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边的发蒙初史——《故乡与少年》之二

时间啊，请严刑拷打

我愿意全盘招供

——于坚《沙滩》

1

记忆与现世的奇异遭逢，常常蹊跷得叫人兀自惊叹！

1996年9月，穿过云南迪庆藏区攒动的群山，沿着澜沧江边的崎岖公路，从阿墩子即德钦县城往南奔行了近百公里后，我和几位同行者，正要一起跨过澜沧江上的一座木桥，走向江边的茨中教堂。

头上，天青云白。

身边，水涌浪高。

“共享单车”首例触犯刑案即是“私藏共享单车”。2016年，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对首例共享单车刑案做出一审判决，以盗窃罪判处犯罪人韩某某拘役三个月，缓刑三个月，并处罚金一千元。本案的具体案情为：五十二岁的韩某某因见门口的共享单车几日无人使用，便想自己占有一辆，于是趁无人注意时，将车直接搬入自己家中，但因无法开锁，便搁置家中。

直到那时，我也没有想到，我竟会同时穿越时光与空间，就在那里，真的与一座天主教堂不期而遇。

——是偶然，或也是命运安排。

与那个叫命运的老对手，千百次交手，有时它赢，有时我赢，各有胜负。那天它似乎就隐身站在我的背后，面色黧黑，目光严峻。

那离我第一次进入一座教堂，相隔了整整五十年。

在长卷散文《灵息吹拂》一书中，我自不会放过那个时刻：

“江水在茨中成为我与彼岸的阻隔时，来得坚决又突然。对这个结局我毫无预感——从阿墩子开始，我与澜沧江有近100公里的结伴而行，直奔下游。雨季。山区公路。90多公里路程。每小时二三十公里的速度。三四个小时既匆匆而过，又格外漫长。好在我与澜沧江一直方向一致，并行不悖，虽属初识，却应是相知的朋友——尽管我在半山，江水在谷底，一路都是云雾，一路都是混沌；尽管江水总被云雾遮断，踪影难寻，偶而从云雾缝隙中钻出来时，总显得细弱无助，时断时续，如同一串长长的省略号，大有深意。我一直在思索领悟，企图理解，心想当我面对它时，我终将与它直接对话，现在才明白，那只是错觉，一个人对一条大江的错觉。

正确认识教育区别于其他事物的质的特点是全面掌握教育概念的首要问题。过去强调教育质的规定性只是“一种有目的地培养人的社会活动”，主要突出了教育者的自觉活动一面，但未指明这种经验传承的互动特性，而且把受教育者的自觉学习与自我教育活动排斥于教育之外，是不完整的。现在人们逐步认识到，一切教育本质上都是自我教育。《教育学》(第七版)明确了教育的质的特点是：有目的地培养人的活动，教育者引导受教育者传承经验的互动活动，激励与教导受教育者自觉学习和自我教育的活动。这样概括就比较全面充实。

“茨中大桥左岸桥头的那片风景，像一幅没有画框的静物画，悄然悬挂于山野，无人收藏。桥头被人以微笑把守，禁止一切车辆通过——天堂的入口也不过如此，那片河谷或许真属于天堂。某种陌生的气息扑面而来，清凉，生涩，丝丝缕缕，带着朦胧的甜腥。尝试‘跳’出这个场景，从远处反观自己，把事情想得明白些是困难的。有时，人只是被抛在历史长河边的一粒沙子，完全可以忽略不计。试图让一个点（个体的人），包容一条线（一条大江，甚至历史的河），进而让二者完全融合，注定只是徒劳。现实一旦与历史隔断，剩下的便只有恍惚与惊异。

“没有钟声。伫立无语，默然以对，只能以凝望代替倾听——既然无法倾听时间，便只能凝望时间留下的痕迹。目光像一群鸽子，沿着澜沧江往上游方向飞翔，越过江水，在詹姆斯·希尔顿的教堂钟楼上歇落——那是另一个世界的标志。卡瓦格博雪峰——它的另一个名字叫太子雪山——在远处闪光，它的情人缅茨姆峰却近在咫尺，端庄温柔。历史与传说尚有余温。雨云如惊鹤之翅，飘忽不定。风吹动着阳光。江对岸的世界敞开着又关闭着。经堂，配房，果园，以及有关那座教堂的所有更为隐秘的支撑，比如人心以及渊源，都掩藏在雨后明亮的深绿之中。没有经幡、玛尼堆与风马旗——在康巴藏区，在那片被宗教液汁浸润多年的山地，那是个意外，让人困惑。钟楼孤独地耸峙，风尘久远。绿意盎然，覆盖着百年历史，老迈的教堂因而有了几分活气，包括古老的苔藓。于是在鹰飞走之后，一切又有了动感。钟声始终没在那时响起，无论我的期待多么虔诚，或许它已冻结在某个怪异的时刻。英国人詹姆斯·希尔顿是这么说的，‘整个山谷似一个内陆的海港，而俯视着这海港的卡拉卡尔雪峰是港口的灯塔。他越看越像，因为雪峰的尖端确实有光亮，那幽蓝的冰光更增添峰之辉煌。‘看来，世界在大半个世纪后并没有多大改变，教堂依然像一艘大船，随时在等待出发。那是一条没有方向的船，从世纪之初的森森草木与沧桑岁月中驶来，船头冲着澜沧江，瞭望塔般的钟楼掉在船尾，终于搁浅在时间荒寂的河滩。远方，无数心灵的码头和港湾人声喧哗，从此都成了船的梦幻。

“——那已是午后，时雨时晴，亦雨亦晴。阳光湿润得能拧出水滴，雨线却温暖而有灵性，就像神灵服饰上的珠串，从天上披纷而下，一直垂落到地面。太阳打着侧光，巨大的山谷之杯，斟满了光影酿制的葡萄酒，窖藏多时，桔黄色，或是琥珀色，啜一口或将狂醉。它在庆贺？祝福？还是祭奠？不得而知。雨脚斜斜的，穿着亮晶晶的长靴，正高一脚低一脚地赶路。高原，那起伏无定的大地，回应以细密的沙沙声，像某个康巴女子忧郁的叹息，自娱的哼唱。停在桥头的吉普车斑斑点点，像一只肮脏的野豹，浑身泥水——在长达100公里的奔突与颠簸后，它已是一堆筋疲力尽的破铜烂铁，再也不能开动——我也一样。追踪历史从来都很累人。”

2

记忆，就在那时悄然复活。

无论何时，记忆的复活都需要一个刺激，类似的场景，曾经的声音，甚至某种似曾相识的味道，如同一道闪电，刹那间，便会照亮存于心中的久远的夜色。

我的耳边，骤然响起一个遥远又遥远的声音，轻柔，近乎飘渺：

好了，该你了！孩子，过来，到这里来……对了，伸出你的小手，从木箱子里拈一个纸阄……好……把它打开，看看你的号码……哦，好了，现在你可以到那边去领取你的礼物了……

——遥远的声音呼唤着我，穿越了人世与冥界，直抵眼前。一连串景象在那个声音的呼唤中次第出现，教堂，教会小学，教堂钟楼漂亮的尖顶，雪白的百页窗，穹隆般的礼拜堂，悠远悦耳的钟声，风琴声，干净整洁、不苟言笑的教士，被黑色道袍包裹得严严实实，面颊如雪的修女……

6. 永怀罔极之悲，思广推恩之义，乃图厥形，葬之坟隅，肇锡嘉铭，用志雄特。(《哥舒季通葬马铭》)[6]

此外，还有一条裙子，一条漂亮的黑裙子，洒满了金色的圆点碎花——得到那条裙子时，我约摸五六岁，正在长江边一所小学读书。

我怎么会去到一所教会学校？不明白。记忆覆满苔藓，漫漶无痕。

只记得，那所小学，叫天主堂小学。

掐指一算，那离我拿到那条黑裙子，已整整半个世纪。

3

外国教会陆续进入宜昌这座小城，始自近代宜昌的对外开埠。

所有那些由无数偶然因素造成的那个平平常常的事件，后来成了折磨我的痛苦之源——六七十年代的那些日子，人们极力把自己打扮成从娘肚子里一出来就是个革命者，立场坚定，矢志不渝。当历史不能以原貌存在时，就只能由人们随意改写。我也一样。上过教会小学的事让我有些莫名的恐惧。一个上过教会学校的孩子，与教堂、天主教一起，似乎都成了秽物。我确实也弄不懂，一个穷愁潦倒、从小学徒、以给人家站柜台为生的店员的孩子，怎么会去一所教会学校念书。“教会是帝国主义者用来麻醉人们的精神鸦片”。按照老师的教导和我自己的推论，能到那里读书的，该是那些有钱人的孩子，或是教徒的孩子，而我家那时既没钱，也不信教。我猜其中说不定有一些父母不愿意告诉我的原因，可他们告诉我，什么原因都没有，事情就是那么简单。

那只是西方宗教进入中国的一个缩影。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加快发展海水淡化产业的意见》,提出到2015年我国海水淡化日产能力将达到220万~260万m3;海水淡化原材料、装备制造自主创新率将达到70%以上;建立较为完善的海水淡化产业链，关键技术、装备、材料研发和制造能力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其中，一位来自新西兰的女士玛丽·艾米丽娅·穆尔，中文名穆秉谦，开启了宜昌近代教育先河。正是她，在宜昌先后创办了女工学堂、女子中学以及多种成人教育、幼儿教育、盲人教育机构，改变了众多普通人家孩子的命运。

就像宜昌几乎所有大的事变都发生在长江边一样，我去上学的那个天主堂，亦坐落于离长江不远的宜昌市乐善堂街（现名自立路）街口。幼时只觉得那个教堂很大，很幽深。它巨大、高阔的空间，对一个孩子，打第一眼开始，就成了一个永远的诱惑。那种诱惑并不出于宗教本身，而是出于那种异域建筑的独特甚至怪异。建筑形制反映的是哲学观念。“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中国建筑尊奉的正是这样一种哲学观，无论民居豪宅，还是官邸皇城，多是平面的，讲究的的是布局，是随步移景；西域建筑则更多地转而向天空扩展，所有的尖顶，都指向天国。仅在建筑一界，东、西方对于世界的认知，便已有了“天”“地”之别。

一个孩子的记忆总是初浅的。许久之后才知道，整个天主教堂占地面积达5800平方米，由教堂、主教府、洋行三幢建筑构成，基本为罗马式建筑形制，是鄂西最大的一座教堂。其中，主教堂始建于1883年，由意大利方济各会负责。1891年该教堂遭遇火灾焚毁，到1893年重建为砖木结构。1931年，比利时籍顾学德主教又将主教堂改建为钢筋水泥结构，建筑面积约2000平方米。其建筑雄伟壮观，装饰花纹图案精致高雅，堂内空阔明亮，为湖北省最大教堂之一。在我的记忆中，家乡除此而无更高的建筑。它一直屹立在那座小城，也屹立在我的心中。

4

奇妙就那样发生了——记忆中被尘封的一页，那时抖落一身尘埃，骤然打开，于高原阳光下，跟澜沧江边飘忽的茨中教堂，交叠在了一起。

交叠是个美丽的字眼。交叠，交集与叠印也，让单一趋于繁复，叫孤寂融进通汇，而美至奇妙，如同复瓣之花。古代诗人对这种交集与叠印的影像深有感触，常发而为诗。“月上白璧门，桂影凉参差。金阶露新重，闲捻紫箫吹。”（杜牧《秋娘诗并序》）那天，我也于刹那间，陷入了那样一场影像的交集与叠印之美，我乐于那样的陷入，生命在恍惚间，飘飞于相隔遥远的时空，轻盈而且愉悦：也是一座教堂，也在一条大江边。不同的只是那是长江，与澜沧江相隔十万八千里。想象中，江水平静时，都能映出教堂闪动的影子，那影子与云彩一起，显得淋漓轻薄。那样广阔的空间距离，怎么会有几乎一模一样的两座教堂？命运那样安排给我的际遇，其中到底有着怎样良苦的用心？而谁又能说，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的水光波影，没有映照过同一片天空？同一片心境？

若有所思间，我的双脚，在走向茨中教堂，我的脑子，却在走向长江边的故乡，走向故乡长江边的那座天主教教堂。

那，同时也是一所小学堂。

Tea has become synonymous with China.代名词直译为pronoun（代词），但套译过来是不符合西方读者的文化习惯的。只有在词汇积累到一定程度才知道应该用become synonymous with是与...是同义词的意思。

故乡的那个午后，在我印象里，其实早已一片模糊。我不记得在那里，到底读过什么书，认过、写过什么字。我甚至想不起那是什么季节。也许，一个孩子的最大兴趣，只是好玩。上学读书本身，于一张白纸般的生命，已足够新奇，而那座教堂，更有与俗世不一样的洁净、清雅与肃穆。接触与领会那样的洁净、清雅与肃穆，显然属于无意，偶然而且突兀，而作为人生最早感受的某种庄重，在此后日复一日的琐碎与苟且中，倒也无数次地叫人警醒于蒙昧混沌，行止于风雨泥泞。

其实，那时的小城宜昌，已有好多所教会学校，诸如哀欧拿小学、育德小学、青龙巷小学、益世小学，在这些小学校里， 大多都有个大小不一的教堂，有的还有教士和修女，估计也都是教会学校。我的一个中学同学，家里几姊妹念的小学，都是在一个叫“益世小学”的教会学校，她回忆说，“益世小学就是个教会学校。校长是神父，修女嬤嬷教学生手工，她们对学生很严厉。每年发一次救济，奶粉饼干糖果都是听装的外国货。学生一部分是有钱人家的孩子，也有孤儿。除孤儿外的学生要缴学费。教堂很大很华丽，高年级每周去做礼拜，低年级一月一次。1951年‘益世’改名为‘五小’，后又改名中心小学。我读四年级时听班上孤儿同学说，她们每天要给嬷嬷们倒尿盆洗衣服，绣花做手工，经常受体罚。读五年级时她们都转到福利院去了。”

术后7d观察组在对照组治疗基础上，加予通窍鼻炎颗粒（成都迪康药业有限公司生产，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10980073，规格：2g×9 袋），2g/次，口服，3次/d，持续治疗2个月。

真正飘走的却是那段时光，留下的只是那条像要飘走最终并没飘走的裙子。作为一个刚念小学一年级的孩子，那是我对丝绸质地的第一次体验，第一次印象，严格地说，是第一次记忆。我触摸到的，是一种真正的轻盈与柔软。在日后甚多坚硬如铁的时光里，那种轻盈与柔软帮我得以轻松应对。还有飞升与幻想，这两个字眼显然属于另一个范畴，却跟轻盈与柔软紧密相连。幻想指向遥远，指向未来。一个有幻想的孩子，应该是幸运的。但这事想想竟有些奇妙：丝绸产自东方，产于中国，而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孩子，记忆中对丝绸的第一次亲历经验，却来自一个地道的西方教堂。沿着丝绸之路去往西方的丝绸，辗转回到了中国，回到了那个小城，作为一个被附加了多重意义的异域符号，进入了一个中国孩子的记忆。其间的迂回与曲折，似乎隐隐暗示着一个民族命运的多舛。

那一切，作为一个孩子，当时自然不懂。但记忆犹在。当我跨过澜沧江上的那座桥走向茨中教堂时，本该轻松、坦然的脚步，却无端地多了一份矜持，一份怀旧，一份说不清道不明的对于往昔的无尽怀想……

5

我一直都弄不清，是什么原因，什么机缘，让我会去到一个教会小学念书？

直到今天，那都是个谜——细想，其实整个人生，不都是个谜吗？

好几次，我都那样问过母亲，有时直截了当，有时拐弯抹角。

母亲说，那是因为她有个信天主教的熟人，而且是她的一个结拜姐妹。结拜兄弟、结拜姐妹，或是那个年代一种常见的交友方式。生命总是孤独的，结拜让人似乎获得了支撑。还记得张姨妈吗？母亲说。我说我记得。事实上那个什么张姨妈在我的印象里早就只是个符号，没有任何物象意义；我想不起张姨妈是什么模样，多大岁数，漂亮还是什么的。我倒是记得张姨妈的男人是个花匠，也许正是因此，他在小城的一个外国领事馆谋得了一份差事，成了在某个属于英国人的院子里干活的花匠。于是从三峡深处的秭归青滩来到宜昌，不识字，也从没跟洋人打过交道的母亲，竟得以见识过几次洋人。甚至，有时我会猜想，张姨妈是否也曾劝过母亲入教呢？在两个过从甚密的女性之间，那是个容易聊起的话题。但母亲坚决地摇头：没有，张姨妈从没说过，我也从没有问过她信教的事。我当然相信母亲的话。我也从没见母亲做过类似祈祷或在胸前划十字的动作。

如此，我便绝无可能是个女教徒的孩子。

我记得，到上世纪五十年代，那个大院子成了小城的总工会，里面辟有电影院，舞厅，还有一个很大的娱乐室，摆了好几副康乐棋，我大概正是在去那里玩过后问起母亲的。母亲说，我说的就是那个张姨妈，信教，是个教徒。母亲那样说时我似乎想起了什么，我眼前出现了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的模样。但那并不是真正的张姨妈本人留给我的，而是我后来从书上和电影里看到的教徒与张姨妈模样的重叠。不过，张姨妈的男人是家乡某个外国领事馆的花匠这一事实，终于让那个印象稍微明晰了一些。我记得他有点儿瘦，经常在园子里干活，那张刀条脸晒得像块风干腊肉，笑起来满脸皱纹，说话倒非常和气——是不是因为他信教才会那样，我拿不准。他的儿子那时常跟我在一起玩，到了上学读书的年龄，我们就被一起送进了那所教会小学。

中国古人有立德、立功与立言的“三不朽”之说。德指道德，是说一个人的修养与人格；功指事功，说的是人要建功立业；言指思想，就是说一个人是靠他的思想或学术而扬名。

我记得那个孩子好像叫张家松——或许他根本就不叫这个名字，弄清他叫什么名字，对我似乎同样已没任何意义。上世纪五十年代，母亲说张家松一家搬到郑州去了，他家在那里有亲戚。后来我还听说张家松当了火车司机，消息真假莫辨。但我对火车和铁路这两个字的印象，大约就是那时留下的。许多年后，我选择了上铁道学院，学铁道工程建筑，不知是不是与此有关——记忆实在神秘——因为在那之前，除了在画报里在电影中，我还从来都没见过真正的铁路和火车。我熟悉的是船，是大大小小的轮船、木船，以及比小木船更小的舢板似的小船，家乡叫那样的小船为小划子。拥有一个小划子，一直是我幼时的梦。

一个人对故乡的了解，大多停留在表层，对于历史，对于一个城市和那个城市的人的命运，如果不是特别的需要，很少会去真正触及。历史自身，不仅任由一层厚厚的皮紧紧包裹，即便打开，与个人命运之间，也永远存有一段距离，甚至鸿沟。跨过那道鸿沟需要时间。“少小离家老大回”，永远是一个游子的痛。

那以后的将近五十年间，我与教堂再也没有任何瓜葛——在那个教会学校念了不到一年书后，我因为父亲工作的变动离开了家乡。两年后我再次回到故乡，那座教堂依然屹立在紧靠长江的那条小街上。那时，一切都没有变，小街没有变，教堂没有变，但我已变了。

史载，清光绪二年（1876年）9月13日，清廷被迫签订《中英烟台条约》，规定增开宜昌、芜湖、温州、北海为通商口岸。挂着各色旗帜的轮船，开始穿梭来往于长江边古老的宜昌码头——那是无数唐宋诗人到过的楚之西塞。小小宜昌，由此成为继汉口后湖北境内第二个通商口岸，西方传教士亦随之陆续进入宜昌宣教，各种教会学校，包括教会女子学校，亦应运而生。

惟一记起的，在那片模糊不清的往日时光里飘动着的，只有一条裙子。后来我想，幸好不是一面旗帜。裙子异于旗子，没有旗子那样的仪式感。旗子多有号召性，裙子却让人想起生活，想起日常。一条黑底碎花的百褶裙，绸子的，或是缎子的，轻薄，柔软，滑腻，拿在手里，整个人有种就要腾空飘飞的感觉，就像一个气球，会把我带到远方。远方在哪里，意味着什么，我一无所知。童蒙中有的只是感官印象，没有抽象的概念、定义与公式。童蒙之所以值得回味，值得反复咀嚼与吮咂，缘由尽在于此。那天，裙子没有飘走，它一直都在我的手中。

我的另一个同学上的，是献福路中段的育德小学，学校里有个基督教堂，每个星期天都要做礼拜，传教士是个修女。这个学校直到2017年棚户区改造时才拆掉。

行业应主动寻求潜在市场，促进行业的发展。在进一步完善成熟应用领域的基础上，加快推进同层排水塑料管道系统、地板采暖塑料管道系统、地源热泵塑料管道系统、太阳能热水塑料管道系统、中水雨水回收利用塑料管道系统、室内通风塑料管道系统等领域的应用市场。

从参赛作品以及最终获得十杰和提名奖的作品可以看出，本届参评作品题材多样，制作精良，技术上精益求精，整体水平较高，作品在构思、创意、光影、构图等方面有了新的突破，从中可以看出近年来人像摄影的发展水准。一批优秀的摄影师突破了传统模式、汲取多种艺术营养，为我们带来了新鲜的表达方式和视觉享受。从摄影风格来看，时尚风格以及对时尚元

如此，我发蒙就上天主堂小学，倒并非什么特殊的选择，在家乡那个小城，说起来只是个大概率事件。那时我家所住的地方，离天主堂小学最近，那里面，有整个宜昌最大的一座教堂。

那条裙子，从此成了我与一个天主教堂间唯一的秘密联系。

6

简单到我终于有了一条黑底碎花裙子。

2.2两组甲状腺激素指标变化 治疗前,两组患者甲状腺激素指标间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两组患者的TSH水平显著提高(P<0.05),FT3、FT4、TT3、TT4水平明显下降(P<0.05),并且与对照组相比,观察组的改善情况更加显著(P<0.05)。具体见表2。

不管怎么说，一个小学一年级的男孩对丝绸的第一次印象，就那样与一所教会小学连在了一起。学校所在的教堂有高高的尖顶，就像我后来在书上、在画报里、在电影里看到的所有教堂一样，也就像若干年后我正在走去的澜沧江边的那座茨中教堂一样。直到现在，想起教堂，我首先想到的就是教堂的尖顶，然后就是那条黑底碎花裙子。

我在那里只读了一年，甚至可能只有半年，到底学了些什么，教我的老师是什么模样，全都忘了。记忆中好像从来没有出现过《圣经》，我唯一记得的只有“天主”二字，以及那条裙子。原因就在，那个字眼和那条裙子，与一个五六岁的孩子此前的日常生活完全无法拚接在一起，而成了一个另类，柔软记忆中的一个突兀的硬块，至今也没消化。

整整一个五十年代，那条裙子一直放在我家那个装衣服的旧木柜里。印象中，妹妹从没穿过那条裙子。有一次我问母亲，妹妹为什么不穿那条裙子呢？母亲说，什么裙子？我说，就是那条黑裙子，妹妹穿上一定非常漂亮。母亲瞪了我一眼，没有回答。不知她是不屑于回答，还是无法回答。裙子一直放在老式衣柜里，压在衣服的最底层，就像一件秽物，一个耻辱和罪过的见证。它似乎一直羞于在阳光和大庭广众间飘动，除了我，也从没吸引过人们的目光。那显然是一种有意的忘却——似乎，无论如何，都不能让它在公开场合露面。许多年后，当我想起那条裙子时，它已从那个老式旧木柜里神秘地失踪。

2018年，全国旅游工作会议强调优质旅游发展理念，所追求的不再是旅游人次的增长，而是旅游质量的提升，是对全域旅游的补充和完善，让游客感受到特色、深入，触及灵魂。新时代旅游专业人才培养也要对接会议战略部署，大力开发旅游专业人才资源，新时期旅游业的发展需要大量兼有素质与技能的服务、策划与营销人才的支撑。

裙子终于飘走了，就像我一开始就预感到的那样。

但对那条裙子的记忆，却一直没有失踪。

现在，我一闭上眼睛，就会看见那条裙子，黑底碎花，轻柔滑腻，像一片被特意剪裁折叠起来的夜空，漆黑的或深蓝的，打开来，上面就会闪烁出无数星星，美丽而又荒凉。它在我眼前时断时续地飘荡了半个世纪。应该说，即使以现在苛刻、挑剔的眼光去看，那也是一条很漂亮的裙子。如果看着那一切的那个老师——记不清到底是个教士，还是一个修女——知道当初得到那条裙子的小男孩，如今是个身高一米八的大个子男人，一定会哑然失笑。一条裙子和一个男人发生某种联系，实在有些稀罕，有些荒谬，有些不可思议——我有时想，无论怎么说，那是上帝的一个小小的失误。据说上帝从不会错，它却给了一个小男孩一条漂亮的裙子。

在不断的回想中，那条裙子的身份也一直变换不定，最初我以为那是我得的奖品，但我想不出我为什么会得到那个奖品——因为我是一个虔诚的教徒？或者，因为我看上去像个虔诚的教徒？不知道。我的记忆中完全没受洗之类的庄严印象。没人向我说起过那个时刻。后来我断定那根本就不是什么奖品，只是期中或是一个学期结束时，凡在那里读书的孩子都有的一件纪念品，无非我得到的是一条裙子罢了。你可以把它理解成小恩小惠，也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小小的激励——父母给自己的孩子一个糖果，从来不需要理由，硬要寻找理由，无非就是那一点点的爱。爱深藏于心，在某个恰当的时候，变成了一个小小的举动。

我记得，那是个午后，我们被领到教堂宽大的、有着高大廊柱的回廊里，按照指定的方向，贴着回廊栏杆蹑蠕而行。靠栏杆的地方，摆着一张桌子，桌子上有一个深色的小木箱，老师让每个孩子都到那个小木箱前，从中拈出一个纸阄。阳光在回廊外种满花草的园子里闪亮，回廊里却清幽凉爽。孩子们鸦雀无声，依次走向那个神圣的小木箱。静寂如夜的回廊里，只有孩子们缓缓移动的脚步。我们一个个都显得十分严肃，仿佛正在走向的不是一个检验我们运气的小木箱，而是在走向天主。1947年或1948年的某个阳光灿烂的午后发生的那个小小的事件，就那样开始了。

轮到我了，我慢慢走向那个小木箱，从中拈取了一个属于我的纸阄。那原本就像个游戏。等待我的是什么？任何时候，一旦想到命运，游戏就成了煎熬。忐忑从那时开始，一直陪伴着我。我慢慢地打开它，那上面只有一个号码，也就是说，只是一个数字。一个孤零零的数字，在数学和现实生活里都没有任何意义，它却决定了我的命运。然后我按照老师的指引，转身走向另一间屋子。

那是间空阔的屋子，宽敞，幽深，从彩色玻璃窗斜射进来的光柱，把那种幽深分割成得明暗不一，恍兮惚兮。中间那张巨大的桌子上，摆满了各种各样的东西。老师说，那是送给孩子们的礼物，每个孩子都能按照纸阄上的号码，找到一件属于自己的礼物。欲望被骤然唤起。我记得我最想得到的是一双皮鞋，或是一个皮球——也许是别的什么我喜欢的东西，比如糖果、饼干，不巧的是，我得到的恰恰是一条裙子。我有些不相信——至今我也难于相信，一个男孩为什么需要一条裙子？那让我终身遗憾——为什么我得到的不是一个金十字架或是一个圣像？再不，就是一个拐杖或是一顶礼帽也好，偏偏那是一条裙子。

高校管理“机关化”。行政凌驾于学术、教学之上，“官本位”盛行于校园，“学者争相入仕”。随着我国高校独立法人地位的确立，高校在招生录取、经费使用、机构设置、建设项目安排、设备物资采购、干部聘任和奖金分配等方面拥有的自主权越来越多，高校领导干部和职能部门的权力也越来越大。而且高校党政“一把手”多为厅级或副部级干部，其任免根据隶属关系多由上级党委组织部门实施。但如此一来，监督往往鞭长莫及，形同虚设。一方面高校内部的纪检监察部门无法监督自己的党政领导；另一方面同级和上级党委纪检监察部门的监督，往往是在“东窗事发”之后才介入调查，这个时候已经晚了“半拍”。

——那似乎是一种嘲弄。我只能说我的运气不好。

开展管理创新活动，首先要明确现阶段工程管理中存在的具体问题，只有找到问题所在，才能有针对性地开展创新活动。问题研究工作需要广大工程管理人员积极配合，相关管理工作人员要对自身管理工作进行反思，实事求是地记录自身在管理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对此，工程管理人员需要做好工作日志的记录，并按照相关规定进行汇报。管理小组应定期开展内部问题自查自纠会议，对个人工作中遇到的各种问题进行总结。小组内部成员要相互沟通交流，对出现的各种问题进行探讨，并提出解决思路，以供他人参考。

当然，这些念头都是在后来的回想中出现的。

上帝的礼物无法拒绝。

我把那条裙子折好，装进书包，然后回家。

事情就这么简单。

7

一个并不信教，却在教会小学念过半年书的小学生，那时我到底是不是走进过教堂，已模糊不清。更为模糊不清的是，一个教会小学的学生，是不是真的不是一个天主教徒？搜尽枯肠，我无论如何也唤不起曾在天主面前祈祷、在神甫面前忏悔的记忆。我自觉不是教徒，甚至从未进过教堂——即使进去过，甚至跟我的那些同学一起参加过某种宗教仪式，那也不会是以教徒的身份，很可能是出于某种新鲜、好奇，那绝不会是一个虔诚教徒自觉自明的行动。走进教堂是在五十年之后。五十年前，如果我作为一个教会学校的学生真是一个天主教徒的话，如今的我会是什么样子？幸运还是不幸？一概不知道。

但是或不是，幸或不幸，都不能说明什么。如玛格丽特·杜拉斯所说：“我们总以为人生像一条路，从起点延伸到终点；就像一本书，以为人生是一本编年史。这是不对的。亲身经历一件事的时候，我们并不自知。然后，经由记忆，我们自以为知道发生了什么。然而眼中所见的是余光，是表象。事情的其余部分被死死地、不由自主地掩盖了，无法触及。当死亡临近，这种感觉尤其强烈，看着吧，我期待那一刻。有些散落的点、闪烁的点，或者发光的线，通向阴暗难辨的区域。我们看着自己向前，却不知前方是什么。或许生命中的每个瞬间要真的经历过才能留下点什么去回味和思考。你们的历史、我的历史，都是不存在的，顶多是词汇的集合。可以说我的人生故事、我们的人生故事，但不能说历史。从想象中回溯时间的长河方能赋予其生命。”

我对那条裙子的记忆，也无非如此。一个散落的点，闪烁的点，通向阴暗难辨的区域。生命，就隐藏在那样一些区域中。历史并不存在。隐藏，其实就是遮蔽。生命被遮蔽。一个人，如我，有的只是一点人生故事，那不是历史。那故事在我们的回想中变得津津有味，人生也因有了那种“从想象中回溯时间的长河”获得的生命感。那让我知道，我确实存在过，至少在那个教堂，在那个教会学校存在过。虚无的生命过往由此得到了某种程度可信的证实。

8

从我家到那所教会小学，中间只用横穿一个街口，就到了乐善堂街——街名至今都还散发着一股古老的宗教气息，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有了那个天主教堂，才为小街改了那个名字——教堂就在离那个街口几十步路的地方。那是一条小街，换作大都市，顶多叫里弄或是胡同，叫它街实在太过夸张。若干年后，当我怀着某种复杂心情再次走进那条小街时，我已记不清，小时候我每天是怎么沿着那条小街去上学的。小街正好与长江平行，从那个街口往南走不远，就是江边码头。上世纪五十年代，那一带江边还有几座颓败的“洋行”，一应都是些红砖建筑。上世纪四十年代日军占领宜昌前，那一带被日本炸弹炸成了一片废墟，成了叫花子和孩子们躲猫猫、打野战的好去处。有许多个傍晚，我就在那里一直玩到天黑。我由此想到，那一带或许早在世纪之初，就成了外国人的地盘——在那之前，家乡早就作为长江沿岸的一个水陆码头，被堂而皇之地写进了某个条约，“对外开放”了。

在那个小城，教堂灰蒙蒙的尖顶相当长一段时间都是最高建筑，无论走到哪里，好像一抬头就能看见那座教堂，就像那天在澜沧江边，我一抬头就能看见茨中教堂的钟楼尖顶一样。故乡人对教堂看上去似乎是漠然的。出于各种原因，我认识的街坊邻居和同学中，从没听说过哪个是教徒，难于了解他们对教堂的真实看法。但至少在我心里，教堂与那座小城似乎从来都是格格不入的——教堂那样的建筑本身，就标志着它在那片土地上是一个异类。事实上，五十年代以后，人们一直在躲着它。它存在着，却从人们心里消失了。

那个天主教堂后来被收归公有，改作了税务局，我的一个叔叔就在税务局做事，是个“干部”。我记得，有一次为找我叔叔，我又到那个教堂去过。穿过教堂宽大的回廊时，我心里很有些忐忑不安——回廊空无一人，静寂得近于恐怖。靠里到处都是拱顶的门，我不知道推开哪一道门，才能找到我的叔叔。那时我居然没想起来，我曾在那里得到过一条裙子。我每走一步，都能听到自己的脚步声在回廊里发出巨大的回响。找到叔叔后说了几句父亲嘱咐的该说的话，我很快就离开了那座教堂。

有段时间我家住的离那个教堂不远。小城还没有自来水的年代，我每天下午放学后必做的功课，都要到河边挑水，那要从教堂附近经过，如果愿意，我随时都可以到教堂里看看，问题是我从来就没进去过。我更不知道的是，家乡那样一个小城，为什么会有一座天主教堂？在世纪之初的年代，当英国人的炮舰轰开长江沿岸一座又一座小城时，那座被叫做教堂的建筑物，在整个小城简直有鹤立鸡群之感。家乡有很多天主教徒吗？比如我所认识的张姨妈和他的丈夫，他们为什么要信天主教？他们是怎么会信教的？是受了传教士的什么诱惑，还是真的全身心地笃信上帝的存在，能给他们带来好些的日子？教堂里有过一些什么样的传教士？又发生过一些什么样的故事？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想我的家那时很可能就住在那个领事馆附近，也就是张姨妈家附近。那好像是抗战胜利后不久的事，父亲领着一家人——爷爷、婆婆、母亲、我和妹妹——从沦陷区搬了出来，他刚刚找到了一份还过得去的差事，在一家百货商店站柜台，当店员。

离开家乡到外面求学后，虽然每隔几年我都会回家乡看看，但我从来没去看过那个教堂。为什么？现在想来，只能说我内心存有对教堂的某种恐惧。恐惧什么？不知道。

我又一次进入那个教堂，是在上大学二年级之后，1964或1965年。那之前，我在大学的图书馆里读到了一本文学杂志，上面刊载有几首诗，读来喜欢，恰后面注明诗人刘不朽的工作单位为宜昌专区群众艺术馆。一个工科学生突发奇想，提笔给那位诗人写了一封信，或许是因为诗，或许是因为思乡。回信地址恰是那个教堂。再一个假期回家，我按照地址再次走进了那个教堂院子，可惜我没进入教堂，并没有觉得那个教堂曾经与我的生命发生过联系，一丝一毫都没有。穿过教堂旁的一条小道，我径直去往诗人刘不朽的办公室。我甚至都没有想起，那是一个住在教堂里的诗人。一个住在教堂里却写着奋发昂扬诗句的诗人。那个巨大的教堂就在我的身边，寂静得像是一片无人荒野。直到此刻，回想起来，那都是个奇迹。教堂居然还在。就在诗人的那间办公室里，我跟他瞎侃了一阵。教堂以无声的方式参与了那场交谈，我们却毫不知情。如今，那位诗人已然往生，愿他天国安息。

9

现在，我正在走向一座天主教堂，在澜沧江边，在梅里雪山南麓——后来我听说，茨中教堂建造于世纪之初，跟家乡出现教堂几乎就在同时。从离开家乡那座教堂到我重新走进这座峡谷里的教堂，中间相隔差不多整整半个世纪。半个世纪过去，那条黑底碎花的百褶裙，依然在我眼前飘荡，飘成一个扑朔迷离的、充满了异国气息的谜。

我被那个谜诱惑着，也被那个谜折磨着。

九月的澜沧江边，那场明亮的秋雨时断时续，湿漉漉的阳光飘洒得满天满地。我就在那时静静地走向茨中教堂。我知道，我实在有些有违主人的盛情与好意——在某种意义上，我并不是为了了解那个已经破败的教堂，而是为了破译家乡那座早就在我心中存在的教堂，从儿时直到现在……

自从离开了天主堂小学，我再没回去过。半个多世纪后我再次想起那个小学校时，黑裙子依然在我眼前飘动。对一个男孩子，一条黑裙子或是一个悖论，就像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孩子，会去上一个教会学校一样。但事情就是那样，真实不虚。

10

信仰什么，并不意味着一定要皈依于供奉它的神殿。

爱，并非神殿的专属之物。

如加缪所说，惟有世界，才是我们最初和最后的爱。

许多年以后，我曾多次进入过一些欧陆教堂，从拿破仑于1805年举行加冕仪式的米兰大教堂，到当代教宗所居的梵蒂冈大教堂，从巴塞罗那市中心始建于1882年3月19日目前仍在修建中的圣家族大教堂，到布拉格始建于1344年的圣维特教堂，从那不勒斯的主教大教堂，到埃及开罗的滴血天主教堂……在所有那些教堂，我关心的只是那些建筑，而真正与我有过生命联系的，只有故乡那座至今还在的天主教堂，那是我发蒙后上的第一所小学校，当然，还有它送给我的那条至今还在我眼前飘动却不知所终的黑底碎花裙子，一片布满星星的夜空……

但不管是哪一座教堂，不管它多么辉煌多么神奇，我都把它们当成了我还是一个孩子时去过的那座教堂。一个六岁左右的孩子，那时还完全不懂得什么教义。在我不断的回想与反思中，我惟一感受到的，只是一份爱。爱与教义无关，只与心有关。即便有那样一个小小的错误，把一条裙子给了一个小男孩，但那份爱本身是真实的，真实不虚。那是一种博大的、无须理由的爱。爱从来都是没有理由，也无须理由的。人生来皆有的孤独，因为有了那样一份爱而身心温暖，可以独自上路，去面对生命长途中随时可能遭逢的黑暗与冷寒。不管是在那个小小的教会学校，还是在澜沧江边的茨中教堂，我都体会到了这一点。时至今日，爱既在泛滥，又成了稀缺。而当我回首往事时，真能让我心安理得的两件事，似乎都与那样一份爱相关，一是我从来没有过整人之心，从来没有过那样的念头，即便我从某个人那里领受的是一份无端的忌恨，一份无可理喻的恶，甚至遭遇到某种称得上是致命的打击，我欲还之的也只是从此不再理睬，而不是要用一个计谋、一点手段，以牙还牙；有时，我甚至会反过身来，设身处地地为对方想想，想想那时他是不是遇到了什么难处，以至会从他人生命里生出那样一股戾气，一种邪恶，我可以因此而原谅他。二是作为一个写作者，我从来也坚持只写我自己愿写、想写、能写的东西。写作不是邀宠。我无意服从谁谁谁的指令，只愿听从来自内心隐秘的召唤。我不知道，至少不好说与那个小小的教堂或说教会学校是否有关。但那是情感与思索的早晨。在那样的早晨，一个人年幼时受到过的礼遇，会永远留存于心，却是无可怀疑的。曾经有过的，一度让人把那种爱与邪恶联系在一起的训导，我无法理喻，也从未妥协，最终方得以慢慢从中挣脱了出来。那正应了加缪的另一段话：“勒内·查尔绝妙地写到：‘收获梦的缠绕以及对历史的漠不关心，这是我的弓的两端。’如果历史的时间并不是收获的时间造成的，那么历史确实只是一片转瞬即逝的严酷的阴影，在这片阴影中不再有人的份儿。谁献身于这历史就是献身于空无，而他自己也是一无所获，但是谁献身于他的生命时间，献身于他保卫着的家园，活着的人的尊严，那他就是献身于大地并且从大地那里取得播种和养育人的收获。”

人生路上，凡经过的，都会在心上留下痕迹。我的心，没有留在那所教会学校里，但我的思念，常常会在不经意间，悄悄去那里溜达一趟。那条黑底碎花裙子早已不知去向，如果它还在自由飘飞，上面注定会留有我生命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