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蔡梦弼《杜工部草堂诗话》札记(二)

一、杜以诗为文

蔡梦弼《杜工部草堂诗话》卷一：

后山陈无己《诗话》曰：“杜之诗法，韩之文法也。诗文各有体，韩以文为诗，杜以诗为文，故不工耳。①

查陈师道《后山诗话》，其中一则云：

术后经过治疗及护理后，患者身体机能及状态恢复迅速，且肺结核合并眼部带状疱疹的临床症状消除，无不良反应。

黄鲁直云：“杜之诗法出审言，句法出庾信，但过之尔。杜之诗法，韩之文法也。诗文各有体，韩以文为诗，杜以诗为文，故不工尔。”②

这段话也见于华文轩编《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杜甫卷》，文字相同，惟增录了“苕溪渔隐”的以下按语：“老杜亦自言‘吾祖诗冠古’，则其诗法乃家学所传云。”③但查阅人民文学出版社版的《苕溪渔隐丛话》，其原文如下：

《后山诗话》云：“鲁直言：杜之诗法出审言，句法出庾信，但过之耳。”苕溪渔隐曰：“老杜亦自言‘吾祖诗冠古’，则其诗法乃家学所传云。”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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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以上三种文本可以发现，胡仔所引《后山诗话》，只有前半段，而没有“杜之诗法，韩之文法”以后的话。而蔡梦弼所引《后山诗话》，则只有后半段，没有前半段。出现这一差异，一般主要有两种可能，一是胡仔有可能只截取了陈师道引述黄庭坚原话的一半，并对此加以评论；二是胡仔所见的《后山诗话》引述黄庭坚之言，原本只有蔡梦弼所见的一句，而后半段则是陈师道在引述黄庭坚之言基础上所作的阐发，后来这则诗话在流传过程中，有的版本保持了蔡梦弼、胡仔收录《后山诗话》的原样，有的版本则把黄庭坚所言与陈师道的话不加区别地合为一段，成了今天读者所见到的另一种文本。

综合这些分析，可以得出大致判断，《后山诗话》的那段话，前半段是陈师道引述黄庭坚所言，而“杜之诗法，韩之文法”以下，则是陈师道所作的借题发挥，并不完全符合黄庭坚的文学思想观念。这种情况的发生，在古代的“诗话”一类文字里，比较常见，主要由以下原因导致：一是“诗话”这种文字，在北宋时期基本上是作为文人雅士茶余饭后“谈资”的，无论是作者本人还是其他记录者，并不十分在意原话的精确性以及个别文字差异，一般只要把大致意思反映出来就行了，流传既久，“文本”的差异现象就出现了。二是古时没有使用标点符号，后人对哪些是引述者的引述语，哪些是引述者所作的引申性发挥，容易造成流传或阅读时区别和理解上的差异，随着时间的变化而极易产生讹变，发生张冠李戴的情形就在所难免了。三是有些“诗话”作者，往往挟名人以自重，有意无意间把名人之言与自己的意思混为一谈，致使后世读者要在两者间作出区别时非常困难。

(一)《大雅堂记》：

丹棱杨素翁，……闻余欲尽书杜子美两川、夔峡诸诗刻石，藏蜀中好文喜事之家……由杜子美以来，四百余年，斯文委地，文章之士，随世所能，杰出时辈，未有升子美之堂者，况室家之好耶！……子美诗妙处乃在无意于文。夫无意而意已至，非广之以《国风》《雅》《颂》，深之以《离骚》《九歌》，安能咀嚼其意味，闯然入其门耶！

(二)《与王观复书三首》其一：

所送新诗，皆兴寄高远，但语生硬不谐律吕。……好作奇语，自是文章病，但当以理为主，理得而辞顺，文章自然出类拔萃，观杜子美到夔州后诗，韩退之自潮州还朝后文章，皆不烦绳削而自合矣。……文章盖自建安以来，好作奇语，故其气象衰苶，其病至今犹在，唯陈伯玉、韩退之、李习之，近世欧阳永叔、王介甫、苏子瞻、秦少游，乃无此病耳。

(三)《答洪驹父三首》其二：

自作语最难。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盖后人读书少，故谓韩、杜自作此语耳。古之能为文章者，真能陶冶万物，虽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

(四)《跋翟公巽所藏石刻》：

文章骫骳而得韩退之，诗道敝而得杜子美。

(五)《次韵伯氏寄赠盖郎中喜学老杜诗》：

老杜文章擅一家，国风纯正不欹斜。

(六)《论作诗文》：

吟诗不必务多，但意尽可也。……如老杜诗字字有出处，熟读三五十遍，寻其用意处，则所得多矣。⑤

以上六则资料，可以说明以下问题：第一，黄庭坚从未专门论及杜甫散文，也许他未曾关注过，也许认为散文非杜甫所长，所以不加评论，当然就谈不上“工”与“不工”艺术高下的评价问题；第二，在黄庭坚的文学观念里，“文”“文章”一般泛指诗文，并非单指散文，所以“能文之士”或者“文章之士”，既可以指擅长作诗的杜甫，也可以指诗文兼擅的韩愈、欧阳修、苏轼、王安石等，而如果要专门评价杜甫诗、韩愈文，他都会加以具体明确；第三，黄庭坚能诗能文，虽然其主要兴趣、成就及影响都在诗歌上，也以深入钻研诗歌创作的方法技巧见长，但并不主张对“以诗为文”或“以文为诗”的创作手法加以否定，也不恪守“诗文各有体”的文体畛域，周裕锴指出：“严守诗文区别的人，往往都是‘唐音’的提倡者，如杨万里、刘克庄、严羽等，只是有学晚唐与学盛唐的差异；而主张诗文相通的人，则都是苏、黄的追随者和崇拜者。”⑥在诗文相通、互取所长以图表现方法的创新方面，苏轼、黄庭坚的文学观念基本是一致的。

要判断黄庭坚是否以批评的口吻表达过韩愈“以诗为文”、杜甫“以文为诗”的类似意思，可以审查一下黄庭坚言及杜甫或杜诗的相关意见，可能有助于印证这一问题。综观黄庭坚评价杜甫、韩愈的言论可以发现，他只推崇杜甫的诗歌而不专门就其散文置评，言论中提及“文”“文章”等概念，都是泛指，而非特指文体上区别于诗歌的散文。兹摘录资料数条以资佐证：

《艺苑雌黄》所引刘禹锡诗，乃其所作《金陵五题》之二，诗名《乌衣巷》。该诗乃刘禹锡金陵怀古诗的名作之一。《金陵五题》有序云：“余少为江南客，而未游秣陵，尝有遗恨。后为历阳守，跂而望之。适有客以金陵五题相示，逌尔生思，敥然有得。”刘禹锡为洛阳人，年轻时就对江南风景名胜心驰神往，但在曾经的江南游历中未曾亲到金陵(今江苏南京)，一直感到非常遗憾。直至后来为和州(历阳，今安徽马鞍山市和县)刺史，其地与金陵相近，跂而望之，抚今追昔，故有咏写金陵乌衣巷等名胜遗迹的怀古之作。随着南北朝时期南北分治，东晋时北方门阀士族大量南迁，金陵成为“王谢”等名门望族定居之地，乌衣巷因此兴盛一时，不乏风流韵事留芳于青史，历代文人游观题咏不绝，杜甫壮年游历江南金陵、苏州、杭州等地时，所作《壮游》诗中有“王谢风流远，阖闾丘墓荒”之句，对“王谢”风流往事充满追思怀想，萧涤非主编的《杜甫全集校注》引《资治通鉴·梁武帝太清二年》云：“(侯)景请娶于王谢，上曰：‘王谢门高非偶，可于朱张以下访之。’”杨注：“王谢，东晋时南渡名族。”表明在南朝齐梁时代，“王谢”依然是门阀制度的门第及身份的象征，已经成为一种上层社会地位和名望的文化符号。

(一)世语云：苏明允不能诗，欧阳永叔不能赋，曾子固短于韵语，黄鲁直短于散语，苏子瞻词如诗，秦少游诗如词。

(二)退之以文为诗，子瞻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

(三)学诗当以子美为师，有规矩故可学。退之于诗，本无解处，以才高故好尔。渊明不为诗，写其胸中之妙尔。学杜不成，不失为工；无韩之才与陶之妙，而学其诗，终为乐天尔。

(四)退之作记，记其事尔，今之记乃论也。少游谓《醉翁亭记》亦用赋体。

(五)范文正公为《岳阳楼记》，用对语说时景，世以为奇。尹师鲁读之曰：‘传奇体尔。’《传奇》，唐裴铏所著小说也。⑦

对照华文轩编《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杜甫卷》等版本，发现蔡梦弼对陈善整段话有所删减：在“观子美到夔州以后诗”句前，有“前代作者，皆知此法，吾谓无出杜韩”一句；此句后尚有以下一段文字表述云：“退之《画记》铺排收放，字字不虚，但不肯入韵耳，或者谓其殆似甲乙帐，非也。以此知杜诗、韩文阙一不可。世之议者，遂谓子美无韵语殆不堪读，而以退之之诗但为押韵之文者，是果足以为韩、杜病乎？文中有诗，诗中有文，知者领予此语！”⑨

对于陈师道批评杜甫“以诗为文”的观点，宋代即不乏持不同看法的批评者，比较典型的可以南宋陈善为例，《杜工部草堂诗话》同卷收录其《扪虱新话》云：

韩以文为诗，杜以诗为文，世传以为戏。然文中要自有诗，诗中要自有文，亦相生法也。文中有诗，则句语精确；诗中有文，则词调流畅。谢玄晖曰：‘好诗圆美流转如弹丸。’此所谓诗中有文也。唐子西曰：‘古文虽不用偶俪，而散句之中，暗有声调，步骤驰骋，亦有节奏。’此所谓文中有诗也。观子美到夔州以后诗，简易纯熟，无斧凿痕，信是如弹丸矣。⑧

在冷凝式锅炉中，为解决一般锅炉排放大量汽化潜热的问题，将烟气温度设定为露点温度以下，以此提高锅炉的热效率[6-7]，充分回收利用烟气的显热和水蒸气的冷凝热，使燃气锅炉效率提升至100%～110%[3]。

以上这些言论，有的是作者明确表达了赞同与否的明确观点，有的则述而不评，但其褒贬倾向已寓于不言之中。其注重区别文学体裁，主张突出不同文体的“本色”，而不赞成“以文为诗”“以诗为文”“以诗为词”等“出位”“破体”的写作方法，其文学基本主张则是非常明确的。这些观点，与其“诗文各有体，韩以文为诗，杜以诗为文，故不工尔”的言论，很相吻合。

值得玩味的是，陈善叙述“韩以文为诗，杜以诗为文”的言论，用了“世传以为戏”的表述，似乎陈师道批评“以诗为文”“以文为诗”的观点，到南宋时期的士林中，已经被当作一种不可当真的“戏言”，并不认可为严肃而公允的“至理名言”。这表明不仅陈善本人不认可，在他同时代的文人中，均不认可这种观点，故视为“戏言”在文人间传播。然而，在《后山诗话》里，陈师道对杜、韩的批评，是正经八百的意见，其不赞同这种做法的观点十分清楚和肯定，并非戏谑言之，应该视为其重要文学主张的真实思想表达。

总之，没有爱的班级不是健康的班级。在班级管理过程中，只有融入爱，将班级中的每一位学生都视如己出，才有助于感化学生，让学生感受到班级的温暖，并在班级的影响下形成健康的心态，茁壮成成。因此，身为高中教师，我们也需要时刻关注班级中学生的状态，针对那些可能会出现问题的学生，要及时用爱感化他们，让他们感受到教师对自己的爱，从而更积极地融入班级，努力学习文化知识，争取成为社会的栋梁之才。

由图7和图8可知：随着17次不完全预防性维修活动的进行，役龄回退因子不断减小，同时故障率递增因子逐渐增大。说明该设备经预防维修后其役龄恢复能力不断减弱，而老化耗损程度逐渐加剧。当预修周期数达到i=11时，役龄回退因子的减小速度和故障率递增因子值达到稳定状态，此时故障率的役龄恢复程度与老化递增速度均接近饱和。在图5中的维修策略(0.95,17)下本维护模型的故障率函数表现为：该设备在各预修周期内每次经维修后，起始故障率下降程度不断减小，而故障率递增速度逐渐增大，在第11次以后的设备预防维修中，其每次起始故障率的下降程度趋于稳定，同时各维修周期内的故障率老化增速放缓保持平稳。

陈善不认同陈师道的观点，在今天看来理由显得很充足：首先，“文中有诗”“诗中有文”，是彼此相生、互有补益的方法创新，这已经成为文学界的通识并被越来越广泛地使用，论者不应该不顺应这种普遍创作趋势而轻易加以否定。其次，“文中有诗”，可以使句语更精确，“诗中有文”，可以使词调更流畅，有利于改变原来单一体裁的某些表现手法的局限性，大大拓展了诗歌、散文的艺术空间，表现方式更加丰富多样，有利于表现能力的明显提高。杜甫夔州以后的诗歌之所以能够达到简易纯熟、无斧凿痕、“圆美流转如弹丸”的融通无碍境界，就是因为他善于摄取散文表现的一些艺术手法。值得注意的是，在陈善看来，杜甫不仅善于“以诗为文”，而且善于“以文为诗”。其要强调的事实是，早在中唐时期，在杜甫、韩愈的文学创作中，就已经打通了诗文之间原本难以逾越的创作界限，他们既能“以文为诗”，也能“以诗为文”，而不仅仅是陈师道所批评的杜甫“以诗为文”，韩愈“以文为诗”。故陈善有“前代作者，皆知此法，吾谓无出杜、韩”的特别提示。再次，对“世之议者，遂谓子美无韵语殆不可读，而以退之之诗但为押韵之文者”的意见表示不能认同。所谓“世之议者”，在北宋并不只是陈师道有这种看法，秦观等士林人士也有类似观点，苏轼《记少游论诗文》云：“人才各有分限。杜子美诗冠古今，而无韵者殆不可读；曾子固以文名天下，而有韵者辄不工。此未易以理推之也。”比较而言，秦观对杜甫散文的批评显得更加严厉，甚至讥为“不可读”，似乎严重到了文理不通的严重地步！但是，与陈师道不同的是，秦观没有把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归咎于杜甫“以诗为文”，而是认为受其才能所限。秦观说杜甫不具备写散文的才能恐怕也不确切，其能够成为冠绝古今的“诗圣”，竟不能写作文理通顺的散文，这很难令人信服，特别是已经到了文体大备、诸艺互通的中唐时代；况且陈善认为杜甫夔州以后创作的诗歌，大量融入了散文的表现手法，事实上取得了很大成功，如果他连写散文的起码才能都不具备，又怎么能够恰当借鉴散文于诗有用的写作手法，去丰富诗歌的表现形式、提升其艺术水平与境界呢？

通过以上辨析，笔者认为，第一，陈师道《后山诗话》的一段话，前半段为引述黄庭坚语，后半段乃其借题发挥，后人混淆地认为整段话皆为黄庭坚之意，是值得怀疑和商榷的，而胡仔、蔡梦弼所引录黄庭坚语的内容，比较接近于真实的原意。第二，陈师道批评杜甫“以诗为文”，且将杜甫不能“工”文的原因归咎于此，是缺乏说服力的，其注重强调不同文体的固有特性及彼此的区别，这种主张本身并无不妥，但反对诗文相通互鉴、取长补短以创新文学表现方法，提升艺术水平是没有认清文学发展演变的必然趋势与自身规律，所以得不到士人的广泛认同。第三，相比之下，陈善的观点更加符合唐宋诗文创作实际，他看到了自古以来特别是唐宋文学发展在转关之际所发生的显著变化，揭示出了一条重要的文学创作规律，更加具有科学合理性，故比陈师道的观点更有见地，更为可取。

二、王谢与王榭

蔡梦弼《杜工部草堂诗话》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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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安严有翼《艺苑雌黄》曰：“刘梦得诗云：‘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朱雀桥、乌衣巷，皆金陵故事。《舆地志》：晋时王导自立乌衣宅，宋时诸谢曰‘乌衣之聚’，皆此巷也。王氏、谢氏乃江左衣冠之盛者，故杜诗云：‘王谢风流远’，又云：‘从来王谢郎’，是也。比观刘斧《摭遗》小说又曰：王榭，金陵人。世以航海为业。一日海中失船，泛一木登岸，见一翁一妪，皆衣皂。引榭至所居，乃乌衣国也。以女妻之。既久，榭思归，复乘云轩泛海，至其家。有二燕栖于梁上，榭以手招之，即飞来臂上。取片纸书小诗系于燕尾，曰：‘误到华胥国里来，玉人终日苦怜才。云轩飘去无消息，洒泪临风几日回。’来春，燕又飞来榭身上，有诗云：‘昔日相逢冥数合，如今暌远是生离。春来纵有相思字，三月天南无雁飞。’至来岁竟不至。因目榭所居为乌衣巷。刘斧乃改‘谢’为‘榭’，以王榭为一人姓名。其言既怪诞，遂托名钱希白，终篇又取刘梦得诗以实其事。希白不应如此之谬，是直刘斧之妄言耳，不足信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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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严有翼的《艺苑雌黄》，《四库全书总目》谓见于《宋史·艺文志》，全书二十卷，但清代馆臣所见者仅为十卷，虽在宋代洪迈、胡仔、蔡梦弼所作诗话中多有征引，但不少内容为宋代其他“说部”阑入的情况相当严重，其中不乏张冠李戴的错讹，故《四库全书总目》编纂者对该书的评价有“舛错特甚”之语。上述一则材料是否为作者原作，是否经他人加以窜乱，已不得而知，只能姑且认定为严氏所作。至于其中言及刘禹锡、刘斧、钱易等人的作品及其间涉及问题的是非真伪，则需要一一加以辨析。

考察陈师道《后山诗话》，其中强调“分体”“本色”的言论不少，对杜甫“以诗为文”、韩愈“以文为诗”提出批评并表达贬义性评价，符合其基本文学主张，此亦抄录相关资料如下：

④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六；后集卷十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3页、第93页、第94页。

《艺苑雌黄》云：梦得诗：‘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朱雀桥、乌衣巷，皆金陵故事。《舆地志》云：晋时王导自立乌衣宅，宋时诸谢曰‘乌衣之聚’，皆此巷也。王氏、谢氏乃江左衣冠之盛者，故杜诗云：‘王谢风流远’，又云：‘从来王谢郎’。比观刘斧《摭遗》载《乌衣传》，乃以王谢为一人姓名。其言既怪诞，遂托名钱希白，终篇又取刘梦得诗以实其事。希白不应如此之谬，是直刘斧之妄言耳。大抵小说所载事，多不足信，而《青锁》《摭遗》，诞妄尤多。

考察相关资料所述刘斧编撰的小说，数量不论是三部还是两部，但最明显的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自宋代开始，人们就一直认定它们为搜奇志异的传奇杂纂，与追求真实性的史部杂著类著述不同，不能视之为可以征信的史料笔记。既然如此，上述论者批评其“怪诞”“妄言”“不足信”“多乖雅驯”，就颇值得商榷，未必中肯。

关于刘斧将“王榭传奇”托名钱希白的问题。钱易，北宋人，字希白，为钱惟演之从弟。《宋史》有传云：“易年十七，举进士，试崇政殿三篇，日未中而就。言者恶其轻俊，特罢之。然自此以才藻知名。太宗尝与苏易简论唐世文人，叹时无李白。易简曰：‘今进士钱易，为歌诗殆不下李白。’太宗惊喜曰：‘诚然，吾当自布衣召置翰林。’……易再举进士，就开封府试第二，自谓当第一，为有司所屈，乃上书言。试《朽索之驭六马赋》，意涉讥讽，真宗恶其无行，降第三。……易才学瞻敏过人，数千百言，援笔立就。……有《金闺》《瀛洲》《西垣制集》一百五十卷，《青云总录》《青云新录》《南部新书》《洞微志》一百三十卷。”从这些史料记载看，钱易才华过人而个性桀骜不驯，故一生仕途颇为不顺，仅官至翰林学士而已。但其一生著述甚多，且不乏传奇小说类作品。《四库全书总目》评介其《南部新书》云：“是书乃其大中祥符间知开封县时所作。皆记唐时故事，间及五代，多录轶闻琐语，而朝章国典、因革损益，亦杂载其中。故虽小说家言，而不似他书之侈谈迂怪，于考证尚属有禆。”在《四库全书总目》编纂者看来，《南部新书》内容性质稍显复杂，有些属于颇具史料性质的唐、五代轶闻轶事，对于考证典章因革具有文献考证的参考价值；有些则属于小说家言，虽然不完全等同于“侈谈迂怪”的作品，但与它们并无本质上的区别。

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亦收录与刘斧小说王榭故事有关的两则诗话，一则出于《艺苑雌黄》，但与《杜工部草堂诗话》所载略有出入，为便于比较，亦照录如下：

而张忠纲所提到的刘斧《翰府名谈》《摭遗》等书，已不见于《四库全书总目》著录，或在清代以前早已散佚。鲁迅《唐宋传奇集·稗边小缀》考证之云：“宋刘斧秀才作《翰府名谈》二十五卷，又《摭遗》二十卷，《青琐高议》十八卷，见于《宋史·艺文志》子部小说类。今惟存《青琐高议》，有明张梦锡刊本，颇难得。近董康校刊士礼居写本，亦二十卷，又有《别集》七卷，《宋志》所无。然宋人即时有引《青锁摭遗》者，疑即今所谓《别集》。《宋志》以为《翰府名谈》之《摭遗》，盖亦误尔。其书杂集当代人志怪及传奇，漫无条贯，间有议，亦殊浅率。”按照鲁迅的考证结论，《摭遗》既不是独立的一部书，也不是《翰府名谈》之补遗，而是《青琐高议》之《别集》，因为在宋代的文献中就有引用为《青锁摭遗》者，故董康校刊士礼居写本《青琐高议》时，干脆直接将其作为该书的“别集”。鲁迅《唐宋传奇集》选录刘斧小说作品共五篇，皆出自《别集》，《王榭传》即为其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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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两书所载文字可以发现几点差异：第一，《苕溪渔隐丛话》把王榭故事明确命名为《乌衣传》，而在《杜工部草堂诗话》中既不叫《王榭传》，也不叫《乌衣传》；第二，《苕溪渔隐丛话》比《杜工部草堂诗话》多出“大抵小说所载事”“而《青锁》《摭遗》，诞妄尤多”两句；第三，《杜工部草堂诗话》概述了该篇传奇小说的故事梗概，而《苕溪渔隐丛话》没有这部分内容，其关于王榭故事的具体内容，另收录《六朝事迹》的类似记载单列为一则，且末尾多出以下文字：“此见《摭遗》。《图经》云：‘乌衣巷在县东南四里。《晋书》云：王导、纪瞻宅，皆在此巷。’苕溪渔隐曰：‘《六朝事迹》引《摭遗》此事，以证乌衣巷，是信其说为然也。《艺苑雌黄》乃力诋其妄，姑两存之以俟考。’”胡仔所加的几句按语，意在说明南宋初人张敦颐在其所著的《六朝事迹编类》中，力证刘斧所述乌衣故事可信，而严有翼在《艺苑雌黄》又力诋之，认为荒诞妄言不足信，胡仔本人则并未表明二者谁是谁非，只是比较谨慎地两存之以俟后来者作进一步考察。其实，争论者、裁判者都是围绕《王榭传》故事是否可信的问题展开，但在笔者看来，问题的关键点根本就不在这里。

再者，通观鲁迅《唐宋传奇集》根据董康士礼居写本所录《王榭传》全文，根本没有托名钱易的任何文字表述或者寄意和托名的痕迹，不知严有翼、胡仔、蔡梦弼何所据而云然。小说开头即言：“唐王榭，金陵人，家巨富”，结尾引刘禹锡《乌衣巷》诗之后，有言云：“即知王榭之事非虚矣。”小说作者这样处理，只是借刘禹锡诗所咏之王、谢门阀士族富甲金陵的旧事为由头，以张皇其事，假其姓名，虚幻构思，情节离奇，横生波澜，这正是唐人“有意为小说”的最基本和重要的艺术特征。故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云：“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虽尚不离于搜奇记逸，然叙述宛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而尤显者乃在始有意为小说。胡应麟云，‘变异之谈，盛于六朝，然多是传录舛讹，未必尽设幻语；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说以寄笔端。’其云‘作意’，云‘幻设’者，则即意识之创造矣。”刘斧《王榭传》无论是将王谢二姓改为王榭人名，还是假借刘禹锡诗以证“其事非虚”，都符合传奇小说“幻设”故事、“作意好奇”“假小说以寄笔端”的文体特征，极为普遍和正常。即使其托名钱易，自隐本名，在唐宋传奇小说中也是很常见的情形，完全不能算作是刘斧传奇小说“诞妄”的过错，因为作者只是假其本事以寄笔端，完成“作意好奇”的小说创作而已，完全用不着大惊小怪，妄下雌黄，乃至对其大张挞伐。

综上考察与辨析可以看出，《艺苑雌黄》对刘斧《王榭传》的诸多指责，既有无根无据胡乱批评的失误，也有分不清史料笔记与传奇小说本质区别的糊涂，其批评越激烈，越加显示其自身的低能与短见。《四库全书总目》编纂者评价《艺苑雌黄》“舛错特甚”，其实远不止资料方面可能客观存在的窜乱，更严重的还在于作者本人思想见识的不智及评论方法的明显偏颇。更为遗憾的是，自宋代以迄现代，不仅像胡仔这样甚有见识的评论者，看不到严有翼等人指责刘斧传奇小说的明显错误，就连对古代传奇小说研究具有现代开山地位的现代小说名家鲁迅，对王榭故事仍然缺乏公道而中肯的分析评判，其言云：“(《王榭传》)此篇改谢为榭，指为人名，且以乌衣为燕子国号，殊乏意趣。而宋张敦颐《六朝事迹编类》乃已引为典据，此真所谓‘俗语不实流为丹青’者矣。”看到了唐人始有意为小说，且“幻设”故事、“作意好奇”“假小说以寄笔端”已成唐宋传奇创作常态的鲁迅，却不能接受刘斧小说把王、谢二姓改为王榭人名及以乌衣为燕子国号的简单虚构性处理，以至讥讽其创作是“俗语不实流为丹青”，显然并没有摆脱严有翼、胡仔们的认识评判窠臼之误区，实在令人遗憾和难以理解。鲁迅“俗语”云云，语出王充《论衡·书虚》：“俗语不实，成为丹青；丹青之文，贤圣惑焉。”意谓世上流传的一些不真实的话(俗语)，被当成历史事实(丹青)记载下来，这些东西让圣贤看了会感到迷惑，因为它们原本就不真实可靠。王充的话，意在强调区分不真实的世上传言与真实历史记载之间的界线，不能将两者混为一谈，引起混乱。鲁迅引用此语，想要表达的意思与王充大致相同，但他却恰恰混淆了虚构传奇小说故事与真实历史记载之间的本质区别，或许无意间犯了“郢书燕说”的错误而不自知。

注释：

①⑧张忠纲：《杜甫诗话校注五种·杜工部草堂诗话》卷一，书目出版社1994年版，第89—90页、第108页、第114页、第115页。

②⑦陈师道：《后山诗话》，何文焕《历代诗话》(上)，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03页、第304—312页。

基础培养基（MRS）：葡萄糖 20.0 g，蛋白胨 10.0 g，牛肉膏 10.0 g，酵母膏 5.0 g，柠檬酸氢二铵 2.0 g，吐温-80 1.0 mL，乙酸钠 5.0 g，磷酸氢二钾 2.0 g，硫酸镁0.58 g，硫酸锰0.25 g，琼脂18.0 g，蒸馏水1 000 mL。

③⑤⑨华文轩：《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杜甫卷上编·唐宋之部》第一册，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47页，第119—128页；第二册，第332页。

关于刘斧生平及其所著小说，张忠纲《杜甫诗话校注五种·杜工部草堂诗话》注云：“刘斧，生平事迹不详，约宋神宗熙宁前后在世，人称‘刘斧秀才’，著有《青琐高议》二十卷，《翰府名谈》《摭遗》等书。”对于刘斧及其《青琐高议》，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提及之，其言云：“其后有亳州谯人秦醇字子复(一作子履)，亦撰传奇，今存四篇，见于北宋刘斧所编之《青琐高议前集》及《别集》。”作者自注云：“秦醇，北宋人。刘斧《青琐高议》所收《赵飞燕别传》署‘谯川秦醇子复撰’”“刘斧，生活于仁宗、哲宋年间，《青琐高议》卷首孙副枢序称之为‘刘斧秀才’，余事不详。”查《宋史·艺文志·小说类》，刘斧《翰府名谈》等三书被列于苏轼、苏辙之后，曾巩、刘攽等人之前，由此可以推断其生活年代大约与这些人同时，主要活动年代在北宋中后期。《四库全书总目》据赵与时《宾退录》称述“刘斧《青琐高议》”，从而判定刘斧为该书的作者，并评价此书云：“所记皆宋时怪异事迹及诸杂传记，多乖雅驯。每条下各为七字标目，如‘张乖崖明断分财’‘回处士磨镜题诗’之类，尤近传奇。”

⑥周裕锴：《宋代诗学通论丙编·诗格篇·出位之思：媒体界限的超越》，巴蜀书社1997年版，第268页。

BIM模型中录入的设备设施相关信息，包括从勘察设计、实施建造和运营维护全过程产生的信息。平台提供其查询、定位和三维显示功能，对于空间比较复杂的部位，如密集管线、机房内空间关系等可以直观表达。在安装相关监控系统的基础上，当设备发生故障时，在平台上可以进行定位查询、故障分析、事故自动处理以及统计分析等操作。

苏轼：《苏轼文集》卷六十八，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136页。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九十七，卷一百四十四，卷一百四十，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798页、第1228页、第1189页。

刘禹锡：《金陵五题·乌衣巷》，《全唐诗》卷三百七十五，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4117页。

我说：“好吧！我让你依靠！”我的话刚说完，你就猛地扑进我怀里，痛哭起来，哭得那么凄凉，哭得那么伤悲，就像一只受伤的小鸟在无助地啼鸣！

萧涤非：《杜甫全集校注》第7册，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4088页。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9册，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09—113页、第73页。

10月11日，自治区召开乡村风貌提升三年行动动员大会。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孙大伟出席会议并作动员讲话。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副主席严植婵主持会议。会议提出，广西将从今年起开展乡村风貌提升三年行动，计划到2021年，实现对全区村庄风貌整治“扫一遍”的目标，逐步塑造和形成“传承文明、桂风壮韵、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广西乡村新风貌。

脱脱等：《宋史》卷二百〇六；卷三百一十七，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227—5228页、第10343—10344页。

鲁迅校录，王中立译注：《唐宋传奇集》，天津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524页、第526页。

王充著，北京大学历史系、《论衡》注释小组注释《论衡注释》：第一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49页。

据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数据表明，2016年，中国跨境电商交易规模达6.7万亿元，同比增长24%，预计2020年中国跨境电商交易规模将达12万亿元，年均增长20%。从跨境电商进出口结构上看，中国跨境电商以出口为主，占据超过八成的比例，出口交易规模达到5.5万亿元，同比增长22%。从跨境电商目的地国家来看，目前主要是欧盟、美国、东盟、日本等发达国家的中低端客户群，约占30%；与此同时，俄罗斯等中东欧国家、东南亚、非洲等新兴市场迅速崛起，并呈高速增长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