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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文化时代的评价活动*

更新时间:2016-07-05

评价活动与人们的生存状态有着密切而直接的关联。生存状态与其说是一个可以得到完全还原或者整合的东西,不如说是更多地作为零碎的、个人的、即时的东西嵌在每个个体的生活之中。这种嵌入随着两个方面的加强而加强:一是个人积极从社会中获取数量巨大同时也有待甄别的信息、参考和机会;二是个人主动使这些社会性的东西成为可以设计、调整并表达个体自身的契机。今天,这一点尤为明显,因为无论是从技术支持还是从主体需求来说,条件都越来越成熟,与这种生活状态相适应的文化现象可以被称作是微文化。简言之,微文化就是指随着互联网等现代技术而发展出来的以“微”为根本特征的文化现象,如微博、微信等。事实上,各种各样的“微”已成为今天人们生活的一个日常部分,而评价活动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获得了相应的新特征。根据这些新特征,我们可以把微文化时代的评价活动简称为微评价。

一、微评价的维度:虚拟还是现实?

在微文化时代,我们获得了一种超越以往任何时代的鼓舞,即鼓舞我们去冒险尝试不容许去冒险尝试的东西。这个鼓舞很大程度上源于虚拟维度在互联网上的出现,它使得人们可以摆脱现实的条件或者说突破现实的边界去做出他们的行动决定。而当我们考虑到这样的突破和行动实际上意味着对现存条件的改变——尽管是以虚拟的方式,那么我们就会发现那是因为现存的东西对人造成了困扰。这个时候,评价发生了,亦即如杜威所说的,“评价只会发生在有问题的地方,发生在需要祛除某种麻烦的地方,发生在需要改变困窘、匮乏、丧失的地方,发生在需要依靠改变现存条件来解决各种倾向相互冲突的地方。”[注][美]杜威:《评价理论》,冯平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第40页。我们也许会认为,虚拟维度意味着对现实约束的摆脱:比如,一个在现实维度上永远不可能获得的身份或者采取的行动。不过,这显然不是更为要紧的方面,因为仅仅这一点并不意味着对现实的东西的摆脱。事实上,完全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形,即,对现实的边界的突破无非是把现实的东西从边界之内拓展到了边界之外。对此,我们也许可以考虑一下,比如那些把人们从现实生活中各种习以为常的东西上转移出来的充满幻想色彩的太空游戏。人们在进行这样的太空冒险时,尽管游戏中的角色置身于陌生的时空并面对未知的生物,但非常清楚的是,他们所做的事情跟迄今为止人类所做的并没有什么区别——那些习以为常的评价原则和准则随着角色进入到我们习以为常的生活之外。所以,当我们讨论虚拟以及现实维度上的评价活动时,我们不想对这种看似远离日常的虚拟冒险多做讨论。

我们想讨论的是,究竟是什么在虚拟维度的行动中呈现出来了?确切地说,当真实身份隐匿于冒险之外时,究竟是什么促使人们在虚拟维度上冒险尝试不容许去冒险尝试的东西?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记得歌德笔下的浮士德对瓦格纳说的一番话,那么我们大概可以得到回答。浮士德说道,“你所知的,只是一种冲动,/另一种最好不必知道!/有两个灵魂住在我的胸中,/它们总想互相分道扬镳;/一个怀着一种强烈的情欲,/以它的卷须紧紧攀附着现世;/另一个却拼命地要脱离尘俗,/高飞到崇高的先辈的居地。”[注][德]歌德:《浮士德》,钱春绮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第67-68页。这两个灵魂之所以总想分道扬镳但又总不能分道扬镳,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现实的约束。这样的约束可能是奖赏,也可能是惩罚,总而言之是各种各样习以为常的评价规范和惯例。我们可以设想,在虚拟维度上,现实的规范和惯例被打破了,作为结果,由于现实约束而无法分道扬镳的两个灵魂终于分道扬镳了,而那个虚拟的身份也就借着这个分道扬镳终于开始冒险了。分道扬镳的两个灵魂可以被看作是对于前面那个问题的两个回答。那么,这两个回答的地位是不是一样的,我们有没有可能更多地想到其中的一个?坦率地说,这是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因此,我们所做的更多地只是尝试和探询。让我们从柏拉图对话中的一则故事开始,这则故事出自对话人物格劳孔之口,说是有一个牧羊人偶然得到了一只戒指,然后他戴着它去参加牧羊人每月的例会——“他坐在其他人中间,碰巧把戒托转向了他手的内侧。当他这样做时,坐在他旁边的人就看不见他了,他们继续谈话好像他已经走了。他对此感到很奇怪,这时,他的手指拨弄了一下戒指,戒托再次转向外侧,这样他就被别人看见了。于是,他对戒指进行实验,测试它是否真有这样的力量——它的确有。如果他把戒托向内转,别人就看不见他;如果他把它向外转,别人就又看见他了。一旦意识到这一点,他就立即设法成为被派去向国王报告的信差之一。而当他到了那儿,他就引诱国王的妻子,并在她的帮助下袭击国王,把他杀死,然后接管了王国。”[注]Plato, Republic, in Complete Works, Edited, with Introduction and Notes, by John M. Cooper, Indianapolis: 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 1997, p.1000.可以说,互联网以人们真实身份在虚拟维度上的隐匿,重述了这个隐身的故事:就人们在虚拟维度上可以不透露其真实身份而言,他们仿佛正是戴上了那只神奇的戒指把自己隐身起来。这则故事讲得很清楚,即,一旦人们能隐身,那么他们胸中如浮士德所说的那个怀着情欲、攀附现世的灵魂就摆脱另一个灵魂而独自彰显出来了。更为重要的是,格劳孔讲的这则故事在迄今为止的每个时代听起来似乎都很有道理,人们从根本上来说不是出于对美德的热爱而是出于对惩罚的畏惧才不去作恶。现在,如果真实身份难以由于虚拟维度上的所作所为而受到惩罚,从而减少人们对惩罚的畏惧,那么人们自古就已想到的这种隐身戒指式的恶行是否就在技术上得到了支持?对此,我们也许不要急于把浮士德说的两个灵魂等同于道德上的好坏或者说善恶,即,前者攀附现世并在情欲的驱使下做出恶行,而后者脱离尘俗并在先辈的居地上寻得崇高;并进而把前者当作是一种与人的本能更为相关的东西。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尽管我们可以把这两个灵魂考虑为同一件事情中的善恶对立,但也可以把它们考虑为两件事情。就前一种考虑来说,作为善的脱离尘俗是建立在对尘俗的否定之上的,亦即是建立在对作为恶的攀附现世的否定之上的,这样一来,恶就成为了本源和起点,而善只是对恶的反抗,就此而言,善就成为了一种从自身之外的东西那里获得自身价值的东西;就后一种考虑来说,作为善的脱离尘俗与作为恶的攀附现世毫无关系,它们从根本上来说是两件事情,因为前者是要到先辈的居地寻求崇高,但先辈不是外在的东西而就是自身,也就是说,这个善是要在自身之内创造和肯定自身的价值,并由此而把攀附现世指认为是坏的。这样两种考虑在尼采对于道德谱系的分析中得到了完善的阐述,他说,“所有高贵的道德都产生于一种凯旋式的自我肯定,而奴隶道德则起始于对‘外界’,对‘他人’,对‘非我’的否定……奴隶道德的形成总是先需要一个对立的外部环境……高贵的价值评定方式则相反;这些价值是自发地产生和发展的,它只是为了更心安理得、更兴高采烈地肯定自己才去寻找其对立面。”[注][德]尼采:《论道德的谱系》,周红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年,第21-22页。显然,尼采所描述的这种奴隶道德是被动的、依附的、应激的,不能自主地进行创造的,就此而言,它本质上是虚弱的、无力的——不管它表面看起来多么有力。奴隶道德无法创造出好或者善,它只知道恶,亦即来自外界、他人、非我的恶,并从这个作为本源和起点的恶出发,把自己对它们充满怨恨的否定指认为善。与之相反,高贵的道德是主动的、自发的,它肯定自己并通过这个肯定创造出“好”,而“坏”只是一种依附于这个“好”的东西。因此,我们不应该简单地看待浮士德所说的胸中的两个灵魂,正如我们不应该简单地看待借着隐身戒指所做出的恶行——我们对它们的看待应该像尼采那样从奴隶和高贵的区分出发。

奴隶和高贵的区分,从根本上来说,就是非自发创造(依附)与自发创造的区分,是无力与有力的区分。由此,我们再来看虚拟维度上人们的那些行为,或者也可以说,那些冒险尝试不容许去冒险尝试的东西的行为,就不是去看它们是否由于摆脱了现实的约束而呈现为无限的恶,但也不是去看它们是否由于摆脱了现实的约束而呈现为无限的善;而是要去看它们是不是自发地产生并发展出新的价值。新的价值的产生和发展是极其困难的,这也是为什么格劳孔讲的隐身戒指的故事听起来似乎总是有道理的原因,因为故事里没有新的价值,或者说,故事逃避了产生和发展新价值的困难。然而,微文化时代的虚拟维度,尽管某种意义上仍然是一个隐身的故事,但是它似乎为新价值的创造给出了条件——因为人们的生活由于虚拟维度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

二、微评价的主体:私人还是公共?

在微文化时代,互联网不仅使评价维度的虚拟性得以成为可能,而且也使评价主体的私人性得以成为可能。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微评价的主体可以既不把自己归属到某种宏大的东西之中,也不从这样的东西出发。如果一定要说存在着可被追溯的归属点与出发点,那么它们无非就是主体自身的痕迹,即以个体的方式在诸如消费[注]这里的“消费”不仅仅是指“微支付”,而且是指以消费为核心和基础的一系列活动或者说行为方式,这是因为,在当代社会中,消费乃是主体与作为商品的客体发生关系的基本手段。这样的社会活动中留下的痕迹。这样的主体并不把自己的痕迹当作是普遍的,也就是说,他并不希望人们在他的痕迹上看到某种一般性的东西,并从这种一般性的东西出发来看待他,而是希望人们仅仅在他身上看到他自己。这样一来,那些无法被普遍化因而是零碎的东西成为了微评价主体痕迹的典型刻画,这无论在发布消息的微博上还是在支持聊天的微信上都是如此。之所以如此,其主要原因不在于主体缺乏足够的手段以及方法来克服自己的零碎化,而在于主体相信他自身不是别的而是所有这些归于他的零碎的东西。

这就如同詹姆斯在他的《心理学原理》中所说的,“然而,在其最广的可能意义上,一个人的自我就是所有他可以称为‘他的’东西的总和,不仅是他的身体和他的心灵力量,而且也是他的衣服和他的房子、他的妻子和孩子、他的祖先和朋友、他的名誉和作品、他的土地和马匹,以及游艇和银行存款。”[注]William James, The Principles of Psychology, Vol. 1, London: Macmillan and Co. Ltd, 1891, p.291.只不过,在这个时代,所有这些打上“他的”痕迹的东西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公开而即时的展示,它们以图片、视频或者音频的方式充斥在各种各样的微文化平台上。比如,一套衣服、一款家具、一次聚会……这些东西被聚在一起完全是偶然的、随机的,它们之间没有任何内在的关联,而仅仅因为它们是“他的”或者说“我的”,而这个“他的”就是他,正如这个“我的”就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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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当微文化平台上出现某种过于强势的话语时,就应该提高警惕了。如果说谣言与强势话语互为表里,那么谣言实际上是违背微文化的精神实质的,因为微文化恰恰是强势话语的最彻底反对者。就此而言,这里所说的警惕也是与微文化的精神实质相一致的。进一步地,从这种精神实质出发,如果面对强势话语而又缺乏足够的条件来进行判断、抗衡和评价,那么可以选择转入别的话题。事实上,这个时代同样也在每天给出各种各样正能量的话题,那里有透视、有真相。如果微个体采取转移话题的态度,那么谣言的覆灭也就为期不远了。这是因为,当谣言没有了“传”和“信”的时候,它就沦为造谣者的自我欺骗,其虚假性和虚弱性也就暴露无遗了。

即时性是微文化的另一个特征,也是微评价内容的基本特征。它一方面意味着微评价内容可以随时随地得到公布,另一方面意味着微评价内容还没有来得及得到领会。这里的领会是指对于微评价内容的来龙去脉所进行的历时性考察。可以说,历时性维度的缺失是当代社会生活中的一个普遍现象。对此,最为一般的解释是,社会生活中的诸多变化迅速涌现并接连照面,使人们没有充足的时间在其中的任何一个变化之上做历时性的逗留。这就如同海德格尔对于“好奇”的描述,“好奇操劳于看,却不是为领会所见的东西,……好奇也不寻求闲暇以便有所逗留考察,而是通过不断翻新的东西、通过照面者的变异寻求着不安和激动。”[注][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第200页。可以说,这番话也是对微文化的即时性特征的刻画。而逗留考察的缺乏同时也是真伪甄别的缺乏。于是问题随之而来:微评价内容所透露的是谣言还是真相?

人们往往会认为第一个方面是一种暴露或者炫耀的心理倾向,但是实际上,它更多地是一种心理归属倾向。这是因为,不将自己归属到某种宏大之物的微评价主体,将自己归属到了宏大本身,这就是没有特指对象的总体性社会。作为结果,如果说以往的评价主体在某种特定的公共身份如行业和职位上获得归属感,那么微评价主体就是在他所展示的无法辨认其公共身份的东西上获得归属感。不过,相比较而言,第二个方面可能更为重要。在这个方面,公共身份的隐匿依然存在,但此时更为重要的不是归属感,而是对公共事件的接近、掌握和评价——其手段是隐匿的。不仅手段是隐匿的,而且目的也不公开,亦即似乎仅仅是任凭公共事件停留在私人领域中并任凭私人的围观,而围观当然不具有权威的意义。

这里之所以特别提及城市,乃是因为与乡村所更多地体现出的熟人社会或者说熟人文化不同,这种渗透在微文化之中由微个体所给出的表达和评价恐怕是城市所特有的,而且城市化程度越高就越明显。究其原委,城市的结构性特征很大程度上决定它是一个陌生人社会,也就是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发生和维系主要依靠制度,而不是依靠地缘或者血缘。在生人社会中,陌生性携同它所特有的新颖性使公共方面呈现出更多的变化,同时给私人方面带来更多的期待。不难发现,微评价主体所关注的几乎都是最新的甚至是即时的东西。这些新的东西当然是公共的,但同时也是私人所期待的。因此,在私人和公共之间,要紧的不是后者以权威身份——典型的就是政府机构的微博和微信公号——进入到微文化之中,而是以一种更大的气魄和更远的洞见对微文化的精神特质进行引领。这也是微评价主体得以形成、发展和成熟的一个要紧之处。而这个气魄和洞见的落脚点就是创新,这是因为,“新”刻画了微文化的内在追求,就像今天每一个新的变化都会引发一系列微文化现象那样。所以,如果说“新”给出了追求的方向的话,那么正是应该以创新来引领微文化的发展和微评价主体的成长。

这个问题实际上也就是微文化如何呈现作为真相的评价内容的问题,它从内部来探问铲除谣言定律的途径与可能。对此,至少有两点可以讨论,第一点就是前面所说的即时性,还有一点是微文化的自律性。先来看即时性,在这里,即时性的另外一层意思是,同一时间在同一个事件上,发生着数量无比庞大的共时性评价活动。如果这些评价活动能够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出发形成一种透视,那么就没有什么东西能达到掩盖或者煽动的目的,换言之,事情的真相就在透视中获得了一种共时性的呈现。这就如同曾子所说的“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其严乎!”[注]《礼记·大学》。在“十目”和“十手”之下,谣言自然无处遁形。在这里,至关紧要的是“十目”和“十手”,亦即不同角度的透视。微文化平台是开放、平等、自由的,所以可以并且应该存在各种不同的视角。

围观不管其规模如何仍然是私人的,这是典型的微文化现象。但是,其影响却是超越性的。比如,2018年5月,引起舆论广泛关注的演员偷漏税事件,一开始就是在实名认证为崔永元的微博上发布并得到围观的。之后,事件持续发酵,权威部门介入,并采取公共手段调查、取证和裁决。事实上,这样的案件并不是孤立的。不管每个案例本身的始末原委如何,微评价主体都在其中起着巨大作用。这反过来意味着,在微文化时代,权威部门的对象是微个体:一方面,微个体仿佛是无所归属的独立个体,另一方面,它们又处于无所不至的微文化网中。也就是说,微个体不向另一个特定的微个体表达自身和进行评价,因为它们彼此独立且互不相识,而是向由微个体所构成的微文化网给出这种表达和评价。作为结果,一个人在一个城市里哪怕不认识任何人,也能让自己的声音被听见。这个时候,微个体也就成为了微评价主体。

接下来的问题是,公共和私人之间的这个“新”究竟是什么呢?就其特征而言,是被私人所期待。期待既包含着理智上的规划,也包含着情感上的向往。后者可能更加重要,因为它扮演着动力的角色。也就是说,世界不仅应该是现在的世界,而且应该是人们所期待的那个世界。有所期待的人是心怀希望的人。微文化也许并不总是把希望当作它直接关注的东西,但它是由那些心怀希望的微评价主体从自身的微不足道中营建起来的。世界应该是给人希望的,或者毋宁反过来说,世界之所以成为世界是因为人们给了它希望。这个希望表现在时代的文化中。

现有文献从贸易边际的角度来分析物流绩效对一国产品出口影响的并不多。盛丹和包群(2011)[17]认为基础设施的建设能显著促进出口增长的二元边际,且对扩展边际的促进作用优于集约边际。黄玖立和徐旻鸿 (2012)[18]考察了境内运输成本对地区出口模式的影响,认为境内运输成本显著制约着一个地区产品出口的扩展边际,而对集约边际的影响并不明显。而Feenstra和Ma(2014)[19]在考虑经合组织内部贸易时,发现港口效率对出口集约边际的影响比对出口扩展边际的影响更为显著。

三、微评价的内容:谣言还是真相?

他的身体虽然没有受到任何伤害,但方才的交锋,却给他带来了极大的心理压力。因为他惊恐地发现,在对方与自己错身而过的时候,那些凌乱交织的钢铁骨架和错落的刀刃,在以一种特定的频率颤动着,令他眼花缭乱,无法真切看清楚刀锋的运行轨迹。

6)机遇因素。近年来,甘肃省积极推进中医药产业转型升级。甘肃省食药监局起草制定了《甘肃省中药配方颗粒质量管理暂行规定》,引导企业做好中药配方颗粒研发生产准备工作。甘肃省工信委研究制定《甘肃当归全产业链实施方案》,“岷县当归”获得中国驰名商标。与此同时,甘肃省中医药服务贸易迈出坚实步伐,在“一带一路”沿线8国建立岐黄中医学院,在 5 国成立岐黄中医中心,推动多批甘肃中医药产业注册认证与出口。2017 年 7 月,经国务院同意,原国家卫计委、原发改委、原中医药管理局联合批复,甘肃省正式成为国家中医药产业发展综合试验区,为甘肃省破解瓶颈、推动中医药产业发展带来了难得的机遇。

对于这个问题,微文化就其即时性而言所采取的是回避的态度。这是因为,当微评价内容得到翻新之后,先前内容的真伪似乎就变得没有意义了:它被迅速遗忘了,并且遗忘得如此之彻底就仿佛从未发生过那样。但是,这种回避很容易造成这样一个结果,即以谣言来更新谣言。也就是说,既然微评价内容不是在领会中得到澄清而是在翻新中得到遗忘,那么任何一个微评价主体都无须在真伪对错的甄别上被问责,或者说,他总可以通过微评价内容的翻新来逃避问责。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微文化的发展过程中,似乎总伴随着谣言的传播。微文化平台上的一句谣言可以在极其短的时间内得到极其广的传播,从而产生极其巨大的负面影响。而等到权威部门介入的时候,这条谣言已经被另一条谣言翻新了。谣言发布者就这样借着微文化的即时性获得暂时逃脱。

要使微评价内容得到健康发展,就必须铲除“以谣言来更新谣言”这一条荒谬定律。那么,如何铲除?历时性是一种最容易想到的方式,这种方式主要由权威部门来诉诸。2013年8月,在微博上大肆制造和发布谣言的网络推手“秦火火”、“立二拆四”被刑拘,就是权威部门历时性工作介入的结果。也就是说,权威部门以其无法替代的宏观洞察弥补了微个体身上所缺乏的历时性维度。由于缺乏历时性维度上的领会,微个体知道事情是怎样的,仅仅因为它被说成是怎样的,就像海德格尔在思考“闲言”时所道明的,“事情是这样,因为有人说是这样。”[注][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第196页。那么,微评价内容有没有可能以一种内在的方式来消除这种“闲言”状态?

我国还有一些论者认为,当专利权人或其被许可人在出售产品时,如果与买方就产品的使用或转售达成了限制条款,则此时产品上的专利并不发生权利用尽,专利被视为是许可给了买方;如果没有限制性条款,则商品上的专利发生权利用尽。例如,崔国斌教授即主张,“只有在首次销售没有为后续使用或者出售行为设置明显的限制条件时,才会导致权利用尽。当合同约定与权利用尽学说相左时,应当从合同约定。” [8]

微文化平台上的这些不同视角为微评价主体提供了进行比较、辨别和判断的空间。有一种观点认为,真相系于主体自身辨别能力的提高。这种观点当然没有错,但辨别能力的提高不可能在主体的纯粹内省中发生,而只可能在同各种各样的视角的接触和碰撞中发生。相反地,谣言得逞的首要条件就是取消这种多视角的透视,只有这样,谣言才可以像病毒那样迅速复制自身并吞噬他者。事实上,谣言在微文化时代也正是这样运作的:首先是在各种社交平台上发帖,然后雇佣大批网络水军顶贴,从而使得某条消息在瞬时盖过其它的东西。面对这样的形势,微个体如果缺乏多样的视角来帮助其进行客观理性的判断,并且缺乏足够的心理力量来与这种处于强势的东西抗衡,那么,谣言就会在一时之间到处肆虐。

到这里,我们不禁要问,微文化以及微评价主体的特征就可以这样被归结到私人化了吗?不管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还是否定的,我们都有必要认真地思考私人化究竟意味着什么。在这里,马克思的一个判断是意味深长的,他说,“我从自身所做出的东西,是我从自身为社会做出的,并且意识到我自己是社会存在物。”[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02页。由此,如果结合微评价主体的私人性,那么就可以说,私人性是形式方面的特征,但是这个形式所呈现的东西以及如何呈现都有其社会的来源。换句话说,这个私人不是指一般而言的那种与公共相对立的私人,而是指作为私人和公共事件的共同表达及其评价形式的私人性。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指微评价主体的私人性恰恰是对于公众而言的,即向着公众的私人表达;另一方面是指公共事件并非被拒绝,而是以私人的方式得到观察、表达和评价。

接下来再看微文化的自律性。就评价活动而言,这个自律性体现在每个微评价主体身上。尽管微评价主体的公共身份是隐匿的,或者说公共身份在微文化中是不重要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微评价主体可以缺乏自律。恰恰相反,正是因为没有公共身份的约束,自律成为了更为重要的东西,甚至可以说最为重要的东西。由于微评价内容是由微评价主体在互联网上所公布的东西构成的,所以这种公布所包含的真相契机就成为了自律的基本要义。2013年8月,中国互联网协会倡议坚守的“七条底线”的最后一条正是“坚守信息真实性底线”。这条底线可以被恰当地解读为对自律性的要求,并且可以同对于网络谣言的打击直接结合起来。比如,在作为微文化重镇的上海,人们就进行了这样的解读和结合:上海市网络文化协会、上海市信息服务业行业协会、上海市互联网协会等7家互联网行业协会将这一条底线解读为“坚守信息真实性底线。加强自律,确保信息客观真实,明辨是非,严厉打击网络谣言,不造谣、不传谣、不信谣。”这说明,在微评价活动有关谣言和真相的问题上,自律求真的精神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这个时代每天都在为微评价活动提供各种各样的素材和契机,面对这些有着极大发挥空间的素材和契机,要做到不迷失、不放纵,就必须要有自律。自律求真的精神是一种敢于担当的精神。既然,如前所述,微评价主体希望人们仅仅在他身上看到他自己,那么他就要担当起这种看到。这个时候,不仅被看到的是真相,而且这份担当更是真相。

四、微评价的意义:微还是大?

有所担当的“微”具有“大”的意义,这也是微评价活动的意义。对于这个“大”,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虑,即包容性和发展性。首先,包容的实质是对于差异的包容,也就是说,只有容许异质的东西存在才是包容,而同质的东西哪怕再多也不是包容。而且,越多地包含同质的东西就越是包容性的反面,因为异质的东西被排斥了。这就如同在反种族歧视的评价活动中,一辆只搭载一个黑人和一个白人的小车要比一辆搭载二十个白人的大车更具包容性。在这个意义上,前者更大。很显然,这种从质的而不是量的范畴来考虑的“大”,更能够体现文化的含义,因为它关涉到对于他者的承认和尊重。而这正是微文化中竭力成就的东西,即微个体并不通过诉诸某个宏大的东西来统摄他者,相反地,微个体总是与他者处在一种平等的关系之中。用本雅明的比喻来说,它们仿佛是星座里的群星。就此而言,也可以说,微文化平台是在本雅明的星座意义上建立起来的。这种星座式的关系也使我们避免了对于差异的另一种误解,即差异的目的在于相互为用的交换。这种误解同人们对交换社会的理解相关,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援引了亚当·斯密的一番论述,其中有一句是这样的,“人的各种极不相同的才能则能相互为用,因为依靠交易和交换这种普遍倾向,可以说,他们的每个不同工业部门的不同产品汇集成共同的资源,每个人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从中购买别人的劳动产品的一部分。”[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54页。人们也许会从这种体现交换倾向的“共同的资源”来理解现代社会,因为现代社会似乎正是各种才能和产品进行交换的场所。但是,马克思在归纳亚当·斯密的这番论述时明确指出,“进行交换的人们的动机不是人性而是利己主义。”[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56页。显然,在缺乏人性的地方是没有真正的承认和尊重的。

扎赉特旗节水增粮行动项目区内有大小河流74条,总长1 209km,其中流域面积100km2以上的河流有21条,河流多为降水型河流,均受降水影响,年际变化大,年内径流悬殊也很大。

反观微文化,如果说人们的公共身份特别是行业身份还能使人想起交换的存在或者至少是存在条件,那么公共身份对于微文化而言的不在场,则彻底取消了那种建立在生产分工之上的交换。事实上,如果交换是可能的,那么异质就是不可能的,因为交换的基本原则是等价交换,即以一种独断的标准把所有异质的东西化约为同质的东西,把客体的具体的特定形式化约为抽象的普遍形式,这就如同阿多诺所说的,“在这种就平均社会劳动时间来说的交换中,所交换的客体的那些特定形式必然被忽视了;取而代之的是,它们被化约为一种普遍单位。”[注]Theodor.W. Adorno, Introduction to Sociology, Edited by Christoph Gödde, Translated by Edmund Jephcott,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0, pp.31-32.在微文化中,由于交换被彻底取消了,所以微个体之间可以实现一种真正的承认和尊重,即把承认和尊重对向人,而不是对向他的身份。人的呈现和身份的消失,可以由马克思的这段话来刻画,即“……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37页。在这里,人凭自己的兴趣做事,同时不被与这些事相对应的身份所限,他就在这样的做事中使自身得到了呈现。这样的呈现可以与微文化平台上的展示进行比较,因为后者同样使得人们从分工或者职业意义上的身份中解放出来随自己的兴趣行事。如果说这个时代中的分工或职业为人们提供了安身的场所,那么立命的场所是随着安身场所的超越而开启的。这并不是说人作为微个体立命在微文化之中,而是说,微文化以一种不可替代的方式记录着人们在立命上的现状以及渴望。这构成了微评价活动的基本语境。

其次再来看发展,发展同样不是量的积累,而是生长或者说增殖。它构成了以“微”成就“大”的另一个方面。在这个方面,我们可以借助微公益这一微文化现象来加以说明。微公益的行为主体不是国家机构,甚至也不是公众人物,而只是一些普通人,所做的也都是一些举手之劳的点滴善事。就此而言,我们很容易认为,微公益是指“勿以善小而不为”,即从小善入手逐渐积累。这种从量的范畴出发的理解并不能说是完全错误的,但是它显然没有触及到更为根本的东西。那么,什么东西是更为根本的呢?这个问题还要回到公益本身。公益所指的是公共的福祉,也就是说,公益是要营造这样一个氛围,在其中每个人不因为他的身份如何而仅仅因为他是一个人,就能获得人所配享的福祉。作为结果,这种无关乎外在身份的福祉就直接作用到了人的内心。微公益也是如此,它不是简单地以小善来积累大善,就像算术累加那样,而是以小善唤起每个微主体心中的一种自主的力量。由于这种力量,每个个体不再沦为被动叠加的一个数字,而是成为主动发展的一个契机,这个发展就是我们所说的成长和增殖。在这个意义上,微公益见证的正是微评价活动的健康发展。

到这里,我们回过头来看“发展性”就会发现,它主要不是指一个人在某个公共身份上获得发展,而是指他作为人的生存获得发展,即他拥有更多的希望和可能去发挥他的作为人的才能,去实现他的作为人的价值,同时配享他的作为人的福祉。因此可以说,尽管微文化所展示的东西都是微不足道的,但是随着这些“微”在每个个体那里获得成长和增殖发展,“大”就得到了成就。这是“微”与“大”之间的默契。当然,这个默契并没有终结,因为包容还必须包容更多,发展还必须发展更大。只有这样,微评价活动才会在这个微文化的时代带来更多正能量的东西。

张艳芬
《当代中国价值观研究》2018年第06期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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