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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与中华文化前沿论坛暨2017年度《杜甫研究学刊》作者座谈会”会议综述

更新时间:2016-07-05

2017年12月28日—31日,由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杜甫研究学刊》主办的“杜甫与中华文化前沿论坛暨2017年度《杜甫研究学刊》作者座谈会”在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学、四川大学、浙江大学、西南大学、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山西师范大学、西南民族大学、四川师范大学、华中科技大学、西南交通大学、鲁东大学、北华大学、新疆师范大学、安徽师范大学、西华大学、汉中市档案局、玉溪师范学院、安阳师范学院等单位的30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了本次会议。会议由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书记贾兰主持。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馆长刘洪、四川省杜甫学会会长张志烈教授、中国杜甫研究会会长刘明华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刘跃进教授分别致辞。

本次会议的议题主要涉及:《杜甫研究学刊》建设、当前杜甫研究的热点与趋势、与杜甫相关的其他研究等方面。会议举行了三场讨论,共收到论文26篇。主要涉及以下三个方面:

一、《杜甫研究学刊》建设

四川大学张志烈教授指出,学刊应当坚持一贯的办刊方针,弘扬杜甫精神,坚持文化自信,创造性继承和发展杜甫精神。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刘跃进教授提交的《文史刊物更应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一文,针对学刊的办刊方针,指出文史刊物更应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努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古典文学研究的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努力实现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理论创新。西南大学刘明华教授提交的《关于杜甫草堂博物馆创建成立“国际杜诗学文献资料研究中心”的建议》一文,提出关于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成立“国际杜诗学文献资料研究中心”的建议,将现有杜诗学文献影印出版,形成“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馆藏杜诗珍本系列”丛书,并建立数据库,供学界以及杜诗爱好者使用。四川大学孙尚勇教授建议学刊由当前的季刊改为双月刊,并努力融入当前期刊的评价体系;加强与国内外高校和研究院所的合作,引领世界范围的杜甫研究;推进杜甫研究热点话题的深入讨论。西南民族大学杜甫研究中心首席专家徐希平教授提交的《传播传统文化,推动杜甫研究广泛深入展开》一文,就该中心的目标定位、交流合作、平台建设、人才培养、工作安排等进行了详细介绍,尤其指出该中心在平台搭建上,充分利用《杜甫研究学刊》的影响力。同时建议学刊应尽快融入国内期刊评价系统,并做好互联网客户终端建设。此外应建设好草堂书院,做好“杜甫研究丛刊”文献编辑工作。西华大学图书馆馆长潘殊闲教授提交的《〈杜甫研究学刊〉的时代使命与发展愿景》一文,就学刊发展提出了扩充容量、设置新栏目、加强审稿、关注前沿热点、遵循核心刊物办刊规律等建议。四川师范大学王红霞教授在发言中指出,《杜甫研究学刊》是关于杜甫研究的专门性学刊,应多刊发名家的稿件,集全国杜学研究之大成;在栏目的划分上可以参考《域外汉籍研究集刊》,栏目设置相对固定,学刊审稿应该实行双向匿名评审制度。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孙少华副研究员提交的《期刊选题策划与杜甫研究的思考》一文,认为学刊应该坚持主动约稿与专题策划相结合,培养潜在的优秀作者;在栏目设置方面适当增加新见史料的推介,及时刊布与杜甫相关的研究成果,对一些有争议、有趣的话题,以专栏、专题形式予以发表;可以结合当前的传统文化需要,将一些鉴赏性、普及性成果发布出来,扩大学刊的影响;密切关注唐代历史、文化、制度的相关研究成果。针对当前的杜甫研究,他指出杜甫诗歌文本研究不必拘泥在文本层面机械研究,更要注意对杜甫本人的关注;在杜甫研究的文献整理、文本分析基础上,尽可能鼓励有条件的作者展开文学批评与杜甫诗学理论的总结与研究。安徽师范大学李伟教授提交的《求考据与哲思的双美之合》一文,认为学刊应顺应现行学术评价体制,杜甫研究应与文献学、文艺学、哲学、美学进行互动交融。北华大学孟祥娟副教授提交的《传播传统文化,推动杜甫研究广泛深入开展》一文,认为学刊应该开设专栏征稿,关注热点问题,引导杜甫研究走向深入;坚持杜诗研究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立德树人教育、国民文化自信相结合。

目前西医尚无有效的方法来治疗PVOD,比较推荐全身应用糖皮质激素、银杏叶提取物和嗅觉训练,但疗效不确切。关静等[3]使用鼻腔气动喷射雾化吸入布地奈德混悬液治疗20例PVOD患者,总有效率达90%,但大多数患者(65%)嗅觉功能仍未恢复至正常[3]。中医在治疗“鼻不闻香臭”方面有大量的记载,积累了丰富的资料,治疗上除了内服,还有塞鼻、吹鼻、灌鼻、针灸、按摩等各种方法。《太平圣惠方·卷三十七·治鼻塞气息不通诸方》中,收集了各类处方18条。《圣济总录·卷一百十六》中,收集了治鼻不闻香臭处方13条,治齆鼻方12条。《普济方·卷五十六》中,收集了处方43条。

二、当前杜甫研究的热点与趋势

浙江大学胡可先教授提交的《新出资料与杜甫研究的新开拓》一文指出,新出资料对于杜甫研究的新开拓具有重要作用,而目前杜甫的研究成果对于新出资料的运用还远远不够。当前杜甫研究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加以升华:新出资料与杜甫家世的探讨;新出资料与杜甫交游的钩沉;新出资料与杜甫诗歌的解读;新出资料与杜甫影响的研究。新疆师范大学薛天纬教授提交了题为《漫说“三观”——近年关于杜甫研究的实践与思考》一文,作者从自身研杜的论文出发,对李杜互通互补、杜甫的秦州诗、杜甫的“陷贼辨”等研究动向进行了深入分析。鲁东大学陈冠明教授提交的《〈杜甫研究学刊〉与拙著〈杜甫交游年谱〉〈杜甫亲眷交游行年考〉》一文,对其近年来的杜甫研究进行了学术总结。这些著作主要侧重对杜甫及其家族、亲眷、友人系年、行迹的考辨,为近年来少有的系统性研究著作,对于进一步深化杜甫系年、考辨工作,具有重要意义。南开大学卢燕新教授提交的《微观视野下的李杜比较研究》一文,倡导“李杜微观比较研究”,对李杜诗中同一意象的不同涵义及文化特征进行比较,并以“胡马”“故乡”为例作了详细的分析,探索考察意象的文化嬗变以及李杜诗歌对唐以前文化的接受,李杜诗歌中所见诗人的文化活动以及诗歌语汇的特点。华中科技大学路成文教授提交的《杜甫——百科全书式的诗人》一文,认为当前的杜甫研究应该循着两条路径开展:从“百科全书”的视角审视杜诗,不仅仅是把杜诗作为史料,应进一步突显其“诗史”的意义;还可以在史料与诗心之间加以揣摩,反过来解决杜甫及杜诗本身的一些问题。玉溪师范学院郑升副教授提交的《关于明清滇桂地区“杜诗学”研究的几点思考》一文,从杜诗学文献的整理、诗人的文学活动、本地杜诗学与域外杜诗学的比较研究及文献整理、杜诗选注本的整理与传播路径考察等方面对明清时期滇桂地区的杜诗学研究进行了概述。西南民族大学硕士研究生杜自波提交的《近三年杜诗研究现状的反思》一文,对近三年的杜诗研究进行了梳理,其中硕博论文有240篇,相关论文达1390篇,这些研究成果在继承前代杜诗研究方法的同时,也有不断突破、推陈出新的迹象。

三、与杜甫相关的其他研究

交的《杜甫对日本人入蜀游记的影响》一文,指出清末民初时期,大量外国人的入蜀路线,无论是水路还是陆路,均与杜甫当年的入蜀路线重合。尤其在日本人撰写的入蜀游记中,多提及杜甫在蜀中的事迹及其创作的诗歌。因此,这类游记为我们认识明治维新之后日本文人眼中的杜甫及其诗作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文献资料。西南民族大学彭超副教授提交的《杜诗精神对中国新诗的影响——以新诗发生期巴蜀诗坛为例》一文,重点对吴芳吉的“白屋诗体”对杜甫诗歌创作以及杜诗精神的传承与创新进行了分析。西南交通大学商拓副教授提交的《试论杜甫的亲情诗》一文,从杜甫对前辈的敬爱、对妻子的珍爱、对子女的关爱、对兄弟的友爱等四个方面进行了解读,认为他的诗歌既具有忧国忧民的人间大爱,也充满着真挚的人伦之情。山西师范大学白建忠副教授提交的《论杨慎〈杜诗选〉中的鉴赏类评语》一文,指出该书保存了杨慎的四十余则杜诗评语,颇具独创性,对于诠释、理解杜诗颇有助益。汉中市档案局局长孙启祥《和平年代尤其需要杜甫的忧患精神》一文,从我国当前的社会环境出发,指出杜甫的忧患精神在当下具有重要的意义。安阳师范学院付定裕老师提交的《清代学者对杜甫年谱考订之贡献》一文,首先对宋代吕大防、蔡兴宗、赵子栎、鲁訔、黄鹤五家杜甫年谱进行了回顾,其次从杜甫系年及其行迹的新结论、杜甫年谱体例的创新等方面对清代学者的杜甫年谱研究进行了论证。四川师范大学博士生马旭提交的《刘氏家族对杜甫以及草堂的情怀》一文,针对刘沅、刘咸炘家族的崇杜情结、学杜情怀及其在杜甫草堂的诗歌唱和进行了分析,对于了解杜甫在四川地区的接受和传播具有一定意义。北京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陆嘉琳提交的《论杜甫五古行旅的以赋为诗》一文,以杜甫五言古体行旅诗为研究对象,从篇章结构、体物写貌和语辞运用三个方面,结合具体诗作,分析其以赋为诗的创作手法,探究其独特的美学风貌和形成原因,并结合晋宋时期的行旅题材传统,从纵向的诗史流变中把握杜诗熔铸赋体手法的创变与价值。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陈才智研究员提交的《千秋诗圣的诗性智慧》一文,认为杜甫作为多事之秋的多难经历者和多思者,蕴含着博大而灵活、辩证而统一的诗性智慧,是融诗圣、诗史、诗哲于一身的集大成者。四川师范大学房锐教授提

座谈会上大家进行了热烈讨论,话题涉及杜甫研究各个方面,会议最后,原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馆长、《杜甫研究学刊》副主编周维扬做了会议总结。此次会议的成功召开,为今后的杜甫研究开拓了新思路、新方向,也为学会、学刊的下一步工作提供了宝贵的意见与建议。

(e)、(f)中给定幅值为6000cts/sec,频率为1Hz的正弦速度信号,可以看出改进型ADRC的速度响应曲线给定值基本一致,无相位超前或滞后,跟踪误差基本不存在;而传统的ADRC速度幅值大于固定幅值和相位滞后,跟踪误差较大。

从政策客体来看(如表5),2013-2017年北京市机动车污染防治政策主要涵盖三个层次的客体。一是以移动源为政策客体的文件仅有2017年的1份,这一类政策涉及的范围广泛,既包括机动车,也包括非道路用动力机械、成品油储运系统等非机动车污染源。二是以未作类型细分的机动车为政策客体,文件数为16份,占比34%。三是将机动车细分为“重型车”、“老旧机动车”、“轻型车”等10余种细分领域作为政策客体,文件数为30份,占比63.8%。需要指出的是,2014年和2017年,不仅政策文本总量多,且以细分领域作为政策客体的文件占比也较多,分别占同年政策文本数的66.67%和90%。

贾兵
《杜甫研究学刊》 2018年第01期
《杜甫研究学刊》2018年第01期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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