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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吐魯番學研究綜述

更新时间:2016-07-05

本年度中國大陸吐魯番學的研究成果十分豐富,據不完全統計,出版專著、譯著及相關論文集37部,公開發表學術論文200餘篇。兹分政治、歷史地理、經濟、法制、宗教、民族、社會文化、藝術、文獻古籍、語言文字、考古與文物保護、書評與學術動態等專題概述如下。

一、 政 治

本年度政治方面的研究主要從官文書與唐代制度、中央政府與地方關係、中央政府對地方治理、官職考釋等三個方面進行概述。

官文書與唐代制度的研究成果主要包括: 黄正建《唐代“官文書”辨析——以〈唐律疏議〉爲基礎》(《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第三十三輯)認爲站在現代古文書學的角度,或可以將有無“發信者”與“受信者”作爲定義官文書的標準,但是回到唐代的話語情境下,唐人關於官文書的標準只有一個,即是否由官府做成(案成)。制敕在法律上不屬於官文書,而從性質上看,應屬於廣義的官文書。劉後濱、顧成瑞《政務文書的環節性形態與唐代地方官府政務運行——以開元二年西州蒲昌府文書爲中心》(《唐宋歷史評論(第二輯)》)通過對蒲昌府文書的分類排比並參照敦煌吐魯番文書,將唐代地方官府實際處理政務過程中産生的文書分爲案由文書、行判文書和送付文書三種文書流程中的環節性形態,並分析了這些文書所涉及的政務處理程序。郭桂坤《唐代前期的奏事文書與奏事制度》(《唐研究》第二十二卷)一文對唐代六種奏事文書重新進行分類探討,以“皇帝以何種方式進行處理”的思路重新統攝這六種“下之通於上”的文書,並對其所反映的唐代前期奏事制度的變遷給予了説明。牛來穎《大谷馬政文書與〈厩牧令〉研究——以進馬文書爲切入點》(《隋唐遼宋金元史論叢(第六輯)》)認爲在諸牧監,從國家財政角度調度資金所充實的馬匹來源看,分爲市馬、進馬及養馬等,度支每年供送牧監,用於監牧買馬、進馬以及飼養見在馬的經費。再聯繫進馬文書中的腳直等,應該包含進財政支付款項,納入官物支用範疇。孟憲實《略論折衝府的“承直馬”——以敦煌吐魯番出土文書爲中心》(《西域研究》3期)指出,承直馬是唐代府兵之下的一種用馬制度,從新獲吐魯番出土文獻中發現前庭府的常備馬匹恰好是八十匹,而這與傳世文獻的記載“諸衛每日置承直馬八十匹”相吻合。孟憲實《論唐代府兵制下的馱馬之制》(《敦煌吐魯番研究(第十六卷)》)認爲唐高宗後期到開元之初,國家擁有的畜力不足以滿足戰爭馱運的需要,於是十馱馬成了常見的馱馬之制。吐魯番文獻中的十馱馬和典志記載的六馱馬成爲一種交替使用的制度,從而保證馱馬制度的彈性,適應了國家與社會畜力的狀況。李錫厚《“均田制”與所有制》(《隋唐遼宋金元史論叢(第六輯)》)運用傳世文獻、敦煌吐魯番文書等材料論述了均田制的起源、均田制與三長制的關係、權貴受田和賜田等問題,並探討了均田制與所有制的關係,認爲均田制是以共同體爲基礎的所有制。孫繼民《中古史研究匯纂》(天津古籍出版社)利用敦煌吐魯番文書研究唐代兵制的相關問題,對唐代健兒制、唐宋兵制變化與唐宋社會變化等問題進行了研究。

中央政府與地方關係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有: 裴成國《論貞觀十四年以降的唐西州形勢》(《西北民族論叢》1期)一文從高昌人的角度分析了貞觀十四年至貞觀十六年的唐西州形勢。貞觀十四年八月高昌亡國到貞觀十六年正月中間有一年多的時間,高昌遺民對唐朝的態度如何,在什麽樣的背景下接受了唐朝的統治,文章對此作了探討。劉子凡《杏羽書屋藏唐蒲昌府文書研究》(《唐研究》第二十二卷)通過杏羽書屋藏羽620-1號文書,研究了開元二年的西州局勢及蒲昌府的機構設置問題,探討了文書中提到的統押官,認爲其與都巡官都具有軍事使職的特徵。劉子凡《瀚海天山: 唐代伊、西、庭三州軍政體制研究》(中西書局)一書以唐代伊、西、庭三州爲研究對象,充分利用敦煌吐魯番出土文書和傳世史料,詳細勾勒了伊、西、庭三州建立、發展、廢止的歷史,指出了其自安西都護府治下的伊、西、庭軍政體系到北庭節度使節制的伊、西、北庭軍政體系的發展過程及相關歷史背景。

基肥施肥方法对苗高和花序数量的影响达极显著,对地径有显著影响,对花期持续天数影响不显著。1水平在苗高和花序数量2个指标上显著优于2水平,在地径指标上2水平显著优于1水平,说明缓释性基肥对苗高和花序数量的影响较大。

中央政府對地方治理方面的成果主要有: 王素《唐康子相和成公崇墓誌中有關高昌與西州的資料——近年新刊墓誌所見隋唐西域史事考釋之三》(《故宫博物院院刊》1期)一文選取近年新見的康子相、成公崇墓誌,對其中有關高昌與西州的資料進行解讀,爲研究唐王朝討伐高昌、治理西州提供了重要視角。文章進而認爲有唐一代不管是討伐高昌,還是治理西州,對於相關人員的選擇,都是有條件的。陳曉偉《胡廣〈記高昌碑〉與高昌麴氏、唐李元忠事蹟叢考》(《文獻》6期)介紹了胡廣於明朝永樂十三年所撰《記高昌碑》中提到的四種高昌碑銘,通過對其深層次發掘,對涉及高昌麴氏王統及相關的政治史問題進行研究,同時提出《李元忠神道碑》與中唐伊西庭地區政治軍事社會密切相關。

劉森垚《隋代安西都護蠡測》(《西北民族大學學報》5期)認爲隋代“安西都護”的出現與隋煬帝、裴矩等人企圖“掩吞秦漢”的西域經略有密切的聯繫。它的設立可能正是爲了彌補裴矩離開西域之後此區域的高層權力真空,其職能也應當繼承了裴矩時代的接引、招待、互市、涉外,甚至軍事管控等。隋代“安西都護”與此區域内扮演重要角色的粟特人有直接的關聯,這可能也爲其從幕後推動高昌“義和政變”提供了有利條件。石橋《龜兹與漢唐西域都護府》(《絲綢之路》7期)介紹了從漢至唐,龜兹在西域諸國中始終佔據極其重要的位置,它北通烏孫,南連于闐,東西有絲綢之路中道貫穿,處在西域中心的十字路口上,是漢唐時期著名的軍事重鎮。苗利輝《從龜兹石窟和出土文書看唐朝對龜兹的治理》(《新疆師範大學學報》6期)認爲龜兹石窟及其出土文書保存了唐代治理龜兹的珍貴信息與資料,本文對唐代治理龜兹的政策與措施及其取得的巨大成果進行論述,探討了安西大都護府的設置等問題。劉勇、張莉《晚清新疆吐魯番廳若干問題探究——以清代新疆吐魯番檔案爲中心》(《西北民族大學學報》3期)一文從吐魯番檔案中分析出晚清吐魯番城鄉人口規模大小,梳理並分析了城鄉人口性别比例、城市人口的職業類型以及所涉及的人口地域來源等問題。在此研究基礎上對當地家庭社會結構做了復原,從社會層面上對當地人口的經濟(職業)結構、民族結構、家庭結構、地域結構等進行了探討。趙麗《吐魯番監督府職能考述》(《甘肅廣播電視大學學報》4期)認爲監督府是清政府當時在新疆維吾爾族聚居地設置的臨時性機構,其主政官由同知兼任,吐魯番監督府在設置之初的職掌涉及政治、賦税、教育、財政、軍事、司法、營建等各個方面,主管維吾爾族、回族事務又不局限於維吾爾族、回族事務。在新疆建省後,隨著吐魯番廳昇爲吐魯番直隸廳,以及領隊大臣及新疆各城回官的裁撤,吐魯番廳的職權越來越大,吐魯番監督府的職能越來越小,直到約光緒十七年的時候被吐魯番撫民府取代。王啓明《清末新疆學堂教育制度研究四題》(《西北民族論叢》1期)一文就清末新疆學堂教育的“鄉土志”教材的編纂、考試、放假與轉學四個問題做了初步的探討,並發現了一份與現行“吐魯番鄉土志”整理本内容不同的檔案版本。

官職考釋方面的成果主要有: 劉子凡《唐代使職借印考——以敦煌吐魯番文書爲中心》(《敦煌吐魯番研究(第十六卷)》)一文利用出土文書與傳世史料,討論唐代使職差遣臨時借用官印的現象,研究唐代官文書用印制度在實際運行中的狀況。劉子凡《唐代伊西節度使考辨》(《昌吉學院學報》1期)認爲伊西節度使與四鎮節度使爲唐朝在西域設立的兩個不同的節度使。伊西節度使的設立,是唐朝爲應對景雲二年東突厥西征後出現的西域動蕩而採取的措施。節度使設立之後,就形成了以節度使爲核心的伊、西、北庭軍事體系。顧成瑞《唐代典吏考》(《齊魯學刊》1期)認爲唐代行用的“典吏”稱謂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上,“典吏”與“主典”“典”等稱謂意義一致,是對主要從事文書起草、文案檢請等工作而有著各種名目的官府低級職員類屬稱謂。基層官府和新出使職官府相應職位以“典”命名,即“職典”,是狹義的“典吏”。劉後濱《唐代選官政務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一書從官員選任制度的基本流程、主要原則切入,貫穿門閥社會向官僚制社會轉型以及官職與差遣分離的宏觀視角,具體分析官員選任各個環節及其産生的政務文書的具體形態,以及依托於政務文書的裁決機制,並提出唐宋間官員選任制度變化的基本綫索。張榮强《從“歲盡增年”到“歲初增年”——中國中古官方計齡方式的演變》(《魏晉隋唐史研究: 欣賀寧志新教授七十華誕論文集》)一文原刊於《歷史研究》2015年第2期,發表時有删節,此處發表的是未删前的版本。指出中國古代計齡方式存在官方與民間之别。至遲從漢武帝時起,民間便以農曆春節爲年齡增長的節點。官方的計齡方式與户籍制度掛鈎,以官府造籍的時間爲增長節點。姜伯勤《論城主與城人城局》(《廣州文博·玖》)對“城”的性質進行了分類,特别是對唐代西北地區的“城”及與之相關的“城主”“城人”“城局”的職能、身份、權責作了進一步考察,指出唐代吐魯番文書中的“城主”“城局”與軍鎮城防有關,此制可追溯到北齊時代的軍制,也與吐魯番麴氏高昌時期的傳統分不開。張玉興《職役抑或軍職: 西域文書所見唐代的“城局”》(《西域研究》1期)認爲吐魯番出土唐代文書中記載的“城局”不是縣以下行政管理人員,而是軍隊中的僚佐,屬軍職人員。由於軍中“城局”職掌“雜供差料”,經常要與地方社會發生聯繫。

二、 歷 史地理

实际上,就大部分的协管员的工作岗位而言,工作也不容易,他们经常身兼多职,有时很难做到家家户户走访宣讲。有时遇到很多琐事,也会导致工作中的情绪化,而这种负面情绪也会影响工作质量。也有一些协管员,综合素质较低,仗着是领导的亲戚朋友等关系,对待农民态度蛮横,很多农民不愿意去他们那里咨询新农保相关政策。对于不少农民来讲,与上层领导的沟通也是很不方便,有时候信息反馈出现严重滞后性。有时由于通知不到位,有不少外出务工的农民,无法按时完成参保手续。

其他語言法制文獻的研究成果主要包括: 乜小紅《試論回鶻文契約的前後期之分》(《西域研究》3期)介紹了現存的回鶻文契約並不都是公元13—14 世紀的契約,應有早期與晚期之分,早的可以早到西州回鶻王國興盛期,晚的可以晚到元朝及其以後。文章强調根據内容的不同區别其契約時段的不同,對於研究契約發展的演變過程是十分必要的。[土耳其] 麥萊克·約兹特勤,李剛、蘆韜譯《契約文書對絲綢之路法律史的貢獻——回鶻文契約文書中的土地産權和使用情況》(《吐魯番學研究》2期)闡述了回鶻土地契約文書産權法的獲得、保護、使用情況,認爲回鶻社會存在著固定可操作的法律體系,這種體系在維護個人的權利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日] 武内紹人,楊銘、楊公衛譯《敦煌西域出土的古藏文契約文書》(新疆人民出版社)彙集了敦煌、新疆出土的古藏文契約文書,並加以細緻轉寫和考釋,此著對於全面認識吐蕃統治絲綢之路,尤其是西域地區各民族的經濟和社會生活狀況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

絲路交通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包括: 牛汝極《天山: 亞洲文明交匯的軸心》(《西域研究》1期)一文圍繞天山是亞洲文明交匯的軸心這個命題從六個方面展開討論。第一,揭示了天山的地理特點;第二,闡述了天山的山地—緑洲—荒漠生態系統(MODS) ;第三,論述了天山是東西亞洲交通的樞紐;第四,論證了天山是南北社會交融的紐帶;第五,闡明天山是邊疆“長城”延伸的走廊;第六,表達了天山位於亞洲文明的十字路口的觀點。榮新江《真實還是傳説: 馬可·波羅筆下的于闐》(《西域研究》2期)一文將《馬可·波羅行記》與有關于闐的傳世文獻記載和出土文書記録相對照,認爲除玉河的位置有些誤記外,他對于闐地區的描述並非無稽之談,而是有關13世紀中葉西域歷史地理的寶貴資料。林梅村《怛邏斯城與唐代絲綢之路》(《浙江大學學報》5期)介紹了公元5 世紀,粟特人建怛邏斯城,後來成爲西突厥領地。唐朝稱霸中亞後,在七河流域所設最遠的羈縻州就在怛邏斯城,後爲突騎施可汗佔據。8 世紀,突騎施的興起,客觀上爲唐朝在西方建立了一道軍事屏障,對遏止阿拉伯帝國東侵至關重要。然而,唐高宗多次向突騎施汗國發動戰爭,導致安西四鎮不得不直接面對來自黑衣大食的軍事威脅。751 年的怛邏斯之役,四鎮節度使高仙芝兵敗大食。榮新江《出土文獻所見絲綢之路概説》(《北京大學學報》1期)指出絲綢之路研究主要依據三個方面的資料,東西方的傳世文獻、絲路沿綫發現的文書、各地出土的文物。絲綢之路沿綫的敦煌、吐魯番、樓蘭、尼雅、焉耆、庫車、和田、穆格山等地都發現過不少各種語言文字書寫的文書材料,應當收集絲路沿綫出土的各種語言文字的材料,把其中的零散信息集中到絲綢之路的歷史敍述當中,出土文書在研究絲綢之路中具有重要作用。榮新江《中國多元文化的發展與中印之間的絲綢之路(四〇〇年—七〇〇年)》(《紫禁城》10期)概述了中國的分裂時期與多元文化中心的構建以及陸海絲綢之路的開拓,揭示出求法僧對這些印度佛教造像的記録甚至模擬,必然影響到中國佛教藝術品的製作,魏晉南北朝時期也是中國佛教造像最爲繁盛的時代,這些造像直接或間接地受到了印度造像的影響。

數字化地理的研究成果主要包括: 徐佑成、李輝朝《吐魯番文物遺址地理空間信息化發展的思考》(《吐魯番學研究》2期)一文就吐魯番文物遺址本體保存現狀,結合國内外地理空間信息化發展,對吐魯番遺址地理空間信息化進行分析,提昇考古挖掘、文物保護及開發利用水平。榮新江《從吐魯番出土文書看古代高昌的地理信息》(《陝西師範大學學報》1期)提示研究者,今後研究可利用Google Earth 地圖與考古地圖對照。一方面需要把古代文獻、文書的記録還原到考古遺址當中,這樣可説明這些古代城鎮在絲綢之路上的作用;另一方面需做更詳細的現場調查,使遺址位置與Google Earth 顯示位置相勘合,以便能更準確地説明這些遺址上的文物、文書的價值。[日] 西村陽子、[日] 北本朝展《絲綢之路遺址重新定位與遺址數據庫的建立》(《陝西師範大學學報》2期)利用約100 年前所繪製的絲綢之路古地圖以及谷歌地球等數據,提出核對絲綢之路探險隊報告與現代考古調查報告中所記録遺迹的方法,並介紹了存儲遺址關係信息的絲綢之路遺址數據庫的設想。

三、 經 濟

本年度經濟方面成果豐碩,分爲貨幣與物價、經濟生活、貿易、經濟政策等幾個方面進行概述。

貨幣物價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有: 裴成國《麴氏高昌國流通銀錢辨正》(《北京大學學報》1期)麴氏高昌國時期的經濟與絲綢之路貿易密切相關,且長期使用銀錢作爲日常通貨。文章指出吐魯番文書中的“銀錢”就是指薩珊波斯銀幣,是當時高昌國的流通貨幣。墓葬中所出的重量較輕的銀幣可能是薩珊波斯或粟特地區仿製,因爲數量少,也在高昌國市場上流通。這種銀幣因爲純度低,容易破損,退出流通領域後被埋入墓葬,所以在吐魯番墓葬考古中有集中出土。吕恩國《洋海貨貝的歷程》(《吐魯番學研究》1期)介紹了位於鄯善縣吐峪溝鄉洋海夏村的洋海墓地,在此墓地共發現55枚海貝。作者探究洋海墓地出土的海貝來自我國東南沿海,是隨著彩陶之路進入新疆哈密盆地、吐魯番盆地的。侯明明《于闐自造漢文錢幣與漢佉二體錢的歷史背景》(《絲綢之路》12期)介紹了于闐爲便於發展自身經濟而自造貨幣,東漢時自鑄漢文錢幣,既能與中原進行兑换,也能與貴霜王國交流。之後自造的漢佉二體錢,將漢文與佉盧文兩種文字製於一幣,更加便利了與東西方的交流。李志鵬《絲路貿易中的實物貨幣流通研究——以“敦煌吐魯番文書、佉盧文文書”爲綫索》(《甘肅金融》10期)通過追溯敦煌經濟契約文書、吐魯番回鶻文文書、佉盧文簡牘文書中對絲路貿易實務貨幣的清晰描述,從“金”到“絲”這一“等價物”的變遷和影響中總結了絲綢之路實物貨幣流通的借鑒和啓發。吴文强《龜兹五銖小版式初探》(《新疆錢幣》3期)一文對小版式龜兹五銖進行了簡單的分類,並簡述了龜兹五銖正背面之爭和鑄造年代問題。蘆韜、張統亮《對“大夏真興”與“高昌吉利”二錢關係的探析》(《讀天下》16期)認爲十六國時期赫連氏大夏政權所發行的“大夏真興”與麴氏高昌所鑄“高昌吉利”在鑄造風格上極其相似,後者應該或多或少地受到前者的一定影響。孟憲實《唐西州馬價考》(《新疆師範大學學報》3期)通過吐魯番出土文書,考證唐前期西州馬價及其演變。再通過對比敦煌、中原的相關資料,考察西州馬價在全國的狀態,從而爲全面理解唐代西州,提供一個新的具體觀察視角。賴瑞和《唐人在多元貨幣下如何估價和結賬》(《中華文史論叢》3期)論述了唐人善用估價法和凑數的方式進行各種交易買賣和繳税,解決了銅錢長期短缺的問題。並且指出唐代的這種用錢現象,可以在古代世界史上找到許多類似案例。李昀《晚唐貢賜的構造——以甘州回鶻和沙州歸義軍的貢賜比價爲中心》(《唐研究》第二十二卷)考察了唐末五代宋初方鎮以及外蕃與中原王朝的貢賜關係,説明這種朝貢貿易是一種基於互利的商業外交行爲,與唐朝前期的朝貢形態亦有較大區别,對宋代朝貢體制産生重要影響。丁君濤《清末民初吐魯番葡萄地價的變化——以尼牙子家族地契爲中心》(《西域研究》4期)一文以新疆吐峪溝發現葡萄園買賣契約爲基礎,考察清末至民國時期新疆地區葡萄園價格的變化。

經濟生活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包括: 鄭學檬《點濤齋史論集: 以唐五代經濟史爲中心》(廈門大學出版社)收録了鄭學檬先生關於對漢唐經濟史重大社會經濟問題見解的多篇論文。其中一些文章中的人文、政治、社會史部分,包含著作者近年寫的一些漢唐史中難點發微。楊際平《楊際平中國社會經濟史論集》(廈門大學出版社)共分三輯。第一輯爲《先秦秦漢魏晉南北朝卷》;第二輯爲《唐宋卷》;第三輯爲《出土文書研究卷》,内容涵蓋了楊際平先生從先秦至宋朝的社會經濟研究,是其目前學術成就的集成。蘇金花《晉唐時期吐魯番緑洲農業的糧食作物結構及其演變》(《歷史教學》12期)認爲晉唐時期,吐魯番糧食作物以穀、麥爲主。麥類以大麥、青麥、小麥爲主,穀類以粟、牧爲主。穀麥種植實行常田輪作和部田單種相結合的耕作制度。穀麥除供人食用外,也用於牲畜飼料,並經常充當貨幣使用。晉唐吐魯番糧食作物的生産和消費,受氣候、土壤等自然環境的制約,也受民族、政治、經濟等社會因素的影響。黄樓《吐魯番所出〈闞氏高昌某郡彩毯等帳〉考釋》(《新疆大學學報》6期)認爲該文書中向官府輸彩、毯者不是普通百姓,而是官府控制的織造户。《闞氏高昌某郡彩毯等帳》所記爲高昌郡倉曹收納織造户紡織物,償還加工過程中相關雜用後獲得的純收入。文書反映了織造户在官營作坊織造的具體情況,具有重要的研究價值。張婧、張亞軍《佉盧文209號文書研究》(《井岡山大學學報》5期)認爲文書反映出3—5世紀的新疆南部地區存在人口買賣。人口買賣契約在公平的基礎上簽訂,有證人爲證,有專門的斷繩儀式。人價的支付形式包括貨幣支付和實物支付兩種。對於違約行爲的懲罰包括物質處罰和肉體處罰兩種形式,這既是對違約行爲的約束,也在一定程度上維護了另一方的合法權益。

貿易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包括: 孟憲實《唐朝與中亞的絹馬貿易》(《唐研究》第二十二卷)認爲在唐朝與中亞的往來中,馬匹貿易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内容。在唐朝的馬匹結構中,除了西北群牧飼養以外,接受境外“蕃馬”是一個重要來源。中亞的馬在唐朝的官馬中佔有重要地位。張湛《粟特商人的接班人?——管窺絲路上的伊朗猶太商人》(《粟特人在中國: 考古發現與出土文獻的新印證》)對BH1-19號波斯語信劄給出了轉寫和譯文,並對信劄中的粟特元素做了考察,呈現出伊朗猶太商人在絲綢之路上的貿易網絡。乜小紅、丁君濤《古絲綢之路上蠶桑絲織業的興衰——對吐魯番出土蠶桑絲織文獻的新研究》(《中國經濟史研究》4期)揭示出高昌郡及高昌王國前期是蠶桑絲織業的繁榮興旺期,西方對絹帛的需求與晉末中原絹帛供給的中斷,帶給高昌發展蠶桑絲織業的機遇。高昌郡府鼓勵植桑養蠶,管控大部分蠶桑户、織造户的生産,致力於絲絹的聚集和外銷。麴氏高昌建國後,臣屬北魏,絲綢之路重開,中原絲織物的大量西輸衝擊了高昌絲綢絹帛市場,銀幣替代錦絹成爲流通手段,使得高昌絲織業由盛轉衰。唐滅高昌後的西州時期,中原先進技術生産出的絲織品源源西來,導致高昌蠶桑絲織業趨於萎縮,被紲布的生産所取代。歷史背景的變遷,決定了高昌地區絲織業的興衰。趙毅《清末吐魯番蠶桑業》(《西北民族論叢》2期)論述了光緒六年吐魯番同知於葡萄溝設立蠶桑分局,開局教民蠶桑。隨著吐魯番蠶事的發展,蠶長、蠶桑地保應運而生,絲行、機行亦次第設立。之後,蠶桑分局、絲行由官辦轉爲官督商辦,繭價亦經歷了由官方定價到市場定價,再到官方定價等變化。然而,蠶事改歸商辦之後開始逐漸荒廢。光緒末年蠶事再次受到當局重視,吐魯番廳的蠶桑業似乎再度恢復。張安福《唐代絲綢之路中段西州與龜兹的商貿研究》(《中國農史》3期)論述了西州成爲龜兹重要的商品供給地和戰略後方,龜兹成爲拱衛包括西州在内的西域局勢安全的戰略中樞,貿易各有特色,互補性强。城市功能決定了城市商業貿易發展的方向,長時期作爲唐朝安西都護府府治的龜兹,其商貿更多體現了服務於國家政治軍事的特點。

經濟政策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包括: 劉壯壯《績效·技術選擇·政策演變: 清統一前新疆屯墾(1644—1759)》(《農業考古》6期)一文通過對清朝統一新疆之前新疆農業經營的考察,發現清初爲支持新疆軍事行動的需要,開始在哈密、巴里坤、吐魯番、烏魯木齊等地屯田,並取得了一定成效。丁俊《于闐鎮守軍徵税系統初探》(《西域研究》3期)運用中國人民大學博物館與中國國家圖書館所藏于闐漢文文書證明,于闐鎮守軍内部存在一個嚴密且完善的徵税官系統。他們基本上以守捉和鎮兩級爲主,由專徵官、判官、典組成,兼有行官等進入。這樣在管理上逐層對應,而且任務明晰,事務繁複,從而承擔起自主供軍的功能。張新國《唐前期西州地區“計租六斗”新論》(《中國農史》2期)通過對敦煌吐魯番文書的考察,認爲“租二石”和“租六斗”均與不同的給田基準額有關。正是因爲西州“狹鄉”丁男的給田基準額是6 畝永業田,所以應輸納的租額是6 斗。“計租六斗”既是西州賦税制度特殊性的體現,又與唐《賦役令》的規定具有内在的一致性。趙超《略論清末吐魯番地區以穀付息的土地典當——對吐峪溝所出清光緒十七年“當賣葡萄園契”的探討》(《西域研究》4期)一文探討了吐峪溝新出光緒十七年“葡萄園當賣契”。對契中“當賣”作了界定並對其與“租籽”的關係作了釐清。趙毅《晚清吐魯番坎兒井買賣》(《新疆大學學報》12期)指出,晚清吐魯番坎兒井買賣以契約爲憑,格式和内容上繼承了魏晉以來漢文契約的形式,並結合當地習俗,使之具有漢文與察合台文合璧的地方特色。李亞棟《敦煌吐魯番賬目契約類文書中數詞使用的“繁化”現象——對與“薪柴”有關的部分文書數詞的考察》(《新會計》1期)一文對與“薪柴”有關的部分文書數詞進行了考察,探討了文書中文字“繁化”問題。

四、 法 制

本年度法制方面的研究主要包括漢文法制文獻與其他語言法制文獻的研究。

小学语文教学中培养学生良好的课外阅读习惯是一项长期的工作,需要家长与教师一同配合。教师要做好优质资源的推荐与筛选,同时积极收集家长与学生反馈的情况,从而提升教学中的引导方法,让学生接受更好的阅读习惯培养指导。具体办法上,要充分考虑本地社会公共图书资源、社会环境、学校资源、家庭情况、学生状态等,由此来保证培养方法的有效性。

對漢文法制文書的研究既包括對法制文獻的整理,也包括對法制思想的闡釋,成果主要有: 李明曉《兩漢魏晉南北朝石刻法律文獻整理與研究》(人民出版社)一書系統收録了所有已公佈的散見兩漢魏晉出土的法律文獻,並對收録的法律文獻解題(包括出土時間、資料整理和發表的介紹)、釋文與校注、白話譯文、主要參考文獻、相關問題研究、圖版等,利用了最新古文字研究成果與考古新資料進行文字校補、疑難詞語考釋、法律術語注解。顧凌雲《從敦煌吐魯番出土契約看唐代民間土地買賣禁令的實效》(《敦煌研究》3期)通過對敦煌吐魯番出土契約的考察,發現唐前期民間存在變相買賣和地下買賣兩種隱秘的土地買賣方式,表明官府嚴格執行土地買賣禁令,禁令存在一定的實際效力;中唐以後,民間土地買賣頻繁發生,表明禁令的實效逐漸消失,不過民間仍對禁令心存顧慮,往往在土地買賣契約中設置反恩赦條款加以預防。官府對土地買賣缺乏有效的監控手段與民間正當的買賣需求難以抑制是禁令實效消失的主要原因。王鵬《略論唐代的免債赦令與抵債條款》(《長江大學學報》6期)介紹了民間對中央政府通過免債赦令免除民間債負的做法多持抵觸態度。敦煌吐魯番文書中含有抵赦條款的契約文書,是民間意志的彰顯。唐時免債赦令的多次發佈與民間抵赦條款的頻繁出現,是國家意志與民間意志拉鋸博弈的生動表徵。薛艶麗、王祥偉《西域借貸契約中的債務償還方式》(《西域研究》4期)提出西域借貸契約中的債務償還方式主要有每月付息隨時還本、本息隨時償還、等額本息分期償還、本息到期償還四種,不同的償還方式受到借貸物如錢幣、斛斗、織物等的影響。陳燁軒《新發現旅順博物館藏法制文書考釋——兼論唐律在西州訴訟和斷獄中的運用》(《唐研究》第二十二卷)通過文獻學的方法論證了在西州由唐令所構建、由唐律所維護的一整套訴訟和斷獄的模式,在實際操作中確實得到了貫徹。同時也指出,隨著時間的流轉,某些具體的規定會出現變通。趙晶《唐代“保辜”再蠡測——〈唐寶應元年六月康失芬行車傷人案卷再考〉》(《敦煌吐魯番研究(第十六卷)》)認爲在唐代,保辜在制度層面的内涵與民間的理解産生了一定程度的異化。不過這種異化在精英層面表現得並不明顯。康失芬案件中出現的責保外釋、“將醫藥看待”等情形,也不應被視爲制度之常態。王啓明《晚清吐魯番的保甲建設》(《西北民族論叢》2期)探討了被以往學者忽視的晚清吐魯番社會中的保甲建設情況,指出其四個建設時期所面臨的各自原因與當時新疆乃至全國的形勢密切相關。至清末,伴隨著巡警制度的建設與運行,原有的保甲制度逐漸被取代。趙毅《清末吐魯番坎兒井民事糾紛之書狀》(《昌吉學院學報》6期)指出光緒三年(1877),吐魯番收復後,大量的民事糾紛涌入官府,爲了減少訴訟數量,吐魯番廳制定了規則來規範訴訟,即“告狀不准條例”。其成爲國家法的有效補充,減輕了基層政府的壓力,同時也加快了該區民事法與内地一體化的進程。

歷史人文地理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包括: 陳國燦《高昌王國對郡縣的擴建——吐魯番地名研究之三》(《吐魯番學研究》1期)一文以吐魯番文書爲資料,對高昌王國時期包括闞氏、張氏、馬氏統治,以及隨後麴氏高昌時期的郡縣擴建問題進行詳細梳理。文章揭示出高昌王國時期,吐魯番地區的郡縣地名有了很大的發展。陳國燦《唐西州的四府五縣制——吐魯番地名研究之四》(《吐魯番學研究》2期)介紹了唐滅高昌王國後,廢除了王國原有的軍政體制,在地方行政體制上,建立了西州,州下設置高昌、交河、蒲昌、柳中、天山五縣,縣下實行鄉里管理制度。在軍事上新建了前庭、岸頭、蒲昌、天山四個軍府及鎮、戍、烽、鋪防衛系統。在交通上建立了以新開道、銀山道、他地道爲主體的東西南北館驛通道系統。任亭亭《闞氏高昌時期吐魯番地名考釋——〈闞氏高昌永康九年、十年送使出人出馬條記文書〉之摩呵演與磨呵演、其養與乾養考釋》(《甘肅廣播電視大學學報》1期)一文肯定榮新江先生認爲“摩呵演”“磨呵演”爲同一地名的不同音譯的觀點,又從不同的角度對這一觀點進行補充説明。對“其養”與“乾養”一組地名,榮新江先生認爲是同一地點,而作者認爲有待商榷。楊榮春《北涼疆域變遷考》(《内蒙古社會科學》(漢文版)4期)認爲北涼疆域在段業初創時爲兩郡,至沮渠蒙遜時期統一河西,轄高昌,控制西域。河西北涼統治滅亡後,沮渠無諱、安周西遷高昌重建大涼政權,滅車師前國,統一吐魯番盆地,爲高昌國奠定了基礎。460 年,柔然滅大涼,前後共歷五主,計64 年。北涼疆域的變遷,反映出盧水胡沮渠氏活動範圍之廣,其政治影響之大。古怡青《唐前期西北的交通運輸——以西州爲中心》(《中國中古史集刊(第二輯)》)從馬政與傳驛、監牧制度等面向著手,進一步論述唐代西州成爲維繫西北地區交通運輸與政權運行的關鍵命脈,及其重要的價值地位。魏堅、任冠《樓蘭LE古城建置考》(《文物》4期)一文根據實地考古調查,對樓蘭LE古城的建置及諸城址的性質與年代進行考證。

五、 宗 教

本年度對宗教的研究以佛教居多,包括佛教教團僧尼、佛教思想和信仰、佛教文本整理考釋、佛教石窟及壁畫的研究。其他非佛教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道教、摩尼教、景教、拜火教等方面。

佛教教團僧尼的研究成果有: 彭無情《西域佛教演變研究》(巴蜀書社)充分運用古籍、史地等方面的原始資料,考古發現的實物證據以及國内外的研究成果,結合佛教傳播路綫、佛教教派、佛教文化風格及種族、語言和文化特徵,創新性地從“三點、兩綫、一面”具體探討西域佛教的興衰演變。劉小平《中古佛教寺院經濟變遷研究》(中央編譯出版社)一書以傳世文獻、敦煌吐魯番出土文書和石刻碑銘等史料爲基礎,借助歷史學、宗教學、新制度經濟學等學科的理論和方法,論述中古時期的佛教寺院經濟變遷及其與中古社會的互動。圍繞佛教寺院經濟的發展變遷,從寺院經濟自身經濟活動及其與中古傳統社會國家政權、經濟制度、社會輿論等方面的互動來考察,能使我們較爲清楚地瞭解和認識中古寺院經濟發展變遷的歷程和軌跡。阿依達爾·米爾卡馬力《回鶻佛經翻譯家都統其人》(《西域研究》3期)通過對各種殘片中零散信息的大致拼接,勾勒出了一位著名回鶻語翻譯家都統的形象。文章研究表明都統是回鶻佛教史上與安藏、勝光、必蘭納識里齊名的重要人物。張重洲《吐魯番地區尼僧初探——以高昌國及唐西州爲例》(《甘肅廣播電視大學學報》5期)認爲尼僧過著普通的寺院宗教生活,也積極參與世俗生活。尼僧從這兩方面深刻地影響著當地社會並與之緊密結合,在政府的干預和控制下,發揮著自己特殊的社會作用。

對文獻古籍進行整理、綴合、校勘、考釋的研究成果有: 白石將人《西陲出土日藏〈左傳〉昭公殘卷兩種》(《國際漢學研究通訊》第12期)探討了日本書道博物館所藏《左傳》服虔注殘卷及其歷史背景,指出日本杏羽書屋所藏《左傳》昭公五、六、七年殘卷與俄藏敦煌文件之間的綴合關係。徐維焱《旅順博物館藏〈劉子〉殘片的新發現及〈劉子〉在西域的流傳》(《唐研究》第二十二卷)介紹了旅順博物館藏新疆出土漢文文書中有一枚《劉子》殘片,並對此殘片進行了録文和整理,研究了該殘片與其他已知的出土殘卷、殘片的關係,探討了《劉子》一書在西域地區的存在形式以及傳播和使用情況。許建平《吐魯番出土〈尚書〉寫本輯考》(《敦煌吐魯番研究(第十六卷)》)對吐魯番所出的7件《尚書》寫本以《中華再造善本》影印北京大學所藏宋刻本《尚書》爲對校本,以顧頡剛、顧廷龍輯《尚書文字合編》中所收之日本古寫本爲參校本進行了録文,並考察了中原文化西傳的狀況。何亦凡《敦煌吐魯番出土〈鄭玄論語注〉“束脩”條綴補復原研究》(《敦煌吐魯番研究(第十六卷)》)利用敦煌吐魯番文書和傳世文獻對《鄭注》“束修”條進行綴補復原,並對這一條進行了疏證,進而認爲《後漢書》李賢注有關於此的引文有斷章取義之嫌。徐俊《鳴沙習學集: 敦煌吐魯番文學文獻叢考》(中華書局)一書收録徐俊先生論文、劄記、書評三十餘篇,其主體都與敦煌吐魯番文學相關,涉及對敦煌吐魯番文學文書的校録、考補等。黄樓《吐魯番文書所見北涼解文的復原及相關問題研究》(《敦煌研究》3期)對吐魯番地區哈拉和卓和阿斯塔那墓葬出土的幾件相關北涼解文文書殘片進行考究並拼合整理,初步復原了北涼解文的基本格式,進一步研究得出北涼解文與東漢解文有著直接的淵源關係;解文是一種上行官文書;北涼解文對於探討當時中央與地方關係具有重要的價值。

正如银川经开区育成中心办公室负责人贾庆龙所说,该区将全力推动企业向科技含量高、创新能力强、市场竞争优势明显的现代服务业转变。下一步将重点支持奥特生物、方达等技术成熟且有实力的企业向外开疆辟土。目前,上述企业已在海外开展相关业务。

關於民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民族關係與民族内部的相關問題上。

(2)供电方案的设计主要包括电气主接线、环网柜、箱式变电站的设计与选择,要在满足安全可靠性的基础上,尽量简化线路布置,以便于维护和检修。

佛教石窟與壁畫的研究成果主要有: 楊波《克孜爾石窟第38、100窟“誓願”、“授記”題材探討》(《敦煌學輯刊》3期)指出,克孜爾石窟第38窟主室券頂因緣故事畫、第100窟主室側壁佛傳圖均以表現對佛陀的供養、禮敬爲主。作者在前人對龜窟石窟因緣故事研究的基礎上,並參考庫木吐喇窟群區第34窟龜兹文榜題解讀的成果等,指出這兩個窟包含許多表現釋迦往昔供養諸佛的故事,這些故事與彌勒接受“摩頂授記”等場面一起,强調了“誓願”“授記”的主題。陳愛峰《柏孜克里克石窟第17窟佛説大乘莊嚴寶王經變考釋》(《敦煌研究》6期)考釋了柏孜克里克石窟第17窟券頂的壁畫,確定其中6幅壁畫出自《佛説大乘莊嚴寶王經》,推測其餘壁畫大多出自該經。結合該窟兩側壁壁畫分析,認識到該窟是一個以觀音爲主尊、内涵豐富的洞窟。佛説大乘莊嚴寶王經變的考證,揭示了北宋時期中原與西域的文化交流,同時糾正了以往學界對第17窟年代的推定,即並非唐西州時期。結合窟内供養人族屬的認定,作者將該窟壁畫的繪製年代界定在北宋初(10世紀末)至回鶻歸順蒙古之前(13世紀初)。劉韜《唐與回鶻時期庫木吐喇石窟壁畫年代探索——以窟群區第12、15至17窟爲中心》(《敦煌研究》6期)一文以樣式論與風格學等方法,綜合石窟形制、圖像内容與題記等因素,試對庫木吐喇石窟年代進行探索,並以此爲標型窟探索唐與回鶻時期庫木吐喇部分洞窟的相對年代,認爲唐風洞窟第15至17窟開窟與修造年代很可能是唐武周時期以後的唐中宗至唐玄宗開元年間,即8世紀上半葉。陳愛峰《柏孜克里克第40窟如意輪觀音經變研究》(《吐魯番學研究》2期)介紹了柏孜克里克第40窟中的如意輪觀音經變,同時融入千手千眼觀音經變中的傳統題材十方佛、婆娑仙與功德天,又增添了若干新題材。楊波《克孜爾石窟“有頭光比丘”圖像探討》(《吐魯番學研究》2期)指出龜兹石窟壁畫中有的佛旁的比丘畫上了光頭,同時還有突起的肉髻,這類圖像表現的是“彌勒受金衣”以及得到“摩頂受記”的題材。任平山《“王女牟尼”本生及龜兹壁畫》(《西域研究》1期)指出龜兹石窟壁畫存在一種别致的比丘燃燈供養圖像。通過分析圖像内容,比對佛經文本,確認了其爲王女牟尼本生。任平山《抒海本生及其在吐峪溝壁畫中的呈現》(《敦煌研究》4期)一文整理和分析了佛教本生故事大施抒海,並對吐峪溝第44窟相關壁畫進行了釋讀,認爲吐峪溝第44窟本生壁畫蓮華夫人緣應更名爲抒海本生。其圖像的内容與《賢愚經》較爲相符,情節豐富。因此吐峪溝第44窟壁畫抒海本生恰好爲新疆壁畫與《賢愚經》的圖文關聯提供了重要實證。

非佛教的研究成果主要有: 于洋《消失的摩尼教——走向末路之三部曲》(《齊齊哈爾大學學報》11期)認爲摩尼教在中國古代歷史上的最終消失,可歸納爲經歷了三次重創,同時也存在著其自身本質與發展的原因。顔福《高昌故城摩尼教絹畫中的十字架與冠式——以勒柯克吐魯番發掘品中的一幅絹畫爲例》(《敦煌學輯刊》3期)揭出勒柯克在高昌故城摩尼教寺院遺址發掘出的一幅摩尼教絹畫中繪有十字架,它與新疆、敦煌等地發現的景教十字架極爲相似。通過對這幅摩尼教絹畫中十字架與冠式的解讀,可以發現這一時期摩尼教兼容並蓄的特點。李肖、馬麗平《拜火教與火崇拜》(《粟特人在中國: 考古發現與出土文獻的新印證》)認爲生活在歐亞草原地區的原始印歐人普遍存在拜火的習俗,只是部分文化發達地區演化成了宗教——拜火教,而其他地區由於社會生産方式等原因,仍然停留在拜火階段,一直到了歷史時期這種古老習俗纔被宗教習俗所取代。張鵬《唐寫本〈五土解〉性質再探》(《首都師範大學學報》1期)通過對《五土解》中詞彙的内涵與來源、文書的格式與發願内容進行考察,認爲此件文書並非簡單的安宅、安墓醮儀,而是屬疾病上章後的章醮儀。馬曉林《元代景教人名學初探——以遷居濟寧的阿力麻里景教家族爲中心》(《北京大學學報》1期)認爲北京發現的清内閣檔案庫藏元代敍利亞文贊美詩,與吐魯番出土同類抄本存在直接的關係。對按檀不花家族景教的身份進行辨識。作者認爲元代景教人名學(Anthroponymy)研究需要在漢文史料的基礎上進行並提出以新出按檀不花家族史料爲中心,結合出土敍利亞文、回鶻文材料,可以逐一考察人名的詞源及形態演變。

改善监测手段,进一步加强城市水文、气象站网建设,优化布局,扩大监测范围。提高预报精度,进一步充实技术力量,更新仪器设备,改良预报方案。形成规范的城市气象、水文、防洪与排涝工程险情、洪涝灾情信息报告制度。科学预警,对江河洪水、山洪灾害、暴雨内涝、台风暴潮等不同灾害,合理划分灾害预警级别,设置简洁易懂的警示标志,便于公众理解并采取预防措施。增加预警信息发布的手段,提高信息发布频次,扩大信息覆盖范围,保障预警信息及时传达,为公众争取足够时间采取防范措施。

六、 民 族

佛教文本的整理與考釋的成果主要有: 任曜新《新疆庫車佛塔出土鮑威爾寫本〈孔雀王咒經〉文本擴展研究》(《敦煌學·絲綢之路考古研究——杜斗成教授榮退紀念文集》)通過對文本産生與發展的考察,認識到佛教密教從一開始簡單實用到陀羅尼咒,到將陀羅尼咒與佛教故事相結合形成雜經典,再到相關壇場、畫像、儀軌等體系逐漸完備的純密的歷史過程。鄭阿財《從單注到合注: 中古絲綢之路上〈注維摩詰經〉寫本研究》(《唐研究》第二十二卷)一文全面檢索了已公佈的敦煌吐魯番文獻中有關《注維摩詰經》的寫本殘卷,通過對比分析以釐清《注維摩詰經》從單注到合注發展的脈絡,並彰顯中古絲綢之路上的寫本特色與價值。芮柯《柏林吐魯番藏品中的粟特語佛教殘片》(《粟特人在中國: 考古發現與出土文獻的新印證》)對柏林吐魯番藏品中粟特語佛教文書字母、裝幀、年代、發現地、内容、“教派屬性”、雙語現象、書寫及與其他收藏地的粟特語佛教文獻的關係方面進行了考察。

民族關係相關的研究成果主要有: 王小甫《邊塞内外》(東方出版社)收録了王小甫先生關於中國古代族群史、古代中外文化交流史、中國古代史等方面的論文。苗普生《匈奴統治西域述論》(《西域研究》2期)認爲公元前2世紀至公元2世紀,匈奴在西域的活動使那些孤立的民族和地區開始互相接近,改變了西域乃至中亞居民遷徙的方向,爲漢朝統一西域創造了條件。李元輝《“約”與西漢的民族政策》(《西域研究》2期)一文對“約”在西漢民族政策中的應用做了系統探討,認爲“約”貫穿於西漢王朝民族政策的始終,應用於民族政策所施用的對象都是勢力强大且對西漢及其邊疆地區穩定和發展産生重要影響的民族政權。高啓安《傅介子刺樓蘭事蹟綜理》(《石河子大學學報》2期)一文分析刺殺樓蘭王前的歷史背景、決策過程、實施情節以及善後工作,結合傅介子本人的籍貫及成長經歷,勾勒出這次事件之所以以極小代價獲得極大成功的必然。瞿萍《西域歷史中的龜兹》(《絲綢之路》7期)介紹了龜兹自古就是絲綢之路上的重鎮、西域三十六國之一。從龜兹境内發掘的古人類遺址可以看出,龜兹有著悠久的史前文明,文中介紹了龜兹由漢至清的發展歷程。裴成國《論5—8世紀吐魯番與焉耆的關係》(《新疆師範大學學報》3期)一文對5—8世紀吐魯番與焉耆的關係進行了研究,認爲兩地的關係以唐貞觀年間爲界可以分爲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兩地以西域小國的形態存在,無力主導自己的外交,只能臣服於先後崛起的各大遊牧政權,同時也有衝突。第二個階段,兩地在貞觀年間被唐朝平定之後成爲唐朝在西域的兩個重鎮,因爲人種、文化、歷史等方面的差異,兩地在唐朝經營西域的過程中發揮的作用也不盡相同。楊富學《843年——唐與回鶻關係的轉折點》(《甘肅民族研究》1期)認爲漠北回鶻的敗亡,使得唐朝對回鶻的國策進行了根本性調整。首先對西域回鶻,由徹底的肅清改爲剿撫並用;同時在中原地區,對回鶻之摩尼教則由撫改爲剿,盡行鏟除。剿撫並用的政策,方式不同,都是建立在回鶻不復對唐朝構成威脅這一基礎上。張宜婷《從安西四鎮之焉耆鎮看唐朝對絲綢之路的控制和經營》(《昆明學院學報》5期)認爲唐朝對焉耆的征討與管理,更是集中體現了其對焉耆在西域地區的地位與作用的認識——立足焉耆是唐朝進一步拓展其在西域的勢力範圍、控制與經營絲綢之路的前提。吴玉貴《〈唐故突騎施王子誌銘〉再探討——兼論突騎施黑姓及其與唐朝的關係》(《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第三十三輯)以突騎施黑姓與唐朝的關係爲主綫,系統梳理蘇禄可汗以後即突騎施汗國分裂時期的歷史綫索,並在此基礎上,將《墓誌》放在光緒入質長安或與入質長安較近的時代背景中加以考察,爲讀者提供了新的觀察角度。白玉冬、楊富學《新疆和田出土突厥盧尼文木牘初探——突厥語部族聯手于闐對抗喀喇汗朝的新證據》(《西域研究》4期)一文從新疆和田策勒縣達瑪溝北部某遺址出土的4片突厥盧尼文木牘出發,認爲木牘文中提到的qan“汗”可能爲于闐國王或某部族首領,發信人應是塔里木盆地一帶處於半獨立狀態的操突厥語部落首領。木牘文書所言侵犯於術的敵人,有可能來自喀喇汗朝。陳海濤《商業移民與部落遷徙——敦煌、吐魯番著籍粟特人的主要來源》(《敦煌學·絲綢之路考古研究——杜斗成教授榮退紀念文集》)認爲部落遷徙與商業移民,是漢唐時期中亞粟特人入華、定居、著籍以致形成聚落的兩個主要原因。隋唐以前,粟特人入華基本都是商業活動的結果。彭建英《漠北回鶻汗國境内的粟特人——以粟特人與回鶻互動關係爲中心》(《中國邊疆史地研究》4期)介紹了漠北回鶻汗國境内的粟特人與回鶻在政治、經濟、宗教等領域呈現頻繁互動乃至深度融合,推動了回鶻族群的熔鑄和成型,北方草原文明也推進到以尊奉摩尼教爲突出特點的回鶻文明時代。但是,粟特在與回鶻的互動、融合過程中,亦時有不諧與矛盾,回鶻内政的動蕩和對外唐關係的緊張以及漠北回鶻汗國的敗亡,其轄内的粟特人也難辭其咎。

民族内部官職、族源等内容的研究成果主要有: 荒川正晴《西突厥汗國的Tarqan達官與粟特人》(《粟特人在中國: 考古發現與出土文獻的新印證》)認爲在突厥國家内,tarqan構成侍奉可汗、公主與强勢王族的親信官員。粟特人在遊牧國家的政治、外交、經濟、文化諸方面,是一個重要的存在,他們通過tarqan這一角色,與可汗等牧國家的首腦或首腦層,保持著相互提携的關係。陳浩《登利可汗考》(《西域研究》4期)指出古突厥文《毗伽可汗碑》中有兩串相似的可汗名號,他們分别對應的是漢文史料中的伊然可汗和登利可汗。考證出突厥汗國實際上有兩位登利可汗。開元廿二年唐廷派李佺册封的是第一位登利可汗(即伊然可汗),開元廿八年李質册封的是第二位登利可汗。馬秀英《北涼沮渠氏族源考辨》(《西夏研究》3期)認爲盧水胡居地爲河西走廊,再結合其他民族史資料記載,分析沮渠氏祖先是屬匈奴之部下,身居高官“且渠”之位,後就以此官位稱呼其氏族。李浩《西安新見兩方回紇貴族墓誌的初步考察》(《唐研究》第二十二卷)一文對新見《回紇會寧郡王移建勿墓誌》和《回紇贈天水郡王李秉義墓誌》進行了録文與釋讀,並與已出其他回紇人墓誌進行了對讀比較,就幾位旅居長安回紇人的壽數、回紇人在長安的葬地等八個問題進行了研究。黄彩春《吐魯番的早期主人——吐魯番早期人車師人研究》(《文物鑒定與鑒賞》3期)認爲吐魯番的早期居民車師人是一個多人種的大群體。這種多人種的構成非車師人的最初狀態,而是在漫長的歲月中逐漸形成的。屈廣燕、王頲《關於元人桑哥所屬“噶瑪洛”部的兩點考證》(《青海民族研究》1期)推測“噶瑪洛”人應出現在唐德宗時期,他們最初因吐蕃與回鶻的北庭之爭而被贊普派去駐守於北庭,之後部分人可能逐步遷移至古“蒲類海”、今新疆巴里坤一帶,蒙元史料中的“波黎吐蕃”、“不里吐蕃”、“波斯離”可能正是這批人因居住在“蒲類海”附近而獲得的另一名稱。周軒《〈皇清職貢圖〉中的西域史實》(《伊犁師範學院學報》2期)一文對《皇清職貢圖》中涉及的伊犁、哈薩克頭目、布魯特頭人、烏什庫車阿克蘇等處回目、拔達克山回目、安集延回目、安西廳哈密回民、肅州金塔寺魯古慶等族回民、愛烏罕回人、霍罕回人、哈薩克别部、土爾扈特台吉等西域史實,進行了補充和論述。

七、 社 會文化

社會與文化方面的研究成果豐富,涵蓋範圍廣泛,分爲文化與文化交流、社會與社會風俗兩個方面進行概述。

为了帮助3000万左右的农村贫困人口脱贫,《指导意见》提出加大产业扶贫力度、全力推进就业扶贫、深入推动易地扶贫搬迁、加强生态扶贫、着力实施教育脱贫攻坚行动、深入实施健康扶贫工程、加快推进农村危房改造、强化综合保障性扶贫、开展贫困残疾人脱贫行动、开展扶贫扶志行动。

文化與文化交流方面的研究成果有: 冉萬里《絲路豹斑: 不起眼的交流,不經意的發現》(科學出版社)以“絲綢之路”爲綫索串聯本書的九章内容,分别爲: 瓶花盛開——德瓶紋飾的源流;象以齒焚——象牙與象的輸入與使用;犀以角亡——犀牛與犀角的輸入;龜甲延壽——龜甲紋反映的東西方文化交流;毬路飛鴻——毬路紋反映的東西方文化交流: 童子、花繩與龍馬;相映生輝——東西方之間工藝與造型的影響;花馬世界;吐魯番北朝至唐代的太陽與月亮圖像——中原與西域文化的交匯點等。程彤主編《絲綢之路上的照世杯——“中國與伊朗: 絲綢之路上的文化交流”國際研討會論文集》(中西書局)主要内容包括: 13至14世紀和田地區在絲綢之路中段的經濟角色、蒙古人在波斯文化藝術和科學技術傳播中的作用、古代波斯與中國馬球運動文獻、文物之比較、木球之喻、觀察視角與立論方式等。王菲《維吾爾古代文獻中的文化觀》(國家圖書館出版社)一書從語言和文獻的角度挖掘和展示維吾爾文化本質和深層的内容,包括: 從文獻到文化研究的途徑;從維吾爾文獻看文化發展模式、文化架構和文化内涵;維吾爾文獻中的“四素”觀——對文化架構的探尋等五章内容。[美] 薛愛華著、吴玉貴譯《撒馬爾罕的金桃》(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以唐代爲研究對象,詳細研究了當時世界的文化交流,内容涉及唐朝生活的各個方面,如家畜、野獸、飛禽、植物、木材、食物、香料、藥品、紡織品、顔料、礦石、金屬製品、世俗器物、宗教器物、書籍等,對於瞭解和研究我國古代與邊疆地區乃至九譯絶域的物質文化交流史有積極的借鑒作用。盧向前《金鑰匙漂流記: 古代中西交通猜想》(商務印書館)一書是對古代中西文化交通史上的一些主題進行歷史故事性講述的學術普及作品,講述了有關城門鑰匙即城市控制問題,中西文化在制度層面上對話碰撞的有趣猜想;有關葡萄種植、葡萄酒釀造等自中亞到吐魯番再流傳至中原的有趣猜想;以及有關物質交流、商業關係在中西民族關係上的突出反映。[俄] 馬爾夏克著、毛銘譯《突厥人、粟特人與娜娜女神》(灕江出版社)是馬爾夏克在2003年夏到2006年夏帶領聯合國中亞考古隊分别在撒馬爾罕和片治肯特場地進行挖掘的考察結果,全書分爲三卷——《壁畫與娜娜女神》《突厥人與粟特人》和《粟特與北朝》,闡釋了中亞粟特古國文明的異彩紛呈以及粟特商旅在絲路歷史上的重要角色。施新榮《絲綢之路上的漢文化》(《絲路文明》第一輯)介紹了漢文化在西域的傳播、漢文化在西域的影響,認爲漢文化促進了絲綢之路沿綫的經濟發展,同時漢文化對絲綢之路的影響主要集中在政治、經濟、軍事等物質文化層面,在精神文化領域的影響有限。衛霞《漢文化在絲路明珠莎車的傳播述論》(《北方民族大學學報》1期)論述了漢文化對莎車地區的生活、生産、宗教和語言在内的地域文化産生了很大的影響,同時絲綢之路的商貿活動對漢文化的傳播起到很大的促進作用。

朱雷《敦煌吐魯番文書研究》(浙江大學出版社)收録了朱雷先生關於吐魯番文書的多篇論文,包括對吐魯番出土文書、敦煌變文等内容的研究。馬振穎《〈中村不折舊藏禹域墨書集成〉下册題跋研究》(《重慶第二師範學院學報》4期)對下册中除王樹楠題跋以外的8 件寫本的10 則題跋進行全文録釋,並對朱玉麒、周慧的釋録部分進行訂正,同時也爲研究中村不折藏品的學者提供較爲準確的題跋校録文本。顔世明、高健《裴矩〈西域圖記〉研究拾零——兼與余太山、李錦繡二先生商榷》(《敦煌研究》3期)一文掇拾了余太山、李錦繡先生研究成果中一些有待商榷及補正之處,並輯出了《西域圖記》的佚文七則,認爲《隋書·西域傳》西域二十國傳記前半部分自然、人文地理史料或來自《西域圖記》殘本。

社會與社會風俗方面的研究成果有: 鄭志剛、李重申《絲綢之路古代遊戲、娱樂與競技場地空間分佈考研》(《敦煌學輯刊》4期)一文利用考古發現的長安、敦煌、吐魯番等地的遺址以及文獻資料,從歷史遺址學研究視野,採用考察遺址分析和考古資料,對絲綢之路古代遊戲、娱樂與競技場地空間分佈的遺址現狀有較爲完整的認識。李忠洋《唐代西州“興儒”原因探》(《宜賓學院學報》5期)認爲西州儒學的興盛源於唐代“崇儒”國策的實施,唐代書籍傳播的傳統繼承和唐中央政府重視儒學教育、興科舉制。西州儒學的興盛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唐代對西北邊陲的重視和管理的加强。裴成國《論高昌國的騎射之風》(《西域研究》1期)一文注意到高昌國中晚期的男性衣物疏中隨附弓箭的現象非常突出,結合墓葬壁畫、出土文書及墓誌資料反映的信息,提出騎射是當時男子的必備技能,高昌國形成了騎射之風的觀點。吴羽《唐宋葬事擇吉避忌的若干變化》(《中國史研究》2期)認爲葬事避忌常識的形成與傳播很可能與國家對意識形態和方術的整頓及當時的政局緊密相關,又與中央政權對地方的控制力緊密相關。

(3)0~10 cm土层,0.05~0.25 mm和<0.0 5 mm粒径微团聚体有机碳对总有机碳有显著作用;10~20 cm土层,在1~2 mm、0.05~0.25 mm粒径,团聚体有机碳对总有机碳有显著作用;20~40 cm和40~60 cm土层有机碳对团聚体有机碳影响不明显。这与植物根系分布深度及耕作施肥深度有关,同时也说明了红壤有机碳的增加通过形成或进入小团聚体而实现。

徐黎麗、唐淑嫻《論陸上絲綢之路對中國西北地區發展的影響》(《北方民族大學學報》1期)論述了中國古代從漢到唐絲綢之路對以新疆爲代表的西北邊疆産生重要影響,由此提出“絲路通、西北興,絲路阻、西北亂”的觀點。王啓濤《古代絲綢之路的災害治理及其對“一帶一路”戰略的啓示》(《西南民族大學學報》9期)從傳世文獻和出土文獻入手,深入分析一千餘年來絲綢之路遭遇的各種自然災害和安全危害(特别是風災、蟲災、雪災、旱災、水災、暑災、寒災、匪災八類),以及絲綢沿綫人民在當時條件下有效的減災防災措施,以期對今天的“一帶一路”戰略的全面推進有寶貴的啓示。段晴《薩迦牟雲的家園——以尼雅29號遺址出土佉盧文書觀鄯善王國的家族與社會》(《西域研究》3期)一文以尼雅出土的佉盧文書爲依據對古代鄯善王國社會進行個案研究。斯坦因在尼雅第29號遺址找到的16件文書已經入藏中國國家圖書館,和田地區博物館的佉盧文書中至少有6件亦應出自同一遺址。本文重點解讀了這批新文書,同時以薩迦牟雲的經歷爲綫索,牽綰起已知出自第29號遺址的佉盧文書,從中管窺蠡測鄯善王國的社會生活。黄樓《吐魯番文書所見“麴郎某某”試釋》(《吐魯番學研究》2期)通過對“麴郎某某”等詞語的考釋,認爲其中的“郎”是“侍郎”一官的省稱。並認爲侍郎之職主要由世家大族子弟充任,但是麴氏居於絶對多數,這與麴氏高昌的門閥大族統治特色基本一致。雷聞《隋唐的鄉官與老人——從大谷文書4026〈唐西州老人、鄉官名簿〉説起》(《唐研究》第二十二卷)一文從大谷4026號文書入手,結合其他敦煌吐魯番文書及石刻材料,討論文書中的“鄉官”與“老人”的含義及職能,促進對隋唐基層社會的運作形態的理解。文章認爲二者的共同之處在於他們都不直接參與造籍、徵税等實際行政事務,但對於鄉里的日常生活卻有深刻影響。裴成國《唐朝初年西州人與洛州親屬間的幾通家書》(《唐研究》第二十二卷)探討了唐滅高昌國後被遷往洛州的高昌人的境遇以及他們與高昌故地的家人之間保持聯繫的情況,介紹了絲綢之路上家書傳遞的方式。張重洲《德國探險隊與清末吐魯番社會——以第二次、第三次考察爲中心》(《絲綢之路》16期)介紹了近代以來,德國吐魯番探險隊一共在新疆地區進行了四次“科學考察”活動,其中曾三次到達吐魯番地區,圍繞著高昌故城、交河故城、哈拉和卓墓地、吐峪溝等進行了一系列的盜掘活動,獲得了大量的文物。除此之外,探險隊成員還與吐魯番當地社會的各階層都有廣泛的聯繫和接觸,也正是在他們的“幫助”下,盜掘活動纔得以順利進行。同時也從另一個側面反映了清末吐魯番社會狀況。

八、 藝 術

藝術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有: [意] 康馬泰著、毛銘譯《唐風吹拂撒馬爾罕: 粟特藝術與中國、波斯、印度、拜占庭》(灕江出版社)一書分爲四卷——《粟特藝術與中國》《粟特藝術與波斯》《粟特藝術與印度》《粟特藝術與拜占庭》,論述了關於撒馬爾罕大使廳壁畫上的唐代端午節,中國北朝墓葬中的粟特藝術,粟特信仰與佛教、印度教神祇的關係等。王啓濤《敦煌文獻“素書”新考》(《西南民族大學學報》4期)一文將敦煌文獻與吐魯番文獻相對照,將出土文獻與傳世文獻相對照,運用語言文字學、文獻學和美術學等相關知識,考證“素書”即“塑像和繪畫”,論證了祆教藝術在傳播的過程中與佛教藝術的密切關係。魏久志《試論“唐汪式陶器”旋渦紋的來源——淺析旋渦紋由新疆地區向甘青地區傳播的可能性》(《創意設計源》2期)認爲新疆彩陶上的旋渦紋是由三角紋演變而來,相互勾連的旋渦紋在洋海墓地早期就演化成了虚實相生、背景與圖案相互襯托的“雙關紋飾”,這種“雙關紋飾”到了甘青地區則變得更爲生動多樣。由於“唐汪式陶器”上的旋渦紋在年代上相當於或略晚於新疆地區的旋渦紋,所以可以肯定“唐汪式陶器”上的旋渦紋是由新疆地區傳播而來的。馬蘭《論北涼石塔造像中的南方因素》(《中國美術研究》2期)介紹了克孜爾石窟至今没有發現比北涼石塔更早的年代明確的石窟造像;另外,克孜爾石窟的典型特徵在北涼石塔中並不十分突出,反而是南方造像特徵十分明顯。王羿衡《古代隋唐屏障畫與傳統中國畫六法圖式研究——以新疆阿斯塔那墓室壁畫217號花鳥屏爲分析》(《鴨緑江》6期)一文從繪畫實踐者的角度分析對比傳統中國畫審美理論與阿斯塔那六扇屏花鳥畫的圖式特點,以便研究花鳥畫在唐代獨立成科所藴含的文化史和藝術史價值。李雲、李笑笑《新疆石窟壁畫中的僧侣供養人圖像初探》(《新疆藝術學院學報》1期)認爲新疆石窟壁畫中的僧侣供養人圖像,以藝術的形式再現了宗教與世俗社會的關係,從這些供養圖像中可看到西域佛教的興盛和發展,以及僧人們的歷史地位和風貌。李雲、李笑笑《佛教地神圖像發展與流變中的地域文化元素淺析》(《新疆藝術學院學報》4期)一文結合相關的經典、史料,對印度到中國新疆龜兹、于闐等地區以及中原地區的佛教地神造像進行梳理,分析了其文化内涵和功能意義。李楠、潘魯生《傳播與回授: 公元5—8世紀地區服飾織錦遺存中的幾種動物紋樣》(《南京藝術學院學報(美術與設計)》5期)認爲中國化的聯珠紋飾,剔除了原有的隱藏於其中的宗教意味,向我們呈現出不同的文化旨趣。薩珊聯珠紋飾在東漸的傳播中,對中原及西域的服飾紋樣産生了極大的影響,回授至吐魯番地區的聯珠動物紋亦對當地的服飾紋樣影響深遠,成爲此後諸多西域紋樣的本源。朱冀州《淺析克孜爾石窟壁畫中的人體造型藝術》(《教育界》12期)認爲克孜爾石窟本生故事中的人物注重形體結構的表現,並將東西方文化融會貫通,形成了具有鮮明個性的造型觀念。李喆《克孜爾石窟壁畫乾闥婆形象中印度元素的本土淺究》(《中國民族博覽》3期)認爲在早期克孜爾石窟中我們可以看到頗有印度風情成對出現的乾闥婆和天女形象,在克孜爾第38窟中乾闥婆也是呈兩人一組演奏樂器,然而到了克孜爾晚期的時候則出現了群體性奏樂的乾闥婆伎樂形象。古龜兹人愛樂喜舞,因此,不難推斷這種形式也極有可能是龜兹石窟繼承印度元素後本土化的一大發展。張旭《龜兹壁畫綫描藝術在動畫角色設計中的應用研究》(《新疆藝術學院學報》2期)認爲龜兹壁畫通過形式多樣、靈活多變的綫條,塑造了無數鮮活的形象,其綫條造型語言給動畫角色設定很好的啓示。夏凡《絲綢之路宗教藝術視野下的新疆有品樂器研究》(《世界宗教文化》3期)一文以絲綢之路宗教藝術爲視野,研究新疆有品樂器的淵源、發展及其與宗教藝術的關聯。賈小軍《西涼遷都與酒泉十六國壁畫的紀念碑性》(《吐魯番學研究》2期)認爲西涼將國都遷至酒泉,其“紀念碑性”建築的傳統也傳至酒泉,從而使丁家閘五號墓、小土山墓爲代表的壁畫墓,在祥瑞圖、“湯王縱鳥”圖、社樹圖及墓主身份的表達等方面表現出典型的“紀念碑性”。

九、 文 獻古籍

對文獻古籍收藏、刊佈情況進行介紹的研究成果有: 榮新江《日本散藏吐魯番文獻知見録》(《浙江大學學報》4期)一文指出,日本散藏吐魯番文獻是指日本所藏比較集中且經過系統整理刊佈的收集品之外的藏品,包括東京國立博物館、東京台東區立書道博物館、靜嘉堂文庫、京都藤井氏有鄰館、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日本國立歷史民俗博物館、東京大學附屬圖書館、大阪武田科學振興財團杏雨書屋、上野淳一氏私藏等散藏的文獻。這些文獻具有一定的價值。包曉悦《日本書道博物館藏吐魯番文獻目録(中篇)》(《吐魯番學研究》1期)一文對日本書道博物館藏的SH.174-4北涼寫經殘字册進行標目,總記281件。郜同麟《敦煌吐魯番道經殘卷拾遺》(《敦煌學輯刊》1期)一文收集了前人未發現或未正確定名、綴合的三十餘件敦煌吐魯番道經殘卷,主要是中村不折和日本杏雨書屋所藏。分别對這些道經殘卷做了定名、綴合和簡要分析,文中還著重對中國國家博物館所藏的一件吐魯番佚道經殘片,即“北朝‘有言寧生天竺’寫經殘卷”體現的宗教思想做了考證。王興伊《新疆出土隋唐梵文醫學寫本述要》(《吐魯番學研究》2期)系統梳理了20世紀初從新疆出土的隋唐梵文醫學寫本文書共計76葉,概述了其主要内容。張新朋《敦煌吐魯番出土〈開蒙要訓〉寫卷敍録》(《在浙之濱: 浙江大學古籍研究所建所三十周年紀念文集》)將敦煌吐魯番出土的《開蒙要訓》寫卷加以匯總,以便於學者參看。文章指出目前《開蒙要訓》寫卷敦煌出土82件,吐魯番出土17件。張存良、巨虹《英國國家圖書館藏斯坦因所獲漢文簡牘未刊部分》(《文物》6期)一文根據“國際敦煌項目”網站上的圖版,對《英國國家圖書館藏斯坦因所獲未刊漢文簡牘》中的一批簡文重新校讀,認爲仍有100多枚木簡削杮未經刊佈,遂將其檢出,略作釋讀。王臣邑《和田博物館藏源於龜兹國的一件佉盧文木牘》(《西域研究》3期)指出,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和田博物館所藏的一件佉盧文/犍陀羅語的木牘來自龜兹古國。木牘由三塊木板組成。儘管本件木牘的内容未能徹底破解,但它的重要性依然無可爭議,這是迄今爲止來自龜兹地區最早的世俗文獻,涉及龜兹古國的國王Pitrr·bhakta,特别是爲鄯善國的佉盧文稱謂Nuava提供了原始證據。關迪《古鄯善國佉盧文簡牘的形制、功用與辨僞》(《西域研究》3期)一文考察了新疆古代鄯善國使用的佉盧文簡牘的形制與功用,提出其形制深受漢地影響,有楔形簡、矩形簡與不規則形簡牘三種類型。在此基礎上,針對一件徵集來的佉盧文簡牘進行了研究,從形制、字迹與語義三方面證明該簡牘是一件以真跡爲基礎的僞造文書。馮雅頌《〈彌勒會見記〉: 龜兹文化孕育的藝術之花》(《絲綢之路》7期)介紹了20世紀初,勒柯克率領的德國考古隊在吐魯番木頭溝、勝金口等地發現《彌勒會見記》回鶻文寫本殘葉,分藏於梅因茨科學院和柏林科學院,共六個抄本,600餘件殘片,稱“吐魯番本”,對研究龜兹學有重要意義。張麗娜《樓蘭出土文書的整理及其意義》(《絲綢之路》8期)整理了20世紀初以來中外在樓蘭地區遺址中發現大量簡牘、紙質文書,並對其進行了簡單研究。司艷華《〈西域考古録〉的史料來源與運用》(《吐魯番學研究》2期)一文將俞浩《西域考古録》涉及的一百四十餘種史料分類列表,並對這些史料來源及其應用方式進行分析,從而可見到俞浩的治學態度。張榮强、張慧芬《新疆吐魯番新出唐代貌閲文書》(《文物》6期)介紹了2010年中央民族大學博物館入藏十餘件吐魯番地區出土的唐代文書,其中一件的内容是交河縣要求鹽城民衆在指定日期接受縣令貌閲的帖文。文書紙製,高28.5、寬67.5釐米,保存基本完整,正面鈐四方朱印。全文25行,共380字。年代爲唐開元時期。根據吐魯番文書定名原則,該文書可定名爲《唐開元年間西州交河縣帖鹽城爲令入鄉巡貌事》。這是目前所見唯一一件有關唐代貌閲的官方文書,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王小蘋《吐魯番文書流失海外的實證研究》(《大衆文藝》2期)對近3 萬件文書進行信息研究,進一步深入瞭解吐魯番文書的海外收藏、語種分佈、學科領域、文獻類型、古籍文書、研究現狀等方面所存在的規律性。

佛教思想和信仰的研究成果主要有: 許棟、許敏《新樣文殊中的于闐王及其相關問題研究——以敦煌發現的新樣文殊圖像爲中心》(《吐魯番學研究》1期)一文發現新樣文殊圖像中的于闐王可能就是毗沙門天王,毗沙門天王作爲文殊眷屬出現與當時的社會環境及密教的流行有著密切的關係,二者的結合更加突出了密教中文殊菩薩所具有的護國護王的功能。欒睿《從授記到結構化——佛菩薩信仰的演化——以于闐佛菩薩信仰爲例》(《西域研究》1期)通過對于闐佛教中佛菩薩崇拜的分析,指出早期的菩薩崇拜未與佛崇拜結合並未經體系化,體現的是佛菩薩對王權的護佑、對國祚的振隆之意義。莫瑩萍《試論唐朝西州地區孝觀念中的佛教思想》(《絲綢之路》14期)論述了在佛教的影響下,西州地區的孝養觀念中出現了報恩及善報思想、父母轉世昇天的祈願等思想,而在喪葬習俗中亦出現了佛教元素。唐朝西州地區孝養行爲及觀念在與中原文化保持大體一致的基礎上呈現出儒釋相融的特色。李瑞哲《龜兹大像窟與大佛思想在當地的流行》(《西部考古》(第10輯))認爲龜兹具有開鑿大像窟和雕塑大立佛的悠久傳統。早期大像窟的開鑿與鳩摩羅什宣揚大乘思想有關。另外,建造大立佛除了與彌勒信仰在龜兹的流行有關以外,另一個重要原因是大佛思想在當地的流行。薛宗正、霍旭初《龜兹歷史與佛教文化》(商務印書館)講述了龜兹是佛教東傳的主要中轉站,龜兹文化是整個中國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佛教經由龜兹東傳以及漢傳佛教反傳西域之後,西域千佛洞中漢風洞窟的開鑿和唐代西域佛寺的興建又爲佛教西弘提供了豐富多彩的物質證據。霍旭初、趙莉、彭傑、苗利輝《龜兹石窟與佛教歷史》(新疆人民出版社)一書共分爲“導論”“龜兹石窟舉要”“龜兹石窟佛教思想基礎與框架”“龜兹石窟的原始佛教思想”“龜兹石窟的因果觀”“龜兹石窟的菩薩觀”“龜兹石窟的解脱觀”“經量部對龜兹石窟的影響”“大乘佛教在龜兹的初傳及其消長”“龜兹石窟的中原大乘佛教”等十四章,並附有非常精美的200多幅龜兹石窟壁畫圖録。

張碧波《新疆小河墓地的文化人類學解説》(《石河子大學學報》1期)介紹了發現於新疆羅布沙漠中的小河墓地,文章認爲: 從文化人類學的角度看,小河墓地表現出來的文化現象既有世界性的文化因素,也與中華傳統文化因素密切相關,展現了古代西域地區作爲中西民族文化發展大融合的舞臺所獨有的魅力。張乃翥《新疆出土漢文印信的文化生態考察》(《石河子大學學報》1期)介紹了在新疆瀚海緑洲的古代遺址中,近代陸續出土了若干古人遺留在當地的漢文印信。這類漢唐時代的歷史遺存,與同一地區出土的衆多漢籍文獻、内地遺物一樣,從文物視域折射了當年中原王朝對西域地區的政治經略與文化浸淫。而相關古代史料的文化學考察,則讓人們認識到中原王朝的西域經營,實際上伴隨著一個曠日持久的與當地民族相互融合的文化過程。肖小勇《新疆早期喪葬中的用火現象》(《西域研究》1期)一文對新疆早期喪葬用火的考古材料進行了全面收集和整理,對各種用火痕跡和現象進行了具體分析和總結,發現其隱含著更爲複雜的行爲背景。馬曉玖《新疆昌吉二六工拱北文化符號隱喻探析》(《西域研究》2期)一文通過對新疆昌吉市二六工拱北的深入調查,以拱北的文化符號特徵爲切入點,探析回族拱北符號的隱喻意義。鄒淑琴《唐詩中的胡姬形象及其文化意義》(國家圖書館出版社)通過對唐詩中胡姬的人種、來源、服飾妝容、身份職業、樂舞技藝以及人性情感等多角度的分析,闡釋了胡姬在唐代中原地區所承載的獨特的西域文化意義。韓香《中古胡人馴獅現象與唐五方獅子舞——以圖像學的視角爲中心》(《唐研究》第二十二卷)認爲胡人馴獅及獅子舞和五方獅子舞的流行,反映了中古時期中西文化的交流與融合情況,也反映出絲綢之路的發展影響。獅子舞的創立和發展符合中國人的文化傳統與審美取向,也逐漸代替真正的胡人馴獅活動,成爲百姓喜聞樂見的娱樂項目。求芝蓉、馬曉琳《安藏家族人名考——兼論13世紀回鶻佛教徒的漢文化修養》(《西域研究》2期)一文對以往學界未能完全分清的元代畏兀兒人安藏、扎牙答思二人加以分析,根據回鶻文、藏文、漢文諸文獻進行了區分,探討了安藏家族人名的語源,認爲安藏家族三代人名都有顯著的漢語佛教文化因素。由此判斷,蒙元時期西域回鶻與中原的聯繫持續存在。張曉燕、李中耀《從“玉門關”意象看清代文人的西域情懷》(《西域研究》1期)認爲“玉門關”本是漢代設立的關隘,漢唐以來,卻携帶著班超“生入玉門關”之個人凄苦感與王之涣“春風不度”之地理荒蠻感而成爲歷代文人吟咏不息的文學意象。清代以來,在國家統一的時代命題中,清代文人以遠邁前人的豪氣,以親履西域的現實體驗感賦予“玉門關”意象全新而豐富的内涵。王啓濤《絲綢之路上的飲食文化研究之一: 餅——以吐魯番出土文書爲中心》(《四川旅遊學院學報》4期)研究了餅、羹、麨爲代表的主食及其食料來源、加工方式和製作形態,同時澄清了一些聚訟紛紜的學術疑雲。王啓濤《絲綢之路上的飲食文化研究之二: 肉——以吐魯番出土文書爲中心》(《四川旅遊學院學報》5期)深入考察了古代絲綢之路的飲食文化,研究了古代絲綢之路上的肉食品,主要有羊肉、馬肉、牛肉、驢肉、駝肉、猪肉、狗肉、鷄肉、兔肉九類。其中,羊肉是古絲綢之路上最重要的肉食品,澄清了“市宍(肉) ”和“死宍(肉) ”的區别。王啓濤《絲綢之路上的飲食文化研究之三: 酒——以吐魯番出土文書爲中心》(《四川旅遊學院學報》6期)研究了以“酒”爲代表的飲品種類、用途和管理。郝二旭《唐代肥料淺探》(《農業考古》4期)一文利用傳世文獻結合敦煌吐魯番文書中的相關内容,對唐代施肥理論與實踐、肥料種類、積肥方法以及施肥技術的發展等方面進行了必要的探討。任曜新《新疆庫車出土鮑威爾寫本中的印度阿輸吠陀藥物理論》(《敦煌學輯刊》4期)介紹了新疆出土的年代爲4—6世紀的鮑威爾寫本醫學文書,認爲其藥方在藥物的性能分析、選取採集、分類使用等方面均反映出獨特的印度阿輸吠陀藥物理論,是研究印度阿輸吠陀醫學體系的珍貴原典資料。王丹、楊富學《回鶻醫學與東西方醫學關係考》(《敦煌研究》4期)一文提出回鶻醫學在宋元時期取得高度發展,其原因與回鶻於19世紀中葉西遷至絲綢之路沿綫息息相關。西域地區悠久的中醫、印度醫學傳統,對回鶻醫學的形成與發展起到決定性作用。同時,回鶻醫學又與波斯、敍利亞、阿拉伯等地醫學有著密切聯繫。各種因素的交合作用,促進回鶻醫學在宋元時期的形成與高度發展。

王瑟《〈大唐西域記〉最早寫本殘卷新解——“唐僧”玄奘和高昌王室關係密切》(《光明日報》2016年1月26日)一文介紹了武漢大學陳國燦先生的研究成果。陳先生認爲,《大唐西域記》最早的寫本在新疆吐魯番地區吐峪溝石窟寺發現,與玄奘和高昌王室麴氏家族的關係有關。玄奘完成《大唐西域記》期間,麴文泰的後代麴智諶正被安置在洛陽居住,並即將上任西域最高統治者。玄奘向他贈送寫本,既了卻了麴文泰的心願,又盡到了弘揚佛法的職責,這就有了最早寫本藏於吐峪溝石窟寺的現實可能。黄正建《大谷占卜文書研究(之一)——兼與敦煌占卜文書比較》(《敦煌研究》6期)一文以敦煌占卜文書爲參照,爲《大谷文書集成》中的6 件占卜文書予以定名,認爲大谷占卜文書反映出來的占卜類型和方法與敦煌占卜文書大體相同,不同的只是用詞與繁簡。大谷占卜文書中的某些用詞不同於敦煌占卜文書,卻與中原典籍相同,或許反映了唐前期吐魯番地區保存的典籍更多地來自中原。張新朋《大谷文書中的〈急就篇〉殘片考》(《西南民族大學學報》11期)一文新認定了前人未能準確定名的《急就篇》殘片6 號(7片),並就它們之間的相互關係作了梳理。游自勇《唐西州“張無價文書”新考》(《唐研究》第二十二卷)一文從牒文書寫的角度,考證認爲法慈並非張無價之女,張氏女晚年孤身一人寄居馬寺,不久去世。同時也對文書中“田第人夫”進行了解析。文章並對該文書的定名提出了新的看法。王興伊、段逸山《新疆出土涉醫文書輯校》(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對300餘件新疆出土的涉醫文書整理分類,進行釋文校勘、注釋,内容包括提要、釋文、校注、按語等條目。陳于柱《敦煌吐魯番出土發病書整理研究》(科學出版社)一書分爲文獻整理篇和研究篇兩部分。整理篇對流散於中外各收藏機構的敦煌寫本《發病書》逐一進行全面録文、校注,尤其正確釋録了敦煌文獻原件上的朱書文字和朱筆校改。研究篇對敦煌寫本《發病書》進行文獻分類、定名與年代學考察,釐清文本之間的文化流傳問題,將敦煌《發病書》納入歷史學的研究視野之中,對唐宋時代及敦煌區域的醫療社會史進行深入研究。楊紹固《〈全元文〉佚文二十八篇輯考——元代高昌籍偰氏、廉氏家族相關佚文輯考》(《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期)一文介紹了失收高昌籍廉氏、偰氏家族相關作品28 篇,這些佚文除補《全元文》之缺,還對研究元代高昌籍廉氏、偰氏家族具有參考價值。王紅梅《回鶻文藏密經典〈觀世音本尊修法〉殘卷研究》(《河西學院學報》1期)一文揭出吐魯番出土的回鶻文《觀世音本尊修法》殘卷有六個編號,其中五件爲木刻本,一件爲手抄本,對研究元代畏兀兒印刷術、噶瑪噶舉派的傳播及其與畏兀兒的關係,具有極高的學術價值。李大偉《丹丹烏里克猶太-波斯文信件考釋》(《敦煌研究》1期)一文對現存大英博物館的一封“猶太-波斯文”信件進行考釋。此信是丹丹烏里克猶太商人寫給塔巴里斯坦的雇主,也是迄今所知猶太人入華貿易最早的歷史記載。作者對其進行了詳細的考釋,由此可知,至少在717年之前,已經有猶太人入華貿易,且在傑謝、媲麽等地形成了猶太人貿易聚集區。于闐應是較早作爲猶太人入華貿易中心之地。作者認爲此封猶太-波斯文信件應是唐代于闐“傑謝”鎮猶太人遺留之物。[德] 茨默《突厥語的體動占卜書》(《中山大學學報》5期)一文以吐魯番出土文獻爲基礎,釋讀三件古突厥語體動占卜書,以補充1907 /1908 年古典學家第爾斯關於東西方體動占卜術比較研究在古代突厥回鶻文獻上的缺失。通過釋讀拓展了古代突厥語在人體解剖學方面的語彙,附帶考釋了兩件吐魯番民俗信仰寫本,以揭示中原漢文化的術法體系爲中亞回鶻人所承用的事實。

十、 語 言文字

西域地區語言文字具有多樣性,多民族在此交融,所以多種民族語言在這個地區都有體現。以下主要分漢語言文字和其他民族語言文字兩類進行概述。

实验每个位置各取了70组图像用于离线训练。准备阶段完成后,打开在线检测程序,任意顺序铆接4个位置,结果如图7所示。4个位置均准确识别,铆接状态均为合格。当4个位置全部铆接完成后,在线检测程序自动生成报表并保存,记录每个位置的铆接状态。

對漢語言文字的研究成果有: 王啓濤《語言文字學與吐魯番文獻的整理》(《新疆大學學報》12期)從十個方面,論述語言文字學在吐魯番文獻整理中的重要作用,這十個方面是: 明術語、明俗體、明通假、明符號、明古語、明名物、明方言、明語法、明修辭、明古義。鄭阿財《唐代漢字文化在絲綢之路的傳播》(《浙江大學學報》4期)分析了唐代漢字在高昌、龜兹、于闐、朝鮮、日本、越南等地的傳播情況。唐代漢字、漢籍在絲路傳佈的情形在不同時期、不同地區,由於商貿經濟、政治、宗教與生活文化等環境,呈現出不同的接受與發展的歷程,明顯與其現實環境對漢字、漢籍需求的程度成正比。葉愛國《古漢語常用名詞的省字用例》(《吐魯番學研究》1期)通過對吐魯番出土文獻、碑刻等原始資料搜集,按照時間、地名、物名、稱謂、人名、官名等條列古漢語常用名詞的省略方法。常萍《武周新字的來源及在吐魯番墓誌中的變異》(《蘭州大學學報》3期)認爲,武周新字大多來源於古文或古文的省形、變形,武則天頒佈新字除政治目的外,也希望回歸淳樸的文字之風,傳承先賢典籍。此外,文章還以吐魯番墓誌爲例探討武周新字在邊遠地區的流傳情況。吐魯番雖地處邊陲,但仍在嚴格執行朝廷政令,積極使用武周新字,只是在筆畫和結構部件上有些變異。聶志軍《吐魯番出土文書〈張海隆夏田契〉録文再釋》(《敦煌研究》4期)介紹,《張海隆夏田契》是吐魯番文書中“夏田契”保存最完整的一件,釋讀該契對瞭解其他夏田契的形式和内容有一定的幫助。作者通過對此契中“夏”“庭分”“玖圍”“捉”等詞重新注釋,以釋讀此契,補充以往研究存在不足之處,可爲瞭解當時的社會經濟狀況提供幫助。王啓濤《再説表謙敬語氣的句首詞“但”——對朱懷〈“但”的語法功能演變及産生機制〉一文的補充》(《中國語文》6期)一文認爲,表謙敬的“但”,其前身是“其”。到了唐高宗龍朔以後,表謙敬的“但”出現,逐步實現了對“其”的歷時替换。文章也與朱懷先生的觀點進行了商榷。王啓濤《敦煌西域法制文書語言研究》(人民出版社)一書對敦煌吐魯番法制文書語言展開了深入系統的研究。首先,對敦煌吐魯番法制文書作出概述和分類。其次,突破語言研究以語音、詞彙、語法爲對象的傳統做法,從語言交際的角度,把敦煌吐魯番法制文書法制語言分爲法典語言、執法語言、控辯語言,進而從這三方面展開了翔實的研究。最後,基於傳統的法學研究注重成文法規的條文,而忽視判例、習慣以及各種民間契約、規範等“活的法律”的做法,單獨對敦煌吐魯番社條契約展開了深入研究。

對其他民族語言文字的研究成果有: 段賀磊、鄭文凱《高昌回鶻文獻語言時期維吾爾語tur-的用法》(《語言與翻譯》3期)介紹了tur-的來源及其在高昌回鶻文獻時期的演變過程,並説明演變過程中有些意義在歷史的長河中消失,同時新的意義也不斷産生,這是詞義演變的結果,同時也給tur-的語法化現象提供了依據。張巧雲《回鶻文〈金光明經〉偈頌的體例程式和文體翻譯》(《吐魯番學研究》2期)一文對回鶻文《金光明經》中現存的偈頌句數和句式構成進行了全面的整理、統計和分析。白玉冬《有關回鶻改宗摩尼教的U72-U73、U206文書再釋讀》(《粟特人在中國: 考古發現與出土文獻的新印證》)一文在前人研究基礎上,給出了U72-U73、U206文書的轉寫、中譯文及所需最小限度的詞注。作者認爲這幾件文書與牟羽可汗改宗摩尼教相關,且 U72-U73 與U206文書似不應是同人所做,也不屬於同一文書。白玉冬《回鶻語文獻中的Il Ötükän Qutï》(《唐研究》第二十二卷)對回鶻語相關文獻中的Il Ötükän Qutï的含義進行了分析確認,作者認爲Il Ötükän Qutï意爲“於都斤國之守護靈”,而且反映出在高昌回鶻王國摩尼教徒心目中Il Ötükän Qutï“於都斤之守護靈”已昇華爲護佑摩尼教在回鶻國内得到保護傳播的守護靈。劉戈《回鶻文契約斷代研究——昆山識玉》(中華書局)一書分爲回鶻文q形態研究、蒙元時代回鶻文契約中的晚期文字現象套語的文書(以有ulu suu[(蒙古)皇帝]套語的文書爲例)兩大部分。針對有些學者以回鶻文契約中的字母“q”形態及以文書的書體來判斷年份的欠妥觀點,作者提出了糾正,並對前人在q轉寫中的漏與誤提出了看法。[德] 茨默著,楊富學、熊一瑋譯《三件古突厥語〈五臺山贊〉殘片》(《吐魯番學研究》1期)介紹吐魯番出土有三件回鶻文《五臺山贊》寫本殘卷,編號依次爲Ch/U6956(TIII 62-1004)、U 5684a-c和U5335。回鶻文譯本與敦煌漢文本《五臺山贊》契合度極高,只是偶有因理解錯誤而導致的誤譯。回鶻文本《五臺山贊》的底本當來自敦煌的漢文本,進一步證明吐魯番與敦煌間存在的密切關係。李剛《試析古代突厥碑銘分詞符省略現象》(《語言與翻譯》2期)一文以《闕特勤碑》《暾欲谷碑》爲例,對古代突厥碑銘中省略的分詞符進行統計、歸納、分類,認爲省略的分詞符大多有規律可循,分詞符的省略無疑對增進突厥部族間理解和交流,尤其是對於突厥書面語的發展起到了一定的促進作用,對突厥語詞法的相關研究有所裨益。馬克·狄更斯、茨默著,唐莉芸譯《出自吐魯番的回鶻文敍利亞語讚美詩集》(《河西學院學報》6期)一文介紹了吐魯番葡萄溝出土的7件回鶻文敍利亞語詩集殘片寫本的發現,表明直到元代,吐魯番操回鶻語的景教信徒,尤其是葡萄溝的景教教會,仍然非常珍視《聖咏集》和《聖神論》。這一文獻對西域景教,尤其是回鶻景教的研究具有重要價值。[加] 馬克·狄更斯著、劉慧譯《吐魯番基督教文本的書寫實踐》(《西域研究》2期)列舉了吐魯番高昌地區發現的基督教殘片,主要使用敍利亞、粟特語或雙語合璧,對殘片的格式與規格、抄本畫綫與修復、斷代等方面進行討論,認爲吐魯番基督教寫本殘片研究有助於瞭解基督教在一個遠離中東敍利亞語中心區的東方教會基地的發展狀況。段晴《粟特商隊到于闐——BH4-135之于闐文書的解讀》(《粟特人在中國: 考古發現與出土文獻的新印證》)介紹了BH4-135文書的外觀以及文書的内容,對該件文書進行了斷代研究,認爲BH4-136號文書要封住的正是BH4-135號文書。吉田豐《于闐的粟特人——對和田出土的兩件猶太波斯語信劄的一些新見解》(《粟特人在中國: 考古發現與出土文獻的新印證》)對文書中的(p)nb’šy及其他漢語因素、bgydy及粟特語因素還有dihgn的身份等問題進行了考察,並做出了一些推測。吴贇培《和田博物館藏佉盧文尺牘放妻書再釋譯》(《西域研究》3期)介紹了和田博物館收藏的一件佉盧文尺牘是古代的離婚協議書,發生在尼雅王國晚期疏梨闍(Sulica)治時,其時缺水和沙漠化已嚴重影響文明存亡,此木牘即家庭分崩離析的例證之一。李樹輝《“克孜爾尕哈”語源、語義考——兼論新疆的相關維吾爾語地名》(《敦煌學輯刊》3期)對“克孜爾尕哈烽火臺”的意思進行解釋,該烽火臺最初的維吾爾語稱名意思是“紅色哨所,紅色烽火臺”,16世紀時,由於居民遷徙更迭導致當地土語發生變化,語義最終演變爲“紅烏鴉烽火臺”。

十一、 考古與文物保護

本年度在考古與文物保護方面的研究上成果豐碩,包括考古發現、文物研究、文物修復與保護、考古史回顧等内容。概述如下:

歷史地理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從歷史人文地理、絲路交通、數字化地理三個方面進行概述。

考古發現的成果有: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新疆莫呼查汗墓地》(科學出版社)是關於新疆和靜莫呼查汗墓地的考古報告。該地區發掘出土了青銅時代和漢代的墓葬近250座,出土了陶器、青銅器及部分木器、骨角器、石器、金器、貝殼器等衆多隨葬品。對於瞭解和靜地區漢晉以前的文化情況提供了豐富的資料。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吐魯番勝金口石窟發掘報告》(《考古學報》3期)指出,2009年和2012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先後兩次對石窟進行發掘,發掘面積約2000平方米,共發掘寺院兩組、生活區一組、洞窟十三座、居址二十七間。此外還清理出灶、炕、踏步、門道等遺址,出土壁畫殘片約七百件,殘紙文書百餘片,還有木器、陶器、絹畫、織物等大批珍貴遺物。此次發掘有利於進一步深化對勝金口石窟的認識,對推動勝金口石窟的形制佈局、主體年代、繪畫風格演變等方面的研究具有重要意義。西北大學文化遺産學院、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哈密地區文物局《2008年新疆伊吾峽溝墓地發掘簡報》(《考古與文物》1期)介紹了在2008年考古隊搶救性發掘了伊吾縣吐葫蘆鄉峽溝的一處古代墓地,共清理墓葬7座、房址3座。根據墓葬和出土遺物形制特徵初步分析,該墓地屬早期鐵器時代。該墓地的發現尤其是積石墓的發掘,爲認識東天山北麓古代遊牧民族考古文化面貌及其分佈等問題的研究提供了資料。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考古部、吐魯番地區文物局阿斯塔那文物管理所《新疆吐魯番阿斯塔那古墓群西區考古發掘報告》(《考古與文物》5期)介紹了2006年4月,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考古部在吐魯番地區文物局的配合下,對阿斯塔那古墓群進行了考古發掘,共計清理墓葬5座,出土有木器、陶器、銅器、鐵器、服飾和文書等遺物,墓葬年代屬東晉至唐西州時期。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昌吉州阜康市西溝墓地、遺址發掘簡報》(《考古與文物》5期)介紹了2010年9—10月,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對西溝墓地、遺址進行了搶救性發掘,共清理墓葬23座,遺址2處。出土銅、陶、骨、鐵等文物近200件。遺址爲青銅時代遺存。出土文物反映出多樣化的文化因素,彌補了天山北麓地區唐以後考古材料的空白,爲該地區歷史時期考古研究提供了重要資料。王永强、阮秋榮《2015年新疆尼勒克縣吉仁臺溝口考古工作的新收穫》(《西域研究》1期)介紹了2015年6—9月,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對尼勒克縣吉仁臺溝口遺址和墓地實施了考古工作,發掘墓葬76座,遺址1000餘平方米,出土文物300餘件(組),考古工作取得了重要收穫。吐魯番學研究院、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拜什塔木遺址調查簡報》(《吐魯番學研究》1期)介紹了2015年8月,考古工作者在吐魯番市鄯善縣達浪坎鄉拜什塔木村西南,發現了一個新的遺址點——拜什塔木遺址。該遺址共有三個區域,均爲土坯建築。遺址中採集陶片12件、石器9件、鐵器1件、瓷片2件。根據採集的遺物判斷,該遺址爲一處距今約2500年的蘇貝希文化遺址。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所新疆隊《新疆于田縣流水青銅時代墓地發掘簡報》(《考古》12期)介紹了2003—2005年,考古人員對新疆于田縣阿羌鎮流水村流水墓地進行了發掘。墓葬分石圍墓與石堆墓兩類,部分墓葬内有殉祭動物,隨葬品有銅器、陶器、骨角蚌器、石器、金器、鐵器等。對流水墓地的發掘,首次在新疆發現以單純刻劃紋陶器爲主要特點的青銅時代文化遺存。馬健、程曉偉等《新疆哈密巴里坤西溝遺址1號墓發掘簡報》(《文物》5期)介紹了在2012年,西北大學文化遺産學院會同哈密地區文物局等,搶救性發掘了新疆哈密巴里坤西溝遺址一座戰國晚期至西漢早期大型墓葬。殉馬坑、人牲、二次擾亂葬以及墓葬椁室北側殉葬的完整馬匹,反映了當地古代遊牧民族獨特的喪葬習俗。墓葬出土的彩陶豆、大量動物紋黄金飾品和玻璃串珠爲探索東天山地區與周鄰區域技術、文化交流等方面的問題提供了重要綫索。張傑、白雪懷《新疆沙灣縣大鹿角灣墓群的考古收穫》(《西域研究》3期)介紹,爲配合沙灣縣大鹿角灣景區服務區的項目建設,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對景區施工範圍内急需發掘、清理的古墓葬進行了搶救性發掘。2014年9—10月、2015年6—7月發掘古墓葬69座。仵婷、李亞棟《1975年之前阿斯塔那古墓群的十三次發掘及編號系統》(《絲綢之路》18期)介紹了阿斯塔那古墓群在20 世紀初期即有外國探險家對其進行了一定規模的發掘活動。1959—1975 年,由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主持,先後進行了十三次發掘。這篇文章對這十三次發掘的具體情況、編號系統及歷史意義進行了論述。吐魯番學研究院、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吐魯番市鄯善縣東湖烽火臺發掘簡報》(《吐魯番學研究》2期)介紹了鄯善縣東湖烽火臺坍塌土的發掘和清理情況,初步瞭解了東湖烽火臺的形制和補築情況,以及烽火臺廢棄後的利用狀況。報告根據出土器物判斷,得出了東湖烽火臺主要使用於清代的結論。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庫車縣庫俄鐵路沿綫考古發掘簡報》(《西部考古(第10輯)》)介紹了考古工作者對庫俄鐵路沿綫部分遺址和墓地進行考古發掘,出土了一批陶、銅和石製品,爲研究古代新疆冶鐵工藝提供了寶貴資料。西北大學絲綢之路文化遺産與考古學研究中心、烏兹别克斯坦共和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2015年度撒馬爾罕薩扎干遺址發掘報告》(《西部考古(第12輯)》)介紹了2015年考古工作者對薩扎干遺址進行發掘,確認了當地公元前2世紀至公元前後遊牧人群的埋葬習俗和居住方式,爲西天山地區早期遊牧文化研究提供了新材料。李裕群《吐魯番吐峪溝石窟考古新發現——試論五世紀高昌佛教圖像》(《藝術史中的漢晉與唐宋之變》)介紹了吐峪溝石窟新的考古發現成果,認爲吐峪溝石窟帶有于闐、河西、龜兹石窟色彩的現象,説明高昌是西域與中原佛教文化和藝術的交匯之地,在絲綢之路早期石窟寺藝術傳播途徑中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

文物研究的成果有: 姚敏《吐魯番阿斯塔那出土彩繪泥塑文物材料的檢測分析初探》(《吐魯番學研究》1期)一文以吐魯番阿斯塔那出土的彩繪泥塑文物爲研究對象,對彩繪泥塑文物的顔料、泥中纖維、土壤和木材進行定性分析,準確反映了製作彩繪泥塑所使用材料的種類和内含成分。此項工作的開展對進一步做好泥塑文物的保護具有很好的指導和借鑒作用。李雪欣、鍾燕麗《新疆巴里坤東黑溝遺址石築高臺、石圍建築與墓葬關係研究》(《西域研究》1期)通過梳理東黑溝遺址Ⅲ、Ⅳ區内石築高臺、石圍建築和墓葬等遺迹的形制結構和出土器物,結合碳十四數據、周邊的考古學文化的對比,對各類遺迹的年代和文化性質進行了分析,認爲Ⅳ區石築高臺、石圍建築屬南灣類型,Ⅲ區石圍建築以及東黑溝墓葬與黑溝梁墓地聯繫緊密,二者不僅在時代上有所差異,在文化屬性上也不相同。畢波《焉耆七個星出土納骨器研究》(《粟特人在中國: 考古發現與出土文獻的新印證》)將焉耆發現的納骨器與庫車、吐魯番及吉木薩爾等地發現的納骨器進行對比,認爲在7—8世紀在從塔里木盆地到吐魯番盆地、天山以北地區廣大範圍内,有不少粟特胡人是信仰祆教的。楊軍昌、于志勇、党小娟《新疆庫車魏晉十六國墓(M15)出土金綫的科學分析》(《文物》9期)一文對庫車魏晉十六國墓(M15)出土金綫的原始形態、結構進行觀察和檢測分析,提出這是目前考古發現中最早的無芯無襯拈金綫,應該是墓主人身體上衣物表面的一種裝飾材料。吴勇、田小紅、穆桂金《樓蘭地區新發現漢印考釋》(《西域研究》2期)介紹了樓蘭地區首次發現一枚印章,紅銅質,印面方形,獸鈕,印文釋讀爲“張匝千人丞印”。作者根據質地、鈕式、名稱、尺寸及印文内容等分析,推斷該印爲一枚魏晉時期的官印,屬千石以下官吏使用。此印與中原傳統官印的規制存在一定差異,它糅合了中原傳統印章制度和中央政府賜給西域諸屬國官印某些元素製作而成。魯禮鵬《新疆吐魯番阿斯塔那墓地出土鎮墓神獸研究》(《四川文物》5期)介紹了新疆吐魯番阿斯塔那墓地出土的鎮墓神獸分爲木、泥鎮墓神獸兩種。晉至南北朝時期的墓葬中出現的木鎮墓神獸及隨葬習俗應是由河西地區直接或間接傳入的。而泥鎮墓神獸及其隨葬習俗則主要是在唐滅高昌置西州後,由唐代中原兩京地區逐漸傳入的,均承襲於祖國内地的中原文化。陳靚、馬健、景雅琴《新疆巴里坤縣石人子溝遺址人骨的種系研究》(《西部考古(第12輯)》)研究了石人子溝遺址出土的11例頭骨的種系特徵,認爲他們多數屬於短顱正顱擴顱型的蒙古人種和更具“現代”特徵的原始歐洲人種的“古歐洲人類型”的過渡類型。尤悦、王建新等《新疆石人子溝遺址出土雙峰駝的動物考古學研究》(《切偲集——首都師範大學歷史學院歷史學沙龍論文集(第一輯)》)一文對新疆石人子溝遺址出土的比較完整的駱駝骨骼開展動物考古學研究,内容涉及種屬和部位鑒定、骨骼數量統計、年齡和性别判斷、骨骼形態測量、表面痕跡觀察、碳14測年、碳氮穩定同位素分析和古DNA分析等,這是研究中國家養駱駝的首個成功案例。結合古代文獻和動物考古學研究結果,文本證實古代人類開發利用家養駱駝的多種方式,主要包括馱運、作爲隨葬的殉牲和肉食來源等。魯禮鵬《吐魯番阿斯塔那墓地M336年代及相關問題探析》(《西部考古(第12輯)》)一文從阿斯塔那墓地M336墓葬形制入手,認爲墓葬的年代當在武周時期至開元前後,並對墓主人的身份地位問題提出了一些看法。尤悦、吕鵬等《新疆地區家養綿羊的出現及早期利用》(《考古》12期)一文確認了新疆青銅時代晚期已經出現家養綿羊,多種利用方式説明家養綿羊的飼養和開發技術已經處於成熟階段,這一發現爲研究家養綿羊在中國的出現和傳播路綫提供了重要的綫索,爲探討新疆青銅時代和早期鐵器時代人類與家養綿羊的關係提供了新的資料。趙麗婭《克孜爾石窟耳飾初探》(《吐魯番學研究》1期)一文對克孜爾石窟中不同身份人物佩戴的耳飾進行調查、分類和研究,並對其源流進行探討,試圖證明隨著佛教文化的東漸中亞文化對克孜爾石窟的影響。趙志强、温睿等《新疆絲綢之路沿綫出土料珠初探》(《西部考古》(第10輯))一文通過對近年來新疆絲綢之路沿綫出土料珠的研究現狀進行概述,總結目前學界對天山以南緑洲絲綢之路出土料珠的研究成果,提出對天山以北草原絲綢之路出土料珠研究的重要性。陳春曉《宋元明時期波斯緑松石入華考》(《北京大學學報》1期)一文以漢文文獻和波斯阿拉伯文獻爲基礎,結合現代考古發現和礦物學研究,對宋元明時期的緑松石稱謂及産地給予考證,並對進口緑松石輸入中國的路綫提出了新的看法。凌雪、蘭棟《新疆巴里坤東黑溝遺址出土動物骨骼的碳氮同位素分析》(《西部考古》(第11輯))介紹了考古人員運用科技手段測定了東黑溝遺址發掘出土的馬、牛、羊、狗、駱駝、鹿等動物骨骼中的碳氮同位素。結果表明該遺址馬、牛、羊可能以放養和固定喂養相結合的方式,狗主要是家庭喂養的方式被先民利用,人們還進行狩獵和進行一定的農業生産活動。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BIM技术模型是一个三维的,数字化的建筑信息库。这个信息库包含建筑的所有数据信息,包括建筑各个构建的尺寸、位置信息等等。同时,BIM技术模型实现了设计从二维到三维的突破,大大提高了建筑设计以及施工建造的效率,降低了成本消耗。

文物修復與保護的成果有: 阿布都艾尼·阿不都拉《高昌故城城墻保護加固研究》(《敦煌研究》5期)根據高昌故城的佈局及結構特點、墻體土的基本性質,提出了保護加固的對策及創新優化,對於高昌故城的保護以及新疆境内土遺址的加固提供了很重要的借鑒作用。徐永明、葉梅、王力丹《庫木吐喇石窟第56窟空鼓及起甲壁畫的搶救性保護修復》(《敦煌研究》5期)針對庫木吐喇石窟第56窟的壁畫顔料層起甲、地仗空鼓嚴重等問題,提出通過起甲壁畫加固、空鼓地仗層灌漿加固、風化砂岩支撑體加固等方法對第56窟壁畫進行搶救性保護修復,解除了目前威脅壁畫保存的危害,對石窟的長期保存提出相對完善的建議。周智波、余黎星《館藏石窟寺壁畫保護探索——以庫木吐喇石窟已揭取壁畫修復爲例》(《中原文物》6期)以新疆龜兹研究院所藏庫木吐喇石窟已揭取壁畫的具體保護修復方案爲例,探討石窟寺壁畫保護技術。鄭海玲、徐東良等《新疆吐魯番阿斯塔那出土唐代米色絹襪保護修復》(《文物保護與考古科學》3期)一文以新疆阿斯塔那出土的唐代米色絹的保存現狀爲依據,選擇合適的保護方法對其進行保護修復。不僅復原了絹襪的形制,也使絹襪得到了很好的保護。徐東良、鄧永紅《一雙唐代皮鞋的修復與保護》(《文物修復研究2015—2016》)介紹了吐魯番學研究院與德國考古研究院歐亞所合作,共同修復一雙從阿斯塔那古墓出土的唐代皮鞋的過程與技術。對這雙皮鞋的修復,讓中國的修復師瞭解了德國先進的修復理念與修復技術,爲吐魯番皮質品修復與保護開啓了一扇門,對將來皮質品的修復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王亞紅、周雙林《吐峪溝攔砂壩的影響及石窟保護對應措施分析》(《絲綢之路》20期)通過對吐峪溝攔砂壩周圍和石窟寺内外的温濕度、土體含水率等的監測和評估,發現吐峪溝攔砂壩的修建導致石窟崖體不穩,發生整體坍塌,石窟内濕度加大,壁畫破損加速。本文針對目前存在的問題,結合監測結果,對吐峪溝攔砂壩的改建工作提出了切實可行的建議。周文輝《新疆五堡墓地出土乾燥皮革文物的劣變與保護》(《文物保護與考古科學》1期)一文研究探討了出土乾燥皮革文物發掘前和發掘後的劣變因素,並以新疆五堡墓地出土皮革文物的保護修復過程作爲實例,對出土乾燥皮革的保護方法和過程進行了闡述。整個保護修復過程做到了對文物的最小干預,保存了其歷史與藝術價值,達到了預期目標,爲出土乾燥皮革文物的保護研究提供了參考。李春香、周慧《小河墓地出土人類遺骸的母系遺傳多樣性研究》(《西域研究》1期)一文對新疆小河墓地出土的古代人類遺骸進行了綫粒體DNA分析,以期從分子遺傳學角度來探討新疆小河墓地人群的母系起源。同時也爲追蹤新疆古代各民族的形成過程以及史前歐亞大陸上的人群遷徙運動和文化傳播提供了分子生物學證據。陳艷、劉虎《柏孜克里克千佛洞壁畫預防性保護探索》(《石窟寺研究(第6輯)》)一文結合吐魯番柏孜克里克千佛洞壁畫搶救性保護工程的實踐過程,探討了柏孜克里克千佛洞現有的遊客管理措施、保護策略,使今後的管理措施、保護策略得到不斷完善。萬潔、楊華《考古現場文物保護方法試析》(《吐魯番學研究》2期)一文對考古發掘現場文物保護的準備工作和取樣方法進行了初步探索,對考古發掘現場文物保護的材料、方法進行初步探討。宣海峰《克孜爾石窟數字化應用初探》(《藝術科技》12期)一文認爲克孜爾石窟的數字化應用,不僅可以對石窟類文化遺産的本體保護起到作用,對文化的傳播也可以起到重要的作用。侯愛萍《新疆維吾爾族傳統聚落景觀及其保護研究——以吐魯番麻扎村爲例》(《貴州民族研究》1期)一文以吐魯番地區麻扎村爲研究對象,從宏觀、中觀及微觀三個層面研究麻扎村的傳統聚落風貌、佈局形態、景觀特點、建築形式、符號景觀等,提出了以景觀基因信息圖譜的理論爲基礎,編制維吾爾聚落景觀信息圖譜系統,爲維吾爾族傳統聚落的保護、可持續發展以及地理區位特徵的傳承性提供借鑒和參考依據。

對考古史回顧方面有: 黄珊《八千里路雲和月——北京大學絲綢之路考古研究》(《北京大學學報》1期)對北京大學絲綢之路考古研究的發展過程進行梳理: 第一代人以黄文弼、向達爲代表將考古引入絲綢之路研究,在新疆考察期間,足跡踏遍南北疆,論證西域古國及古城地理位置和歷史演變,爲北大考古教學與科研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第二代以宿白爲代表,開創北大中外文化交流考古教學;第三代以林梅村爲代表,引入中亞死文字碑銘寫卷研究。劉子凡《黄文弼與顧頡剛——民國時期新疆考古與邊疆研究的交匯》(《西域研究》2期)介紹了黄文弼與顧頡剛是北京大學哲學系同學。黄文弼參加西北科學考察團,從事新疆考古。黄文弼的工作促使顧頡剛開始關注並介紹中國的西北考察成果。顧頡剛之後創辦《禹貢》半月刊、禹貢學會,以推動邊疆研究。他們數十年的交誼,是中國早期邊疆研究的歷史見證。王冀青《斯坦因探訪鎖陽城遺址時間考》(《敦煌學輯刊》1期)一文依據英藏斯坦因第二次中亞考察日記等材料,對斯坦因在鎖陽城遺址考古的前後過程進行了初步的研究,揭示了斯坦因鎖陽城遺址考古的時間順序和工作經過。袁延勝、時軍軍《斯坦因考察活動與中國學術的拓展》(《中原文化研究》5期)介紹了斯坦因將考察所得文物交由大英博物館等機構善加保護、整理,使這些文物成爲後人研究中亞地區歷史,尤其是新疆歷史的珍貴資料,激發了時人對中亞地區研究的熱情。

为了避免由于馈源陈尺寸较大而进入反射面的辐射区域造成遮挡,天线采用偏置抛物面的形式,通过计算可得偏焦距离选取为0.65 m及以上时不会造成遮挡。

十二、 書評與學術動態

書評方面,李宗俊《榮新江先生〈絲綢之路與東西文化交流〉評介》(《西域研究》2期)介紹了榮新江《絲綢之路與東西文化交流》的主要内容,總結出這部書旁徵博引、資料新穎;高屋建瓴、視野開闊;引領前沿、推陳出新的幾個特點。吴羽《資料與問題——劉安志〈新資料與中古文史論稿〉讀後》(《西域研究》2期)一文從資料與問題兩方面對劉安志先生的作品進行介評。强調本書從資料上來講,均以敦煌、吐魯番出土文書或新出衣物疏、買地券、碑刻及其他傳統中古典籍之外的資料爲出發點和關鍵資料,有些篇章還利用了日本的古籍,體現出利用新資料研究新問題的敏鋭意識。張重洲《唐代邊疆史研究力作——評〈唐代前期(618—755)對安西四鎮的經營〉》(《長江叢刊》21期)介紹了曾賢熙《唐代前期(618—755)對安西四鎮的經營》一書,從本書的優點和不足之處兩方面對其進行了評介。閆瑞佳《被風沙掩埋的輝煌——〈十至十四世紀回鶻王國的經濟和社會制度〉解讀》(《新西部(理論版)》10期)一文介紹了《十至十四世紀回鶻王國的經濟和社會制度》一書,指出了該書在材料解讀中出現的一些問題。馮培紅《粟特研究又一春——榮新江〈中古中國與粟特文明〉介評》(《敦煌吐魯番研究》第十六卷)介紹了榮新江《中古中國與粟特文明》一書,對收入本書的文章基本上都做了評價,並指出該書注重新資料,特别是及時追蹤新出土或刊佈的粟特首領墓葬,兼重文獻與圖像,綜合運用傳世史籍、出土文書、墓誌、壁畫及其他文物等多元資料,從粟特人的角度進行解讀研究,得出了許多全新的見解,對學術史爛熟於胸。徐文堪《耿世民〈西域文史論稿〉讀後》(《絲瓷之路V: 古代中外關係史研究》)對《西域文史論稿》一書所收論文逐篇進行了評述,指出了書中的一些訛誤和亮點之處。趙大旺《敦煌社邑研究的新視野——孟憲實〈敦煌民間結社研究〉述評》(《絲路文明》第一輯)介紹了孟憲實《敦煌民間結社研究》一書,認爲書中所提供的社邑研究新視角、新觀點,社邑文書資料的整合梳理等都有較大的學術價值。張蓓蓓《讀〈敦煌文學文獻叢稿〉(增訂本)》(《吐魯番學研究》2期)介紹了伏俊璉先生《敦煌文學文獻叢稿》一書,對這部書開闊的學術視野、精細的校勘工作給予了高度評價。

欧阳橘红得知雷志雄要带着儿女回济南时,雷志雄的工作关系和户口迁移都办好了,车票也买好了。欧阳橘红一路大跑,气喘吁吁地闯进她以前的家,雷钢和雷红在清点行李。雷钢和雷红背对她。她一连两声,小钢,小红,他们都没回头,仿佛她不是他们的妈妈,一个陌生人。

會議綜述方面,乜小紅《“絲綢之路出土民族契約研究國際學術論壇”綜述》(《西域研究》1期)介紹了“絲綢之路出土民族契約研究國際學術論壇”的情況: 學者們就絲綢之路沿綫新發現的民族契約作了交流和釋讀;對契約的社會功能及其理論進行探討;圍繞古絲綢之路上各民族契約研究對推進“一帶一路”建設的作用和價值等問題展開了討論。周珊、劉星《李白與絲綢之路國際學術研討會綜述》(《西域研究》2期)介紹了“李白與絲綢之路國際學術研討會”的情況: 會議圍繞李白的家世、詩歌研究;碎葉——絲路重鎮研究;唐詩與中亞文化研究;絲綢之路考古研究;唐代中亞絲綢之路上的文化交流與貿易往來等論題展開,提交的文章大量應用吐魯番出土文書等材料。孫文傑《李白與絲綢之路國際學術研討會綜述》(《國際漢學研究通訊》12期)同樣也對“李白與絲綢之路國際學術研討會”的情況作了詳細介紹,並從李白家世與形象、李白詩歌與唐詩、碎葉與安西、絲路貿易與考古、絲路宗教與習俗幾個方面進行了綜述。周倩倩《“敦煌與絲綢之路”國際學術研討會綜述》(《敦煌學輯刊》3期)介紹了由蘭州大學敦煌學研究所和韓國外國語大學絲綢之路研究中心聯合舉辦的“敦煌與絲綢之路”國際學術研討會。這次會議收到的論文包括對絲綢之路文明的宏觀闡釋,也有對絲路沿途具體的問題進行分析。範圍涉及絲綢之路與文明交流、敦煌學、藝術、文學、文化諸方面。馬林《“絲綢之路與玉文化研討會”綜述》(《故宫博物院院刊》1期)介紹了“中國文物學會玉器專業委員會絲綢之路與玉文化研討會”的情況。在此次會議上,代表提交論文27篇。學者從“絲綢之路”與“玉石之路”涵義的界定,“絲綢之路”古玉礦相關問題探討,有關“絲綢之路”玉器相關問題探討等展開。段真子《“西域出土文獻與絲綢之路歷史文化研討會”綜述》(《西域研究》4期)介紹了2016年8月25—28日,由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江蘇省無錫市惠山區人民政府主辦的“國學與絲綢之路歷史文化研究國際學術討論會”會議下設的“西域出土文獻與絲綢之路歷史文化研究”分會議情況。叢德新、劉彬彬等《“跨越歐亞: 從天山到阿爾泰山及其周邊地區的青銅時代”國際學術研討會綜述》(《西域研究》4期)介紹了“跨越歐亞: 從天山到阿爾泰山及其周邊地區的青銅時代”國際學術研討會情況,會議主要從考古新發現、區域專題研究、環境及科技考古三個部分展開討論。彭曉靜《2015敦煌論壇: 敦煌與中外關係國際學術研討會綜述》(《2016敦煌學國際聯絡委員會通訊》)介紹了在敦煌召開的“敦煌與中外關係國際學術研討會”。文章從三夷教研究、絲路文化交流與石窟藝術研究、敦煌吐魯番文獻與史地研究三個專題對提交討論和交流的論文作了介紹。袁苑《西域與東瀛——中古時代經典寫本國際學術研討會綜述》(《2016敦煌學國際聯絡委員會通訊》)一文對上海師範大學“西域與東瀛——中古時代經典寫本國際學術研討會”作了介紹,會議圍繞敦煌吐魯番出土寫本經典研究、日本傳存古寫本經典研究、西域與日本古寫本比較研究等議題進行探討。

(1)对待兼职态度:数据显示,大部分学生都从事过兼职,只有小部分学生表示对兼职毫无兴趣,大四年级中,有将近70%的学生都有过兼职经历,且女生比男生对待兼职的态度更加积极。

研究綜述方面,尚永亮《唐碎葉與安西四鎮百年研究述論》(《浙江大學學報》1期)考察、梳理了唐碎葉與安西四鎮的相關問題的百年研究史和考古發現,對安西四鎮的棄置年代提出了看法。曹利華、王啓濤《百年來吐魯番出土漢文文獻語言研究述論》(《西北民族大學學報》3期)對吐魯番出土的漢文文獻語言研究作了詳細的介紹,並提出了未來這方面研究的建議及展望,提出尤其在語法研究、比較研究、語言接觸研究、體裁研究等方面亟待加强。王繼青、楊紹固《新疆緑洲文化變遷述論》(《學術界》2期)一文以維吾爾族源爲綫索,梳理不同時期的緑洲文化及其特點。在空間上,以“西域”區域内的古代諸民族文化到回紇時期的草原文化以及蒙古草原文化的注入爲論述重點,探討不同時期的文化對新疆緑洲文化的影響。木沙江·艾力《古代維吾爾語曆法和占卜文獻及其研究現狀》(《喀什大學學報》1期)介紹了古代維吾爾語曆法和占卜文獻,全面而詳細地闡述了國内外對古代維吾爾語曆法和占卜文獻的研究情況,在此基礎上指出了對古代維吾爾語曆法和占卜文獻的研究推向深入的方向。霍旭初《龜兹佛教與石窟研究的新收穫》(《新疆師範大學學報》6期)一文從“北傳部派佛教的思想寶庫”“中國毗曇學的探視窗口”“犍陀羅佛教與藝術的東方基地”“龜兹古文字的破解”四個方面對龜兹佛教對龜兹佛教與石窟的歷史地位與價值進行了評價論述。臧存艷《中國大陸回鶻文社會經濟文書及回鶻經濟史研究綜述》(《2016敦煌學國際聯絡委員會通訊》)梳理了回鶻文社會經濟文書研究及漠北回鶻汗國時期至蒙元統治時期的回鶻經濟史。李鳳艷《2015年隋唐五代史研究綜述》(《中國史研究動態》5期)一文介紹了2015年隋唐五代史方面的學科進步,預示了未來發展趨勢的成果,值得一提的是其中列出了“敦煌、吐魯番”一類單獨介紹。殷盼盼、李曉明《2015年吐魯番學研究綜述》(《2016敦煌學國際聯絡委員會通訊》)分政治法律、經濟、歷史地理、社會文化、民族與宗教、語言與文字、文獻與古籍、文學、藝術、考古與文物保護、醫學、書評與學術動態幾類概述了2015年大陸吐魯番學研究的主要成果,並附有《2015年吐魯番學論著目録》(《2016敦煌學國際聯絡委員會通訊》)。湯士華《守護與傳承——吐魯番學研究院十周年成果綜述》(《吐魯番學研究》2期)介紹了吐魯番學研究院成立十周年以來所取得的成果,介紹了吐魯番學研究院從成立到發展壯大的艱難歷程。楊巨平《希臘化文明與絲綢之路關係研究的回顧與展望》(《北京師範大學學報》6期)一文介紹,19世紀末20世紀初,歐洲漢學家開絲路研究之先河,中國西域(新疆)文明的研究成果尤爲豐富、全面,新的考古材料不斷刷新人們對絲路文明的認識。希臘化文明的研究同樣始於19世紀,但真正涉及與絲綢之路的交叉時段與地理範圍,則是在20世紀30年代以後。作者對希臘化文明與絲綢之路關係研究進行了回顧與展望。張艶璐《沙俄的中國西北邊疆史地研究》(《西域研究》2期)介紹了沙俄是最早對中國西北邊疆地區開展研究的歐洲國家,在文獻研究與中國西北邊疆考察方面,取得了較爲豐碩的成果。沙俄以俄國地理學會爲中心,對包括陝西、甘肅、青海、新疆等在内的幾乎全部中國西北地區開展了較爲深入的考察,留下了大量的數據資料。

學術會議方面,2016年10月28日在山東師範大學召開了2016敦煌學學術研討會暨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理事會,會議中多篇論文涉及吐魯番學相關内容。

此外,張遠華《〈吐魯番出土文書〉圖文本與釋文本對照(三)》(《吐魯番學研究》2期)編撰了《吐魯番出土文書》圖文本與釋文本對照表,便利了學者利用《吐魯番出土文書》。王霄飛主編《吐魯番與絲綢之路經濟帶高峰論壇暨第五届吐魯番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收録了吐魯番與絲綢之路經濟帶高峰論壇暨第五届吐魯番學國際學術研討會上,與會的國内外學者提交研究論文28篇,内容涉及三個方面: 一是絲綢之路經濟與文化,二是絲綢之路歷史與語言,三是絲綢之路考古與文物。

賀鋼,徐瑞瑞
《敦煌学国际联络委员会通讯》2017年第00期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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