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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的可能性 ——朗西埃政治哲学的核心逻辑

更新时间:2016-07-05

在“后马克思主义”思潮涌现的诸多学者当中,朗西埃是比较独特的一个人:作为阿尔都塞曾经的学生,他以近乎“弑父”一般的理论批判从思想上远离了阿尔都塞,也远离了马克思主义,但他的写作与论说仍然不可避免地与他以往的学术经历存在着历史性关联;作为一个“跨界”的思想家,他的思想主题并不局限于特定学科。哲学、教育学、文学、政治、美学与历史等领域的研究者,都从他的著作中找到了点燃思想的火花;作为后民主时代政治批判的学者之一,他与巴迪欧、齐泽克、奈特利、阿甘本等人的明显不同之处在于,他的全部论说,都围绕着一个共同的主题——平等。

历史上,法国大革命提出的“自由、平等、博爱”,宣告了“人人生而平等”时代的来临。对于生于法国,且亲历了1968年“五月风暴”洗礼的朗西埃来说,其政治哲学自然也深受法兰西历史文化的熏陶及其自身所处历史时代情势的影响。如果我们要从朗西埃的思想论说中撷取一个总括性的主题,我们能够捕捉到的,正是作为人权宣言口号之一的“平等”。不可否认,在当代关于平等的论争当中,平等主义者都赞同平等,反对不平等,但在“什么样的平等?如何实现平等?”的问题上,他们之间却存在着思想差异。在当代西方政治哲学中,平等理论有三种分析路径:约翰·罗尔斯和罗纳德·德沃金建构的资源平等理论的分析路径,理查德·阿内逊和G.A. 柯亨等人挽救平等的福利主义分析路径,阿马迪亚·森的平等的可行能力分析路径。上述三种平等理论的分析路径,大抵囊括了当代西方政治哲学关于平等理论分析的全部路径。但朗西埃平等思想的分析论证逻辑,却迥异于上述路径。朗西埃从“人人生而平等”的预设出发,试图超越当代政治哲学中政治的终结和政治的复归两大问题,以在政治行动中验证“平等”,从而以平等原则开辟后民主时代政治解放的可能性。

一、政治理性的歧义逻辑

对于西方文化来说,理性是其近乎完美的阐释维度之一。自柏拉图开创西方理性主义的哲学体系以来,人类理性作为认识和评价世间万物的最高准则,成为西方文化乃至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坚定信念。与此同时,柏拉图以理性治理城邦的政治哲学余波,也绵延至今。政治理性或者政治理性主义成为当代西方政治哲学重要的理论范式之一。这一理论范式在思想上试图通过推演严密的形式逻辑以消除含糊、矛盾或者模棱两可的观念,将我们的思想奠基于清晰严格的逻辑推理之上。就政治理性而言,即遵循西方哲学的思想规律,它在理性原则之上构建某种政治理念,以理性的原则衡量政治生活的多重层面,认为并相信理性能够解决政治生活中的大部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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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祛除神学的历史进程中,崇尚并高扬政治理性开启了启蒙运动的理性觉醒,人类由不成熟状态走向能够自主运用理性的状态。对人类生活确定性和永恒性的追求成为理性探索的重要方向,这一方向指引并推动着科学、经济和社会的进步,指引政治生活朝着某种善的秩序推进。人们甚至认为“理性发现真正正确的和善的世界秩序是唯一的,也只有这唯一的世界秩序能适用于任何时空的一切人类。”[注][加]莎蒂亚·德鲁里、亚历山大·科耶夫:《后现代政治的起源》,赵琦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年,第3页。对理性的这种极度张扬,寄予了人们试图通过理性实现民主、平等与正义的美好期许,也凸显了理性之普遍规律性以及作为终极实在的某种实体特性所蕴涵的局限,形成了一种形而上学的思想范式。

“平等不是一个需要达到的目标,它是一个起点,一个可以打开检验其可能性之场域的预设。”[注]Jacques Rancière,Moments politiques: Interventions 1977—2009,Mary Foster,trans.,New York:Seven Stories Press,2009,p.218.我们从政治与平等的关系中可以推断,朗西埃重构政治范式,其前提性预设就是“人人生而平等”的公理,其目的则是在“政治”行动中验证平等。对统治的自然秩序来说,处于感知秩序中的各个组成部分从属于共同体的同一性之中,但“五月风暴”中学生和工人对于社会不平等的反抗,以治安构序的例外状态,揭示了感知分配主体与其自身处境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构成了平等与否的纷争,平等的预设由此开启了建构、实践自身的场域,即“政治”。它的价值就在于,以近乎实践的政治行动实现平等。

无独有偶,在政治哲学思考的路径中,“政治的复归”亦以另一种理性反思路径“逃避”了“政治”,以不同于“政治的终结”的方式形成了同一效果:“取消政治自身的概念以及作为其本质要素之一的不稳定性。”[注][法]雅克·朗西埃:《政治的边缘》,姜宇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第136页。施特劳斯和阿伦特都主张“复归古典”,即借助古典政治哲学拷问以理性为基础的现代性,以此激活当代政治哲学,为现代性走出合理性危机寻找良方。在朗西埃看来,无论是施特劳斯以“意见”取代“真理”,将政治视为对“善”的生活的追求;还是阿伦特以“行动”取代“沉思”,追求积极政治生活的“复归”,他们的共同缺陷在于“复返的政治哲学似乎特别着重于如何确认古典教条与自由民主国家合法形式之间的联系”,[注][法]雅克·朗西埃:《歧义:政治与哲学》,刘纪蕙、林淑芬、陈克伦等译,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3页。都“重新回到了把政治归结为国家统治的这种纯粹和简单的还原。”[注][法]雅克·朗西埃:《政治的边缘》,姜宇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第120页。

在当代政治哲学光谱中,重新认识政治理性有两种不同的路径:“政治的终结”和“政治的复归”。“政治的终结”认为政治的任务是实现自由民主制度。“苏东剧变”之后,自由民主论者福山认为,自由民主作为一种具有普遍性共识的政治理念,在平等的、相互的和有意义的基础上形成了一种相对稳定的社会均衡态势,自由民主制度所具有的内部纠错功能机制能够在共同体内部解决各种“问题”(包括不平等的问题)。在此意义上,现代政治已经终结于自由民主制度,政治的任务已经转变为在国家和社会治理中如何传播自由民主理念的问题。传播普适性的自由民主理念,构建普遍同质的现代国家,是现代性世界中政治终结后的遗留任务。但是,在朗西埃看来,“政治的终结”意味着社会和政治的对立,已经在政治成功创造出社会国家的同时不复存在,与此同时,政治也就失去了存在理由,趋于终结。依此推断,“资本主义,顺其逻辑发展到极致,就导致了政治自身的失效。”[注][法]雅克·朗西埃:《政治的边缘》,姜宇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第136页。“政治的终结”将政治化约为管理和控制,是以社会统计学、财政预决算等理性规划对共同体不同利益及不同部分进行的精明治理和适时调节,但这并不意味着“政治的终结”,而只是“逃避”了“政治”。

在韦伯看来,现代性在本质上就是理性主义的拓展史。现代性危机实质上就是理性主义危机,而现代政治的危机则与理性主义的危机相互渗透。政治理性的危机在于,如何在传统政治理性无力继续营造良好政治秩序的情境下重新认识、维护政治理性?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是重新理解当代政治哲学中的“政治”。

①风险评估:在风险评估工作当中,应严格检查护理人员的衣着是否规范,评价其专业技能水平和应急反应能力,考察其对于消毒隔离制度和无菌操作规程的掌握情况。与此同时,护理人员需要对于无偿献血志愿者的资料进行全面的了解,确认其是否符合献血的标准和要求。检查献血者采血部位皮肤、血管,判断是否存在淤血肿胀、感染以及桡神经浅支的发生风险,警惕献血反应征象。根据风险评估结果,实施有效的风险控制措施。

二、平等原则的预设

对朗西埃而言,政治理性的歧义逻辑在于透过话语理性所体现出来的感知分配与政治主体自身之间的差距。追求共识的自由主义民主,在建立共同体共同生活的同时,也终结了政治。

将政治等同于国家统治的政治理性忽视了共同体“组成部分”的构成特性,以及“组成部分”的理性计算模式。朗西埃引用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对城邦共同体成员资格的分析指出,寡头的财富、贵族的德行或长处、普通人或平民的自由等三种共同体通过不同资格的组合获得了共同的善或者利益,城邦以“平等”作为共同体正义的无上要义,然而这种共同性的计算模式由于三种组成部分之间隐藏的不平等而变得极为复杂,由此掩盖了政治本身的“错误”。这意味着要理解这种城邦“平等”,需要有理解这种感知不平等分配的必要知识,这预设了一种破坏城邦不平等分配的平等原则。透过平等的预设,城邦共同体的错误被揭露出来。“错误”的存在,凸显了平民在城邦共同体中作为发出噪音的声音,作为不可见部分的存在。原本作为无法参与“部分”的平民,以共同体成员的身份参与到政治生活中,以此显现了自身的主体性,没有言说资格的人取得了话语权利,不可见的存在转变为可见的存在。“无分之分”即是传统政治理性中根本的错误。矫正“错误”,以平等原则与不平等政治理性之间的歧义质疑共同体感性秩序,中断并悬置原有统治的自然秩序,使得任何部分、任何等级、任何阶层在平等原则的运作中改变、移动自身所处的位置,跨越被分割的感知世界,从而使自身成为可说、可见、可理解的存在。政治就出现、发生于这种原有治安秩序感知分配的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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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西埃称之为“治安”的,实际是政治哲学中传统的政治理解,传统上的“政治往往被视为一组达成集体的集结或共识的秩序、权力的组织、地方与角色的分配,以及正当化此一分配的体系。”[注][法]雅克·朗西埃:《歧义:政治与哲学》,刘纪蕙、林淑芬、陈克伦等译,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46页。这种分配与正当化的体系不应当被称为“政治”,而应被称为“治安”。而“政治”应当是与“治安”相对立的某种特定活动,也就是说,借助政治理性计算中并不存在的假设——无分之分,依据“人人生而平等”的原则,“打断”“破坏”原有等级支配的感性经验领域,重新界定共同体各个组成部分行动的方式、存在的方式与言说的方式。

在此情境下,任何异质性的存在,在治安中都是一种错误。治安中“仅有盈满”,不存在“无分之分”。那么,在治安否认平等的情境下,平等如何可能?朗西埃认为,这就需要纠正治安“错误”的实践行动——“政治”。“政治是一种实践,借由此一实践,平等逻辑采取了诉诸错误的方式,而政治则借着成为攸关错误的争辩而连结到工作、角色和场所等既定的争议上。”[注][法]雅克·朗西埃:《歧义:政治与哲学》,刘纪蕙、林淑芬、陈克伦等译,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54页。从朗西埃对政治的理解中,我们可以看到,政治实践行动的展开,一方面是对治安否认平等的反抗,反抗既定的感知分配秩序对个体属性的固化,另一方面是实现平等的政治活动,促成“无分之分”参与政治的可能性。

那么,为什么要在政治哲学的传统政治范式上另起炉灶,重新划界?为什么要重构“政治”范畴?我们知道,朗西埃曾经是阿尔都塞的学生,但在法国1968年“五月风暴”之后,朗西埃与阿尔都塞分道扬镳,并于此后出版了《阿尔都塞的教训》一书。在该书序言中,朗西埃明确指出,阿尔都塞哲学已经成为一种“秩序哲学”。阿尔都塞认为运动中的青年学生缺乏足够的政治觉悟和理论水平,需要先进的知识分子用科学化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亦即长期的意识形态批判来为群众提供思想的启蒙与指导。[注]Jacques Rancière,AlthussersLesson,Emiliano Battista,trans.,The Continuum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Group Ltd,2011,p.9.他坚持革命运动必须要由知识分子提供的科学理论作为指导的立场,这令亲眼目睹“五月风暴”运动中工人与学生反抗社会不平等行动的朗西埃大为不满,“1968年的五月风暴,对我来说,反而是一个启示:这些被阿尔都塞认为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社会运动,其实也拥有一种动员群众和颠覆社会原有秩序的能力。”[注]Jacques Rancière,L’émancipation est l’affaire de tous,science humaines,No.11,2008.

朗西埃从“五月风暴”中看到,“无知”群众拥有能够解放自身的能力或智力,他们的平等分享能力才是平等解放的基础。“五月风暴”中,大众对社会不平等的反抗是无序的,但是,恰恰是这种无序的纷争让朗西埃认识到了在资本主义现行体制下,扰乱资本主义统治,实现劳动者真实生命政治的可能性。“当统治的自然秩序被无分之分的出现而打断时,政治便存在了。”[注][法]雅克·朗西埃:《歧义:政治与哲学》,刘纪蕙、林淑芬、陈克伦等译,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5页。政治在朗西埃的政治哲学中也因此被赋予了新的价值:“政治所做的只是依据特定情境实现平等;以争议的形式在治安秩序的核心中铭刻平等的验证。”[注][法]雅克·朗西埃:《歧义:政治与哲学》,刘纪蕙、林淑芬、陈克伦等译,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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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现平等的可能性

必须指出的是,在朗西埃关于平等的分析路径中,平等并非一种政治哲学意义上的规范性,也并非伦理学意义上规定的一般价值判断或行动准则的实体,“我拒绝将政治建立在某种关于共同性的伦理观念上。”[注][法]雅克·朗西埃、谢卓婷:《思考“歧感”:政治与美学》,《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2014年第1期,第204-222页。那么,“平等”在朗西埃政治哲学的分析路径中如何变得可能?

如前文所述,平等原则的运作实际上需要具备两个条件:其一,某种纠正“治安”错误的实践行动——政治;其二,参与活动的主体“无分之分”。

朗西埃这里所说的实践行动,显然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理解的主观见之于客观的物质性活动。在此,我们需要引入朗西埃所提出的“感性分享”(partager du sensible)概念。即“由那些足以让我们同时看见‘共同存在’(commun)与‘切分’(découpage)(决定各个位置与组成部分)的感性事实所组成的系统。”[注]Jacques Rancière:《感性分享及它生成与政治与美学间的各种连系》,黄建宏译,《中外文学》2003年第2期,第223-224页。这里的感性,指的是人们凭借感官、感觉、感受获得的知觉体验。朗西埃认为,“感性分享”确定了某种共同分享及其各组成部分的分配方式,这种分配方式基于某种时间、空间与活动形式的分享或分割。他充分利用了法语词汇“partager”呈现的共享与分割的双重意蕴,借此表达了“感性分享”的双重意义:一方面,这种分配方式既是分割又是排除;另一方面,这种分配方式也决定了何者能够参与的可能性。

也正是因为平等采取了诉诸错误的方式,作为大众活动领域的政治,才以争议的形式在治安秩序中铭刻平等的验证。这个“错误”,如前所述,就是未纳入政治理性范畴的“无分之分”。“政治所揭示的,是共同体的‘组成部分’的计算,而这种计算永远是虚假的计算,一个双重计算,或是错误计算。”[注][法]雅克·朗西埃:《歧义:政治与哲学》,刘纪蕙、林淑芬、陈克伦等译,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9页。朗西埃重构政治概念的目的之一,便是以政治揭示政治理性计算所忽略之处。“政治的产生,并非单纯的统治,而是因为对于组成部分的计算中出现了不恰当的计算。”[注][法]雅克·朗西埃:《歧义:政治与哲学》,刘纪蕙、林淑芬、陈克伦等译,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4页。

浙江省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书记处常务书记田宇原,中国文联副主席、浙江省文联主席、浙江省美术家协会主席许江,团省委副书记、浙江省青联副主席周苏红,浙江省文联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徐晓等领导,全山石、高士明、吴山明、邬继德、孙永、应金飞、尉晓榕、杨参军、张曙光、井士剑、孔国桥、杨劲松、周崇涨等知名美术家出席开幕式。浙江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骆献跃主持开幕仪式,周蕴智、全山石、孙永、许江分别代表青年美展作者、老一辈美术家、展览评委会和主办方先后致辞。

如此一来,治安体制在感知分配中就预先确定了共同体组成部分的存在、位置与感知方式,同时也预先假定了言说与噪音、可见与不可见、可倾听与不可倾听之间的分配。朗西埃指出,“社会秩序之中,没有空白,仅有盈满;仅有力量及与其对抗的力量。政治因此无关紧要,它仅能是治安,也就是,对于平等的否认。”[注][法]雅克·朗西埃:《歧义:政治与哲学》,刘纪蕙、林淑芬、陈克伦等译,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54页。我们从中看到,在朗西埃那里,作为社会秩序的“治安”,是没有“空白”部分的感性分配体制,没有为任何“空白”留有余地。因为治安构序情境下一切言说都是可以理解的,一切组成部分都是可见的,所有诉求表达都是可以倾听的。但是,朗西埃认为,这种政治理性所假定的组成部分的认同模式,其实是自由主义的“共识”实践与思维的展演。

问题在于,在追求共识的政治理性传统中,如何纠正“错误的计算”“不恰当的计算”?解答这一问题的钥匙,在于理解“政治”的多义性。“政治乃是由于各种主体或各种特定的主体化的部署而得以发生。”[注][法]雅克·朗西埃:《歧义:政治与哲学》,刘纪蕙、林淑芬、陈克伦等译,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54页。与政治攸关的主体不是达成共识的大众,而是政治活动中误算的部分——“无分之分”。无分之分的政治主体化宣示了自身作为政治活动主体存在的可能性,以“人人生而平等”的平等预设颠覆原有治安秩序支配下的经验场域配置。“政治主体化重新划定了赋予每一个人与其分属的经验场域。它瓦解了但也重组了定义共同体的感性组织的各种作为(faire)、存在(être)、说话(dire)模式之间的关系;它也瓦解与重组了人们从事一件事的场所和人们从事另一件事的场所之间,以及某个特定行为所需的能力和其他行为所需的能力之间的关系。”[注][法]雅克·朗西埃:《歧义:政治与哲学》,刘纪蕙、林淑芬、陈克伦等译,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60页。政治主体化,显然是朗西埃坚持平等不是有待实现的目标,而是一种方式、一种方法的体现。政治主体化意味着参与政治活动的主体——无分之人,重新形塑自身活动方式、存在方式与言说方式之感知配置的过程,这一过程也是以平等作为主线,连接政治实践的过程。

以法国女性德鲁安无法参与法国公民的国会选举为例,朗西埃提出,一般认为,“法国女性”理所当然地属于法国人民的范畴,但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却与拥有普遍投票权的法国人民不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国人中没有法国女性参与政治的空间。德鲁安作为一场实际上无法参与国会选举的候选人,揭露了治安逻辑中的错误,将所有治安逻辑分配给法国女性公民作为母亲、教育者、文明教化者的女性功能,转化为女性的“我们是、我们存在”的争辩。这种重新形塑经验场域的政治行动显现了感知分配中社会身体之不平等的秩序与一般言说者的平等能力的秩序之间的差距,从而勾连了女性与法国公民的平等之间的关系,在论证女性成员存在的主体化过程中显现了女性在法国人当中作为平等主体存在的可能性。朗西埃认为,法国女性在共和时期提出她们是否是具有普选权的“法国人”这一问题时,其出发点是平等与不平等之间的间距。作为当时法国治安秩序中被排除的“无分之分”,他们以实践行动证明了平等文本与不平等现实处境之间的关系,借由这一事实,展现了主体自身存在的现实可能性。这一主体化形式质疑并重构了分配身体位置与功能的治安秩序,使得政治理性所未被计算者能够被计算,所未被纳入者能够被纳入。在“政治”与“治安”的碰撞中,平等才有可能从普遍性的认识转变为现实处境的改善,才有可能让那些不被感知的存在、不被倾听的部分、不可见的部分发出自己的声音,表达自身的诉求,走出政治理性同一化的阴影,让他们通过持续不断的平等原则的运作和验证亲自参与政治活动,将人与人平等的原则不断地落实到社会和历史的发展过程中。

四、结语

可以说,朗西埃与巴迪欧、齐泽克、阿甘本、奈特利等“后马克思主义”学者最大的不同,就在于他的政治哲学的平等特质。巴迪欧认为,朗西埃的平等的公理化概念,是对当代政治哲学做出的最重要和最鼓舞人心的贡献之一。[注]Gabriel Rockhill and Philip Watts,Jacques Rancière:history,politics,aesthetics,Durham and London:Duke University Press,2009,p.152.而朗西埃本人也一再地强调“我认为政治是具有自身的普遍性及其自身的尺度的,那就是‘平等’”。[注][法]雅克·朗西埃:《歧义:政治与哲学》,刘纪蕙、林淑芬、陈克伦等译,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09页。“平等验证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注][法]雅克·朗西埃:《歧义:政治与哲学》,刘纪蕙、林淑芬、陈克伦等译,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22页。需要注意的是,朗西埃的政治哲学关注的平等与其他平等主义者所关注的平等有很大差别,要分析这种差别,不仅仅在于揭示朗西埃验证“平等”的逻辑及其可能性,更重要的是,需要以朗西埃提出的“平等”作为节点,对“平等的验证”过程中涉及的“治安”“政治”“无分之人”做出进一步评价。通过这种评价,我们能够把握到朗西埃平等思想的价值所在。

于是,在朗西埃那里,“政治的终结”和“政治的复归”,归结起来实际上都是将政治等同于国家统治。而国家统治,都以不同的政治理性作为原则压制了政治,两者的等同是对政治的“逃避”。上述两种政治理性都是以共同体共识作为基础构建了执行公共分配的政治秩序与理性原则,而这种政治理性是朗西埃难以赞同的。在朗西埃看来,不同政治哲学话语背后已经存有理性分配的逻辑,不同政治哲学正是通过操作话语理性来处理政治难题。政治主体由“不在场”转变为“在场”之前,已经先在地存在着形塑其行动的话语理性结构和感知分享机制,由此生成了对话双方作为说话者和理解者的异质性感受,身体感受与规范理性之间的感知分配“间距”。这一异质性感受和感知分配“间距”在共同体的政治主体之间分界出:属于共同体部分的部分和属于“非共同体部分的部分”,即朗西埃所说的“无分之分”。[注]“无分之分”(une part des sans-part)是朗西埃创造的概念,用以表达政治主体。张一兵将其翻译为“无分之分”,张剑将其译为“非部分的部分”。但是,在朗西埃看来,政治主体并非是实质性的存在,也不指向任何确定的对象,而是意味着政治主体化的过程。朗西埃认为传统意义上的政治遮蔽了共同体中对自我身份、地位或分配机制存在异议的部分,这部分在政治生活中实际上没有参与共同体构建的资格,因此成了一种“增补”的主体。当这部分开始改变传统政治赋予的身份地位和社会角色时,便在政治中凸现自身作为共同体部分所具有的可见、可说、可被倾听的权利。参见张一兵:《无分之分:治安构序逻辑断裂中生成的失序政治——朗西埃后马克思生命政治哲学的异质走向》,《社会科学研究》2013年第1期;张剑:《朗西埃:激进平等的政治》,《马克思主义哲学论丛》2016年第1期。 “无分之分”之存在,与现代政治理性之统计与计算的可见性模式相矛盾。现代政治理性对政治主体的计算,是排除剩余物的计算,排除了多余的“增补”的计算。然而,在朗西埃看来,这种建构身体秩序的政治理性,恰恰忽视了共同体中不可见、不可说、匿名或无名的部分,使其自身呈现出可见与不可见、话语动物与噪音动物、有名与无名之间的对立。根据朗西埃的平等思想,政治理性的歧义逻辑,正是在验证平等原则的一系列理论与现实展演中得到了转换与解决。

朗西埃认为,平等是政治自身的普遍性和尺度所在。这与朗西埃提出的以实践行动验证平等直接相关。“政治”以平等原则作为前提预设,主张在政治活动中“验证”平等,这种“验证”可以被视为实践意义上的证明。朗西埃在《政治的边缘》中提到,法国成衣工人举行罢工,要求与雇主之间实现“平等的关系”。这里的关系,一方面,涉及工人角色和职位的分配,即经济上工人对雇主的依附关系,这是不平等的关系;另一方面,与平等的依据相联结。从人权宣言到国家宪法,都明文规定了公民在政治法律上的平等。这种平等铭刻于文本之中,应当在日常生活中被付诸实施。平等的运作提出了人们给予自身平等性的证据。工人摆脱作为少数者的状态,以平等的政治理性原则来对抗不平等,在行动中建构起对于平等的证明。相对于雇主而言,工人在经济上无疑处于弱势地位。与他们地位类同的,还有古代的穷人、法国的第三等级和现代的无产阶级,以及无国籍的难民、非法移民和其他弱势群体。他们要求平等的运动试图证明:“那些要求平等的人对有权享有平等,他们参与一个共同的世界,在其中他们能够证明其理由并让他人承认这种理由的必然性。”[注][法]雅克·朗西埃:《政治的边缘》,姜宇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第41页。但是,“人人生而平等”原则中的“人人”,并非是普罗大众意义上的群体,而是特指政治理性计算中“纳入又排除”的部分,一群没有资格的人,没有参与之分的人——“无分之分”。当平等的原则在实践中落实于无分之分,不被纳入政治理性同一性的部分,共同体中多余的增补部分,在平等的验证中宣称将自身与共同体整体等同起来的时候,平等原则就有了普遍性的意义。正因如此,巴里巴尔肯定道:“这个部分‘非部分的部分’……不但是公民权最具活力的象征,它也是这样的一个小部分,它可以将自身的解放当成全体解放的一个尺度。”[注]Étienne Balibar,La crainte des masses. Politique et philosophie avant et après Marx. Paris: Galilée,1997,p.24.

如果就朗西埃赋予“政治”以平等的普遍性,在实践中验证平等原则而言,其思想无疑是激动人心的。“政治”最重要的意义就在于否定了治安对于平等的否定,使原本的无分之分有了参与政治的资格,“无分之分”中断治安秩序施加于人的不平等的身体位置和感知分配,验证了“人人生而平等”的合法性。可听、可说、可见、可感的治安分配逻辑由此被打断并发生改变,被剥夺部分维护自身权利的合法要求,改变了现状并实现了更大的正义。但是,需要注意,朗西埃指出,虽然政治的唯一原则是平等,但是并非所有的平等都具有政治性,只有在涉及了身体位置分配与共同体之间的争议时,平等才具有争议性,政治才会开始。按照这种方式来理解,朗西埃重构的政治概念、坚持的平等,都存在于对不平等自然秩序的反抗当中,并非是一种常态存在。“政治,就其特性而言,是罕见的。它永远是在地的和偶然的。”[注][法]雅克·朗西埃:《歧义:政治与哲学》,刘纪蕙、林淑芬、陈克伦等译,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81页。“当平等的偶然性以人民的‘自由’打断了统治者的自然秩序,当此中断制造了特定的配置时,政治便发生了。”[注][法]雅克·朗西埃:《歧义:政治与哲学》,刘纪蕙、林淑芬、陈克伦等译,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32页。继续沿着朗西埃的这一路径前进,就存在一定的问题。平等的验证虽然为话语无法被倾听者提供了改变不利地位的希望,矫正了治安构序自身的不平等和不公正,但是,朗西埃的政治重构的狭隘性,却使得平等的验证改变不平等的积极意义大打折扣。

研究发现,亚低温治疗时,咪达唑仑复合芬太尼的镇静、镇痛效果好,对血流动力学影响较小,安全性高,不良反应发生率极低,是一种理想的镇静药物。但需注意的是,咪达唑仑作用时间短、代谢快,给予首剂时应尽量匀速推注,避免心率、血压波动较大;需要及时、严密评估患者病情及镇静深度,随时调整药物剂量,若出现寒战应及时追加肌松药物,避免引起体温上升,增加人机对抗、氧耗,影响亚低温治疗效果。咪达唑仑复合芬太尼亚低温治疗在国内应用的文献报道有限,相关研究不多,长期用药的安全性有待进一步探究,还需大样本、多中心、随机研究论证。

“争议性”“偶然性”“政治不是权力的实施”[注][法]雅克·朗西埃:《政治的边缘》,姜宇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第119页。。对朗西埃而言,争议形式、偶然性是政治的固有特征,政治无关乎权力。以此理解,没有感知配置的中断,便没有政治。但显然,政治是持续变化的。如果政治仅仅以偶然性、争议性的形式出现,且与权力无关,那么我们如何去探讨“什么样的生活是值得过的美好生活”?如何回答“什么样的政府是好政府”?朗西埃虽然也承认有好的治安,但是他的政治范式却无法解释政治的持续与变化,他也没有进一步思考激进的平等政治如何继续维持和发展,以至于“政治”所取得的平等效果很快便被新的治安分配体制所淹没。对此,有学者指出,朗西埃提出在政治中断过程中重新配置感官秩序的说法在道德上是诱人的,但这种重新配置似乎和示威运动一样短暂,朗西埃并不提及政治中断之后发生的事情。他的政治概念遮蔽了社会生活中的制度体系,而这却是我们现实中的必然存在。“如何在社会中创造更平等的关系,包括以其关键制度作为媒介,这一问题似乎被提前摒除了: 平等是某种隐藏的机制或某种转瞬即逝的展示,而不是我们彼此之间不断发展的关系或制度体系——我们参与的社会文化和政治法律的特征。”[注]Ella Myers,Presupposing equality:The trouble with Rancière’s axiomatic approach,Philosophy & Social Criticism,Vol.42,No.1,2016,pp.45-69.朗西埃对此辩解道,他的立场的确是政治不能被制度化,但是民主思想和实践可能会激发那些更加开放的政治和平等逻辑的制度安排和生活方式。[注]May Todd,Noys Benjamin,Newman Saul,Democracy,anarchism and radical politics today: An interview with Jacques Ranciere,Anarchist Studies,Vol.16,No.2,2008,pp.173-185.

我们认为,朗西埃拒绝制度化政治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出于对阿尔都塞“秩序哲学”的不满;另一方面,是对后民主时代新自由民主“共识”的批判。两者对于朗西埃而言,都是一种压迫性体制,“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就对感知分配的不平等而言,朗西埃的拒绝是合理的。但是,朗西埃在倒出洗澡水的同时,也倒出了洗澡盆里的孩子。这种处理制度的方式,实际上阻碍了推动平等的努力。“政治在治安的基础上行动。”[注][法]雅克·朗西埃:《歧义:政治与哲学》,刘纪蕙、林淑芬、陈克伦等译,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51页。 “治安亦有好坏之分—毕竟,比较好的治安,不是顺从预设的自然社会秩序或立法者的科学的治安,而是由于平等主义逻辑造成的决裂与加入,使其摆脱‘自然’逻辑的治安。”[注][法]雅克·朗西埃:《歧义:政治与哲学》,刘纪蕙、林淑芬、陈克伦等译,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49页。朗西埃没有注意到,基于他的政治构想,以争议性形式中断、扰乱甚至破环治安秩序的平等验证,在彰显无分之分平等的合法性的同时,实际上也从另一层面为治安构序做了合法性辩护。

朗西埃的政治概念的狭隘性限制了平等验证的普遍性,政治概念自身的不足也遭到了批评。蒂姆·菲斯肯(Tim Fisken)认为,朗西埃的理论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历史性的理论,其思想论证所依据的历史实证案例,并不涉及相关的社会和经济变化,他专注于话语理性的操作,语言表达是唯一适用于政治的。[注]参见Tim Fisken,The Visibility of Politics: Jacques Rancières Challenge to Marxism,Jernej Habjan,Jessica Whyte,eds.,(Mis)readings of Marx in Continental Philosophy,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2014.由于这种不足,朗西埃的平等验证无法与现实政治活动产生更多实质性联系,有沦为话语政治的风险。齐泽克则指出,朗西埃政治哲学最大的问题在于贬低了经济领域,在他的论证当中,没有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位置,他也没有认识到,“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商品和资本世界的结构并非只是一个受限的经验领域,而是某种社会-先验的先天,是产生了社会和政治关系总体的基质。”[注]Jacques Rancière,The Politics of Aesthetics,Gabriel Rockhill,trans.,London:Bloomsbury,2013,p.171.

绍兴市燃气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下属的燃气运营企业、燃气管道施工企业均有很多在建燃气工程,2012年10月份合并报表显示在建工程达8 240万元,其中输送管网施工工程就高达6 328万元.集团公司高度重视,对施工材料成本进行了较严格的控制,并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如通过引入供应商准入制度,控制工程采购材料的质量;通过入围供应商招投标制度,控制工程采购材料的价格;同时在工程材料的入库、领用、结算、核算、盘点等方面制订了一系列制度,对工程材料的各环节进行严格的管理,以控制工程材料成本.

总之,平等的验证作为朗西埃政治哲学的核心,在其不愿承认的伦理规范性方面,其实是最为值得称道的。朗西埃注意到,当代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的演进已经显示了语言在构造现实世界中的强大力量,但是在当前自由主义共识性民主的笼罩之下,政治理性依然将某些声音视为噪音。由此,朗西埃以争议形式实践“人人生而平等”的预设,以激进的态度中断、扰乱身体位置既定的治安秩序,破坏社会日益固化的身体位置秩序,无疑是对共识性民主平等假象的深刻批判。但是,“政治”的争议性、偶然性、不稳定性,在促进平等的同时,也限制了平等原则发挥的余地。越出这一逻辑框架,我们可以进一步设想,如果在朗西埃平等验证逻辑基础上,纳入制度建设考量,结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否有可能以一种总体性视角,对“人人生而平等”作出更适于我们时代的诠释。

赵林林
《当代中国价值观研究》2018年第06期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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