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全的杂志信息网

交融與創新的盛會 ——“紀念莫高窟創建1650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綜述

更新时间:2016-07-05

爲紀念莫高窟創建1650周年,配合“首届絲綢之路(敦煌)國際文化博覽會”,敦煌研究院攜手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浙江大學、蘭州大學、西北師範大學於2016年8月20日至22日在敦煌莫高窟聯合舉辦了“2016敦煌論壇: 交融與創新——紀念莫高窟創建1650年國際學術研討會”。來自美國、英國、法國、德國、奧地利、比利時、日本、韓國、伊朗、印度以及中國大陸、香港、臺灣等地區的150餘位學者與會。

本次國際學術研討會收到中外學者提交的論文109篇,堪稱收穫豐碩。這些論文内容涵蓋了石窟考古、石窟藝術、佛教史、古遺址、古墓葬、文獻整理研究、敦煌與絲綢之路歷史文化研究、敦煌語言文學研究、敦煌藝術及其與當代藝術創作研究、石窟探險照片檔案、敦煌科技史料以及敦煌學術史等衆多學科領域。本文就本次會議提交的論文做一扼要的綜述。

一、 宗教、考古與藝術研究

有關絲綢之路、敦煌以及中國其他地區的宗教、考古與藝術研究是本次會議論文討論最爲熱烈的一個方面。

大蒜收获后不要放在阳光下曝晒,因为一经太阳曝晒蒜辫不但容易收缩,外层发粘而且蒜味觉减轻,变质,不能长期贮存。收获后创造30℃以上的高温干燥条件促进蒜头迅速干燥进入休眠。晾晒过程中避免雨淋。辫贮的做法是晾晒2~3天后,随即编成辫。夏秋之间放在临时凉棚。避免受潮受冻。串挂是将蒜头假茎用镀锌铁丝串起来,一排排整齐地串挂在屋檐下的铁丝或绳索上,使蒜头自然风干,采用这种方法鲜茎不易腐烂,质量好且简单易行。

今年是莫高窟創建1650周年,有多篇論文探討莫高窟的歷史及其價值。中華書局柴劍虹先生《“時”、“地”、“人”——莫高開窟因緣述略》認爲莫高窟創建於前秦建元二年(366),必有其因緣。對敦煌而言,時、地、人最集中之體現,莫過於絲綢之路開通後敦煌成爲其“咽喉之地”。樂僔等人最初營造的佛窟,其形式與内容,一定是既有濃郁的中亞、西域風貌,又融合了中原漢地風格,並展現了多民族文化藝術風情,體現出儒、釋、道開始兼收並蓄的發展趨勢,爲一個多元文明、昌盛繁榮的莫高窟的形成發展,奠定了扎實的基礎。敦煌研究院馬德研究員《莫高窟前史新探——宕泉河流域漢晉遺跡的歷史意義》認爲西晉時代在莫高窟創建的仙岩寺,爲敦煌最古老的佛教建築,它見證了佛教從印度和中亞傳入中國的歷史;並推測,歷史上“敦煌菩薩”竺法護曾在此地從事大乘佛教經典翻譯,可稱得上是中國大乘佛教的發祥地;同時又作爲中國最早的習禪場所,是敦煌高僧曇猷“依教修心,終成勝業”的歷史見證。聯合國和平大使、教科文佛教常駐使團團長、法國索邦大學法寶(T. Dhammaratana)博士《敦煌莫高窟: 見證佛教的榮光與世界文化遺産》認爲敦煌是多種文化、傳統和絲綢、黄金、鑽石等多種商品、語言交流之地,莫高窟也是和平、和諧、寬容和尊重佛教教義的一個典範,以莫高窟爲代表的中國佛教藝術的貢獻,充實了佛教的榮耀和世界文化遺産的價值。

馆长被砖子气吞万里如虎的气势说得张口结舌,暗忖那些有鼻子有眼睛的事莫非是假的?可有人反映到文化局了,我是代表局长来找他探口风以期交流的。他娘的,没有就算,关我鸟事啊。

音乐作品作为文本不意味着与语言文本等同。被当下化、统一化的文本也不意味着在语义层面上的整合,继而衍生出音乐在社会生活中会具有的语义上的功能。更确切地说,音乐作品作为文本,只是各种异质的意识内容在意向活动中的相互关联,而这一关联活动得以发生的场所就是音乐创作

敦煌語言文字研究。首都師範大學郝春文教授《敦煌寫本中形近字同形手書舉例(二)》列舉了“免”“兔”,“弟”“第”,“服”“眼”,“壞”“懷”,“君”“居”,“損”“捐”,“形”“刑”,“素”“索”,“苦”“若”,“禾”“木”“示”同形十組容易混淆的敦煌寫本字例,指出對這些不易區分的文字,應主要依據文義來確定這類字的歸屬。南京師範大學黄征教授《漫談古籍整理的規範問題——以敦煌文獻爲中心》論述了敦煌文獻校録整理中有關古今字、俗字、借音字、形誤字、避諱字和武周新字、隸書和草書、選擇底本8個方面的規範問題。中國社會科學院黄正建研究員《敦煌文書與中國古文書學》認爲有意識地從古文書學的視角,使用古文書學的方法,去研究敦煌文書中那些典籍之外特别是具有“書式”的文書,是今後研究應該努力的方向之一,以期使敦煌文書的意義和價值更加昇華,反過來促進中國古文書學的進步。

宗教文化、藝術的發展、傳播與交流是很多學者關注的選題。奧地利維也納大學史瀚文(David Neil Schmid)教授《可移植性與跨文化交流: 莫高窟及周邊地區基督教禮儀器具中的佛教文化》對莫高窟及周邊地區基督教禮儀器具中的佛教文化進行了研究。伊朗藝術研究院納思霖(Zahra Dastan)博士《摩尼教繪畫及其對中國藝術傳統的影響》認爲,在幾千年的歷史長河中,中、伊兩國之間通過絲綢之路的相互作用,享有廣泛的文化交流。中國傳統的道教、儒家思想與外來的明教、佛教、基督教在中國廣泛傳播、交流。中國畫家採用摩尼教的波斯風格繪畫創造藝術品,波斯繪畫風格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敦煌壁畫的藝術風格。北京大學李凇教授《雷電風雨圖像: 一種“全民圖像”的伸展》將敦煌這個“文化特區”嵌入中國藝術史之中,檢索不同信仰的産生、傳播、延展、衝突、接納、轉换與互融的現象,以“雷電風雨”這個特定圖像體系的成立,來描述文化演變的軌跡——零碎圖像(觀念)如何被逐步系統化整合的趨勢。

印度孟買KJ索麥亞佛教研究中心Supriya Rai女士《絲綢之路上的翻譯家》認爲絲綢之路不僅僅是貿易和經濟活動的媒介,更是中印文化交流的一個重要通道,古代著名的西域高僧、佛經翻譯家鳩摩羅什就是佛教傳播高僧大德的代表之一。武漢大學朱雷教授《美國耶魯大學所藏〈隋大業三年智果繪淨聲佛像〉爲僞作》通過對收藏於美國耶魯大學博物館隋大業三年智果繪淨身佛像繪畫榜題分析研究,認爲該畫爲僞作。原法國國立博物館館長、索邦大學吉爾斯(GIS)教授《中國敦煌莫高窟和佛教的文化整合(5—10世紀)》對法國近40年來西域佛教研究的專家學者以及著述做了梳理和簡述。

各地石窟特别是敦煌石窟的斷代、圖像考釋及其功能研究成爲許多學者關注的焦點。敦煌研究院王惠民研究員《敦煌莫高窟第390窟繪塑題材初探》認爲開鑿於7世紀初葉的莫高窟第390窟四壁上層所繪53鋪説法圖,應該表示佛教的五十三佛;中層和下層所繪60鋪説法圖,可能表示三十五佛和二十五佛;東壁門上繪七佛。結合三階教六時禮懺所念五十三佛、三十五佛、二十五佛、七佛,由此推測第390窟的主題可能是禮懺,很可能與當時流行的三階教信仰有關。張元林研究員《敦煌法華經變中的“涅槃”場景及相關問題》系統地整理和解析了法華經變中的“涅槃”場景,結合壁畫榜題對它們在經變中所代表的經文品目重新界定,認爲敦煌法華經變中的“涅槃”場景既是法華經變畫面的基本構成元素,也是敦煌“涅槃”圖像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其畫面表現形式進一步豐富了敦煌“涅槃”圖像藝術。張景峰副研究員《祥瑞塑像白狼與莫高窟第321窟》通過對南壁十輪經變入繪敦煌的時間、東壁門北十一面觀音變的造像樣式,敦煌文書P.2625《敦煌名族志》中的“陰守忠”“陰修己”“河西節度使”及“節度使差專知本州軍兵馬”等相關信息分析,認爲莫高窟第321窟是盛唐時期的陰家窟,由敦煌大族陰守忠、陰修己父子開鑿,時間當在陰修己任“節度使差專知本州軍兵馬”之職時,即開元九年十月至十一年(721—723)四月間王君騏代河西節度使時。日本大妻女子大學菊地淑子女士《圍繞敦煌莫高窟第217窟的開鑿與重修之歷史——漢語史料中的供養人》對莫高窟盛唐第217窟供養人題記做了詳盡考察分析,認爲此窟是否爲陰氏營造,仍有待今後進一步深入地研究。寧夏文史館岳鍵副研究員、敦煌研究院陳瑾館員《吐蕃四代贊普撼人心魄的弘法史畫——莫高窟第465窟壁畫内容試解讀》辨識考證第465窟窟頂説法圖的尊像,認爲莫高窟第465窟是開鑿於吐蕃佛教前弘期的石窟,是以宣揚吐蕃王室弘法、護法和修行爲一體的紀念性功德窟。敦煌研究院顧淑彦副研究員《莫高窟第146窟窟主疏證》認爲第146窟爲敦煌廣平宋氏家族族窟的説法是可信的,第146窟是在曹議金征回鶻取得勝利後開鑿,開窟時間大致爲公元925年到936年。陳菊霞研究員《莫高窟第246窟研究》指出第246窟西夏重修後的繪塑内容與S.1780《菩薩戒牒》所請的“三師七證”有高度的一致性,推斷此窟很可能是菩薩戒傳戒會場,依據分卷式《賢劫千佛名經》而繪製的千佛圖像還具有禮佛懺悔之功效。張小剛副研究員《敦煌佛教木雕像研究》對散藏於國内外博物館等收藏機構的北魏至晚清時期現存50件多件佛、菩薩、天王、金剛力士、夜叉、飛天等佛教造像做了較爲全面的調查。文章認爲佛教中歷來有雕造木佛像的傳統,這些出自敦煌藏經洞或其他洞窟,或可能是寺院大殿上供奉的佛教木雕像以及屬於僧人或信徒的便擕式佛教造像,與莫高窟洞窟内現存的泥製彩塑具有統一的時代和藝術風格。

治疗后结果显示,研究组50例患者中,显效有26例,有效有20例,无效有4例,总有效率为92.0%,对照组50例患者中,显效有17例,有效18例,无效15例,总有效率为30.0%,统计结果为(x2=7.862,P=0.005),可见研究组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有统计学意义。

荷里路德宫的一些建筑是三层的,一层是长长的连廊,二层和三层是房间。我惊奇地发现,宫殿的墙壁上居然有三种不同的装饰柱式,爸爸说,一层为多立克柱式,二层为爱奥尼柱式,三层则为科林斯柱式。在同一栋建筑上同时呈现出三种柱式,这也算是对古希腊建筑艺术风格的致敬吧!

此外,敦煌研究院王建軍、張小剛副研究員、劉永增研究員參與執筆的《西千佛洞考古工作新收穫》介紹了2013年由敦煌研究院考古研究所組織,爲配合西千佛洞崖體加固工程,對西千佛洞未編號的洞窟分佈的崖面區域和崖頂進行清理發掘,共清理了未編號的洞窟42個。特别是在崖面頂部發現疑似塔基的建築遺跡179個,通過對比西藏阿里地區札達縣托林寺的塔群和寧夏青銅峽市108塔,初步斷定這些方形建築遺跡很可能也是塔群被毁後留下的遺跡,是石窟寺輔助的宗教活動場所。清理發掘的新收穫爲學術界考察敦煌石窟寺構成及其功能提供了新的值得思考的材料。陝西師範大學沙武田、梁紅教授《敦煌石窟個案研究之省思與檢討》回顧了敦煌石窟個案研究史,認爲更需要强調的是洞窟研究過程中對歷史文獻、對歷史文本、對歷史中人的關懷,而不要囿於洞窟壁畫本身畫面的内容,一定要時刻把握洞窟的“整體性”和“歷史性”,同時不要忘記洞窟研究的終極目的是“見窟見人”,其中“見人”更爲重要。

从古代的刀耕火种到现今自动化、专业化的食品生产模式,爆炸式增长的国内食品供给和愈加丰富多样的产品类型,用实际数据证明了科学技术对于食品行业发展的重要性。

絲綢之路歷史文化研究。西北師範大學李并成教授《敦煌文化——絲綢之路文化最具代表性的傑出範例》認爲敦煌不僅是絲路上中西文化傳播交流的樞紐重鎮,而且還是中西方文化交融整合、孵化衍生的創新高地。敦煌文化呈現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各美其美、美美與共”的融合發展底色與格局。敦煌文化最突出的特徵是開放性、多元性、渾融性、創新性。劉再聰教授《華夏先民“西遊”之舉與漢唐引領“絲綢之路”文化交流》認爲從文明傳播的角度來看,華夏先民走向世界的願望是絲綢之路最終形成的大前提,漢唐等中原王朝對西域各國的經營與招引是“絲綢之路”持續運行的原動力。比利時伽利略高等學校鐵力·馬海思(Thierry Marres)教授《假如論“樂”的〈莊子〉與斯賓諾莎之〈倫理學〉在敦煌對話》以一個外國哲學學者的獨特視角和表達方式,討論了沙漠緑洲敦煌多元文化的存在及其意義。

二、 文化、歷史與文獻研究

有關絲綢之路的歷史、文化和敦煌文獻的研究,是本次會議論文熱烈討論的又一重要方面。學者們從多種不同的角度展開論題。

石窟佛教藝術的淵源流變是本次會議論文又一個關注的焦點。清華大學李靜傑教授《炳靈寺169窟西秦圖像反映的犍陀羅文化因素東傳情況》認爲炳靈寺169窟北壁12號壁畫説法圖爲梵天勸請内容,北壁3號龕泥塑二脅侍應分别爲菩薩、執金剛力士像,它們與犍陀羅和西域文化有淵源;並指出本窟西秦壁畫鮮花、花鬘供養圖像及花樹莊嚴圖像,與犍陀羅和西域文化因素有關聯,具體、真切地反映了犍陀羅文化因素東傳和新發展的情況。重慶大學胡文成教授、四川省社科院胡文和研究員《從圖像學角度探討河西石窟“涼州模式”佛像與犍陀羅、秣菟羅佛像的關係》將河西石窟造像與前期犍陀羅佛像石雕,後期犍陀羅藝術,即印度-阿富汗流派白灰膏塑像,貴霜及初期笈多秣菟羅的佛教雕刻,就其形制、圖像結構、形象造型等進行比對研究,認爲它們之間存在著密切的源流傳承關係。蘭州大學魏文斌教授等《從雲岡到敦煌——兩例對稱圖像的傳播》梳理北朝以來佛教石窟石刻藝術中“乘象入胎、逾城出家”隔主尊對坐式圖像及“兩半跏思惟”隔主尊對坐式圖像的源流、分佈及發展特點,認爲其圖像粉本均源自犍陀羅地區。日本龍谷大學檜山智美博士《寺廟佛座裝飾——對敦煌早期洞窟内裝飾佛座的紡織品表現的比較分析》探討了莫高窟第275、285窟梯形靠背所描繪的具有豐富多彩的幾何圖案,試圖從中解釋這種幾何圖案與犍陀羅藝術寶座的淵源關係。美國西北大學胡雋先生《瑞光,華蓋與故事畫: 試論敦煌隋代窟的窟頂設計》從石窟建築、佛教故事畫的譜系,以及宗教學等角度討論了隋代窟頂設計的意義。敦煌研究院王友奎館員《雲岡石窟第11—13窟圖像構成分析》將一體設計與非一體設計圖像區别開來,逐一分析了各窟圖像組合及内涵,認爲雲岡二期洞窟中釋迦多寶造像成爲主體圖像組成部分,表明法華經在圖像組織方面開始起到重要作用。馬兆民館員《敦煌莫高窟285窟“天福之面”(kritimukha)考》認爲莫高窟第285窟天井四披分界處壁繪以往稱之爲“饕餮紋”(也稱爲獸面紋)的怪獸垂飾紋畫面,實爲源於印度佛教藝術的天福之面(“kritimukha”),並對巴米揚石窟、阿旃陀石窟、桑奇大塔、山西大同雲岡石窟第7、8、12、30窟、河南龍門石窟古陽洞、甘肅天水麥積山石窟第133窟、甘肅慶陽北石窟樓底村1窟、東千佛洞第2窟、榆林窟第4窟中出現的天福之面做出了圖像學的解釋。趙聲良研究員《莫高窟隋朝菩薩樣式研究》結合敦煌彩塑與壁畫考察了隋朝菩薩的頭冠樣式,認爲敦煌處於絲綢之路上一個交通要道,可以接受來自各方面的影響,但同時也應看到敦煌本地經過魏晉南北朝數百年佛教文化的發展,已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一個傳統,並不是很輕易地可以被外來影響所改變。雕塑繪畫在很多方面依然維持著已有的傳統,即使到了隋朝這樣强有力的統一王朝,敦煌仍然在某些方面堅持其自身的特色。臺南藝術大學潘亮文副教授《盧舍那佛像研究——以七世紀以前的中原地區發展爲中心》著重於考察盧舍那佛佛像發展的歷史脈絡,認爲華嚴信仰流傳普及的契機是5世紀末6世紀初期北魏孝文帝與繼位的宣武帝皆崇尚《華嚴經》,6世紀前半的華嚴信仰,北地較南地興盛,其鼎盛時期大致在6世紀中葉,是以東魏北齊的鄴都爲中心的河北邯鄲和河南安陽地區。隨著隋王朝統一全國,河南、河北、陝西、山西與山東呈現較一致的發展。日本築波大學八木春生教授《680年代至710年代中國各地佛教造像諸相》考察則天武后期及此之前的中國各地的佛教造像,特别是陝西西安造像及與其密切相關的敦煌莫高窟造像,指出在670年中期的西安周圍仍被採用的坐佛像和懸裳座,以及阿難像的著衣形式,最初應該出現於630年後半期的西安,630年末期或640年代初傳至敦煌莫高窟。故宫博物院孟嗣徽研究員《晚唐藥師經變燃燈供養儀式圖像研究——以敦煌莫高窟156窟爲例》以莫高窟第156 窟西龕内屏風畫中藥師經變“九橫死”的供養儀式圖像爲切入點,通過對藥師供養儀式圖像進行圖像學分析,以及與東晉至唐代的五個版本的漢譯《藥師經》中所記載的藥師供養儀式經文做對比,認爲藥師供養儀式的基本内容在初譯本中即已擬定,到玄奘本《藥師經》藥師供養儀軌已經完成,通過該譯本的傳播,藥師信仰以及藥師供養儀軌得以在中古中國迅速流行。韓國圓光大學蘇鉉淑副教授《中唐時期莫高窟瑞像圖菩薩像的通式與其淵源》對中唐時期瑞像圖中的菩薩像的圖式進行分析,認爲中唐瑞像圖菩薩像的通式很有可能是從于闐新進來的畫本爲樣本製作的。臺灣中國文化大學陳清香研究員《莫高窟76窟八塔變佛傳圖像源流探討》認爲莫高窟76窟4幅八塔變圖像中2幅是繼承漢式佛傳的傳統,2幅是引進印度傳統的題材,後者對莫高窟佛傳圖像史而言是一創新的選題;就圖像繪畫風格而言,76窟八塔變呈現的是東印度波羅王朝的式樣;追溯其圖像架構、人物姿勢服飾造型,以及綫條用筆等的源流,可接續至印度的笈多式樣、西藏風格,以及唐代漢式繪畫的若干傳承,小小的4幅八塔變佛傳圖,涵容著恒河下游、東印度、中亞、西藏、中原等各地的成分,可謂既傳統又創新。敦煌研究院郭俊葉副研究員《敦煌執扇彌勒菩薩考》考察了敦煌和河西石窟中屬於西夏時期的執扇彌勒菩薩圖像,認爲敦煌的執扇彌勒像及其組合文殊、普賢菩薩像,其粉本應都是來源於北宋畫家高文進的創作。臺灣南華大學簡佩琦助理教授《敦煌壁畫“取經圖”與〈大唐三藏取經詩話〉》認爲敦煌“取經圖”至少應有7鋪,敦煌“取經圖”與《大唐三藏取經詩話》文本間有互涉關係,兩者關係密切。

宗教史文獻研究。日本広島大學荒見泰史教授《敦煌三危山考》認爲敦煌信仰具有重層型,即在原有的信仰與陸續進來的新宗教的結合或調和中,很牢固地保留著對三危山或西王母信仰,在佛教盛行的時代,這些信仰不在主流,但是一旦有某種機會時,從内部保存下來的信仰也有突然爆發出來的情況。河西學院吴浩軍教授《河西墓葬雜文叢考——敦煌墓葬文獻研究系列之六》將河西走廊出土的西漢至後唐諸如明旌、招魂幡、解除文、冥間過所、磚銘、墓表、題記等難以歸類的墓葬文書歸爲“墓葬雜文”,認爲這些墓葬雜文同樣是考察河西走廊歷史地理、喪葬風俗、民間信仰的重要資料。臺灣南華大學、四川大學鄭阿財教授《敦煌寫本〈隋淨影寺沙門惠遠和尚因緣記〉研究》認爲敦煌高僧因緣記寫本提供了考察有關高僧“因緣記”在佛教弘傳時運用的視窗,透過此一視窗可見當時僧人於各種法會間選擇《高僧傳》中適當的高僧神異事蹟,檃括其内容以備宣講參考之用,此即所謂“因緣傳”“因緣記”。北京大學湛如教授《居家律範——從P.2984V看敦煌的檀越戒儀形態》認爲以敦煌出土的戒牒、受戒文等材料爲基礎,有助於重現敦煌當時的居家律範,還原中古佛教的民衆生活。香港大學崔中慧博士《北涼書吏樊海書〈佛説菩薩藏經〉初考》認爲俄藏敦煌文獻Φ066號佛經殘片《佛説菩薩藏經》的書法風格與日本中村不折氏所藏北涼高昌一件有紀年並題款“書吏臣樊海”的《佛説菩薩藏經第一》相同,此兩段殘卷應是可綴合的同一佛經寫卷,二者爲同一寫經生書寫。從署名可知樊海是沮渠安周政府的官方書吏與寫經生,反映北涼官方已經開始抄寫並收録不同佛經譯場所出的佛經。山西師範大學楊學勇副教授《三階教與地藏菩薩——兼論三階教與淨土教圍繞地藏菩薩展開的爭論》認爲三階教非常重視《十輪經》,非常重視地藏菩薩,其原因可能是因爲三階教是建立在末法根機上,而《十輪經》正是宣揚末法的經典,與三階教强調的第三階正好相符,所以可用《十輪經》來論證三階教的某些教義。敦煌研究院勘措吉副研究員《從哲蚌寺藏〈蝲蚌經〉看敦煌藏文〈般若經〉謄抄年代》認爲西藏山南隆子縣卓卡寺保存的吐蕃時期專供贊普御用的“喇蚌經”和西藏哲蚌寺所藏“喇蚌經”,與敦煌藏經洞所出藏文寫經《十萬般若頌》内容和形式完全一致,部分抄經生與校經師的姓名也相吻合,據此可知敦煌藏文《十萬頌般若經》謄寫年代至少從赤德松贊時期開始。蘭州大學魏迎春副教授《敦煌寫本〈敦煌諸寺僧尼問想記録〉研究》認爲日本杏雨書屋藏羽699號文書是當時敦煌佛教教團面試僧尼的試卷,有助於搞清晚唐五代敦煌佛教教團僧尼剃度出家的過程以及僧尼身份如何取得等問題。上海師範大學陳大爲副教授、王秀波講師《敦煌三界寺再研究》從建置沿革、寺院建築、僧人狀況、寺學教育、宗教活動以及授戒牒六個方面研究敦煌三界寺,認爲以三界寺爲代表的佛教寺院成爲敦煌地區各類社會活動的中心,深刻影響著敦煌社會民衆生活的方方面面。天水師範學院陳于柱教授、張福慧副研究員《敦煌寫本發病書〈天牢鬼鏡圖並推得病日法〉整理研究》對多件敦煌文獻綴合而成的俄藏敦煌寫本《天牢鬼鏡圖並推得病日法》進行了重新銜接綴合,認爲《俄藏敦煌文獻》第八册與學界此前對相關書葉的排佈均有錯亂,忽視了各書葉彼此的寫本學關係以及卜辭文例的銜接性,這些文獻應係唐後期五代宋初歸義軍時期的作品。國家文物局戴曉雲副研究員《敦煌文書中的水陸文獻略考(一)》認爲敦煌文獻中有許多文獻是水陸儀文或水陸齋文(宋元後世稱爲雜文,是供水陸法會舉辦時在齋會上宣讀的),這些儀文或齋文,由於明確出現了水陸、無遮、水陸會、無遮會等字樣,可以明確其性質就是水陸文獻。

除上述一些大的研究領域外,本次會議還涉及一些其他方面的研究話題。如敦煌科技研究。英國倫敦大學羅維前(Lo. Vivienne)教授《傳播的醫學: 艾灸來自印度王土?》以研究大量敦煌醫學文獻爲基礎,認爲艾灸並非來自印度,而是吐蕃統治敦煌時期,喜馬拉雅一帶使用的藏醫藥與中醫融合發展而來,是起源於中國本土的醫學。日本北海道大學石塚晴通教授《從紙張材質及造紙技法看敦煌漢文文獻的地位》從敦煌文獻全貌考察出發,説明了在科學分析紙張材料的基礎上探索敦煌文獻特徵的研究方法,從手稿學(Codicology)的觀點來闡述敦煌漢字文獻。敦煌研究院王進玉副研究員等《絲綢之路上胡粉的應用——以中國甘肅、新疆石窟考察爲例》通過古代文獻、出土文物記載,以及新疆、甘肅石窟漢代以來“胡粉”作爲化妝品和顔料的應用事實,對絲綢之路上“胡粉”的來源進行新的解讀。

古代民族文獻研究。德國柏林吐魯番文獻研究中心茨默(Peter Zieme)教授《對一首回鶻文詩歌,即B464: 67號敦煌文獻的解讀》對敦煌莫高窟北區出土B464: 67(背)原定名爲“回鶻文佛經殘片”進行了全面解讀,認爲該殘片非佛經内容,而是一首回鶻文詩歌。中央民族大學張鐵山教授、敦煌研究院彭金章研究員《敦煌莫高窟北區B465窟題記調研報告》輯録了莫高窟北區第465窟内的多種民族文字題記,認爲僅從題記來看,該窟至遲應建於唐839年,被稱作“獨煞神堂”;至元代1309年之前廢棄不用,被稱作“秘密寺”。日本大阪大學松井太教授《英國圖書館藏蕃漢語詞對譯Or.12380/3948文書殘片再考》對現藏於倫敦英國圖書館Or.12380/3948文書殘片歷史背景做了考察,並對已出版的《英國國家圖書館藏黑水城文獻》公佈的該殘片進行了論證、考釋,認爲Or.12380/3948文書殘片並非黑水城出土資料,而屬於今新疆和田市東北約180公里的麻紮塔格出土資料,是8世紀古突厥語、漢語對譯詞彙集,是可與突厥鄂爾渾碑文相提並論的最早期的古突厥語資料。遼寧師範大學白玉冬教授、敦煌研究院楊富學研究員《和田新出突厥盧尼文木牘所見突厥語部族聯手于闐抗擊喀喇汗王朝新證據》考述了新疆和田策勒縣達瑪溝北部某佛教遺址出土的4片突厥盧尼文木牘,認爲和田出土突厥盧尼文木牘文書是記録突厥語弱小部落與于闐王國攜手抵抗喀喇汗王朝的真實寫照,足以彌補相關史料空缺。西南民族大學楊銘教授《敦煌西域文獻中所見的蘇毗末氏(vbal)考》結合敦煌、新疆出土古藏文文書與相關漢文文獻,探討了蘇毗王族末氏(vbal)在吐蕃和敦煌西域等地的活動,揭示了隋唐及五代時期,末氏在蘇毗被征服以後,逐步融入吐蕃的歷史軌跡。白玉冬教授《五代宋初跨越戈壁的交流——漠北九姓達靼與沙州西州的絲路互動》指出10世紀時期,九姓達靼與沙州歸義軍政權間保持互通使者關係,並與回鶻商人及其故國西州回鶻王國保持有密切關係。

4.产后虚弱。母猪平时营养不良,衰弱,元气不足,分娩时间过长,疲劳过度,损伤元气,产时失血太多,致使气血亏损,造成产后表现疲惫,体温偏低,反射功能减少,食欲减少。

更多學者關注佛教文化、藝術的發展、傳播與交流。美國芝加哥大學蔣人和(Katherine R. Tsiang)教授《“阿育王”式窣堵波所具有的多重意義》認爲從印度到中國,乃至整個信仰佛教的國家和地區建造如此衆多的佛塔,這與大乘佛教思想的傳播有著密切的聯繫。哈佛大學莉蓮·漢德林(Lilian Handlin)研究員《蒲甘遺址喬達摩佛傳因緣故事詮釋》對蒲甘和敦煌佛傳及因緣故事内容壁畫做了比較研究,認爲緬甸蒲甘佛教的本質不是宗教,而是一種特殊的社會意識形態和文化歷史現象。新疆和田專科學校史曉明教授《于田小帽式樣源流初探》以新疆、印度境内佛教壁畫圖式爲參照,對新疆于田地區奇異而神秘的首服文化作了初步的比較與試探,認爲其來源與印度有關。復旦大學嚴耀中教授《“阿修羅”圖像及所處場景之考察》認爲源於印度的“阿修羅(Asura)”圖像在現存的中國古代藝術品中數量比較少,因其形象與其在佛教文獻中的身份場景息息相關,無論是作爲護法神的阿修羅,還是處於六道輪回之中的阿修羅,它在佛經或圖像裏都被置於很次要的角色。牡丹江師範學院高晏卿女士《絲路沿綫石窟三聯珠式刹塔流變考》考察了絲路沿綫龜兹、敦煌、平城、鄴都石窟中三聯珠式刹塔圖像,認爲文化背景差異造成不同地域各有特色的佛塔形體和思想内涵。龜兹地區三聯寶珠式刹塔形體與犍陀羅存在著千絲萬縷的聯繫,敦煌地區北魏佛塔則是漢式塔身與西域式塔刹的結合體,北魏平成地區及其影響下的佛塔以及北齊鄴都和青州地區佛塔形體,依然保留著濃厚西域遺風。法國阿爾多瓦大學金絲燕教授、敦煌研究院李國副研究員《文化轉場: 敦煌普賢變與佛經漢譯》結合佛經典籍漢譯史中普賢的出現,對敦煌石窟151幅普賢圖像作了調查梳理。普賢菩薩的早期形象,帶有撲朔迷離的色彩。普賢經典與圖像孰先孰後,究竟是佛典受到圖像的影響,還是圖像受到了佛典的影響?仍有待於進一步釐清;作者認爲“乘象入胎”須具備王后臥姿、大象、象鼻上端的蓮花、天空的雲氣四個基本要素,莫高窟第431、397、278、375窟等11幅“乘象入胎”壁畫定名是否能夠完全成立?顯然還有研究的空間。敦煌研究院孫毅華副研究員《道俗交得 殿闕塔寺——基於莫高窟第254、257窟的西北地區北魏小佛寺的復原研究》根據莫高窟北魏第254、257窟中心塔柱窟的形制,結合壁畫中描繪的殿闕式塔院,認爲這是建築藝術中漢文化與外來佛教文化的完美融合。日本早稻田大學下野玲子博士《佛教藝術中的“白馬朱鬣”》認爲“白馬朱鬣”的藝術表現形式可追溯到中國古時的祥瑞思想,漢代以來的瑞馬“白馬朱鬣”的概念,可以理解爲是對佛教藝術表現元素的汲取與融合。敦煌研究院胡同慶副研究員《漫談佛教藝術中的哺乳圖》,結合宗教藝術史上的諸多藝術表現及其背後的審美觀念,對當代社會關於公共場所哺乳問題的爭論,作了比較全面的分析和研究。麥積山石窟藝術研究所屈濤先生《故國與他鄉: 天水石馬坪新出入華粟特人石榻圍屏圖像中的“中國元素”》根據甘肅天水新發現入華粟特人石榻圍屏的新材料探討了北朝入華粟特人葬具圖像系統“中國元素”的源流。韓國群山大學金德洙教授、北京大學金相國博士《敦煌莫高窟〈五臺山圖〉對韓中佛教交流的淵源關係考》認爲唐代五臺山在中、韓佛教文化交流史上佔有不容忽視的特殊地位,莫高窟第61窟《五臺山圖》中“新羅王塔”及榜題記録是中韓佛教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史料。麥積山石窟藝術研究所孫曉峰研究員《甘肅省鎮原縣境内石窟寺群的初步調查》認爲分佈在甘肅省鎮原縣境内的十餘處中小石窟寺開鑿於宋金到明清時期,這些石窟寺中的造像題材、藝術風格和特點受到了同時期隴東、陝北佛教造像藝術的影響,是唐宋以來慶陽北石窟寺佛教藝術的繼續和發展,也是10~16世紀隴東石窟佛教藝術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大足石刻研究院米德昉研究員《大足南宋兩例涅槃造像及其相關問題探討》認爲,現存大足石窟寺北山多寶塔、寶頂大佛灣的兩例南宋涅槃造像雖處於同一區域,時間相差數十年,但在内容、形式、作風方面區别較大,與同一時期或早期各地同類題材造像比較,顯現出濃郁的世俗化與地方化特色。如果説多寶塔的案例表達更多的是傳統佛教中的“義理”思想,那麽寶頂的造像則更多反映的是民間佛教中的“信仰”意涵。

敦煌文獻收藏流傳研究。臺灣嘉義大學朱鳳玉教授《陳誾舊藏敦煌文獻題跋輯録與研究》介紹了民國初年任職甘肅的陳誾收藏敦煌寫卷情況,整理了散藏於多家博物館寫卷中存有陳誾題跋者14件,並逐一輯録、析論。韓國高麗大學鄭廣薫教授《韓國藏敦煌寫本及其所藏過程》介紹了韓國嶺南大學圖書館藏《大般涅槃經卷第三》和首爾大學奎章閣藏《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五十》兩件敦煌寫卷;並倡議韓國的收藏單位應公開敦煌資料,認爲這些資料是人類共同的文化遺産。

敦煌文學文獻研究。故宫博物院王素研究員《敦煌本〈珠英集·帝京篇〉作者考實》考證S.2717第一首《帝京篇》作者爲李羲仲。敦煌研究院王志鵬研究員《我國傳統論贊文體的源流及其與敦煌佛贊之異同述論》探討了敦煌佛贊與我國傳統論贊的異同及其在形式上的繼承與發展,指出敦煌佛贊形式中包含有印度古代重視讚歎傳統的因素。黄京館員《文人干謁: 敦煌悟真出使長安之酬詩》認爲悟真出使長安與當地各位高僧大德、朝官互相酬和的詩歌,似可歸類爲唐代文人的干謁詩文。西華師範大學伏俊璉教授《敦煌本傷蛇曲子與施恩必報的民間信仰》認爲傷蛇故事在敦煌寫本中以唱詞的形式出現,反映出世教和“報應”觀念融合的民間信仰。和傷蛇故事源頭的秦漢時代相比,唐代各個社會階層普遍接受了“報”“應”的觀念,原本一則跟寶物相關的傳説典故,被賦予了“求善”“施恩”和“報德”的温和勸諫。臺灣中興大學林仁昱副教授《敦煌觀音歌曲的應用與表現意義探究》對敦煌文獻中以“觀世音菩薩”爲歌詠主題的歌曲(讚歌及曲子)進行分析探究,期望藉此明瞭敦煌“觀音歌曲”具體表現方式與應用意義。四川大學張勇教授《中古民衆的靈魂觀念——以敦煌變文爲研究中心》梳理了變文中有關靈魂的内容,並參照其他敦煌文物文獻,以期勾勒出中古民衆心目中的真實的靈魂觀,深化古代民間信仰研究。

三、 敦煌藝術的傳承研究

有關敦煌藝術及其在當代的傳承、弘揚研究,也是本次會議討論較多的話題。

福州畫院謝振甌教授《敦煌莫高窟——斷崖上的丹青文脈》認爲敦煌莫高窟藝術的經典性、包容性、豐富性,應成爲當代繪畫藝術創新的敬畏與珍惜的歷史典範。日本東京藝術大學卓民先生《再論敦煌壁畫中的“色面造型”和“綫描造型”——從維摩詰經變看圖像風格及藝術語言形態的演變》從“維摩詰經變”這一題材入手,通過對各個不同時期,同一内容題材不同圖像風格的考證研究,描述敦煌壁畫藝術語言形態的演變。指出“色面造型”是在佛教傳入之前,以漢畫像磚石爲資源的、中國本土繪畫造型基本語言形態的傳承和發展;“色面造型”和“圖底同構”是中國原創期繪畫造型形態樣式的兩個新的語義表述概念。敦煌研究院侯黎明研究員《敦煌美術研究七十年》回顧了敦煌研究院美術研究發展72年來不斷探索美術臨摹、研究、創作的歷程。馬强研究員、吴榮鑒副研究員《臨摹是一項藝術研究工程——以莫高窟第320窟、285窟整窟臨摹爲例》介紹近年來敦煌研究院美術臨摹工作在繼承前輩傳統臨摹研究技法的基礎上,全面使用礦物顔料,進一步採用數字化高密度點雲資料技術介入壁畫修稿、洞窟模型設計製作,完成莫高窟第320窟、285窟兩座原大洞窟模型臨摹工作;認爲臨摹是研究工作,整窟臨摹是一項藝術研究工程。中國藝術研究院湯珂研究員《試談建立“敦煌美術學”的意義》認爲敦煌美術學的建立,是對中國美術史(漢唐段)最重要的支持。天津美術學院趙栗暉教授《從敦煌石窟藝術現狀看與中國繪畫材料與技法研究相關聯的幾個問題》認爲敦煌石窟藝術的價值在於提供給美術界一個完整的中國繪畫體系,可給研究者獲得指導未來藝術發展的力量和啓迪。廣州美術學院陳舒舒教授《論壁畫藝術專業的學科性——對高校壁畫專業教學和實踐的思考》認爲壁畫藝術作爲有著深厚歷史積淀和擁有廣泛現代社會需求的藝術門類,在當代理應獲得足夠的重視和長足的發展。

中國美術史上著名的張、曹、吴、周四家樣,爲百工所範,影響極大。周家樣的代表即創水月觀音,曹、吴兩家之代表爲“曹衣出水”與“吴帶當風”,張家樣特點在“得肉”之造型。中國社會科學院張總研究員《風格與樣式——中國佛教美術中四家樣説簡析》對影響較爲廣大的四家樣之説進行了辨析,認爲對其不能一概而論,應從造型、樣式、風格、技法等方面來析解,以種種探考來透解中外文化的區别與聯繫。安徽大學傅强教授、南京師範大學傅曼妮女士《敦煌飛天藝術之美》討論了飛天這種古老的宗教藝術,在敦煌石窟中與靜止肅穆的佛像形成動靜的鮮明對比,體現出運動和速度構成的動態之美,表現出迷人而靈動優美的藝術魅力。上海大學王文傑教授《從青銅雲雷到彩雲飛天》通過圖形比對的方法,認爲雲氣紋飾與飛天是一體化的圖像,其中潛藏著中華初始文化的信息,雲氣是飛天形體構成的重要機制,飛天亦是雲氣形式變化的主導主題。

四、 其 他

敦煌歷史文獻研究。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張俊民研究員《對漢代之時敦煌水利工程的蠡測》將敦煌寫卷與懸泉漢簡記載的内容相結合,探討了漢代敦煌的水利工程及其能效。武漢大學陳國燦教授《試論吐蕃佔領敦煌時期的鼠年變革——敦煌“永壽寺文書”研究》認爲敦煌自唐貞元二年(786)被吐蕃佔領後,在其統治的六十餘年間,爲鞏固在敦煌地區的統治,逐步實現其吐蕃化,進行了三次較大的改革。公元790年政治上廢鄉里、建部落制,經濟上建突田、突課制是第一次變革;820年建沙州漢人二軍部落體制,是第二次變革;而832年推行的變革,則人所未知。作者通過敦煌永壽寺系列文書,鈎沉出此年吐蕃統治當局曾下令民間契約一律用吐蕃文書寫的命令,同時下令收回佛教信衆供養給佛寺的所有農田草地林苑,重新分配給百姓爲自耕地,這是其統治晚期鼠年的又一次變革。蘭州大學鄭炳林教授、甘肅省文聯俄玉楠博士《瓜沙地區疏勒河原名黑水考》認爲直到唐宋時期疏勒河仍然稱之爲黑河,其原始名稱很可能從《禹貢》記載而來,經考證黑水就是今之疏勒河。中國社會科學院楊寶玉研究員《〈張淮深墓誌銘〉與張淮深被害事件再探》根據P.2913v《張淮深墓誌銘》及《張淮深碑》抄件卷背詩文的相關記述,對這些文書及其折射的歸義軍史諸問題進行了辨析考證,探討了兩件文書本身及其所反映的張淮深遇害事件的一些具體問題。陝西師範大學李宗俊教授《晚唐張議潮入朝事暨歸義軍與嗢末的涼州之爭再探——以新出李行素墓誌及敦煌文書張議潮奏表爲中心》利用最新出土的李行素墓誌及有關敦煌文書,探討了歸義軍首任節度使張議潮入朝事與晚唐歸義軍與嗢末的涼州之爭及河西政局等問題。浙江大學劉進寶教授《敦煌歸義軍政權的商業貿易》從税收、貿易、借貸等方面探討了當時敦煌的商品貿易情況,認爲歸義軍時期的敦煌缺乏商業經濟。蘭州財經大學王祥偉教授《歸義軍時期敦煌絹帛借貸契約析論》對敦煌織物借貸契約的借貸原因、借貸期限、借貸數量和借貸利息等方面做了討論。浙江大學趙大旺博士《敦煌寫本P.5032〈渠人轉帖〉研究》對 P.5032 中一組八件《渠人轉帖》進行了校録,認爲敦煌出土的渠人轉帖文書是研究中古社邑與渠河勞役的重要資料,通過考察渠人勞役參與情況和渠社局席參與情況,討論了渠人與渠社的關係。廣元皇澤寺梁詠濤館長等《莫高窟第98窟反映的五代歸義軍節度使職官變化》認爲敦煌莫高窟第98窟反映的五代歸義軍節度使府職官,爲曹議金時期按後唐同光二年宣敕,對歸義軍使府内部職官進行的改置,其題記又具有節度使府“本局公事”内容之職官的性質。由於曹議金對節度使職官的改置,使歸義軍職官體系在承襲了晚唐藩鎮職官體系的同時,爲鞏固五代到北宋時期的曹氏歸義軍政權的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敦煌研究院楊秀清研究員《敦煌歷史文化的思想史意義》在研究敦煌文獻及考察敦煌石窟圖像的基礎上,從大衆思想史視角及唐宋時期敦煌大衆思想内涵,探討了敦煌歷史文化的思想意義。

再如敦煌學史研究。臺灣財團法人中正文教基金會車守同博士《由〈吴忠信日記〉再探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的時代背景》依據臺北國史館藏“教育部檔案”、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檔案”、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中央研究院院史資料”等大量史料,較完整地説明了1941—1949年國立敦煌研究所的史實。澳門理工學院、山東大學譚世寶教授《開源引流與預流——陳寅恪〈陳垣燉煌劫餘録序〉新論》對中國敦煌學研究的成果與問題作一些回顧與前瞻。西安美術學院張寶洲教授《張大千、謝稚柳莫高窟編號與考察成果述評——莫高窟考察歷史文獻解讀(七)》運用考古學理論與校勘學方法,對張大千、謝稚柳兩人莫高窟記録的文獻資料進行分析,得出謝氏著作爲“底本”,張氏著作爲“抄本”的結論,繼而分析了莫高窟“C”編號産生影響力的原因及學術價值,認爲“C”編號緣起於張大千個人行爲,但成果的最終完善則是諸多敦煌學者們歷經努力的結果。敦煌研究院王慧慧館員等《敦煌研究院新入藏李浴敦煌遺稿的内容及其價值》介紹了李浴先生《莫高窟藝術志》《敦煌石窟内容之考察》《安西榆林窟》《天水麥積山石窟》等多份調查手稿,認爲手稿忠實地記録了20世紀40年代莫高窟、榆林窟及周邊遺址的狀況。

石窟照片檔案研究。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經崇儀(Dora C. Y. Ching)教授《照片檔案遺産: 敦煌、探險照片與羅氏檔案》介紹了存放在普林斯頓大學的羅寄梅先生1943—1944年拍攝的部分敦煌石窟照片檔案情況,指出其作爲歷史、文化資源,在敦煌藝術研究中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敦煌研究院孫志軍副研究員《1907—1949年的莫高窟攝影史》以編年史的方式,對1907—1949年的莫高窟攝影史進行梳理。認爲1907—1949年莫高窟攝影的價值體現了對於具有中國民族特徵的莫高窟藝術的國際認同與國際化傳播,對於莫高窟的營建史、石窟文物的流失、石窟保護、敦煌研究院院史研究具有重要的檔案史料價值。

五、 總 結

總括而言,本次國際學術研討會取得了多方面的成果,我們認爲至少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首先,本次國際學術會集中展示了近期國内外學者有關敦煌宗教、考古與藝術研究、敦煌文化、歷史與文獻研究的大量新成果,大家交流了學術,互通了信息,增進了友誼。

本次研討會參會學者共有150餘人,收到國内外專家學者提交的學術論文109篇,有68篇論文在會議上報告、討論。這些論文内容很豐富,涉及衆多的學科領域。有多篇論文探討了莫高窟創建之前的歷史、莫高窟開鑿的因緣,使我們對莫高窟創建1650周年獲得了更加多樣而深入的歷史思索和感悟;有多篇論文探討了不同歷史時期多元文化的傳播、交流與相互影響,使我們對絲綢之路促進文化交融與創新加深了瞭解;有一批論文考察探討了敦煌、于闐、雲岡、大足等地佛教石窟的造像題材内容及其功能;有些論文在以往注重考釋單個石窟、單個造像題材的基礎上,開始注重考察這些造像題材與整窟内容的關係,與不同時代佛學思潮的有機聯繫,努力樹立一種整體的還原歷史的觀念。這些新的研究方法的嘗試,或有不夠全面、妥帖之處,但給我們的研究思路以新的啓發和拓展。

为观察组的患者提供血糖调控护理,在上文涉及到对照组的基础上,增加对患者血糖情况的监控和调整,在此过程中要采用小型的采血工具,在不影响患者身体和病情的情况下,为患者进行采血,测出患者血糖,并记录数据,若患者血糖出现问题要进行调控,使其恢复到安全阈值范围内,相隔一段时间后再次采血测血糖,注意这个时间要足够患者恢复。

其次,本次會議顯示出國内外學者在宗教史、考古、美術史、敦煌文獻研究等學科領域努力尋求新角度、新視野,在探索新的研究方法上取得了一些新的進展。

有多篇宗教史、宗教美術研究論文嘗試運用跨文化的視野,探討佛教與基督教文化之間的關聯,佛教與道教的聯繫,中外相近或相關藝術元素的交互作用和影響;有多篇美術史論文運用比較研究的方法,通過敦煌藝術及其在當代的傳承、弘揚研究,分析敦煌藝術造型技法、藝術語言形態,探討了“敦煌美術學”的新命題,與此同時,還深入探討不同地區文化藝術元素之間的淵源流變。有一批論文校録整理敦煌民族文獻、經濟文獻、文學文獻、科技文獻,考證相關的歷史問題。有多篇論文從敦煌學史的角度對20世紀初期敦煌學研究狀況進行了評析,探討了早期敦煌學的學術背景與學術關聯;還有一些論文考察了中外攝影師有關敦煌石窟攝影檔案照片的價值和意義。

再次,本次會議顯示了敦煌學研究隊伍老中青結合、薪火相傳、後繼有人的良好態勢。

張先堂,李國
《敦煌学国际联络委员会通讯》2017年第00期文献

服务严谨可靠 7×14小时在线支持 支持宝特邀商家 不满意退款

本站非杂志社官网,上千家国家级期刊、省级期刊、北大核心、南大核心、专业的职称论文发表网站。
职称论文发表、杂志论文发表、期刊征稿、期刊投稿,论文发表指导正规机构。是您首选最可靠,最快速的期刊论文发表网站。
免责声明:本网站部分资源、信息来源于网络,完全免费共享,仅供学习和研究使用,版权和著作权归原作者所有
如有不愿意被转载的情况,请通知我们删除已转载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