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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詩歌研究百年綜述

更新时间:2016-07-05

自1900年6月莫高窟藏經洞(現編號17窟)剛爲世人所知之時,敦煌文獻即開始流散海内外。正因爲如此,敦煌文獻研究在開始之初,就超越了狹隘的民族主義傾向。經過一百餘年的進步與發展,由日本學者石濱純太郎首倡的“敦煌學”現已成爲一門國際顯學。敦煌文獻研究也已進入需要繼承與創新的新時期。對於如何拓展敦煌文獻未來的研究空間,朱鳳玉教授就曾提出:“學術研究發展的生命力在於新材料、新方法和新觀點。因此,只要我們能持續地發掘新材料,系統地吸取前輩學者的精辟研究成果與研究方法,熔鑄到新的整理與研究中;取用新材料,使用新方法,思考新問題,放寬眼界,重視跨學科的整合研究,敦煌文學研究仍可焕發出新的活力,開拓出學術的新天地。”*朱鳳玉《百年來敦煌文學研究之考察》,北京: 民族出版社,2012年,第2頁。

未經後世改編的敦煌詩歌寫本,不僅有傳統意義上的總集、别集,而且還有許多具有“别集”特徵的詩歌叢抄,以及大量抄寫在僧俗雜寫、各類文書中的零散詩歌*“敦煌詩歌”概念的界定,有著廣義和狹義的區分。由於《五更贊》《十二辰詩》《雲謡集》等敦煌寫本自有其演唱曲調,屬於“曲子辭”研究範疇,因此本篇論文未將其納入討論範圍。參看項楚《敦煌詩歌導論》,項楚《敦煌詩歌導論》,臺北: 新文豐出版公司,1993年;成都: 巴蜀書社,2001年。。它們是在無意中被保留下來的,既反映了詩歌以手寫紙本形態在敦煌産生、傳播與接受的過程,也是唐五代時期中原地區漢文化向西傳播的實證。由於具有先天的語言理解與文化認同優勢,中國學者始終是敦煌詩歌寫本研究的主體,且相關研究始終走在世界前列。百餘年的敦煌詩歌寫本研究歷程,大致可以分爲四個階段: 發軔初興期(1909—1924)、繼續展開期(1925—1949)、深入發展期(1949—1978)、全面繁榮期(1979年至今)。本文按時間順序對百餘年來敦煌詩歌寫本研究史進行梳理,並對如何拓展敦煌詩歌未來研究空間略作討論。

一、 發軔初興期(1909—1924)

1909年8月,法國漢學家伯希和第二次來到北京時,將隨身攜帶的少量劫掠自莫高窟的敦煌文獻進行展示。王仁俊、蔣黼、羅振玉、葉恭綽、董康、王國維等學者陸續前往伯希和寓所參觀、抄録、拍攝敦煌寫本。敦煌詩歌寫本也由此進入中國學者視野,並促成了敦煌詩歌研究的最初成果。

羅振玉於1909年發表的《敦煌石室書目及發見之原始》,最早著録了集部文獻中的《文選李善注》《故陳子昂集》《秦婦吟》和《敦煌廿詠》*《東方雜志》1909年第6卷第10期,第42—46頁。。此後不久,羅振玉續又接連發表《莫高窟石室秘録》和《鳴沙山石室秘録》,進一步校録、考證了《五臺山聖境贊》和《敦煌石室書目及發見之原始》著録的詩歌作品*羅振玉《敦煌石室秘録》,《東方雜志》1909年第11期,第65頁。《鳴沙山石室秘録》於1909年底或1910年初發表在《國粹學報》第59期。。同年,王仁俊也在《敦煌石室真蹟録》一書中,對《五臺山聖境贊》的内容、時代諸問題作了考證*宣統元年(1909)國粹堂石印本。;蔣黼在與羅振玉合編的《敦煌石室遺書》中,結合《舊唐書·吐蕃傳》進一步推斷,《五臺山聖境贊》即爲“長慶四年九月遣使求五臺山圖”*宣統元年(1909)誦芬室排印本。

在长时间的发展过程中,中国电视专题片一直以高层次、宏观的国家层面视角彰显节目主要内容与思想,具有很强的思想性。事实上,这是对意识形态的误解。思想中含有人民群众对国家、对社会的爱国情怀,关心民族发展的民族精神和人民的平时生活,都是挑选的主题材料。如果专题片都是大视角、大方向,脱离人民群众生活,则会显得枯燥无味,所以,专题片可以适度符合百姓日常生活的角度,关心百姓生活,体现我国经济发展的强大性,使电视机前的观众感受体会其中的深层意义,感受节目内容中的人文情感,由此被观众所接受与认可。

伯希和返回法國後,陸續將部分敦煌寫本照片郵寄給中國學者。受惠於這些敦煌寫本照片,劉師培在《敦煌新出唐寫本提要》一書中,刊行了《詩經》《文選》等五種詩歌寫本影件,爲後世影印敦煌文獻張本*《國粹學報》1909年第7卷第1—8期陸續刊出。;羅振玉也在《鳴沙石室佚書》《鳴沙石室古籍叢殘》兩書中,對伯希和所寄詩歌寫本照片做了校勘研究。其中,羅振玉《鳴沙石室佚書》將P.2567唐詩寫本定名爲“敦煌本唐人選唐詩”,並在提要中考證了詩歌的作者、篇數、寫本與今本之間的異同*1913年羅氏宸翰樓影印本。;《鳴沙石室古籍叢殘》首開敦煌文書分類輯録的先河,分爲“群經叢殘”“群書叢殘”兩部分,其中有《毛詩傳箋》和《玉臺新詠》的影本*1917年上虞羅氏影印刊行。

市场需求一旦发生变化,订货量会随之变动,即q>q*或q

对θ面上每一个单元均可以建立式(38)那样的方程。这些方程需要联立起来,形成全局有限元方程。全局有限元方程的形式与式(38)相同,只是其中的系数矩阵是与θ面上的所有单元有关。把单元有限元矩阵组合成全局有限元矩阵,其方法与普通有限元是相同的。全局有限元方程依然由式(38)来表示,此时q(θ,t)是θ面上所有节点位移所构成的列向量。

唐代第一長詩《秦婦吟》的整理校釋方面,也取得了諸多成果。1983年,柴劍虹《〈秦婦吟〉敦煌寫卷的新發現》在對新發現S.5834號《秦婦吟》寫本進行校勘的基礎上,將其與P.2700號《秦婦吟》寫本成功綴合*柴劍虹《〈秦婦吟〉敦煌寫卷的新發現》,《光明日報》1983年6月7日;後收入柴氏《西域文史論稿》,臺北: 國文天地雜志社,1991年,第307—310頁;又收入柴氏《敦煌吐魯番學論稿》,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59—61頁。。1984年,潘重規《敦煌寫本〈秦婦吟〉新書》對P.2700、P.3381、P.3780、P.3910、P.3953、S.5476、S.5477、S.5834、Дх.4568等九個《秦婦吟》寫卷進行箋注*潘重規《敦煌寫本〈秦婦吟〉新書》,《敦煌學》1984年第8輯,第1—73頁。。2002年,徐俊《敦煌寫本詩歌續考》成功將Дх.4568(右)殘片與Дх.10740寫卷中五個《秦婦吟》殘片比定綴接*徐俊《敦煌寫本詩歌續考》,《敦煌研究》2002年第5期,第65—72頁。。次年,徐俊《隋魏澹〈鷹賦〉校訂——敦煌文學文獻零劄之一》在Дх.6176折頁裝册子中探尋到第十一個《秦婦吟》寫本,並指出其文字内容與P.3910卷基本相同*徐俊《隋魏澹〈鷹賦〉校訂——敦煌文學文獻零劄之一》,《文獻》2003年第2期,第36—44頁。。2006年,柴劍虹《王國維對敦煌寫本的早期研究》爲敦煌本《秦婦吟》撰寫跋文時,再次揭示了Дх.6176新發現的《秦婦吟》殘片的研究價值*柴劍虹《王國維對敦煌寫本的早期研究》,《敦煌研究》2006年第6期,第130—135頁。。2011年,張新朋《敦煌詩賦殘片拾遺》對Дх.10740《秦婦吟》殘片進行重新排序,並將其與Дх.4758成功綴合*張新朋《敦煌詩賦殘片拾遺》,《敦煌研究》2011年第5期,第77—81頁。。同年,張涌泉《張涌泉敦煌文獻論叢》對先前發表的《敦煌寫本〈秦婦吟〉匯校》作了修訂,並將S.692、杏雨書屋藏羽57R進行綴合*張涌泉《張涌泉敦煌文獻論叢》,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85—217頁。。2013,陳麗萍《杏雨書屋藏〈秦婦吟〉殘卷綴合及研究》不僅對杏雨書屋藏《秦婦吟》殘卷與S.692號進行綴合、校録,而且對敦煌本《秦婦吟》抄本諸問題予以探討*陳麗萍《杏雨書屋藏〈秦婦吟〉殘卷綴合及研究》,《隋唐遼宋金元史論叢》第三輯,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139—147頁。。同年,張涌泉《敦煌寫本〈秦婦吟〉匯校》又對P.2700、P.3381、P.3780、P.3910、P.3953、S.5476、S.5477、S.5834、Дх.4568等九個《秦婦吟》寫卷進行匯校*張涌泉《敦煌寫本〈秦婦吟〉匯校》,《中國典籍與文化論叢》第8輯,北京: 中華書局,2013年,第311—341頁。

二、 繼續展開期(1925—1949)

20世紀20年代,劉復、向達、王重民、于道泉、姜亮夫、王慶菽等學者遠渡重洋,開始著手調查、抄録流散海外的敦煌文獻。由於受到當時學術風氣轉變的影響,這一時期的敦煌詩歌研究不僅超越了以往辨别考訂寫本内容、比較版本異同的研究階段,而且將學術視野逐漸擴展到敦煌民間詩歌。

1925年,劉復《敦煌掇瑣》將眼界擴展到了包括“王梵志詩”在内的民間詩歌,輯録了P.3418、P.3211、P.2718、P.2129、P.2748等5件法藏敦煌詩歌寫本*《敦煌叢刊初集》第十五册《敦煌掇瑣》,臺北: 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年,第165—202頁。。1929年,鄭振鐸《敦煌的俗文學》將曲子詞、變文等俗文學作品也納入“詩歌”範圍,將當時所見敦煌詩歌分爲“民間雜曲”“敍事詩”“雜曲子”三類*鄭振鐸《敦煌的俗文學》,《小説月報》1929年第20卷第3號,第476頁。。雖然鄭振鐸對“詩歌”範疇的界定有失寬泛,卻也充分正視了《秦婦吟》、王梵志詩等民間詩歌的研究價值。鄭振鐸《敦煌的俗文學》首倡“敦煌俗文學”概念,並對“敦煌俗文學”的範圍和内涵做了大致界定。自此以後,“敦煌俗文學”這一概念,開始爲學界普遍接受。

1937年,向達《記倫敦所藏的敦煌俗文學》對倫敦所見王梵志詩、《百歲詩》等白話詩在内的40餘件敦煌俗文學寫卷進行敍録*向達《記倫敦所藏的敦煌俗文學》,《新中華雜志》1937年第5卷第13號,第123—128頁。。1938年,鄭振鐸在《中國俗文學史》第五章“唐代民間歌賦”中,結合敦煌本《王梵志詩》等俗文學作品,對唐代民間歌賦的産生、發展、演變做了系統研究*鄭振鐸《中國俗文學史》,北京: 中央編譯出版社,2013年,第90—128頁。。1941年,傅芸子《敦煌俗文學之發現及其展開》在《敦煌的俗文學》分類基礎上,將敦煌詩歌細分爲“佛教民間雜曲”“通俗詩”“雜曲子”“民間之賦”四類*傅芸子《敦煌俗文學之發現及其展開》,《中央亞細亞》第1卷第2期。

這一時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王梵志詩、《秦婦吟》,重要的成果有: 1927年,胡適《白話詩人王梵志》對傳世文獻所見王梵志詩進行輯録,並對王梵志的生平、籍貫進行考證。該文認爲王梵志爲隋末唐初人,大約出生於6世紀末,衛州黎陽(今河南浚縣)人,且《太平廣記》《桂苑叢談》記載王梵志的材料來源相同*胡適《白話詩人王梵志》,《現代評論》第6卷第156期。。1928年,胡適《白話文學史》第十一章“唐代的白話詩”,結合敦煌文獻保存的“王梵志詩”寫本,對唐代白話詩及白話詩人進行考論,認爲“民歌”“打油詩”“歌妓”“宗教與哲理”是一切白話詩的來源,且在“瘋狂和尚與譎詭詩賦的風氣之下”,7世紀的時候出現了王梵志、王績、寒山、拾得等白話大詩人*胡適《白話文學史》,新月書店,1928年,第217—252頁。。同年,劉大傑在《中國文學發展史》第十三章“初唐的詩壇”第二節“王績與王梵志”中,以王梵志及其詩歌爲例,對初唐時期民間詩進行個案研究*劉大傑《中國文學發展史》,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413—417頁。。1935年,鄭振鐸在《〈王梵志詩〉跋》中認爲,王梵志詩不僅在唐代民間盛傳,而且對王維、羅隱、杜荀鶴等詩人的詩歌創作産生影響*鄭振鐸《〈王梵志詩〉跋》,《世界文庫》1935年第5册。

也有學者從傳播學、民俗學的視角審視王梵志詩。金英鎮《王梵志詩和寒山詩在日本的影響》通過梳理寒山詩和王梵志詩在日本的傳抄情況,考察了兩者在日本的流傳與影響*金英鎮《王梵志詩和寒山詩在日本的影響》,《中國俗文化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02年。。崔丹《從支遁詩到王梵志詩: 僧詩雅俗之變研究》以支遁詩、王梵志詩爲中心,對東晉至隋唐僧詩的演變過程進行了梳理*崔丹《從支遁詩到王梵志詩: 僧詩雅俗之變研究》,河南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11年。。朱迥遠《拿起另一把鑰匙——王梵志詩巧解》提出不能只用文字學和訓詁學的方法去研讀王梵志詩,還應該用民俗資料這把鑰匙去印證其詩*朱迥遠《拿起另一把鑰匙——王梵志詩巧解》,《遼寧大學學報》1995年第2期,第99—100頁。。梁德林《論王梵志“翻著襪法”》對王梵志詩中所體現的“翻著襪”寫作方式進行論述*梁德林《論王梵志“翻著襪法”》,《廣西師範學院學報》2007年第1期,第62—65頁。

三、 深入發展期(1949—1978)

20世紀70年代末,巴黎國立圖書館將所藏敦煌文獻製成縮微膠卷予以發行,北京圖書館也將所藏敦煌文獻主體部分製成縮微膠卷在國内公開發行。1981至1986年間,黄永武《敦煌寶藏》將英、法、北圖發行的縮微膠卷,影印成方便閲讀的插架圖書。90年代至今,以《英藏敦煌文獻》《法藏敦煌西域文獻》《俄藏敦煌文獻》《國家圖書館藏敦煌遺書》爲代表的敦煌文獻集成陸續影印出版,國内外各家藏卷均大部分有清晰圖版。新世紀以來,以“國際敦煌項目(IDP)”爲代表的敦煌文獻數字化,也取得較大進展。國内外學者可以便利地使用敦煌文獻,敦煌詩歌研究也迎來了全面繁榮時期。爲便於梳理本時期學術史,筆者據敦煌詩歌寫本的形態特徵,將其分爲“詩集詩抄”與“零散詩歌”兩類。

由於受到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影響,1962年,楊公驥《唐代民歌考釋及變文考論》從《敦煌掇瑣》中選取P.3411、P.3418兩個王梵志詩寫本,將其分爲“府兵,戰爭”“地主,雇農,逃户,貧農”“官與吏”“和尚,道士”“商人,工匠”“其他”六類,分别作了極爲精彩的考證和注釋,揭示出唐代“夫役法”“丁年法”“府兵制”“租庸調制”“御史秋巡制”“和市法”的施行情況,勾勒了 “府兵”“鄉長”“和尚”“女道士”“工匠”等唐代社會底層人士的生活形象。同時,該書在《唐民歌二十八篇考釋後記》中探討了王梵志詩的詩歌屬性、創作年代、史料價值諸問題,並認爲這些詩“乃是民間口頭創作,都是當時傳唱的民歌”“大多是作於玄宗朝(開元、天寶時代),個别的可能是高宗、武后朝的詩篇”,具有“正史書之不當、補文獻之不及”的史料價值*楊公驥《唐代民歌考釋及變文考論》,長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199—218頁。。楊公驥先生運用唯物史觀研究P.3411、P.3418兩個王梵志詩寫卷,不僅深入探討了王梵志詩的“民歌”屬性,而且從中揭示出唐代典章制度和底層社會生活,是20世紀60年代敦煌詩歌研究的重要成果。

海外華裔學者巴宙在僧俗詩歌輯佚方面取得了突出成果。1965年,巴宙《敦煌韻文集》從英藏敦煌文獻中輯録出120餘篇僧俗詩詞、贊頌等韻文作品。其中,多數韻文作品爲首次整理刊佈。全書分爲甲、乙、丙三篇及附録,輯録127題,每題包含的詩詞或贊頌數量不等。就所輯作品性質而言,甲篇“詩詞集”收各體詩四十二題,内容包括時令、贈答、詠物、遊宴、宫闈雜詩以及佛偈俚詞等。其中著録了數量較多的通俗詩歌,如《趙嘏讀史編年詩》《敦煌廿詠》《贈李峰上人詩》《詠廿四氣詩》《詠貳師泉》等;乙篇“贊頌集”收詩體作品四十三題,除了第77、第78以外,其餘均爲佛教韻文。其中前十幾題贊揚釋迦牟尼的出家、修道、降魔和涅槃,其餘題目贊頌佛教經典、名山古刹、高僧大德、禪師行持及西方淨土等;丙篇“警訓集”收三十五題,除了少數作品爲非佛教訓世詩,其餘均爲寶志、神秀、洞山等高僧大德的訓世詩;附録收七題,均非韻文作品。巴宙先生在輯録詩歌時,已經留意到他們的民間性特徵。他説:“在詩的部分,我們是雅、俗兼收,例如《四季詩》(筆者按: 即S.3880《詠廿四氣詩》)及《贈李峯上人》,它們是構思清新、對仗工整、聲韻和諧,説得上典雅莊嚴。”這些詩歌“雖然説在最初,文人學士們是根本看不起它們的。唯其如此,個人在這方面頗爲留意”*《敦煌韻文集》輯録的韻文作品,是由巴宙先生於1961年在英國倫敦不列顛博物館親自選擇、繕寫、校輯。參見巴宙《敦煌韻文集》,臺北: 佛教文化服務處,1965年,第2頁。

四、 全面繁榮期(1978年至今)

北京圖書館於1957年通過交换獲得了英藏敦煌漢文文獻S.6980以前部分的縮微膠片,臺灣史語所也於1958年獲得内容相同的縮微膠片縮印成册之縮印本。至此,中國學者不出國門就能查閲英藏敦煌漢文文獻的主體部分。1962年,王重民、劉銘恕《敦煌遺書總目索引》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王重民、劉銘恕《敦煌遺書總目索引》,北京: 商務印書館,1962年;後經施萍婷補充修訂出版《敦煌遺書總目索引新編》,北京: 中華書局,2000年。。該目録著録了英藏、法藏、北圖藏以及散藏的共計2萬多件敦煌文獻,敦煌文獻的利用條件得到進一步改善。在這一時期的敦煌詩歌研究中,大陸學者在敦煌唐詩寫本輯録、王梵志詩考釋等方面取得了一些成果,海外華裔學者也逐漸成爲一股重要的學術力量*董康早在1926年至1927年間客居日本時,就已經明確提出了匯輯敦煌唐詩寫本的研究設想,但其匯輯敦煌本《唐人選唐集》的研究計劃並未付諸實施。參見董康著、傅傑校點《書舶庸譚》,沈陽: 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91頁。。王重民先生於1935年即開始敦煌唐詩寫本輯録工作,是最早有計劃地從事敦煌詩歌整理的學者。他在《補全唐詩·序言》中曾提及自己擬訂的研究計劃是:“凡見《全唐詩》者校其異文,凡不見《全唐詩》者另輯爲一集,以補《全唐詩》之逸。”*王重民《敦煌遺書論文集》,北京: 中華書局,1984年,第22—24頁。經過此後二十餘年的努力,逸詩大致已經完成,這就是後來陸續發表的《補全唐詩》《〈補全唐詩〉拾遺》。王重民《補全唐詩》共計增補詩歌104首、作者50人,其中見於《全唐詩》者31人、未見《全唐詩》者19人*王重民《補全唐詩》,《中華文史論叢》1963年第3輯;後收入王重民《全唐詩外編》,北京: 中華書局,1982年,第1—46頁;又收入陳尚君《全唐詩補編》,北京: 中華書局,1992年,第1—50頁。。《補全唐詩》將作者姓名據《全唐詩》依次排列,並於姓名下注明在《全唐詩》某卷,未載姓名者則列於後;寫卷中所載作者歷官爵裏有可以補充《全唐詩小傳》的地方,也對作者事蹟進行增補;次載所得佚詩,詩題下注明所據寫卷編號;詩歌有異文者,略作校勘;所作校記,附於各詩之後。《補全唐詩》只是王重民先生研究計劃中的一部分。其他的研究成果,在王重民先生逝世後纔予刊佈。王重民輯録的馬雲奇《陷蕃詩》等敦煌詩歌,經過王堯、白化文兩位先生校閲整理後,以《敦煌唐人詩集殘卷》爲題於1977年發表在《文物資料叢刊》第一期*王重民《全唐詩外編》,北京: 中華書局,1982年,第47—68頁。。1983年,王重民遺孀劉修業女士在整理王重民遺稿時,又發現《補全唐詩》漏編的李翔《涉道詩》等其他有作者姓氏的詩歌,以及一些原本計劃編入《補全唐詩》的“殘詩篇”“單篇”詩和“敦煌人作品”。於是,劉修業根據王重民擬定的計劃予以重新整理,經陰法魯先生校閲後,於1981年編成《〈補全唐詩〉拾遺》三卷*王重民輯録、劉修業整理《〈補全唐詩〉拾遺》,《中華文史論叢》1981年第4輯,第153—182頁;後收入陳尚君《全唐詩補編》,北京: 中華書局,1992年,第51—88頁。。《補全唐詩》和《〈補全唐詩〉拾遺》從三十多個寫卷輯録出唐人佚詩二百餘首,是敦煌詩歌輯佚的典範之作。

为掌握改革过程中干部职工的思想动态,农场组织了11个调研小组,采取入户走访、问卷调查、座谈等方式进行,深入职工群众家中、田间地头与职工群众交谈,向他们详细介绍农垦改革的目的意义及农场改革现阶段取得的成果,并询问他们对垦区改革所持的态度、改革中最关心关注的重点问题及对改革的总体认识等9方面问题,仔细了解掌握职工群众的思想动态,听取群众的意见呼声。全场走访入户215户,调查问卷200余份,收集意见建议35份,归纳为5条,涉及到农场城镇管理、农业生产、职工收入等方面内容。

() 敦煌詩歌的整理校録

由於敦煌寫本的複雜性和研究條件的局限性,王重民《補全唐詩》《〈補全唐詩〉拾遺》所作校勘還存在一些缺失,絶大多數詩集詩抄及僧俗雜寫中的零篇斷句還未涉及。這一時期敦煌文獻利用條件的改善,極大地推動了敦煌詩歌的整理校釋。潘重規《〈補全唐詩〉新校》、項楚《〈補全唐詩〉二種續校》、蔣禮鴻《〈補全唐詩〉校記》、張涌泉《〈補全唐詩〉二種補校》、徐俊《王重民〈補全唐詩〉二種校補》等,先後對《補全唐詩》《〈補全唐詩〉拾遺》二文中校録未精之處加以校訂*潘重規《〈補全唐詩〉新校》,《華岡文科學報》1981年第13期,第171—227頁。項楚《〈補全唐詩〉二種續校》,《四川大學學報》1983年第3期,第44—56頁。蔣禮鴻《〈補全唐詩〉校記》,甘肅省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編《敦煌學論集》,蘭州: 甘肅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73—80頁。張涌泉《〈補全唐詩〉二種補校》,《敦煌學輯刊》1991年第2期,第13—25頁。徐俊《王重民〈補全唐詩〉二種校補》,《北京圖書館館刊》1993年第2期,第119—197頁。。其中,潘重規先生據原卷校訂《補全唐詩》時,又發現“殷濟”等不見於《全唐詩》的作者,“詩凡三十四首,增補約三分之一”*潘重規《〈補全唐詩〉新校》,《華岡文科學報》1981年第13期,第171—210頁。。除去《〈補全唐詩〉拾遺》已經輯補的馬雲奇詩13首外,實則增補唐代佚詩21首。此外,對於P.2555寫卷的整理校釋,王重民《敦煌唐人詩集殘卷》僅涉及其中的“佚名詩”五十九首、“馬雲奇詩”十三首。柴劍虹《研究唐代文學的珍貴資料——敦煌伯2555號唐人寫卷分析》與《敦煌唐人詩集殘卷(伯2555)補録》、黄永武《敦煌本唐詩校勘舉例——試校敦煌伯二五五五號卷子中的二十七首唐詩》、陳祚龍《新校重訂敦煌古鈔李唐詞人陷蕃詩歌初集》、熊飛《〈敦煌唐人詩集殘卷(伯2555)補録〉》、張先堂《敦煌唐人詩集殘卷(伯2555)新校》等,對敦煌P.2555號寫卷作了整理與校録,補録唐代佚詩102首*柴劍虹《研究唐代文學的珍貴資料——敦煌伯2555號唐人寫卷分析》,《1983年全國敦煌學術討論會文集》,1983年,第79—98頁;後收入柴劍虹《西域文史論稿》,臺北: 國文天地雜志社,1991年,第241—268頁;又收入柴劍虹《敦煌吐魯番學論稿》,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5—33頁。柴劍虹《敦煌唐人詩集殘卷(伯2555)初探》,《新疆師範大學學報》1982年第2期,第71—77頁;收入甘肅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編《敦煌學論集》,蘭州: 甘肅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71—184頁;又收入柴氏《敦煌吐魯番學論稿》,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14頁。柴劍虹《敦煌唐人詩集殘卷(伯2555)補録》,《文學遺産》1983年第4期,第146—154頁;收入柴氏《敦煌吐魯番學論稿》,第34—58頁。黄永武《敦煌本唐詩校勘舉例——試校敦煌伯二五五五號卷子中的二十七首唐詩》,《國文天地》1986年第18期,第68—76頁;後收入《唐代文學研討會論文集》,臺北: 文史哲出版社,1988年,第89—108頁。潘重規《敦煌唐人陷蕃詩集殘卷校録》,《幼獅學志》1979年第4期,第1—22頁。陳祚龍《新校重訂敦煌古鈔李唐詞人陷蕃詩歌初集》,《中國文化月刊》1983年第44期,第78—107頁;收入《敦煌學園零拾》下册,臺北: 商務印書館,1986年,第414—467頁。熊飛《〈敦煌唐人詩集殘卷(伯2555)補録〉》,《敦煌研究》1991年第2期,第93—94頁。張先堂《敦煌唐人詩集殘卷(伯2555)新校》,《敦煌研究》1995年第3期,第155—168頁。

黄永武《敦煌的唐詩》《敦煌的唐詩續編》兩部專著,取諸家詩集多種版本,對P.2567、P.2555、P.3619、S.555所見非佚詩以及李白、王昌齡、孟浩然、白居易、劉希夷、李嶠、高適等詩人作品進行比勘,並利用修辭學的觀點詳細説明文字異同對詩意的影響*黄永武《敦煌的唐詩》,臺北: 洪範書店有限公司,1987年;《敦煌的唐詩續編》,臺北: 文史哲出版社,1989年。。任半塘《敦煌歌辭總編》對敦煌歌辭作了全面收録,但對敦煌詩歌的界定過於寬泛*任半塘《敦煌歌辭總編》,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陳尚君《全唐詩補編》在校正《補全唐詩》《〈補全唐詩〉拾遺》之疏失的同時,又輯録了大量唐人佚詩,是敦煌詩歌補遺的里程碑式著作*陳尚君《全唐詩補編》,北京: 中華書局,1992年。。李正宇《敦煌遺書宋人詩輯校》對敦煌文獻保存的宋詩進行了校輯,輯録宋詩45首、作者13家*李正宇《敦煌遺書宋人詩輯校》,《敦煌研究》1992年第2期,第38—122頁。。汪泛舟《敦煌僧詩校輯》《敦煌石窟僧詩校釋》與《敦煌詩解讀》,對敦煌文獻所見僧詩進行了詳盡的輯録與校釋*汪泛舟《敦煌僧詩校輯》,蘭州: 甘肅人民出版社,1994年;《敦煌石窟僧詩校釋》,香港: 和平圖書有限公司,2002年;《敦煌詩解讀》,北京: 世界圖書北京出版公司,2015年。。胡大浚、王志鵬合著的《敦煌邊塞詩歌校注》,對300餘首反映邊塞生活的詩歌作品進行輯録與校注*胡大浚、王志鵬《敦煌邊塞詩歌校注》,蘭州: 甘肅人民出版社,1999年。。徐俊《敦煌詩集殘卷輯考》在全面普查當時已經公佈的敦煌文獻基礎上,對四百多個敦煌詩歌寫本進行了整理、綴接和匯校,共計輯録王梵志詩以外的絶大多數詩歌1925首(句)*徐俊《敦煌詩集殘卷輯考》,北京: 中華書局,2000年。。其中,上編《敦煌詩集殘卷輯考》共釐定詩集詩抄63種、詩1401首(包括重出互見詩71首),下編《敦煌遺書詩歌散録》輯録詩歌524首(句)。該書作者在分類考察敦煌詩歌、整理詩歌寫本的同時,探討敦煌詩歌寫本的主要内容、性質特徵、整理方式,强調敦煌詩歌研究應“準確把握詩歌寫本文本特徵”“廣泛與其他敦煌寫本相結合”“廣泛與傳世文獻相合”,在研究方法上超越了過去從版本、輯佚、校勘、辨僞等傳統文獻學入手的研究路徑。張錫厚《全敦煌詩》收録幾乎所有可被歸入“敦煌詩歌”的作品,不僅在校記中對詩歌的諸家校勘成果做了細緻考辨,而且詳細記述了詩歌的抄寫存佚狀況和詩歌寫卷的寫本形態,是目前輯録規模最大、最爲齊備的敦煌詩歌總集*張錫厚《全敦煌詩》,北京: 作家出版社,2006年。

本篇論文所指的“敦煌詩集詩抄”,指的是那些以抄録詩歌作品爲主體的敦煌寫本,與傳統意義上的“詩集”概念有著較大差異。由於寫本時代詩歌流傳的複雜性,敦煌文獻保存有《玉臺新詠》《珠英學士集》《瑶池新詠》《白香山詩集》《王梵志詩集》《李嶠雜詠注》《心海集》《(李翔)涉道詩》《唐人選唐詩》等少量傳統意義上的集部寫本,更多的是《高適詩集》《岑參詩集》《張祜詩集》《吴均詩集》等具有集部特徵的詩歌抄本,以及P.2555+Дх.3871、P.2552+P.2567等規模大小不一、缺乏編者與編例的詩歌雜抄。在諸多敦煌詩集詩抄寫本中,尤以《王梵志詩集》、P.2555+Дх.3871寫卷“陷蕃詩”最受學界關注。

在這一階段,敦煌本《秦婦吟》研究取得了突出成就。1920年,王國維發表了題爲《敦煌發見唐朝之通俗詩及通俗小説》的著名論文。該文據日本狩野直喜從英國抄録的敦煌寫本,斷定其中一篇載有“内庫燃有錦繡灰,天街踏盡公卿骨”的文獻殘卷爲韋莊《秦婦吟》,並將《秦婦吟》寫本録文呈現給中國學界。此後的1923年,伯希和將P.3381、S.692兩個寫卷所見《秦婦吟》録文寄給了王國維、羅振玉。王國維將其與狩野直喜抄録本進行對校,於1924年發表了《韋莊的〈秦婦吟〉》一文*王國維《韋莊的〈秦婦吟〉》,《國學季刊》1924年第4號,第5—7頁。;羅振玉也在同年撰寫了《〈秦婦吟〉校本及跋》,並在《敦煌零拾》一書中予以刊佈*1924年上虞羅氏影印刊行。

旅游危机事件网络舆情系统依赖于舆情主体、舆情客体、舆情本体、传播媒介及外围因素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而得以形成。整个旅游危机事件网络舆情系统结构不仅涵盖了各要素间的显性互动关系,同时也包括了一些隐藏在各要素之间的隐性互动关系。

() 敦煌詩集詩抄研究

敦煌文獻保存的王梵志詩寫本,是唐代白話詩的“活化石”。1980年,趙和平、鄧文寬在《敦煌寫本王梵志詩校注》《敦煌寫本王梵志詩校注(續)》二文中,據縮微膠卷對P.3211、P.3418、P.3724、S.5441、S.5641、S.6032六個王梵志詩寫本分别予以校録,並與《敦煌掇瑣》中P.3418、P.3211寫卷録文進行對校,糾正劉復録文的漏校、誤校處*趙和平、鄧文寬《敦煌寫本王梵志詩校注》,《北京大學學報》1980年第5期,第64—81頁;《敦煌寫本王梵志詩校注(續)》,《北京大學學報》1980年第6期,第32—37頁。。1982年,法國戴密微《王梵志詩附太公家教》從二十五種敦煌文獻及其他史籍中輯録王梵志詩,並將王梵志詩翻譯成法文*戴密微《王梵志詩附太公家教》,法蘭西學院高等中國學研究所,1982年。1985年,廖伯源、朱鳳玉合譯《王梵志詩附太公家教引言》,載《敦煌學》第9期,第109—118頁。。同年,何廣文《王梵志詩拾遺》據《詩式》《庚溪詩話》《江村銷夏録》,搜集得鄭振鐸未及輯的19首王梵志詩*何文廣《王梵志詩拾遺》,《文獻》1982年第2期,第254—256頁。。1983年,張錫厚《王梵志詩校輯》據當時所見28種王梵志詩寫本以及散見於唐宋詩話、筆記小説内的王梵志佚詩,在點校、考釋後編成國内第一本王梵志詩全輯本*張錫厚《王梵志詩校輯》,北京: 中華書局,1983年。。全書共計收録王梵志詩348首,卷末附載S.4277保存的12首“梵志體”詩。但由於《王梵志詩校輯》在校勘、注釋、音韻、標點等方面還存在一些整理失當的地方,潘重規《簡論〈王梵志詩校輯〉》、周一良《王梵志詩的幾條補注》、項楚《〈王梵志詩校輯〉匡補》、蔣紹愚《〈王梵志詩校輯〉商榷》、袁賓《〈王梵志詩校輯〉校釋補正》、吕朋林《王梵志詩點校拾遺》、劉瑞明《王梵志詩三首原貌探求——兼評詩注的一個傾向》與《王梵志詩“自言鬻性鼠”句解》、黄靈庚《王梵志詩校勘零拾》、都興宙《王梵志詩音校》、段觀宋《王梵志詩校議》、黄征《〈王梵志詩校輯〉商補》及《王梵志詩校釋商補》、曹翔《王梵志詩“不善廣平王”校注商兑》、李小榮《王梵志詩佛教典故補注》等文章先後進行匡補*潘重規《簡論〈王梵志詩校輯〉》,《“中央”日報》(臺)“文藝評論版”第21期,1984年8月16日;《明報》第19卷第9期,1984年9月,第34—36頁。周一良《王梵志詩的幾條補注》,《北京大學學報》1984年第4期,第13—16頁。項楚《〈王梵志詩校輯〉匡補》,《敦煌研究》1985年第2期,第29—70頁。蔣紹愚《〈王梵志詩校輯〉商榷》,《北京大學學報》1985年第5期,第18—30頁。袁賓《〈王梵志詩校輯〉校釋補正》,《社會科學》1985年第6期,第89—95頁。吕朋林《王梵志詩點校拾遺》,《古籍整理研究學刊》1985年第4期,第51—54頁。劉瑞明《王梵志詩三首原貌探求——兼評詩注的一個傾向》,《敦煌研究》1986年第2期,第60—67頁;《王梵志詩“自言鬻性鼠”句解》,《敦煌研究》1986年第3期,第103頁。黄靈庚《王梵志詩校勘零拾》,《敦煌研究》1987年第4期,第76—77頁。黄征《〈王梵志詩校輯〉商補》,《敦煌研究》1988年第4期,第78—84頁。黄征《王梵志詩校釋商補》,《杭州大學學報》1988年第2期,第90—98頁。都興宙《王梵志詩音校》,《敦煌學輯刊》1990年第2期,第60—69頁。段觀宋《王梵志詩校議》,《中國韻文學刊》1995年第2期,第15—18頁。曹翔《王梵志詩“不善廣平王”校注商兑》,《湖北大學成人教育學院學報》2011年第2期,第47—50頁。李小榮《王梵志詩佛教典故補注》,《敦煌研究》2012年第1期,第65—70頁。。1986年,朱鳳玉在其博士論文的基礎上,修訂出版《王梵志詩研究》一書。該書“緒論篇”對當時知見的英、法、日、俄藏三十三件王梵志詩寫本,逐一介紹,撰寫敍録;“研究篇”詳細考察了王梵志的時代及生平、王梵志詩集寫卷的系統,以及王梵志詩的思想内容、特色、與後世文學的關係等問題;“校注篇”對所輯録的401首王梵志詩進行校注,據原卷逐一核校和注釋*朱鳳玉《王梵志詩研究》,臺北: 學生書局,1986年。。1987年,陳慶浩《法忍抄本殘卷王梵志詩初校》首次公佈了俄藏Ф1456王梵志詩寫卷全部内容*陳慶浩在《法忍抄本殘卷王梵志詩初校》,《敦煌學》1987年第12輯,第83—97頁。。張錫厚《整理〈王梵志詩集〉的新收穫——敦煌寫本L1456與S4277重新綴合》對S.4277、Ф1456兩個寫卷進行綴合,證實兩個寫卷即爲同一寫本斷裂的兩部分*張錫厚《整理〈王梵志詩集〉的新收穫——敦煌寫本L1456與S4277重新綴合》,《敦煌學輯刊》1987年第2期,第31—44頁。 該文在稍作修改後,再次發表在《文學遺産》1988年第6期,第125—134頁。。同年,由於獲睹俄藏Ф1456王梵志詩寫本,朱鳳玉《敦煌寫卷斯4277號殘卷校釋》在據原件影件對S.4277保存的23首王梵志詩進行校釋的同時,也指出S.4277、Ф1456兩個殘卷原本是同一個法忍抄本王梵志詩寫本*朱鳳玉《敦煌寫卷斯4277號殘卷校釋》,《敦煌學》1987年第12輯,第127—136頁。。1988年,項楚《王梵志的一組佛教哲理詩(校釋與評論)》對P.3233號王梵志詩寫卷中的佛教哲理詩進行再校釋,主張應該從不同斷層剖析王梵志詩*項楚《王梵志的一組佛教哲理詩(校釋與評論)》,《敦煌研究》1988年第1期,第22—31頁。。1990年,張錫厚《王梵志詩研究匯録》收録18篇王梵志詩研究論文,並影印了二十多種王梵志詩寫本*張錫厚《王梵志詩研究匯録》,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該書雖然爲研究王梵志詩及唐代白話詩提供便利,但未能全面收録整理、校勘王梵志詩方面取得的成果。1991年,項楚《王梵志詩校注》在全面輯録王梵志詩的同時,對其進行重新校勘與注釋*項楚《王梵志詩校注》,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2009年;《王梵志詩校注(增訂本)》,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該書在初次出版以後,又歷經增訂完善,鈎沉發微、創穫實多,堪稱王梵志詩校理工作的一座高峰。。然而,白璧微瑕,智者有失。對於《王梵志詩校注》的疏漏之處,劉瑞明《〈王梵志詩校注〉置辯》、項楚《〈王梵志詩校注〉商兑和補遺》、張涌泉《〈王梵志詩校注〉獻遺》、朱迥遠《〈王梵志詩校注〉商補》、張漢生《〈王梵志詩校注〉拾遺》、武建宇《〈王梵志詩校注〉斟補》、郜同麟《〈王梵志詩校注〉商兑》、曹翔《敦煌寫卷王梵志詩校釋劄記》等論文先後進行了探討、補充*劉瑞明《〈王梵志詩校注〉置辯》,《敦煌研究》1987年第4期,第71—75頁;項楚《〈王梵志詩校注〉商兑和補遺》,《敦煌學輯刊》1991年第1期,第1—16頁;項楚《〈王梵志詩校注〉商兑和補遺(續)》,《敦煌學輯刊》1992年第1期,第60—69頁;項楚《〈王梵志詩校注〉商兑和補遺(續)》,《敦煌學輯刊》1993年第2期,第32—40頁。張涌泉《〈王梵志詩校注〉獻遺》,《敦煌研究》1990年第2期,第74—81頁。朱迥遠《〈王梵志詩校注〉商補》,《華東師範大學學報》1997年第3期,第93—96頁;《〈王梵志詩校注〉商補(續)》,《上海大學學報》1999年第5期,第27—31頁。張漢生《〈王梵志詩校注〉拾遺》,《河南大學學報》1998年第5期,第1—3頁。吴建宇《〈王梵志詩校注〉斟補》,《中國俗文化研究》2008年第1期,第144—146頁。郜同麟《〈王梵志詩校注〉商兑》,《敦煌研究》2014年第6期,第102—105頁。曹翔《敦煌寫卷王梵志詩校釋劄記》,《圖書館理論與實踐》2013年第3期,第95—97頁。。1993年,王繼如《王梵志詩語詞劄記》一文,參校《王梵志詩輯校》《王梵志詩校注》,對王梵志詩中“轉燭”“角眼”“合藥”“聞”“直”“毛衣”“隱”七個語詞進行再校釋*王繼如《王梵志詩語詞劄記》,《南京師大學報》1993年第3期,第102—108頁。。2005年,齊文榜《王梵志詩集敍録》爲王梵志詩寫本撰寫敍録,詳細考察了王梵志詩寫本以及諸家整理本的内容與特點*齊文榜《王梵志詩集敍録》,《河南大學學報》2005年第4期,第44—47頁。。同年,李永寧《整理王重民敦煌遺書手稿所得(二)——王梵志詩輯録》對王重民敦煌遺書手稿中王梵志詩輯録卡片的整理情況作了詳細介紹*李永寧《整理王重民敦煌遺書手稿所得(二)——王梵志詩輯録》,《敦煌研究》2005年第1期,第9—10頁。。2009年,張新朋《敦煌本〈王梵志詩〉殘片考辨五則》又從俄藏敦煌文獻中釐定出五個王梵志詩寫本殘片,並按照編號順序逐一敍録*張新朋《敦煌本〈王梵志詩〉殘片考辨五則》,《敦煌學輯刊》2009年第4期,第61—64頁。。2011年,李樹亮《王梵志詩“法忍抄本”再認識》對S.4277、Ф1456綴合後的王梵志詩寫本進行再探討,認爲其與其他“平民體系”的王梵志詩寫卷不同,屬於不同的抄寫體系,是用來開示僧衆的禪詩*李樹亮《王梵志詩“法忍抄本”再認識》,《第三届中國俗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暨項楚教授七十華誕學術討論會論文集》,2009年;修改後發表於《求索》2011年第3期,第185—187頁。

敦煌文獻發現的四百餘首王梵志詩,通俗上口、富含哲理,用白話語言反映下層人民的思想情緒與困苦生活,自發現以來一直是學界關注的熱點。以下僅從作者生平與創作年代、思想内容與藝術特色、語料價值、詩歌比較等方面,對《王梵志詩集》研究取得的主要成果加以評述。

詩歌比較研究方面的成果,多集中在王梵志詩與寒山詩比較研究上。陸永峰《王梵志詩、寒山詩比較研究》通過對王梵志詩、寒山詩進行的比較研究,重新審視兩者之間的異同*陸永峰《王梵志詩、寒山詩比較研究》,《四川大學學報》1999年第1期,第110—111頁。。金英鎮《試論王梵志詩與寒山詩之異同》從王梵志詩、寒山詩的世俗性與宗教性詩歌的内容以及藝術形式等方面,對兩者之間的異同進行了再討論*金英鎮《試論王梵志詩與寒山詩之異同》,《宗教學研究》2000年第3期,第98—107頁。。朱迥遠《王梵志、寒山佛理勸善詩的異同》從内容和藝術上對王梵志、寒山佛教勸善詩的異同進行評析,認爲王梵志佛理勸善詩主要具有平民化傾向、寒山佛理勸善詩更多具有文人化傾向*朱迥遠《王梵志、寒山佛理勸善詩的異同》,《上海大學學報》2005年第1期,第42—45頁。。此外,盧巧琴、方梅二氏先後發表了《不同來源出處“王梵志”詩語言比較研究》《“王梵志”詩作的歸屬分類及其語言學分類》兩篇文章,對不同來源的王梵志詩進行對比研究*盧巧琴、方梅《不同來源出處“王梵志”詩語言比較研究》,《東北師大學報》2013年第3期,第157—160頁;《“王梵志”詩作的歸屬分類及其語言學分類》,《蘭州學刊》2013年第3期,第204—206頁。。前者對不同來源出處的王梵志詩的語言進行了對比研究,闡述其語言學差異和王梵志詩的歸屬分類;後者從整體風格、思想傾向、文化習俗、適用對象、語言結構層次、詞彙等方面,對不同來源的王梵志詩進行了更爲具體的對比研究。張娜《敦煌本王梵志詩異文研究》對王梵志詩寫本異文以及它們之間的關係也做了系統研究*張娜《敦煌本王梵志詩異文研究》,哈爾濱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15年。

研究组1(宫颈鳞癌患者)中MTSS1阳性表达率为63.33%,研究组2(子宫内膜腺癌患者)中MTSS1阳性表达率为66.67%。对照组1和对照组2中MTSS1检测显示均为阴性。研究组MTSS1阳性表达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較多學者投入到王梵志詩思想内容與藝術特點的探討中來。劉瑞明、高國藩、文山月、馬建東等學者先後發表專文,對王梵志及其詩歌所表現出的底層生活特徵進行探討,認爲王梵志是代民請命且卓有成績的民間詩人,王梵志詩充滿對現實的關注、對人民苦難的同情*劉瑞明《王梵志詩歌宗旨探求——王梵志詩論之一》,《敦煌學輯刊》1987年第1期,第78—82頁。高國藩《論王梵志及其詩的思想》,《固原師專學報》1991年第4期,第1—6頁;稍作修改後又發表於《東南大學學報》1999年第3期,第74—79頁。文山月《王梵志筆下貪官譜》,《社會科學》1986年第6期,第100—103頁。馬建東《王梵志詩的底層生活經驗》,《敦煌研究》2008年第2期,第97—101頁。。王梵志詩中有著明顯雜糅儒釋及民間信仰的思想特徵。陳允吉《關於王梵志傳説的探源與分析》通過探明《太平廣記》王梵志傳説的來源,梳理出王梵志詩在創作和傳播中的一些情況,進而認爲“梵志”這一名字是對佛教原型中人物稱謂的襲取*陳允吉《關於王梵志傳説的探源與分析》,《復旦學報》1994年第6期,第97—103頁。;邱瑞祥《王梵志詩訓世化傾向的文化解析》揭示王梵志詩中佛教與中土文化相融相合的文化意向*邱瑞祥《王梵志詩訓世化傾向的文化解析》,《貴州師範大學學報》2003年第5期,第77—81頁。。姜玉芳《在文人詩和民歌之外——淺説王梵志詩的邊緣性》闡釋出佛教文化催生了王梵志詩不同於文人詩和民歌的文化個性*姜玉芳《在文人詩和民歌之外——淺説王梵志詩的邊緣性》,《西南民族大學學報》2005年第3期,第329—331頁。。馬曉妮《佛教背景下的王梵志詩歌》從詩歌内容和藝術形式上,對王梵志詩歌所受佛教影響進行分析*馬曉妮《佛教背景下的王梵志詩歌》,《社會科學論壇》2010年第1期,第47—51頁。。敖依昌《論王梵志勸世詩中的“實虚”矛盾》發現王梵志勸世詩在抒發内心、宣傳佛教上具有矛盾性,在世人心理處“實”、在佛家理念處“虚”,交錯徘徊在“俗界”與“佛界”之間*敖依昌《論王梵志勸世詩中的“實虚”矛盾》,《東嶽論叢》2011年第3期,第129—132頁。。王梵志詩體現的唐代民間信仰也引起了許多學者關注。錢光勝《從王梵志詩看初盛唐民間的地獄觀》對詩中的地獄觀進行探析,認爲其不僅反映了佛教地獄觀念與儒家孝道文化在民間的初步融合,而且表明佛教地獄思想已經開始了“中土化”和“世俗化”進程*錢光勝《從王梵志詩看初盛唐民間的地獄觀》,《西南交通大學學報》2008年第3期,第42—47頁。。楊萬里《從王梵志詩看唐初的民間信仰文化》對王梵志詩表現的唐初民間社會地獄觀、宗教觀、人生觀和拜金思想進行簡要論述*楊萬里《從王梵志詩看唐初的民間信仰文化》,《文化學刊》2014年第1期,第129—135頁。。其他比較重要的研究成果還有: 楊青《詩僧王梵志的通俗詩》從詩歌内容的現實性和詩歌語言的通俗化兩個角度,對王梵志詩在唐五代時期廣泛流傳的原因進行了分析*楊青《詩僧王梵志的通俗詩》,《敦煌研究》1994年第3期,第148—152頁。。高國藩《論王梵志詩的藝術性》對王梵志詩的總體特點、俗世意象和藝術技巧進行探討,深入發掘王梵志詩文學上的藝術性*高國藩《論王梵志詩的藝術性》,《江蘇社會科學》1995年第5期,第129—134頁。。李振中《論王梵志詩富含理趣的説理方法》從“比喻説理”“對比説理”“類比説理”三個層面對其説理方法進行解析*李振中《論王梵志詩富含理趣的説理方法》,《宗教學研究》2008年第2期,第80—83頁。。王志鵬《王梵志及其詩歌的性質獻疑》主張王梵志詩不應被稱爲“禪詩”,“諷世詩”的定名更能反映其藝術特點和思想内容*王志鵬《王梵志及其詩歌的性質獻疑》,《敦煌研究》2011年第5期,第61—66頁。。王金娥《敦煌一卷本〈王梵志詩〉儒釋相諧的教化特點論析》對詩中“儒釋相諧”的教化特點進行論析,認爲其中一些詩體現了傳統儒學影響下的俗世治家教育,另外一些則反映了佛教善惡觀指導下的佛教思想勸誡*王金娥《敦煌一卷本〈王梵志詩〉儒釋相諧的教化特點論析》,《甘肅社會科學》2013年第2期,第88—91頁。。巨虹《王梵志詩的生命意識及哲學思考》對王梵志詩中的生命意識進行了著重探討*巨虹《王梵志詩的生命意識及哲學思考》,《甘肅理論學刊》2015年第1期,第114—116頁。

王梵志詩口語色彩濃厚、語料價值豐富,是音韻史研究的重要資料。都興宙《王梵志詩用韻考》歸納、整理王梵志詩押韻字,理清王梵志詩的韻部系統,並與之與《廣韻》韻部進行比較。經過對《王梵志詩校輯》中輯録的三百餘首王梵志詩全部押韻字的歸納排比,共計得出二十五個韻部,其中陰聲韻支微、魚模、尤侯、蕭豪、歌戈、皆來、家麻七部,陽聲韻真文、侵尋、寒山、陽唐、庚青、東鐘、江講、蒸登、覃添九部,入聲韻月薛、昔錫、屋燭、覺鐸、質物、合葉、職德、陌麥、緝拾九部*都興宙《王梵志詩用韻考》,《蘭州大學學報》1986年第1期,第121—126頁。。苗昱在其碩士論文《王梵志詩、寒山詩(附拾得詩)用韻比較研究》中對王梵志詩、寒山詩的用韻情況進行了全面整理,並通過對比分析發現王梵志詩中出現了效攝和流攝、效攝和蟹攝、止攝和假攝通押等情況*苗昱《王梵志詩、寒山詩(附拾得詩)用韻比較研究》,蘇州大學碩士論文,2002年;該文在精簡修訂後發表於《語言研究》2004年第4期,第42—46頁。。妥佳寧、何宗英《從王梵志詩韻看唐初中原方音》進一步挖掘王梵志詩的音韻學價值,對王梵志詩不同卷本進行了單獨繫聯、歸韻*妥佳寧、何宗英《從王梵志詩韻看唐初中原方音》,《古籍研究》2008年第2期,第105—110頁。

王梵志詩語法、訓詁、詞彙等研究上,也取得較多成果。曹小雲先後發表了《王梵志詩語法成分初探》《〈王梵志詩〉詞法特點初探》兩篇文章。前者在描述王梵志詩中所見的語法成分基礎上,揭示出唐初口語中連詞、助詞、介詞、人稱代詞、副詞以及動補結構、是字句、被動式的使用情況*曹小雲《王梵志詩語法成分初探》,《安徽師大學報》1994年第3期,第325—332頁。;後者對王梵志詩中連詞、助詞、代詞、量詞、介詞、副詞等一些新興詞法現象進行了探討*曹小雲《〈王梵志詩〉詞法特點初探》,《社會科學陣綫》1999年第6期,第126—132頁。。顔麗《王梵志詩中“得”語法化程度的層次研究》結合歷史的其他語料對王梵志詩中“得”語法化程度的層次進行研究,認爲王梵志詩中“得”還没有成爲連接述語和補語標記的結構助詞*顔麗《王梵志詩中“得”語法化程度的層次研究》,《南京林業大學學報》2007年第1期,第61—69頁。。黄家全《〈王梵志詩一卷〉中的否定副詞》從否定副詞的角度,對S.4277號王梵志詩寫本中“莫”“不”“無”“勿”“未”“非”六個否定副詞作爲基本詞彙的詞法、用例等方面進行比較研究,爲全面探討漢語發展史作了嘗試性探討*黄家全《〈王梵志詩一卷〉中的否定副詞》,《敦煌研究》1985年第2期,第130—139頁。。錢學烈《從王梵志詩和寒山詩看助詞“了”、“著”、“得”的虚化》通過對王梵志詩、寒山詩等唐代白話詩的語言分析,探討了“了”“著”“得”三個現代漢語助詞的虚化過程*錢學烈《從王梵志詩和寒山詩看助詞“了”、“著”、“得”的虚化》,《深圳大學學報》1993年第2期,第93—98頁。。曹翔在其博士論文《王梵志詩合成詞專題研究》中,將王梵志詩作爲一個封閉的研究系統,篩選出近百個由語素“阿、子、兒、頭、家”構成的合成詞,系統地描寫了王梵志詩專題詞彙的産生與發展演變面貌,並勾勒出新、舊語言之間的興替*曹翔《王梵志詩合成詞專題研究》,華東師範大學博士論文,2013年。。不久,曹翔又接連發表《王梵志詩“阿你”釋義商兑——兼論王梵志詩異文整理之不足》《敦煌寫卷王梵志在漢語詞彙史上的研究價值》兩篇文章。前者從語體性質和别本異文上斷定,王梵志詩“阿你”之“阿”實爲動詞,並不是第二人稱代詞的前綴。同時以此爲例,在整理王梵志詩異文時切忌擅改,應以出校爲常*曹翔《王梵志詩“阿你”釋義商兑——兼論王梵志詩異文整理之不足》,《中華文化論壇》2010年第1期,第148—150頁。;後者對王梵志詩的口語表達、語言系統等語料價值進行研究後發現,不僅王梵志詩的詞彙可補大型辭書和斷代詞典在收詞、釋義、例證晚出等方面的不足,而且新詞的構成方式與現代漢語基本一致*曹翔《敦煌寫卷王梵志在漢語詞彙史上的研究價值》,《新疆大學學報》2016年第1期,第142—149頁。。朱慶之、曾良、葉愛國、景盛軒等學者,對王梵志詩中“脆風壞”一語作了集中探討。朱慶之《王梵志詩“脆風壞”考》列舉了大量語例,論證王梵志詩《危身不自在》中的“脆風壞”應當釋作“脆風坯”,“壞”實即“坯”的本字*朱慶之《王梵志詩“脆風壞”考》,《中國語文》2001年第6期,第565—566頁。。曾良、葉愛國《王梵志詩“脆風壞”討論二則》、景盛軒《王梵志詩〈危身不自在〉之“脆風壞”應爲“脆瓦壞”》二文,則認爲“風壞”實作佛教喻指身形不可久住人間的“瓦坯”一語*曾良、葉愛國《王梵志詩“脆風壞”討論二則》,《中國語文》2003年第6期,第547—548頁。景盛軒《王梵志詩〈危身不自在〉之“脆風壞”應爲“脆瓦壞”》,《文獻》2006年第4期,第36頁。

在以往的研究中,胡適《白話詩人王梵志》、楊公驥《唐代民歌考釋及變文考論》等已對王梵志生平及其詩歌創作年代進行探討。前者據唐宋筆記《桂苑叢談》中關於王梵志傳説的記載,對王梵志的籍貫與生平作出推論,認爲王梵志生卒年約在600—670年間;後者採用從詩歌内容判定年代的考證方法,據王梵志詩中“府兵制”“中男”“開元通寶”等歷史信息,斷定王梵志詩創作於武德四年至天寶間(621—741)。1980年,鄧文寬、趙和平《敦煌寫本王梵志詩校注(續)》又據P.3418、P.3211王梵志詩中“西征吐蕃”的記載,以及P.4977《王道祭楊筠文》、皎然《詩式》卷一“駭俗”條、王維《與胡居士皆病寄此詩兼示學人二首》小注中有關王梵志的材料,認定王梵志活動的上限是初唐武德年間,下限在開元二十六年(739)*鄧文寬、趙和平《敦煌寫本王梵志詩校注(續)》,第32—37頁。。其中,P.4977《王道祭楊筠文》中有“維大唐開元二七年,歲在癸丑二月,東朔方黎陽故通玄學士王梵志直下孫王直 謹請酌白醪之奠,敬祭逗留風狂子朱砂染□兒弘農楊筠之靈”句,爲王梵志籍貫及活動時代的判定提供了直接證據。但戴密微《王梵志詩附太公家教》、陳允吉《論敦煌寫本〈王道祭楊筠文〉爲一擬體俳諧文》、黄永年《釋王道祭楊筠文——兼論有關王梵志的考證》等文章,認爲《王道祭楊筠文》實則是一篇遊戲文學作品,因此該條材料的可信度還有待商榷。同年,張錫厚先後發表《唐初白話詩人王梵志考略》《敦煌寫本王梵志詩淺論》兩篇文章*張錫厚《唐初白話詩人王梵志考略》,《中華文史論叢》1980年第4期,第61—75頁;《敦煌寫本王梵志詩淺論》,《文學評論》1980年第5期,第124—134頁。。前者據宗密《禪源諸詮都序》等傳世文獻,大致勾勒出王梵志由富貴到貧寒的人生軌跡,並認定王梵志爲先誦詩書、後奉佛法,約80歲時去世的初唐人士;後者沿襲據王梵志詩歌考據其創作年代的方法,認爲王梵志詩的創作年代主要在初唐,王梵志生年的上限是隋末唐初。1986年,黄家全《談談王梵志詩的寫作年代》對張錫厚的觀點提出異議,將王梵志詩寫作年代下限推遲到唐德宗建中元年(780)*黄家全《談談王梵志詩的寫作年代》,《河南師範大學學報》1986年第2期,第93—97頁。。劉瑞明《評戴密微關於王梵志年代的擬議》從討論法國學者戴密微的論證方法入手,質疑其在《王梵志詩附太公家教》中所提關於王梵志詩“創作於八世紀”的觀點*劉瑞明《評戴密微關於王梵志年代的擬議》,《敦煌研究》1986年第4期,第72—74頁。。1989年,張錫厚據俄藏Ф1456王梵志詩中出現的初唐曲名“回波樂”,以及《歷代法寶記》中關於唐代成都保唐寺僧人無住引用王梵志詩的記載,提出王梵志詩在8世紀中期已經在四川地區流傳*張錫厚《敦煌文學》,蘭州: 甘肅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51—182頁。。同年,項楚《王梵志詩論》在綜考敦煌寫本與傳世文獻中有關王梵志的研究材料後,基本認同《敦煌寫本王梵志詩校注(續)》對王梵志詩創作時間的判斷,並進一步闡述了“王梵志詩並非一時一人所作”的觀點*項楚《王梵志詩論》,《文史》1989年第31輯,第209—231頁。。1997年,顧浙秦發表了《王梵志生地生年考辨》對王梵志出生地地望與生年的内在關係作了考辨,推斷王梵志的生活年代約在583—597年間*顧浙秦《王梵志生地生年考辨》,《西藏民族學院學報》1997年第4期,第64—67頁。。2001年,徐俊波《王梵志生活年代考》在分析王梵志詩内容的基礎上,將王梵志的生活年代限定在公元617—697年間*徐俊波《王梵志生活年代考》,《敦煌研究》2001年第4期,第145—183頁。。陳伯昂、黄家全等學者也曾參與到這一問題的討論中來,可惜未有新的發明。

1931年,郝立權《韋莊〈秦婦吟〉箋》逐句釋讀了敦煌本《秦婦吟》文本内容*郝立權《韋莊〈秦婦吟〉箋》,《齊大月刊》1931年第3期,第225—241頁。。1933年,黄仲琴《〈秦婦吟〉補注》在補注史實的基礎上解釋了“吟”字的含義*黄仲琴《〈秦婦吟〉補注》,《國立中山大學文史學研究所月刊》1933年第5期,第75—79頁。。1934年,周雲青《〈秦婦吟〉箋注》又對《秦婦吟》全文作了詳盡箋注*周雲青《〈秦婦吟〉箋注》,北京: 商務印書館,1934年。。1936年,陳寅恪《讀〈秦婦吟〉》對韋莊晚年諱言此詩的緣由進行分析,認爲根源或在於該詩觸及新朝宫闈隱情*陳寅恪先生先後發表了三篇《秦婦吟》校箋文章: 1936年昆明自印本《秦婦吟校箋》,同年發表在《清華學報》第11卷第4期;1950年增補訂正後發表在《嶺南學報》第12卷第2期;1980年又經補正後收入上海古籍出版社《寒柳堂集》。陳寅恪《讀〈秦婦吟〉》,《清華學報》1936年第11卷第4期。。1941年,馮友蘭《讀〈秦婦吟〉校箋》對韋莊自禁此詩的原因提出了新的解説,認爲韋莊後來共事的新朝同僚中,有些來自原楊復光軍,而《秦婦吟》恰有指斥楊復光軍的嫌疑,韋莊爲求免禍而自禁此詩*馮友蘭《讀〈秦婦吟〉校箋》,《國文月刊》1941年第8期,第2頁。。同年,周千蕊《評〈秦婦吟〉》逐句點評《秦婦吟》文本内容,並將韋莊視爲中國的“荷馬”*周千蕊《中日文化月刊》1941年第1卷第5期。。1942年,菊影《初唐的民間詩人王梵志》在前人研究基礎上,對王梵志及其詩歌進行了專門討論*菊影《初唐的民間詩人王梵志》,《西北公論》1942年第2卷第6期。。1944年,徐嘉瑞《〈秦婦吟〉本事》在研究黄巢史實的同時,考證了韋莊生平*徐嘉瑞《〈秦婦吟〉本事》,《國文月刊》1944年第27期,第15—23頁。。1947年,劉修業《〈秦婦吟〉校勘續記》以P.2700、P.3381、P.3780、P.3953爲參校本,對英國翟理斯所作校勘記進行復校*劉修業《〈秦婦吟〉校勘續記》,《學原》1947年第1卷第7期;後收入王重民《敦煌遺書論文集》,北京: 中華書局,1984年,第139—155頁。

P.2555+Дх.3871寫卷保存的敦煌“陷蕃詩”,雖然既無編者也無編例,卻是有著“别集”特徵的詩歌叢抄。由於最早抄録“陷蕃詩”的王重民、向達二位先生將作者視爲敦煌陷蕃後被俘的敦煌漢人,學界因此將其稱爲“陷蕃詩”並給予較多關注。高嵩先生親自前往青海湖東側考察,不僅在《敦煌唐人詩集殘卷考釋》一書中對幾乎每首詩都作了繫年,而且其《〈敦煌唐人詩集殘卷〉的文學價值》對陷蕃詩的文學價值也予以探討*高嵩《敦煌唐人詩集殘卷考釋》,銀川: 寧夏人民出版社,1982年。高嵩《〈敦煌唐人詩集殘卷〉的文學價值》,《社會科學》1980年第3期,第81—85頁。。柴劍虹《敦煌唐人詩集殘卷(伯2555)初探》《敦煌P.2555卷“馬雲奇詩”辨》,對P.2555詩集詩抄寫卷的寫作背景、時代特色,以及寫卷與唐代内地文人詩作之間的關係等問題進行了探討,並認爲所謂50首佚名詩與另外12首“馬雲奇詩”的作者,均應是卷中胡笳第十九拍的作者毛押牙*柴劍虹《〈敦煌唐人詩集卷殘(伯2555)〉初探》,《新疆師範大學學報》1982年第2期,第71—77頁;後收入柴劍虹《西域文史論稿》,臺北: 國文天地雜志社,1991年,第221—240頁;又收入柴劍虹《敦煌吐魯番學論稿》,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14頁。《敦煌P.2555卷“馬雲奇詩”辨》,《中華文史論叢》1984年第2輯,第53—58頁;後收入柴劍虹《西域文史論稿》,臺北: 國文天地雜志社,1991年,第311—318頁;又收入柴劍虹《敦煌吐魯番學論稿》,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62—67頁。。潘重規《敦煌唐人陷蕃詩集殘卷作者的新探測》與《續論敦煌唐人陷蕃詩集殘卷作者的新探測》、柴劍虹《研究唐代文學的珍貴資料: 敦煌P.2555號唐人寫卷分析》、洪藝芳《敦煌陷蕃詩内容析論》也認爲陷蕃詩的真正作者是落蕃人毛押牙,且其生活年代當在敦煌陷蕃前後*柴劍虹《敦煌P.2555卷“馬雲奇詩”辨》,《漢學研究》1985年第1期,第41—54頁;收入中國唐代學會編《唐代研究論集》,臺北: 新文豐出版公司,1992年,第1—20頁。柴劍虹《研究唐代文學的珍貴資料: 敦煌P.2555號唐人寫卷分析》,《1983年全國敦煌討論會文集 文史·遺書篇(下)》,蘭州: 甘肅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79—98頁;收入《敦煌吐魯番學論稿》,第15—34頁。洪藝芳《敦煌陷蕃詩内容析論》,項楚主編《敦煌文學論集》,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81—182頁。。趙宗福《唐代敦煌佚名氏詩散論——〈敦煌唐人詩集殘卷〉研究之一》對寫卷中59首佚名詩的文學價值及反映的作者身世、思想感情、社會現實與地理風物進行討論*趙宗福《唐代敦煌佚名氏詩散論——〈敦煌唐人詩集殘卷〉研究之一》,《青海社會科學》1983年第6期,第71—78頁。。陳國燦《敦煌五十九首佚名氏詩歷史背景新探》更爲細緻地探討了作者籍貫身份、詩歌歷史背景、詩人南行任務等問題,認爲詩人爲求援兵於910年冬出使吐蕃,這59首紀行詩不僅反映了詩人途中見聞、感受,而且反映了吐蕃、西漢金山國與甘州回鶻之間的政治關係*陳國燦《敦煌五十九首佚名氏詩歷史背景新探》,《敦煌吐魯番研究》第二卷,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第87—100頁;修訂後收入陳氏《敦煌學史事新證》,蘭州: 甘肅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497—515頁。

收集到的临床资料可能是零碎的、片面的、混乱的、有矛盾的甚至是错误的,必须经过分析、处理和判断才能使之完整化、真实化、系统化,才能用于临床[7]。例如一位老年患者到口腔科门诊,主诉“牙痛”。口腔科医生做了详细的口腔检查,没有发现异常,就诊断“神经痛”。该患者到另外一个医院口腔科门诊,医生发现患者不是牙痛,疼痛部位在颞颌关节处,每当咬合时发生,而且咬合时可以听到声响。遂诊断“颞颌关节炎”。

《王梵志詩集》、P.2555+Дх.3871寫卷“陷蕃詩”以外的敦煌詩集詩抄研究上,也有許多學者付出心血。比如,傅璿琮、賈晉華、盧新燕、王素對敦煌本《珠英學士集》進行了討論,孫欽善、吴肅森、張錫厚、邵文實、施淑婷對敦煌本《高適詩集》進行深入研究,馬德、李鼎文對《敦煌廿詠》寫本年代與思想内容加以探析,吴其昱、荒川正晴對《涉道詩》寫本年代、作者題署進行探討等*傅璿琮《唐人選唐詩新編》,臺北: 文史哲出版社,1999年。賈晉華《唐代集會總集與詩人群研究》,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盧燕新《論崔融〈珠英學士集〉及其“官班爲次”的編輯體例》,《山西大學學報》2014年第4期,第30—34頁。王素《敦煌本〈珠英集·帝京篇〉作者考實》,《敦煌研究》2017年第1期,第87—90頁。孫欽善《〈高適集〉校敦煌殘卷記》,《文獻》1983年第3期,第35—55頁。吴肅森《敦煌殘卷高適佚詩初探》,《敦煌研究》1985年第3期,第85—91頁。張錫厚《敦煌本〈高適詩集〉考述》,《文獻》1995年第4期,第21—46頁;修改完善後又發表於《敦煌研究》1996年第1期,第83—97頁。邵文實《敦煌遺書P.3812中所見高適詩考辨》,《文獻》1997年第1期,第148—155頁。施淑婷《敦煌寫本高適詩研究》,收入《敦煌的唐詩續編》,臺北: 文史哲出版社,1989年。馬德《〈敦煌廿詠〉寫本年代初探》,《敦煌研究》1983年第1期,第179—186頁。李鼎文《讀〈敦煌廿詠〉》,《西北師大學報》1983年第4期,第39—43頁。吴其昱《李翔及其涉道詩》,古岡義豐編《道教研究》第1編,昭森社,1985年,第271—299頁。荒川正晴《復旦學報》2001年第3期,第127—131頁。。其中,分量較重的成果有: 王重民《敦煌古籍敍録》、黄永武《敦煌古籍敍録新編》對敦煌文獻中保存的先唐及唐人詩集詩抄考鏡源流並撰寫敍録*王重民《敦煌古籍敍録》,北京: 中華書局,1979年。王重民、黄永武《敦煌古籍敍録新編》,臺北: 新文豐出版公司,1986年。。張錫厚《敦煌本唐集研究》對敦煌本《王績集》《故陳子昂集》《高適詩集》《李白詩集》等詩集詩抄的版本、源流、著録情況與研究價值進行了專門探討*張錫厚《敦煌本唐集研究》,臺北: 新文豐出版公司,1995年。。徐俊《敦煌詩集殘卷輯考》結合傳世文獻辨析寫本特徵,對王梵志詩以外的六十三種詩集詩抄作了極爲精彩的輯考*徐俊《敦煌詩集殘卷輯考》,北京: 中華書局,2000年。

() 敦煌零散詩歌研究

零散抄寫的各類敦煌文書中的詩歌作品,在抄寫行款、題署方式等方面,與敦煌詩集詩抄有著明顯區别。既有格律嚴謹的律詩、内容完整的禪詩,也有抄寫隨意、内容殘缺的學郎詩。敦煌零散詩歌方面的研究,也有衆多學者付出大量心血。比如,陳祚龍在《敦煌學海探珠》《中華佛教文化史散策》《敦煌學林劄記》《敦煌學園零拾》等著作中,對敦煌文獻所見釋氏歌偈進行了輯録、考論*陳祚龍《敦煌學海探珠》,臺北: 商務印書館,1979年;《中華佛教文化史散策》,臺北: 新文豐出版公司,1979—1981年;《敦煌學園零拾》,臺北: 商務印書館,1986年;《敦煌學林劄記》,臺北: 商務印書館,1987年。。顔廷亮先生《敦煌文學》《敦煌文學概論》《敦煌文學千年史》以及伏俊璉《敦煌文學總論》對敦煌詩歌進行了超越前人的綜合介紹*顔廷亮《敦煌文學》,蘭州: 甘肅人民出版社,1989年;《敦煌文學概論》,1993年;《敦煌文學千年史》,北京: 人民文學出版社,2013年。伏俊璉《敦煌文學總論》,蘭州: 甘肅教育出版社,2013年。。項楚先生《敦煌詩歌導論》第一次對敦煌詩歌作了全面而精辟的闡述*項楚《敦煌詩歌導論》,臺北: 新文豐出版公司,1993年;成都: 巴蜀書社,2001年。。孫其芳《大漠遺歌: 敦煌詩歌選評》對部分敦煌詩歌作品進行了注釋與評析*孫其芳《大漠遺歌: 敦煌詩歌選評》,蘭州: 甘肅人民出版社,2000年。。洪帥《敦煌詩歌詞彙研究》對敦煌詩歌詞彙的特點、新詞、新義進行了系統研究*洪帥《敦煌詩歌詞彙研究》,北京: 光明日報出版社,2013年。。張子開《敦煌文獻中的白話禪師》《敦煌佛教文獻中的白話詩》二文,較爲全面地介紹和分析了敦煌文獻中的白話詩偈,主張將佛教白話詩偈納入中國俗文學尤其是佛教俗文學研究範圍内*張子開《敦煌文獻中的白話禪詩》,《敦煌學輯刊》2003年第1期,第81—91頁;《敦煌佛教文獻中的白話詩》,《宗教學研究》2003年第4期,第44—53頁。。王卡《唐代道教女冠詩歌的瑰寶——敦煌本〈瑶池新詠〉校讀記》、賈晉華《〈瑶池新詠集〉與三位唐代女道士詩人: 中國古代女性詩歌發展的新階段》、榮新江《新見俄藏敦煌唐詩寫本三種考證及校録》與《唐蔡興風編〈瑶池新詠〉重研》等,對敦煌本女冠詩歌進行校録並研究*王卡《唐代道教女冠詩歌的瑰寶——敦煌本〈瑶池新詠〉校讀記》,《中國道教》2002年第4期,第10—13頁。賈晉華《〈瑶池新詠集〉與三位唐代女道士詩人: 中國古代女性詩歌發展的新階段》,《華文文學》2014年第4期,第25—37頁。榮新江、徐俊《新見俄藏敦煌唐詩寫本三種考證及校録》,《唐研究》第五卷,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59—80頁。徐俊《唐蔡興風編〈瑶池新詠〉重研》,《唐研究》第七卷,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第125—144頁。。徐俊《敦煌學郎詩作者問題考略》、鄭阿財《敦煌寫本中有趣的學童打油詩》、楊秀清《淺談唐、宋時期敦煌地區的學生生活——以學郎詩和學郎題記爲中心》、郭麗《唐代中原兒童詩與敦煌學郎詩的異同及教育成因論析》等,對敦煌學郎詩作了較爲全面的探討*徐俊《敦煌學郎詩作者問題考略》,《文獻》1994年第2期,第14—23頁。鄭阿財《敦煌寫本中有趣的學童打油詩》,《嘉義青年》1998年第11期,第13—15頁。楊秀清《淺談唐、宋時期敦煌地區的學生生活——以學郎詩和學郎題記爲中心》,《敦煌研究》1999年第4期,第137—146頁。郭麗《唐代中原兒童詩與敦煌學郎詩的異同及教育成因論析》,《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16年第1期,第61—67頁。。楊寶玉《〈張淮深碑〉抄件卷背詩文作者考辨》結合敦煌史實與其他敦煌文書,對《張淮深碑》抄件卷背所存詩歌作者信息進行分析歸納,認爲卷背所抄詩歌作者當爲歸義軍時期的敦煌名士張球*楊寶玉《〈張淮深碑〉抄件卷背詩文作者考辨》,《敦煌學輯刊》2016年第2期,第31—38頁。。侯成成《敦煌本〈證道歌〉再探討》結合傳世文獻與石刻資料,對《證道歌》寫本的題署、作者、抄寫時間與文本内容進行探討*侯成成《敦煌本〈證道歌〉再探討》,《敦煌學輯刊》2016年第4期,第29—38頁。

這一時期的零散詩歌研究中,尤以敦煌本《秦婦吟》取得成果最多。俞平伯《讀陳寅恪〈秦婦吟〉校箋》就秦婦離開長安的具體時間、韋莊諱言《秦婦吟》的真實緣由等問題,提出了幾點與陳寅恪先生論説不同的意見*俞平伯《讀陳寅恪〈秦婦吟〉校箋》,《文史》第13輯,北京: 中華書局,1982年,第237頁。。馬茂元、劉初棠《〈秦婦吟〉注》在簡要敍述韋莊生平的同時,探討了《秦婦吟》的歷史地位和歷史意義,對《秦婦吟》的内容做了詳細注解*馬茂元、劉初棠《〈秦婦吟〉注》,《中華活頁文選》,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55頁。。黄廣生《韋莊自禁〈秦婦吟〉原因再析》認爲韋莊自禁《秦婦吟》的真正原因在於,蜀主王建曾是楊復光統領下的八都大將之一,而《秦婦吟》恰有毁傷楊復光軍的嫌隙*黄廣生《韋莊自禁〈秦婦吟〉原因再析》,《吉林大學學報》1979年第4期,第57—60頁。。這種觀點雖然前人已有提出,但黄廣生在文章中給予了比前人詳細的解説。而張天健《〈秦婦吟〉諱因考》則認爲孫光憲《北夢瑣言》的説法可信,即韋莊是針對“公卿垂訝”“謗議橫生”而自禁該詩*張天健《〈秦婦吟〉諱因考》,《河南大學學報》1985年第2期,第61—64頁。。秦方瑜《堪與〈長恨歌〉媲美的史詩——〈秦婦吟〉》、周嘯天《評韋莊〈秦婦吟〉》、韓雲波《韋莊〈秦婦吟〉失傳之謎新探》三篇文章,對《秦婦吟》的思想内容和藝術手法給予很高評價,認爲該詩能夠繼承杜甫、白居易現實主義創作手法,全面反映當時社會矛盾與現實狀況*秦方瑜《堪與〈長恨歌〉媲美的史詩——〈秦婦吟〉》,《西南民族學院學報》1985年第3期,第65—68頁。周嘯天《評韋莊〈秦婦吟〉》,《天府新論》1987年第6期,第85—87頁。韓雲波《韋莊〈秦婦吟〉失傳之謎新探》,《唐都學刊》1993年第2期,第33—36頁。。牖人《論〈秦婦吟〉的藝術真實》在梳理《秦婦吟》研究史的同時,對《秦婦吟》的歷史真實性作了考述*牖人《論〈秦婦吟〉的藝術真實》,《文學評論》1987年第2期,第138—147頁。。高國藩《敦煌本〈秦婦吟〉新論》在分析該詩思想内涵的同時,通過梳理寫本題記來説明歸義軍時期《秦婦吟》傳播之盛*高國藩《敦煌本〈秦婦吟〉新論》,《許昌學院學報》1987年第3期,第60—64頁。。周容良《〈秦婦吟〉的起落與再認識》對《秦婦吟》的多舛命運與藝術價值進行評價*周容良《〈秦婦吟〉的起落與再認識》,《青海民族學院學報》1996年第3期,第72—77頁。。張學松《〈秦婦吟〉主旨新論》認爲《秦婦吟》的主旨,是對戰爭的批判和和平的向往,表現了人類追求平等的本性*張學松《〈秦婦吟〉主旨新論》,《河南師範大學學報》2001年第6期,第94—96頁。。劉波《韋莊〈秦婦吟〉之女性主義解析》以陳寅恪《讀〈秦婦吟〉》爲研究底本,從女性主義的研究視角,揭示了《秦婦吟》所藴含之女性在危難中的忍辱抗爭精神*劉波《韋莊〈秦婦吟〉之女性主義解析》,《蘭州學刊》2006年第4期,第56—58頁。。曹麗芳《韋莊在廣明元年至中和三年的行跡》詳細考證了韋莊自廣明元年(880)至中和三年(883)這段時間的行蹤*曹麗芳《韋莊在廣明元年至中和三年的行跡》,《古典文學知識》2009年第4期,第136—140頁。。張學松《小説化的詩——〈秦婦吟〉藝術探微》《論中國古代第一篇小説化長詩〈秦婦吟〉》兩文闡述了《秦婦吟》虚構性的處理手法,對其與唐傳奇創作手法上的相似性進行探討,稱其爲“中國古代第一篇小説化長詩”*張學松《小説化的詩——〈秦婦吟〉藝術探微》,《唐代文學研究》第11輯,南寧: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752—756頁。《論中國古代第一篇小説化長詩〈秦婦吟〉》,《中州學刊》2006年第6期,第178—181頁。。吴淑玲《論敦煌唐寫本〈秦婦吟〉的傳播學價值》從唐詩傳播的角度初步論述了《秦婦吟》的研究價值*吴淑玲《論敦煌唐寫本〈秦婦吟〉的傳播學價值》,《唐代文學研究》第12輯,南寧: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第772—783頁。。張美麗《韋莊〈秦婦吟〉研究述評》從藝術、思想和諱言原因三個方面,對百年來《秦婦吟》的研究進行了概況和總結*張美麗《韋莊〈秦婦吟〉研究述評》,《文化月刊》2008年第4期,第44—48頁。。近年來,田衛衛從研究綜述、寫本文獻與詩歌傳播的角度,接連發表了《〈秦婦吟〉敦煌寫本研究綜述》《〈秦婦吟〉之敦煌傳播新探——學仕郎、學校與詩學教育》和《〈秦婦吟〉敦煌寫本新探——文本概觀與分析》等三篇較有分量的論文,超越了以往傾向於寫本校箋、藝術思想及諱言原因的研究範式。其中,《〈秦婦吟〉敦煌寫本研究綜述》在整體回顧《秦婦吟》研究史的基礎上,著意總結了近二十年來《秦婦吟》的研究進展,並進一步分析了《秦婦吟》寫本研究的發展趨勢*田衛衛《〈秦婦吟〉敦煌寫本研究綜述》,《敦煌學輯刊》2014年第4期,第153—161頁。。田衛衛《〈秦婦吟〉之敦煌傳播新探——學仕郎、學校與詩學教育》根據《秦婦吟》寫本題記梳理了《秦婦吟》在敦煌地區的傳播情況,並分析其作爲教育内容進行傳播的範圍和内容*田衛衛《〈秦婦吟〉之敦煌傳播新探——學仕郎、學校與詩學教育》,《敦煌研究》2015年第5期,第81—92頁。;《〈秦婦吟〉敦煌寫本新探——文本概觀與分析》對目前已知的《秦婦吟》寫本按照裝幀方式進行了敍述與分析,同時梳理《秦婦吟》寫本的題記、雜字、正背文字所屬文獻等情況*田衛衛《〈秦婦吟〉敦煌寫本新探——文本概觀與分析》,《敦煌研究》2015年第5期,第81—92頁。

《伊朗自由与防扩散法案》第1244(c)条要求总统对确定为在明知情况下从事以下活动的人的财产和财产权益进行冻结:向任何受制裁者名单上的伊朗人或为其利益而进行的活动或者交易提供大量财力、物力、技术或者其他支持,或为支持此类活动或交易提供货物或服务。

五、 結 語

中國是詩歌的國度,藝術高超,士庶传播。自第一部詩歌總集《詩經》迄今,佳句名篇迭出,詩人燦若星河。詩歌始終是我國重要的文學創作樣式。根據介質與方法的不同,詩歌發展歷程大致可劃分爲如下四個階段: 口傳時代、寫本時代、刻本時代和數字時代。其中,寫本時代又經歷了簡帛時期與手寫紙本時期。簡帛時期以簡牘帛書爲主要載體。肇端於先秦時期,直到東晉纔被紙本逐漸取代;手寫紙本時期以紙本爲主要載體,以傳抄爲主要傳播方式。始自東晉,經唐五代而盛,至北宋初年印刷術得到普及應用後逐漸衰弱。古典文獻學對詩歌進行研究,是建立在刻本詩集基礎上。因此,刻本時代詩集的版本源流與詩歌的傳播過程已然明晰。但由於過去研究材料的匱乏,寫本時代的詩歌傳播情形還不清楚。20世紀初莫高窟藏經洞發現的唐五代詩歌寫本,爲探討該問題提供了寶貴第一手資料*敦煌文獻的寫本特徵已成爲學界關注熱點,潘重規、金榮華、林聰明、榮新江、張涌泉、黄征、郝春文、鄭阿財、伏俊璉等學者對此均有探討。潘重規《敦煌俗字譜》、金榮華《敦煌俗字索引》、張涌泉《漢語俗字研究》與《敦煌俗字研究》、黄征《敦煌俗字典》等論著,相繼揭示出敦煌寫本的文字特徵。林聰明《敦煌文書學》、榮新江《敦煌學十八講》、張涌泉《敦煌寫本文獻學》分别提出了“敦煌文書學”“敦煌寫本學”“寫本文獻學”概念,對敦煌文獻的寫本特徵進行系統探討。郝春文師在《敦煌寫本學與中國古代寫本學》一文中認爲,榮新江先生倡導的“敦煌寫本學”名稱更能涵括敦煌寫本研究各方面的内容。鄭阿財《論敦煌俗字與寫本學之關係》充分論證了敦煌俗字與寫本時代、寫本真僞之間的關係。近期,伏俊璉師中標的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5—11世紀中國古代文學寫本整理、編年與綜合研究”,也將敦煌文學寫本作爲項目子課題進行專題研究。期待早日看到該項目的研究成果。

敦煌文獻保存的詩歌作品,均是以手寫紙本形態呈現在世人面前。唐代以前的敦煌詩歌,主要是《詩經》《楚辭》《文選》《玉臺新詠》等經典文獻及其注疏本,以及《類林》《兔園册府》等敦煌類書徵引的先唐詩歌、散見於其他文學寫本中的先唐詩歌;唐五代時期的敦煌詩歌,内容多彩、數量豐富,既是敦煌文獻保存詩歌的主體部分,也更能反映唐五代社會的詩歌盛況。由於敦煌歷史發展的特殊性,唐五代時期的敦煌歷史,大致可以分爲唐前期、吐蕃管轄時期、歸義軍時期三個階段。而歸義軍時期又經歷了張氏歸義軍、西漢金山國、曹氏歸義軍三個時期。莫高窟保存的敦煌文獻中,不僅有世所不存的文學寫本,而且還有大量内容豐富的世俗文書與宗教經典。其中,尤以歸義軍時期的詩歌寫本與世俗文書最爲豐富。這就爲瞭解寫本時代敦煌地區詩歌傳播的過程與現場提供了珍貴材料。同時,它的意義還體現爲多元文化背景下陸上絲綢之路漢文化的延續,以及詩歌傳播在中國古代文化史上的通性。伴隨目前“寫本學”研究的熱潮,敦煌詩歌文獻的手寫紙本形態及其民間傳播功能,應成爲未來學界關注熱點。

最难估摸的是人心。有时你怎么琢磨,也猜不透一个人的心思。而有时就像找到了钥匙,轻轻一碰就把人的心思打开了。玉敏现在便找到了这把钥匙。

侯成成
《敦煌学国际联络委员会通讯》2017年第00期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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