市建设水平为各大城市所竞相追逐，于是“智慧城市”建设大行其道。哲学人文学者对“智慧城市”建设的信息技术依赖路径所提出的批判性反思越来越引起公众的共鸣和认同。尤其是在“fccebook门”之后，公众开始警惕由于信息技术精英与商业资本结盟侵犯公众隐私、操纵公众生活。在此背景下，谨防“智慧城市”建设成为信息技术精英的独角戏，进一步追问“智慧城市”建设的公共性价值维度，即“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价值目标能否实现就被提上议事日程。

二、“智慧城市”建设是一项总体性实践

针对智慧城市建设中普遍存在的重视信息技术指标，轻视社会治理人文维度，甚至是“实践领域‘经济达尔文主义’凸显，智慧城市不智慧”[注]胡滨：《智慧城市中国化热潮的冷思考》，《现代经济探讨》2015年第5期。的弊病，国内有学者提出要警惕“智慧城市”建设演变成“建立在技术专家主义上的对经济性、政治性追逐”[注]胡滨：《智慧城市中国化热潮的冷思考》，《现代经济探讨》2015年第5期。。智能化和人本化是“智慧城市”建设的一体两翼，缺一不可。如何运用人的本质力量化的信息技术成果医治工业文明所造成的“城市病”，转变城市发展方式和治理模式，这是我国“智慧城市”的“初心”，也是“智慧城市”建设的应有政治之维。

从职业社会分工上看，信息社会的到来将导致职业结构的重大变化，丹尼尔·贝尔做了一个“大胆的社会预测”，认为信息领域的职业结构变化将引发全新的社会形态，即信息从业人员因为知识技能的垄断，无形中具备了影响并管理其他职业从业人员的权力，本来属于社会分工中一个因素或环节的信息技术专业人才，将因为对信息技术知识的占有而越来越占据统治地位。当整个社会在知识技术上特别是关涉知识技术的政治决策中越来越依赖信息技术精英时，整个社会将不得不越来越顺从他们的诱导，按照他们的规划、意志和方式而存在。“在不久的将来，决策权将成为技术精英们的专属物，而技术精英便是贝尔所说的一种全新的‘智能技术’的创造者和控制者们。”[注][英]约翰·阿米蒂奇：《与赛博空间共存：21世纪技术与社会研究》，曹顺娣译，南京：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2016年，第4-5页。占据信息资源的网络精英群体，天然地拥有了在信息全球化时代的话语权，这一点已经引起了关注阶层变化和公共政治的哲学社会学家的普遍关注。比如，国内有学者认为：“智慧城市的建设可以理解为面向信息权力争夺的城市竞争力提升战略。”[注]刘云刚、谢安琪、林浩曦：《基于信息权力论的智慧城市建设刍议》，《人文地理》2014年第5期。

(2)哈拉湖北侧区域。阴离子、阳离子、阴阳离子之间均呈现出了较高的相关性，表明在区域地下水的交替循环作用异常活跃，主要矿物质的溶滤作用较强，矿化度与所有离子都有较高的相关性，见表3。

列斐伏尔继承了马克思关于资本“普照光”的分析，并进一步将分析集中到资本对空间生产的操纵之上。他认为，“资本主义是通过对空间的征服和整合来维持的。很长时间来，空间都不再是一个被动的地理学的中心，或者一个空洞的几何学的中心。它变成工具性的。”[注][法]亨利·列斐伏尔：《空间与政治》，李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04页。他为何要将空间的工具化作为其重释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关键？因为在列斐伏尔看来，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再生产并非仅仅是通过阿尔都塞所谓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来实行的，而是必须考虑空间的生产和再生产。当空间与社会关系尤其是与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再生产紧密相连时，空间生产的重要性就被提升到了对整个社会生产关系甚至对整个社会形态重构之上。在这个意义上，“空间的政治经济学是一种含有政治意义的经济学，也就是一种战略或者多种战略。”[注][法]亨利·列斐伏尔：《空间与政治》，李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88页。因此，在资本和权力追逐的趋势下，在世界市场的层面上，在全世界范围内的组织和个人那里，对于空间的重视达到了空前的程度。由于空间与人的社会活动紧密相关，因而就成为一种社会性空间。而作为一种社会性空间，空间的矛盾并非主要来自它的几何学的理性形式，而是更多地来自它的社会性，尤其是政治性，因而当代社会的空间生产和分配也越来越成为各种政治矛盾的出发点。在列斐伏尔关注到空间生产的政治维度之后，西方学者尤其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如大卫·哈维等都将空间生产的政治之维作为对资本主义展开批判的重要视角。

继承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精神的当代法国思想家列斐伏尔，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已经关注到了城市建设的政治维度，并主张城市建设是一项总体性实践。巴黎第八大学教授雷米·埃斯在为《空间与政治》一书写的序言中指出，列斐伏尔就是要“让一种新的权利进入实践：进入都市的权利，也就是进入都市、人文环境与新型民主环境中的权利。”[注][法]亨利·列斐伏尔：《空间与政治》，李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3页。虽然在列斐伏尔的时代，信息技术还没有引起人们广泛的关注，但是如何从公共政治角度审视城市规划和建设，如何在城市建设中保障公众权利等问题已经进入了他的视野。在《空间与政治》一书中，列斐伏尔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运用到了对当代空间尤其是都市的空间生产批判上，创立了一种“空间政治经济学”(在社会学上又被称为“新城市社会学”)。由戈特迪纳和哈奇森所著的《新城市社会学》高度评价了列斐伏尔的贡献，并将其“空间政治经济学”作为新城市社会学的典型代表进行讲述。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之后，空间已经越来越被人为地稀有化，随着不动产的动产化，建筑业变成当代生产的首要部分和核心分支，空间生产成为一种非常重要的社会生产关系再生产的重要环节。“那些被分割成片段的空间可以交易。空间对于金钱和资本的从属，让一种量化，从对每一个单元的金钱的衡量和商业化，向整个空间扩展了。”[注][法]亨利·列斐伏尔：《空间与政治》，李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03页。在列斐伏尔看来，有必要将马克思《资本论》中对空间所进行的生产的批判分析做进一步的拓展和提升，也就是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和方法进一步转换到关于空间的生产和再生产之上。在此意义上，“经济在这样的意义上是政治的：它允许国民重新分配稀缺物，而这种‘分配’是在正义、平等、自由以及博爱的面具下得以实现的。”[注][法]亨利·列斐伏尔：《空间与政治》，李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81页。空间生产尤其是作为稀缺资源的城市空间生产开始具有非常重要的政治意义。

2.1.1 党参总皂苷溶解性试验。室温下，党参总皂苷在表面活性剂中溶解性排序依次为Cremophor EL40、Tween-80、Span-80；在助表面活性剂中溶解性排序依次为PEG400、1,2-丙二醇；在油相中溶解性排序依次为橄榄油、辛酸癸酸甘油三酯，故选择Cremophor EL40、PEG400、橄榄油用于确定党参总皂苷纳米乳组成。

大豆油脂取自大豆种子，可生产制作营养价值较高的优良食用油。大豆油中含有大量的棕榈酸、硬脂酸、花生酸、亚麻油酸、脂肪酸等，可显著降低血清胆固醇含量，起到预防心血管疾病的良好功效，同时大豆油脂在医用、工业生产中也有良好的应用。采用传统大豆油制油方法产油率偏高且加工过程简易，但大豆本身的营养价值容易遭到破坏，而且油脂在提取后所剩余的大豆粕被用作饲料，其潜在价值并未被完整发掘和充分利用[1]。为此需要研究新方法来提高对大豆榨油后剩余料的有效利用，本研究对此提出了微生物发酵方法。

可见，空间的生产尤其是城市建设是一项总体性的实践。在列斐伏尔看来，城市规划学作为一种综合性学科处于一种未完成的实践状态。在此意义上，就算是建筑师本人也不能只懂得建筑学，而是必须拥有百科全书式的知识。“建筑师们自己同样要利用所有的学科:数学、信息学、物理学、化学、政治经济学，甚至症候学、心理学、社会学。”[注][法]亨利·列斐伏尔：《空间与政治》，李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7页。城市规划固然是官僚阶层及城市规划师、建筑师等技术精英的职责所在，但是城市规划设计的问题和最终形成的结果却并非仅仅是他们的事情，而是涉及到各个阶级、阶层的实际生活。如同都市空间的生产一样，“智慧城市”的顶层设计和具体建设也都是与诸多公众相关联的政治性实践，它绝不只是城市管理者、城市规划师、建筑师和信息技术精英的事情，这些人员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设计者，他们必须充分进行综合性考虑，尤其是“使用者”的需求。

“智慧城市”建设显然不能仅仅是技术精英的游戏，否则公众对城市建设的积极性会大大减弱，并且产生不可避免的忧虑情绪，最终与“美好生活”背道而驰。在信息技术无处不在的“智能社会”中，公共政治的决策也存在陷入被虚拟化从而被操纵的危险，过去在设计时更加倾向于选取同质化的数据，从而忽略公众需求的异质性和多样诉求，最终使得城市公共政治生活也成为被计算数据所操纵的“随机决定”，政治被技术操控而失去其公共参与的本质。

三、“智慧城市”建设应注重公众参与度及“获得感”

与温纳不谋而合，芬伯格在《在理性与经验之间》一书中，力主从“双重工具化”的角度，重构技术领域与其社会情境即生活世界之间的和谐关系。他认为，技术民主化的可能性植根于技术的双面特征，即任何技术都涉及到包含初级工具化和次级工具化的过程。“初级工具化往往会划定我们与专注于其所设计人造物之功能的专家学者之间互动、讨论和对抗的范围。而次级工具化拓展了争论的范围，将那些认为自身受到这些技术及其应用、后果和意义牵连与影响的团队也囊括了进来。”[注][加]安德鲁·芬伯格：《在理性与经验之间：论技术与现代性》，高海青译，北京:金城出版社，2015年，第244页。芬伯格认为，“最好的技术就是，相关团队已在其设计中被代表，而且还参与了设计。”[注][加]安德鲁·芬伯格：《在理性与经验之间：论技术与现代性》，高海青译，北京:金城出版社，2015年，第247页。因而，他坚持技术与民主的关系并不是悖谬的，而是通过技术化可以建构的一种和谐的关系。

针对“技术失控”和“技术专家统治”等技术过度扩张而可能引发的技术在公共政治生活中的风险问题，兰登·温纳在《自主性技术》一书中给出了自己的回答。在他看来，技术可以与民主并行不悖共同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温纳并不是一个“技术决定论者”，他十分关注技术与政治的关系，并提出“技术本身就是一种政治现象”，“新技术是演化着的结构中的体制性组分，这个结构塑造了一个新政体，即我们确实日益生活于其中的高度技术化的社会。”[注][美]兰登·温纳：《自主性技术：作为政治思想主题的失控技术》，杨海燕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78页。在面对“弗兰肯尼坦难题”时，温纳试图给出一些更加建设性的建议，他确信：“将技术视为立法、然后按照这一洞识向充满希望的发展是有可能的。当你认识到一项简单但长久被忽视之原则的正确性时就迈出了重要的一步。这项原则就是：要实现不同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理想，必然需要不同技术的存在。”[注][美]兰登·温纳：《自主性技术：作为政治思想主题的失控技术》，杨海燕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79页。温纳建议把技术构建得具有高度的可塑性和可变性，使得非专业人员能够直接理解，这样才能回归技术的手段定位；也才能使得非专业人员能够判断某项技术在什么情况下使用是适宜的，而这才是伦理、政治和技艺的共同交汇点。

兰登·温纳和芬伯格提出了技术可以与民主的公共政治生活并行不悖的主张，这些主张对于我们摆脱技术决定论和只强调应然维度的抽象的人道主义之间的两极对立提供了一条比较建设性的路径。按照芬伯格双重工具化过程中都必须充分重视民主的建议，我们认为“智慧城市”建设也必须有更多样化的方案被提供出来，有更多的公众参与进来。即使在对一些专业的智能方案进行评估的时候，也必须充分考虑使用者的需求，更多地引入公众视角。正如米歇尔·卡龙在为《在理性与经验之间》一书所作的跋中所说，“作为保存诸多选择可能性及诸多选择进行论辩的艺术，政治处在技术改革动力的核心位置。”[注][加]安德鲁·芬伯格：《在理性与经验之间：论技术与现代性》，高海青译，北京:金城出版社，2015年，第241页。某项技术是否能被运用到“智慧城市”空间建设中，不能仅仅是信息技术精英之间的技术PK，而必须“通过系统安排设计工作和技术的社会整合，这种双重的工具化要使得非专业人士也能够理解技术。”[注][加]安德鲁·芬伯格：《在理性与经验之间：论技术与现代性》，高海青译，北京:金城出版社，2015年，第244页。国内有学者也主张应该从技术理性和政治理性的双重维度来审视智慧城市建设，而且政治考量十分必要。在智慧城市的内涵方面，特别强调了智慧人口要终身学习，提高适应力、创造力和公共生活参与力；在智慧治理方面，强调公民参与的透明治理；并以提升公众生活质量为导向。[注]于文轩、许成委：《中国智慧城市建设的技术理性与政治理性——基于147个城市的实证分析》，《公共管理学报》2016年第4期。

目前，我国智慧城市的建设已经基本完成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和信息通讯推广、构建城市泛在网络和服务的阶段，进入更加注重公众获得感的新型智慧城市建设阶段。2016年习近平提出了“新型智慧城市”的概念，2017年《新智慧城市评价标准》出台，这些表明我国的“智慧城市”建设将进入注重智慧城市建设的社会环境与治理，构建人本导向的智慧社会阶段。这意味着，在顶层设计和实践过程中，公众参与的政治维度已经成为新型“智慧城市”建设的内在要求，开始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政治理念，使智能技术服务于公共生活。

首先，在建构“智慧城市”的当代，哲学社会科学更应该审慎地辨识“智慧”与“智能”之间的关系。我们既不能盲目地信任技术乌托邦，也不可能矫枉过正成为技术敌托帮。正如吉登斯在《现代性的后果》中所说，专家系统是现代社会机制建构的重要脱域性成果之一，“所有的脱域机制(包括象征标志和专家系统)都依赖于信任。因此信任在本质上与现代性制度相关。信任在这里被赋予的，不是个人，而是抽象能力。”[注][英]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23页。但公众所信赖的是信息精英的专业技术能力，而不是他们对整个城市生活的把控能力。因此吉登斯没有忘记专家系统必须与公众批判相伴而生，“通过运用于估算技术知识的测试的非人格化性质以及用来控制其形式的公众批评来实现，而这种公众批评正是技术性知识产品存在的基础。”[注][英]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25页。城市是居民生活的公共空间，这从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到当代诸多思想家的著述中随处可见，因而顶层设计必须将公众的价值诉求放到优先层级上，从设计之初就应当彰显以人为本、追求好的生活的价值诉求。可见，“智慧城市”建设绝不意味着信息技术精英的独家话语，或者是信息技术精英与经济精英联合起来，并裹挟政治决策者把作为公共生活空间的城市变成信息技术的试验场，逐步实现他们的利益最大化，并最终演变成对公共政治生活的绑架。恰恰相反，“智慧城市”建设的“智慧”必须使技术为公众更加美好生活添砖加瓦，而不是单纯追求高速度，更不能成为违背并操纵公众生活的自主性技术帝国。

其次，在进行顶层设计时，应当秉持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和系统性思维，把“智慧城市”建设当作一项系统工程。我国的“智慧城市”建设伊始就十分重视总体性规划和顶层设计，北京、上海、广州、南京、杭州等城市都编制了自己的专项规划，但早期的顶层设计多形成了以政府为主导、以信息技术企业为主力的格局，对市民的公共参与性重视不够。这来源于对顶层设计的偏见，将顶层设计的主体仅仅局限于各级地方政府尤其是某些规划部门，而在推进顶层设计时又主要通过承包的方式依赖于某些信息技术企业，造成作为城市的公众参与缺位。新型智慧城市应着力于解决公众最关注的“城市病”，而不是成为各种信息技术的实验室，一种理想的状态应当是：“新的科学与技术将由约束人类野心的智慧来设计。像技术一样，智慧也处在理性与经验之间。这两种思维模式需要彼此支撑。”[注][加]安德鲁·芬伯格：《在理性与经验之间：论技术与现代性》，高海青译，北京:金城出版社，2015年，第239页。智慧城市建设作为一个总体性工程，既要在技术层面上信任尊重信息专家系统，又必须充分考虑信息技术在最终目的上要达致城市生活的公共性价值诉求，形成两者的良性互动。

由表2结果分析可知，极差R值大小表示对紫菜加工工艺的影响程度，以上3个因素对微波干燥紫菜的影响主次依次为微波时间＞堆积厚度＞微波功率，其中微波时间和堆积厚度的影响最显著。最优水平为A3B3C1，由此可得微波干燥紫菜的最佳条件为微波时间12 min，堆积厚度5 mm，微波功率300 W。

再次，智慧城市建设实践中必须建构公共性论证体系，便于公众进行过程性参与和监督，注重及时、便捷、动态化地融合公众需求，防范公共风险。“智慧城市”空间建设作为一个总体性的实践，“如果最终选择的方案看起来比其他方案要好，这是因为它得益于其他替代方案都无法比拟的技术、科学、经济以及政治投资。正如创新经济学家所讲的，不是因为技术更先进，我们才选择它，而是因为选择它，它才变得更先进。”[注][加]安德鲁·芬伯格：《在理性与经验之间：论技术与现代性》，高海青译，北京:金城出版社，2015年，第241页。相较之前，《新智慧城市评级标准》更加强调“以人为本”的价值诉求，而且增加了公众评价标准。但是在我国当下智慧城市建设中仍然存在公众参与较少的现状，应着力摆脱决策过程的暗箱操作，逐步建构敞开性的公共性论证空间；在更加开放的公共性论证中，注重公众代表的年龄、职业、阶层、区域等的多样性，当然这里面不可缺少既有一定信息技术知识又具有公共性价值关怀的参与者，“这些公民最好受过教育，见多识广，既了解技术，又不为‘专家’的故弄玄虚所迷惑。”[注][美]唐·伊德：《技术与生活世界：从伊甸园到尘世》，韩连庆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50页。与之相配套的长远之计，则是加大“智慧城市”教育力度。

概言之，不论在理论研讨还是在实践环节上，都需要提防“智慧城市”建设成为一场资本、技术和权力的共谋。“智慧城市”建设必须关注公众的用户体验，不能以技术问题的专业性为门槛阻止公众参与。而随着公众参与意识的增强，顶层设计与基层实践之间的互动将不仅是必须的，也会变得越来越频繁，也只有通过此途径才能真正推动“智慧城市”从纯粹偏重信息技术到注重公众“获得感”、幸福感的转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