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末明初南京“准外郭”考

元末明初的南京除新城城墙外，①所谓新城，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的新城，即朱元璋在吴王时期为配合新宫建设而改筑原应天府旧城形成的吴王之城。狭义上的新城，即新城城墙。其北部还存在着一条由沿江城墙及金川河、玄武湖组成的外围防御线。这条外围防御线实际上具有外郭的性质，然而却与外郭有着许多不同点。笔者试图将其命名为“准外郭”，本文就对其范围及命名来由、存在证据、成因推测、建设与消失时间、作用与意义等问题做一番初步探讨。

一、“准外郭”的范围与命名来由

具体来说，以1364年南京新城始建时间为界，②关于南京新城始建于1364年的判断，可参见笔者博士论文第三章“新城建设时间考”（周源：《元末明初南京新城研究》，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6年）。“准外郭”的形成大约分为萌芽（1359-1364）和定型（1364-1368）两个时期，萌芽期由自清凉门至金川河的沿江城墙防御带和金川河、玄武湖、清溪组成。

在定型期由于新城的建成，原旧城的东面护城河清溪被包入城内。因而“准外郭”的路线到玄武湖段为止，其余不变。

这条由沿江城墙防御带和自然河湖组成的外围防御线，文献中未见记载，然而种种蛛丝马迹又显示它可能存在。之所以将其命名为“准外郭”，笔者主要基于以下两点原因：

第一、这条外围防御线具有外郭的性质。

再例如，在课堂教学中笔者每天指定一名学生做五分钟的英语演讲。演讲者最后环节要邀请听众对演讲评价。为避免评价的随意性，笔者根据中考英语口语评分标准拟出演讲的评分标准，包括演讲内容、演讲形式、语言的准确性、流利度、语音语调是否优美、好词好句运用是否恰当、演讲者的表现力和与听众的互动能力等的评价。教师在整个过程中起到引导、调控和做最后总评的作用。经过长期训练，学生能够学会依据评分标准给演讲者打分，并且给出合理建议。此外，评价标准内化成学生的自评标准，他们在同伴评价之中也能够主动反思和调控自己，无形中进行了多次“自我评价”。

首先，这是一条近乎闭合的线路。从清凉门至金川河以连续的城墙为主，此后从金川河东流的一支入玄武湖，再从玄武湖至今解放门段与新城北墙相连。这条从新城西北端的清凉门到新城北墙中部偏东解放门段的路线，基本上可以在新城的北方形成一条相对闭合的防御线路，根据“内城外郭”的定义，这条线路应当具备形成外郭的条件。

李耳这老家伙说得不错，五色、五音与五味，能生人兴味，也能丧人智识，可是来到这样的声色花阵里的少年，五根乍染，血气方刚，哪里懂得“去彼取此”的道理。

其次，这条线路符合此后南京外郭的某些特点。南京外郭，又称外城、罗城，是明代南京四重城垣由内向外的最后一重城垣，也是朱元璋营建南京城墙的最后一步。外郭始建于洪武二十三年（1390），① 学界一般将《明太祖实录》中洪武二十三年（1390）四月“庚子，置京师外城门驯象……凡十五门”（《明太祖实录》，上海：上海书店，1982年影印，卷201，第3007-3008页）作为外郭建设之始，代表性的人物如蒋赞初先生，他说“朱元璋又于洪武二十三年（公元1390年）下令建造外郭城。”（蒋赞初：《南京史话（上）》，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11页）但也有个别学者持不同意见，如王志高先生认为“外郭城是明都南京四重城垣中由里向外的最外一道城垣，约始建于洪武初年，至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四月初步建成，此后陆续修补，直至永乐十二年（1414年）正月停运营造砖才正式罢役。”（王志高：《〈南京都察院志〉之明代南京城墙资料汇注》，收自南京市博物馆编著：《南京文物考古新发现（第三辑）》，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年，第266页）笔者认为，虽然王志高并没有进行论证，但是他的观点值得重视，因为笔者发现《明太祖实录》中有洪武三年（1370）十二月“凤台门军营火”的记载（《明太祖实录》卷59，第1151页），由于凤台门是外郭城门，因此这段史料如果不是记载有误的话，那么就是外郭城开始建设的端倪。总之，鉴于学界的主体观点是外郭建于洪武二十三年（1390），而王志高的观点及笔者的推测并没有进一步的论证，因此本文在此处暂时采纳学界主流观点，个别看法有待今后继续深入研究。主要利用沿线丘陵岗阜建造而成，实际长度超过60公里，墙体以土墙为主，城门附近及一些重要地段使用城砖包砌，共有石城关、江东门、驯象门等18座城门。② 本段关于外郭情况的介绍主要参考了《明代南京外郭城遗址考古调查报告》一文。参见南京市考古研究所：《明代南京外郭城遗址考古调查报告》，载自胡宁、祁海宁主编：《南京文物考古新发现（第四辑）》，北京：文物出版社，2016年，第248页。由此可见，南京的外郭在西面并没有完成合围（见图1）。就此原因，有学者认为当时外郭并没有建设完成，③ 杨国庆先生认为“洪武二十四年（1391）二月甲子，外郭虽显其廓，尚未完工……外郭的建造，仍在进行”。参见杨国庆、王志高：《南京城墙志》，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年，第228页。而笔者认为，终明清两朝外郭都没有完成合围，这应当不是一种巧合，而是设计者有意为之，目的就是利用城西的外秦淮河和长江，将天然形胜作为外郭的组成部分，即将城墙和江河连成一体，组成气势恢宏的外郭城。既然外郭有如此特点，那么早于外郭建立的新城外围防御带倘若也是城墙与河湖的组合，自然也就具备外郭的性质。

图1 京城山川图

第二，这条外围防御线又不宜称之为外郭。首先，因为这条外围防御线只防御了新城北面，并未对新城完成整体防护。其次，这条外围防御线的萌芽期是在新城建设之前，既然早于新城而建，自然不再适合用外郭来称呼。最后，为了与文献记载明代南京城的“外郭”相区别，还是应当用别的称呼更为合适。

通过上述分析，笔者认为将新城外围的军事防御线称之为“准外郭”是比较合适的。既然史料无记载，为什么认为有“准外郭”的存在呢？笔者将在下文进行论证。

二、“准外郭”的存在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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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启示

笔者认为，朱元璋所提的“京师城”，其基础就是建于元末的新城。依据有两点：第一，长度与文献中的新城长度一致。本则史料中朱元璋说“新垒具兴，低昂依山而傍水，环绕半百余里，军民居焉”，而《明太祖实录》记载新城“周回五十余里”。④ 《明太祖实录》卷21，第295页。“半百余里”和“五十余里”长度是一致的，“五十余里”明确指的是新城长度，那么“半百余里”的“新垒”很可能指的就是新城。第二，笔者认为新城实际长度只有四十余里，新城的范围主要就包括了旧城区和皇宫政务区。⑤ 关于新城长度及范围的研究详见笔者博士论文第四章“新城建设时间考”。（周源：《元末明初南京新城研究》，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6年）在这种情况下，才能与朱元璋“军民辐辏，城无暇地”的描述相符合。

（二）实物遗存

能够证明“准外郭”确实存在的最有力的实物证据就是南京城墙钟阜门至金川门段“墙中墙”的发现。1957年南京市城建局在小东门（明钟阜门）至金川门1401米的城墙拆除中，发现“城墙内部以小城砖砌有矮墙”。⑦ 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南京文物志编纂委员会编：《南京文物志》，北京：方志出版社，1997年，第51页。有关这段城墙的性质，杨国庆先生认为是新城城墙的遗存，⑧ 杨国庆、王志高：《南京城墙志》，第189页。而李蔚然先生认为是明初“为了‘筑新宫’和都城特砌的防洪墙”，⑨ 李蔚然：《论明代南京城》，《东南文化》2001年第7期。笔者无意否定二位学者的观点，只是认为他们的观点都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如杨国庆认为是新城遗存，而笔者通过对新城范围的考证，认为新城北墙是在太平门至鸡鸣山，再由鸡鸣山至鼓楼岗达清凉山一带。⑩ 笔者博士论文第四章第一节“新城范围考”对此有过专门研究。（周源：《元末明初南京新城研究》，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6年。）因此钟阜门至金川门一带并不在新城的范围之内，既如此，又怎能认为这一带城墙是新城城墙的遗存呢。至于李蔚然的观点，笔者认为有些片面。首先，不能因为“这些墙都不太高，残缺不齐，高1.5-1.9米左右”就认为符合防洪墙的高度特征。笔者认为、如李蔚然所说，这些墙都“残缺不齐”，已经不是原始的高度，那么怎能用残缺的高度来判断城墙最初建成时的用途呢？其次，李蔚然认为防洪墙临水的特征使得“凡出现墙中墙或墙下墙的地方，无不处于近水地带。”⑪ 李蔚然：《论明代南京城》，《东南文化》2001年第7期。这样的论断比较武断，只要发现一例不“处于近水地带”的墙中墙，那么李蔚然的观点就不成立了，如杨国庆就发现“太平门遗址东侧岗垄上城墙断面处以及后宰门段城墙豁口处，均非临水之地，却在城墙里边仍有‘墙中墙’。”① 杨国庆：《南京明代城墙》，南京：南京出版社，2002年，第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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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虽然没有直接说明元末朱元璋在南京应天府城的外围建设了一条主要以清凉山至狮子山为中心的城墙防御带，但是种种迹象表明，这条防御带确实存在，并且在军事作战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三）文献考证

总之，无论是杨国庆还是李蔚然，其关于狮子山起至金川门西止，约1.5公里范围内出现的墙中墙或墙下墙性质的判断都有值得再探讨的地方。笔者认为，在对这段墙体时代判断大体一致的前提下，② 杨国庆先生认为包括小东门（钟阜门）至金川门段墙中墙在内的小墙“基本是1366年筑造‘新城’城墙的遗存”（杨国庆、王志高：《南京城墙志》，第189页），而他又认为“元至正二十六年八月庚戌朔（1366年9月5日），开工增筑‘五十余里’的新城（包括护城河的开挖），一直延续到洪武五年十二月甲申（1373年1月5日）。”（杨国庆、王志高：《南京城墙志》，第185页）由此可见杨国庆对小东门至金川门段墙中墙的时代判断是元末明初。李蔚然先生认为“金川门至狮子山一带的墙中墙（包括墙下墙）……而是为了‘筑新宫’和都城特砌的防洪墙”（李蔚然：《论明代南京城》，《东南文化》2001年第7期），此外，他又说“根据墙中墙洪武四年均工夫砖判断，紧张的改筑工程当在洪武四年之后，也就是自1366年（元至正二十六年）发出‘改筑应天府城’的诏告起，至1371年（洪武四年）左右，在这段时间内，主要从事基础设施工程。”（李蔚然：《论明代南京城》，《东南文化》2001年第7期）鉴于防洪墙的建设就是“基础设施工程”的内容之一，因此可以看出李蔚然对金川门至狮子山一带墙中墙建设时代的判断也是元末明初。为何不能提出第三种观点呢？即该段城墙既非新城城墙，也不是防洪墙，而是元末朱元璋在南京建设的沿江城墙防御带即“准外郭”城墙段的一部分。至于这一段早期城墙为何恰恰建至金川门西侧止，③ 金川门是明初城门，紧邻其西侧的河流即金川河，这就是笔者推测“准外郭”中沿江城墙防御带建设至金川河为止的原因之一。笔者认为这要从“准外郭”的成因中找答案。

综上所述，无论是从学界研究、实物遗存还是文献考证的角度，元末尤其是1360年6月关乎朱元璋生死的龙湾之战爆发之前，从应天府旧城西北角清凉山北至狮子山，再南达金川门西侧的金川河一线很可能存在一条连续的城墙军事防御带，在这条军事防御带中，有清凉、马鞍、仪凤、东门等门的存在，这些城门的具体情况仍有待考证。令人费解的是，为何这条城墙防御线从实物遗存来看，仅至金川门西侧为止，金川门东侧至神策门再沿玄武湖达解放门段的南京城墙中就再也不见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小砖垒砌的墙中墙了。③1957年在金川门至油咀油泵厂（神策门西侧）段明城墙的拆除过程中，曾发现“城墙内有浆砌块石墙”的存在（参见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南京文物志编纂委员会编：《南京文物志》，第51页）。但无论是杨国庆还是李蔚然先生，在论著中都未将这一发现专门纳入到对墙中墙的研究中。笔者认为，块石墙中墙的时代属性很难把握，在没有更充足证据的前提下，不宜将其与狮子山至金川门西段所发现的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墙中墙性质等同。面对这种现象，笔者提出一种假设，即沿江军事防御带修至金川河时，由于环卫狮子山的防御任务已经彻底完成，因有宽阔的金川河自城墙东侧流过，且金川河上游的北路分支连接玄武湖，玄武湖又南出清溪支脉与旧城东墙护城河相通，这样从金川河到玄武湖，再从玄武湖到清溪，最后达旧城东护城河构成了一条基本闭合的河湖防线，鉴于陈友谅的军事威胁主要来自江面，其大型海船也无法直接从长江驶入金川河，在完成沿江城墙防御带的建设且用水门或其它方式扼守住小股敌军从金川河水路入城的线路后，其余地段的军事压力就不是很大了，完全可以将河流湖泊作为自然的防线而利用。这也是为何墙中墙修筑至金川门西侧金川河为止的原因。倘若这种假设成立，则沿江城墙防御带与由金川河、玄武湖、清溪组成的河湖防线最终实际上形成了一条早期完整保护旧城北部的防御线路，这条线路如果可以给它命名的话，就是笔者所提出的“准外郭”的概念。

（1360年陈友谅）遣其弟领大船侵应天府。及抵江上，见龙江城下兵精将勇，城坚堑深，又创莲花桩于江濒二里许以拒舰，友谅船至，不能近城。④ （明）俞本撰，李新峰笺证《纪事录笺证》，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122-123页。

如果史料一说明1360年6月之前狮子山一带已经有坚固的城墙的话，那么史料二说明同时期的沿江另一重要军事据点清凉山也有为战役而修筑的城墙存在。因为俞本说“上于石头城山上立马督战”，虽然俞本对于朱元璋督战地点的回忆可能不准确，① 据《明太祖实录》记载，龙湾之战“上总大军于卢龙山”（《明太祖实录》卷8，第103-104页），可见朱元璋是以狮子山为指挥中心的，但也不能排除他在作战的过程中曾于石头城“立马督战”的可能。但对于石头城的记载应当是不会错的。石头城即在清凉山上，②关于六朝石头城的具体位置，学界有较大争议。1998-1999年、2010-2012年间南京大学贺云翱教授带领的考古团队对古石头城进行多次勘探与考古调查，基本弄清楚石头城的范围和四至。认为古石头城“确实是在清凉山上”，参见贺云翱：《六朝瓦当与六朝都城》，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年，第178页。详细发掘报告见贺云翱、邵磊：《南京石头城遗址1998-1999年勘探试掘简报》，《东南文化》2012年第2期。历史悠久，自六朝以来便是历代军事要地，但宋元以后，石头城被逐渐废弃，以至于只剩下残垣断壁、些许遗迹可以追寻了。俞本记载的重要性在于，提示我们朱元璋在龙湾之役爆发前的准备过程中已经重新部分启用石头城，加以维修和巩固。这与《洪武京城图志》的记载也相符，该书记载：“石头山……山上有城，因以为名。吴孙权修理，因改曰石头城。今城于其上，甓以砖石，雄壮险固，甚得控制之胜”。③ （明）礼部纂修：《洪武京城图志》，《金陵全书》（甲编·方志类·府志）第8册，南京：南京出版社，2011年，第35-36页。虽然此处史料并没有明确记载明初对于石头城的加固始于何时，但是结合俞本的回忆，以及龙湾之战中清凉山濒临大江的重要战略地位，在1360年6月之前加固并部分使用清凉山上沿江的石头城要塞是有可能的。④王志高先生认为：“试掘结果证实……其中国防园内包砖墙保存现状明显不及清凉山公园，推测可能与明初拆除这段石头城包砖砌筑京师城墙有关。”（王志高：《简论南京石头城的四个问题》，《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13年第2期）。笔者认为这种保存现状恰恰反映的是元末朱元璋为加固石头城沿江段，对原有石头城进行拆除改造的历史事实。

以上两则史料是亲历战阵的老兵俞本对1360年6月所爆发龙湾之战的真实回忆，其中史料一说明龙湾之战爆发后，陈友谅大军抵达龙江城下时，对方已经“兵精将勇，城坚堑深”了。笔者认为龙江城一定与城北要塞狮子山有关，至于其具体位置则有两种可能，第一种可能是在狮子山北面，与狮子山有一定的距离。第二种可能是在狮子山半山腰上，依山而建，以山为险。倘若是第一种可能，那么龙江城就是文献中所提到的“龙湾城”。因为龙湾城就在狮子山脚下，据文献记载“今山（狮子山）下为仪凤门，门外犹号龙湾城”。⑥ （明）顾起元撰，吴福林点校：《客座赘语》卷10，南京：南京出版社，2009年，第280页。但是据《明太祖实录》记载龙湾城建设于1360年龙湾之战爆发后的12月份，⑦ 元至正二十年（1360）十二月“筑龙湾、虎口城”。参见《明太祖实录》卷8，第110页。这与俞本所记龙湾之战爆发前龙江城就已经“兵精将勇，城坚堑深”明显不符。所以俞本所指的龙江城很可能并不是朱元璋在战后所建的龙湾城。如此一来，第一种可能被排除后只剩下第二种可能，即龙江城就是建在狮子山山腰的城墙，这道防御工事以军事据点狮子山为中心，朱元璋在山顶指挥整个战役。既然狮子山段城墙至1360年6月龙湾之战爆发前已经非常坚固，以至于敌军大船连靠近作战都不可能。那么这段城墙的建设至少在1360年6月之前，至于具体是在何时建设，笔者将在下文作出推论。

上于石头城山上立马督战。⑤ （明）俞本撰，李新峰笺证《纪事录笺证》，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123页。

总之，通过俞本《纪事录》两则史料的记载至少可以初步判断1360年6月龙湾之战爆发前，清凉山与狮子山这两个最重要的沿江军事据点已经有坚固的城墙作为战役的保障了。

秀容月明对那踩藕人说：“大哥你别急，我来教教她。”走近乔瞧，说：“你用手扶住身边那枯荷，用脚尖顺着荷梗往下探，踩着硬硬的东西没有？踩着了就好，你再试试看，它是不是长长的、滑滑的，不扎脚是吧，那就是藕了。这个时候你要有耐心，你用脚趾把藕旁边的泥剔开……”

其次，既然龙湾之战爆发前，朱元璋已经在清凉山和狮子山都建有城墙作为防御的军事存在，那么，清凉山至狮子山沿外秦淮河一线山阜连绵，历代都有军事要垒的存在，朱元璋会不会一并加以串联，连接成一整套从清凉山至狮子山的沿江军事防御线呢？笔者认为，这条路线是完全可能存在的。同样可以从俞本《纪事录》中得到相应的启发。先看史料：

先是，上于己亥年预料，敌兵临城，水陆安能俱备？遂起溧水、溧阳、上元、江宁、丹徒、丹阳六县之民及作弊吏胥，自龙江至聚宝门挑疏河道，阔五十余丈，深二尺，能容海船周旋。及谅兵至，海船悉泊于内，友谅不能获，诸将皆曰，此天祐上，有此先见也。⑤ （明）俞本撰，李新峰笺证《纪事录笺证》，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123-124页。

三个任务运用的教学资源包括实物无极继电器、继电器动作视频、拆装视频、工程师拍摄现场视频、工作原理小程序、测试要点讲解，继电器生产厂商、铁路信号技术交流公众号等；运用的教学环境有智慧教室、实践动手环境-实训场及辅助学习平台；涉及的小组活动有知识贴条、你选我来说、你指我来报；运用的教学方法包括开关类比法、分组教学法、任务驱动法等。

本则史料是俞本对朱元璋在龙湾之役前备战情况的描述。通过本段史料我们可以读出三条信息：第一，朱元璋对即将爆发的龙湾之战早有预料，为确保战役的成功，做了大量的准备，可以说是倾尽全力，巩固城防。第二，朱元璋对自龙江至聚宝门的河道扩大挖深工程，实际上就是对应天府城西、南面城墙护城河（即外秦淮河）的修浚，倘若将护城河作为城池组成的必要部分的话，那么对于旧城的改筑工程从1359年就已经开始了，而这将是南京明城墙建设文献可考的最早开始年代。第三，既然朱元璋从“水陆安能俱备”的角度对应天府城池的防御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调集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为何俞本只是记录了对“水”的准备工作，即疏浚外秦淮河河道。那么对“陆”即城墙建设的准备工作究竟有没有呢？笔者认为，虽然俞本没有记载，但应该也是存在的。因为相对于“水”来说，“陆”更加重要。朱元璋疏浚并扩大外秦淮河道，主要目的并不是为了迎战，恰恰是为了避战。朱元璋水军的实力远远不及陈友谅，与其交战必败无疑。所以朱元璋干脆将自己的海船全部调离长江主航道，龟缩于扩建的外秦淮河河道内。为的就是避免水战，将获胜的全部希望放在引诱敌军登陆，在陆战中决一胜负。这么看来，陆战才真正决定了朱元璋的生死存亡，而陈友谅大军从上游沿江而来，登陆的地点只可能是聚宝门至龙江这一线，所以这一带的城墙防御尤为重要。因此，笔者认为朱元璋很可能不仅仅疏浚了这一带的河道，而且加强了城墙防御，除对旧城西、南墙加固外，还从旧城西北角的清凉山始，至龙江的狮子山止。将这一带的旧有城墙连接成线，纳入整体防御计划，最终形成一条由城墙组成的沿江城墙防御带。俞本所说的“上于石头城山上立马督战”或许只是对朱元璋在这条城墙防御带上来回巡视的片段回忆。防御带的存在最终为笔者所认为的新城“准外郭”的形成打下了基础。

最后，从朱元璋在洪武七年（1374）亲撰《阅江楼记》中的“大城”一词，也可以看到沿江城墙防御带的端倪。先看史料摘录：

如前文所述，笔者认为元末南京“准外郭”由沿江城墙防御带和自然河湖组成，由于自然河湖是客观存在且没有太大变化，因此需要论证的就是由城墙组成的沿江城墙防御带的存在。下文从研究启示、实物遗存、文献考证三个角度讨论新城时期沿江城墙防御带存在的可能性，以及这条防御带是如何与自然河湖结合最终初具“准外郭”规模的。

“中原一统，夷狄半宁，是命外守四夷，内固城隍，新垒具兴，低昂依山而傍水，环绕半百余里，军民居焉。非古之金陵，亦非六朝之建业。然居是方，而名安得而异乎？不过洪造之鼎新耳，实不异也。然宫城去大城西北将二十里，抵江干曰龙湾，有山蜿蜒如龙，连络如接翅飞鸿，号曰卢龙。趋江饮水，末伏于平沙，一峰突兀，凌烟霞而侵汉表，远观近视，实体狻猊之状，故赐名曰狮子山。既名之后，城因山之北半，壮矣哉……朕思京师军民辐辏，城无暇地，朕之所行，精兵铁骑，动止万千，廵城视险，隘道妨民，必得有所屯聚，方为公私利便。今以斯山言之，空其首而荒其地，诚可惜哉！”① 张德信、毛佩琦主编：《洪武御制全书》，黄山：黄山书社，1995年，第192页。

由于《阅江楼记》原文较长，所以本文只部分截取需要讨论的内容。先从本段史料中一段看似矛盾的记载谈起。在记载狮子山的位置时，朱元璋说“宫城去大城西北将二十里，抵江干曰龙湾。有山蜿蜒如龙，连络如接翅飞鸿，号曰卢龙”，这里“大城”的概念非常令人不解，何为“大城”？又为何称之为“大”？既然称之为“大城”，是否还有小城呢？此后朱元璋在解释为何在狮子山顶建阅江楼时又说“朕思京师军民辐辏，城无暇地”，那么“京师”指的是朱元璋概念中的“大城”还是“小城”呢？倘若认为朱元璋所提的“大城”就是“京师”的话，矛盾就在于“大城”西北至狮子山上“城因山之北半，壮矣哉”，已将原应天府旧城的西北部尽纳入城墙之内，这一面积约等于此后京城的三分之一，人烟稀少，长期得不到开发，明初朱元璋将其规划为军屯区，用以驻军和屯田，② 杨国庆先生将城北归纳为“军屯区”的布局。参见杨国庆、王志高：《南京城墙志》，第227页。永乐迁都以后更是被认为“城寥廓，有警不易守，钟鼓楼以北似可敛而缩之”。③ （明）王士性：《广志绎》卷2，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1页。既然有如此大面积且荒凉的旧城西北地区作为保障，为何朱元璋还要说“京师军民辐辏，城无暇地”呢？由此可见，洪武七年（1374）朱元璋所说的“大城”并不是京师城，当然也不是洪武二十三年（1390）才始建的外郭城。

笔者之所以认为元末南京城有一条沿江城墙防御带是因为受牟复礼先生关于元末朱元璋曾在南京进行城墙建设的启示。牟复礼认为，朱元璋夺取南京后于1360年“把城墙稍加扩大修葺，使沿江一边得以增加设防”。① 牟复礼：《元末明初时期南京的变迁》，载于[美]施坚雅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147页。这一观点非常重要，因为一般来说，学界普遍认为1366年朱元璋“改筑应天城”才是南京城扩建的开始。②当然，笔者认为这一观点有待商榷，倘若以新城始建时间为标准的话，那么至少在1364年南京城就已经开始了正式扩建。可惜牟复礼并没有对他所提的1360年“扩大”城墙作出进一步的说明，我们无从得知他的观点来由。由于文献中关于1360年的南京城市建设仅有“筑龙湾、虎口城”的记载，③ 《明太祖实录》元至正二十年（1360）十二月“筑龙湾、虎口城”。参见《明太祖实录》卷8，第110页。而虎口城“位于新河口”，④ 杨国庆、王志高：《南京城墙志》，第184页。龙湾城“位于明南京城墙仪凤门外”，⑤ 杨国庆、王志高：《南京城墙志》，第184页。这两座城堡的建设显然不属于对原府城城墙的扩大，所以杨国庆先生认为“其实，城垣并没有‘扩大’，仅修葺而已”。⑥ 杨国庆、王志高：《南京城墙志》，第184页。笔者认为，在牟复礼没有提供观点来源的前提下，不便轻易否定他的观点。不过牟复礼的观点确实给予笔者很大的启发，朱元璋于元至正十六年（1356）攻克建康（今南京）后，在1360年乃至之前扩大城墙以利于沿江军事防御是完全有可能的事情，而且在实物与文献中是可以得到相关佐证的，下文再从实物遗存和文献记载两个方面来讨论。

既然认为“京师城”指的就是“新城”，那如何解释“大城”呢？因为“大城”西北端在狮子山的城墙位置与主体完工于洪武十九年（1386）的京城城墙重合，且洪武六年（1373）文献中有“修筑京师城……为里五十有九”⑥ 《明太祖实录》卷83，第1481页。的记载。所谓“大城”可能指的就是朱元璋于1360年6月前修筑完成的沿江城墙防御带，也就是俞本所说的“龙江城”。洪武六年（1363）对新城的彻底改造正式开始，目的就是建设长“为里五十有九”的新京师城，改造的内容之一就对沿江城墙防御带的重建与加固。①有关新城的加固与改造方式，笔者另文探讨。这样就形成了洪武七年（1364）朱元璋作《阅江楼记》时，新城改造刚刚开始不久，原新城和沿江军事防御带依旧存在，其中新城即是京师城，而沿江城墙防御带则是独立于京师城之外的“大城”。② 此时，始于洪武六年（1363）的新城改造已经开始，朱元璋对未来的京城胸有成竹，因此才会将沿江城墙防御带提前称之为“大城”。

首先，从文献中可以推断迟至元至正二十年（1360）著名的龙湾之战爆发之前，朱元璋已经在应天府城外围的重要据点清凉山及狮子山建有城墙。其依据主要来源于元末亲历龙湾之战的俞本所著《纪事录》中的两则记载。史料如下：

三、“准外郭”的成因推测

前文主要从文献和实物的角度对“准外郭”的存在证据进行了梳理，其中在文献考证中多次提到了爆发于元末的一场重要战役——“龙湾之战”，但并没有深入探讨。笔者认为，“准外郭”的形成起因于“龙湾之战”，只有对这场战役的爆发原因、战争态势、决战地点、战斗过程有较为深入的了解，才能够对“准外郭”的形成原因作出最合理的推测。

所谓龙湾之战，即元至正二十年（1360）夏，位于长江上游的割据势力陈友谅，为消灭割据建康、实力弱小的朱元璋，率军顺流而下，兵临建康，谁知在龙湾被朱元璋设伏击溃，大败而归的经典战例。这是朱元璋一生军事生涯中最危险的时刻，他以寡敌众，一旦失败，则江南龙凤政权势必全局崩溃。然而出乎意料的大胜，使朱元璋转危为安，不仅一跃成为南方最大的军事势力，而且为此后败张灭陈、自称吴王，直至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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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龙湾之战的过程，李新峰教授在《龙湾之战与元末建康水道》中将《明太祖实录》与俞本《纪事录》的记载进行对比研究，较为全面的还原了整个战争过程。④ 李新峰：《龙湾之战与元末建康水道》，《北大史学》2011年年刊，第77-97页。笔者采纳他论文中的三点研究成果，第一，“朱元璋的策略是唯一选择，即在各入江口驻兵坚守，在后方集中主力，随时开赴陈军登陆点决战”。① 李新峰：《龙湾之战与元末建康水道》，《北大史学》2011年年刊，第83页。第二，“双方都力求迷惑敌人而不成，最终还是要在龙湾决战”。② 李新峰：《龙湾之战与元末建康水道》，《北大史学》2011年年刊，第84页。第三，“正如俞本所述，龙湾之战的决定性因素是石灰山伏兵袭击深入的陈军主力，而非朱元璋巧夺天时和诸军力战之功”。③ 李新峰：《龙湾之战与元末建康水道》，《北大史学》2011年年刊，第85页。

将上述三点研究成果运用于军事防御中，笔者可以同样得出相应的三点结论，第一，从聚宝门至龙湾是陈军可能的登陆地点，因此这一条线路的防御必须加强。第二，双方都很清楚，最终的决战地点将在龙湾，因此处于龙湾的军事高地狮子山必将是双方争夺的焦点。狮子山如此重要，这也是朱元璋亲自坐镇、指挥全局的原因。第三，对战争胜利起决定性作用的是朱元璋埋伏在石灰山（今幕府山）的伏兵，而为何这支数量巨大的伏兵不被敌人发现，笔者推测正是因为敌兵登陆后的作战目标是直取狮子山，而石灰山伏兵恰位于敌兵攻势的后方，因而得以安全隐藏，不被发现。

再将笔者的上述三点结论用之于城墙建设上，就很好理解“准外郭”的存在原因了。第一，既然聚宝门至龙湾是陈军可能登陆的地点，那么最好的防御就是在这一带挖宽城濠，加固和修筑城墙，使得聚宝门至龙湾段城墙连成一线，进行整体防御。第二，正因为狮子山是最重要的争夺地点，那么围绕狮子山进行最大长度的城墙建设则是必要和必须的。不将狮子山近乎全面的防护起来，敌兵一旦从龙湾登陆，无论从哪个角度攻入狮子山，不但军事要塞不保，朱元璋的个人安危也受到极大的威胁。第三，敌兵主力最终于石灰山登陆，直奔狮子山段的城墙攻去，正因为如此，才忽略了后方朱元璋的伏兵，最终被两头夹击，全军溃败。

通过上述三点对城墙修筑可能性的分析，可以很好理解朱元璋在加固旧城的基础上再从清凉山至狮子山东麓延至金川门段修筑一条以城墙为主的军事防御带。之所以修筑至金川门西侧的金川河为止，就是因为既能够很好的控制金川河的入江河道，又能够最大限度的将狮子山围护住。由于金川河以东地带并非敌兵登陆后的作战要点，加之有由金川河、玄武湖、清溪北段直达旧城北墙护城河组成的一道河湖防线，在战事紧张、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就没有继续建设城墙的必要了。此后在元末新城的建设中，可能正是因为考虑到这条“准外郭”的存在，所以更加放心地将新城北墙的范围控制在太平门至鸡鸣山，再由鸡鸣山达鼓楼岗至清凉山一线，这就最终形成了新城时期南京城墙的基本面貌。

四、“准外郭”的建设、发展与消失时间

通过上文对“准外郭”成因的推测可以知道，迟至1360年6月龙湾之战爆发之前，一条由沿江城墙防御带和自然河湖组成的“准外郭”就已经初具雏形了。那么，这条“准外郭”究竟是何时开始建设，又是何时消失的呢？

笔者认为，讨论“准外郭”的建设时间实际上就是探讨“沿江城墙防御带”的建设时间。而这条从清凉门北至狮子山，再南折至金川门西侧金川河的城墙线路，应当就是在1359-1360年朱元璋在准备“龙湾之战”的过程中修筑完成。

第一，前文既已论证沿江城墙防御带的存在可能，而且是在朱元璋为“龙湾之战”的准备过程中产生，那么，翻阅史料，朱元璋在1360年之前的最大建筑工程就是1359年发动“溧水、溧阳、上元、江宁、丹徒、丹阳六县之民及作弊吏胥，自龙江至聚宝门挑疏河道，阔五十余丈，深二尺，能容海船周旋”。① （明）俞本撰，李新峰笺证：《纪事录笺证》，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123-124页。朱元璋如此劳师动众，发动了自己统治范围内几乎所有的人力、物力，应当不仅仅做了从龙江至聚宝门“挑疏河道”这么一件事情，鉴于陆战的重要性，很可能朱元璋在挑疏沿江河道的同时，也加强了沿江的城墙防御，即对旧城西墙加固的同时，从旧城西北的清凉门至城北的金川河段又修筑了一条坚固的沿江城墙防御线。这才有了1360年6月龙湾之战爆发，陈友谅兵至龙湾，发现对方“兵精将勇、城坚堑深，又创莲花桩于江濒二里许以拒舰”② （明）俞本撰，李新峰笺证：《纪事录笺证》，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123页。的壮观场面。

第二，朱元璋在建国以后，曾对当年艰难的创业历程进行过回忆，他说“往者为创造之初，百工技艺尽在京城，人人上不得奉养父母，下不得欢妻抚子，如此者二十六七年”。③ 钱伯城、魏同贤、马樟根主编：《全明文（第一册）》卷3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716页。对于这个“如此者二十六七年”的起始年份，杨国庆先生根据后文提到了“工部侍郎秦逵”，而秦逵任工部侍郎的时间为洪武十九年（1386），因此将朱元璋谈话的下限定在洪武十九年（1386），这样往上推二十六七年恰好就是1359年或1360年。杨国庆根据这个判断，又结合《明太祖实录》中1360年十二月“筑龙湾、虎口城”的记载，从而将南京城墙建造的起始年代定在1360年。④ 杨国庆、王志高：《南京城墙志》，第184页。笔者认为，杨先生对于南京城墙建造上限的判断值得商榷，因为正如李蔚然先生所说龙湾、虎口城“同工程浩大的应天府城毫无关系”。⑤ 李蔚然：《论明代南京城》，《东南文化》2001年第7期。所以对“如此者二十六七年”的解读不应当从“龙湾、虎口城”的建设角度来看。再回到本文的论证当中，朱元璋所提的“创造之初”、“百工技艺尽在京城”，指的就是为准备龙湾之战而在1359年至1360年6月前倾尽全力进行“挑疏河道”和扩大城墙、加强沿江军事防御带建设的事件，因为这次工程持续两年，所以朱元璋要用“如此者二十六七年”来表述，同时这一工程规模浩大、而“龙湾之战”又关乎朱元璋的生死和帝国的命运，所以他才印象深刻，开国十九年以后还加以回忆，对当时支持他取得成功百姓们的艰难付出念念不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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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上述两点的分析，有理由认为“准外郭”始建于1359年，完成于1360年6月龙湾之战爆发之前。鉴于“准外郭”与此后南京明城墙一脉相承的“血缘”关系，将南京明城墙乃至南京城的始建年代确定在1359年也是可行的。⑥ 关于南京明城墙的始建年代，杨国庆先生在《明代南京城墙建造年代考略》一文中有过专门探讨（杨国庆：《明代南京城墙建造年代考略》，《东南文化》2000年第9期），可将其与笔者的研究进行对比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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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再略谈一下“准外郭”的发展与消失时间。1359至1360年完工的“准外郭”在龙湾之战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后，随着朱元璋地位的巩固，南京地区直接爆发的战事减少，“准外郭”的地位和作用开始下降。1364年朱元璋自称吴王，开始了新城、新宫的规划和建设，在建设新城的过程中“准外郭”的沿江城墙防御带没有多大变化，而自然河湖防御线则随着1367年新城北墙建设的完成而略有缩小，清溪被纳入城内。只剩下金川河和玄武湖作为“准外郭”的自然河湖防御线部分。因此1364-1367年当属于“准外郭”变化期。从1368年大明开国至洪武六年（1373）新城彻底改造计划的开始，“准外郭”没有多大变化，史料中没有任何关于“准外郭”城墙和城门的记载，这一时期当属于“准外郭”的稳定期。洪武六年（1373），新城彻底改造计划开始，随着将新城西北地区纳入京城范围内的需要，“准外郭”的城墙防御带被纳入到未来京城城墙建设的组成部分之中，而在新城改造计划中，金川河上游成为城内河流，玄武湖则被彻底作为京城的护城河，此后洪武十二年（1379）“拓广东北城”⑦ 《明太祖实录》卷128，第2038页。、洪武十九年（1386）“新筑后湖城”⑧ 《明太祖实录》卷179，第2714页。标志着“准外郭”的自然河湖防御带的基本消失。至此，“准外郭”最终完成了其历史使命，消融在规模庞大的京城城墙和历史长河之中。

五、“准外郭”的作用与意义

形成于1359-1360年间的“准外郭”，不仅在当时发挥了巨大的军事价值，而且此后在南京新城、京城的建设中也发挥了巨大的影响，有着重大的作用与意义。下面分别进行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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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外郭”的作用可以分为两点：第一，巨大的军事价值。这从其建设原因可以看出，“准外郭”的建设最初就是为了抵御陈友谅来自江上的军事压力。在龙湾之战中，“准外郭”很好的发挥了它的军事价值，使得陈军主力一度无法靠近江岸，最后避开龙湾，在石灰山登陆后直奔位于狮子山的朱元璋军事指挥中心，双方鏖战多时，在朱军渐不能支、情况危急之下，埋伏在石灰山北侧的伏兵赶到，前后夹击，陈军溃败。① 关于朱元璋击败陈友谅的真实原因，笔者主要受李新峰教授在《龙湾之战与元末建康水道》一文中的观点所启发。朱元璋取得龙湾之战的巨大胜利，转危为安，由弱小变成强大，最终败张灭陈，问鼎中原。由此可见，倘若没有“准外郭”这条坚固防线的存在，朱元璋一旦失败，历史将彻底改写。第二，对新城、京城以及外郭的城墙建设提供基础和经验。笔者认为，朱元璋在将新城北墙定在鸡鸣山至清凉山一线的诸多考虑因素中，“准外郭”的防御功能不可忽视，正因为狮子山一带已有朱元璋所谓的“大城”存在，因此在当时经济、军事实力有限的条件下，可以放心的确定北墙的界限。而在新城改造即京城的建设过程中，“准外郭”中沿江城墙防御带的存在又使得京城规模基本定型，只需在加固原有城墙的基础上扩建东北城和后湖城两段，就可以完成京城的最终建设，形成六百余年而不变的都城规模。同样，洪武二十三年（1390）开始建设的外郭城墙，其基本模式也是城墙加自然河湖共同组成，与“准外郭”如此相似，很难说没有受到它的直接影响。因此，至少可以说最早完成的“准外郭”对新城、京城以及外郭的建设都提供了经验。

“准外郭”的意义也体现在两点：第一，是南京明城墙建设的开始。与龙湾、虎口城不同，“准外郭”中的沿江城墙防御带是后来京城城墙即我们现在俗称“南京城墙”的改建基础，与京城城墙有着直接的“血缘”关系。因此它的建设实际上就是南京城墙建设的开始，从这种角度来看，“准外郭”的研究为南京现存的明城墙找到了根脉所在。第二，是新城时期南京城墙的重要组成部分。笔者认为，狭义上的新城时期是指1364年朱元璋自称吴王至1367年吴元年新城城墙主体建设完成三年左右的时间。尽管很短暂，但意义重大。对于这一时期的新城研究，不应当仅仅关注新城城墙的本体，还要考虑在它外围所存在的“准外郭”。二者互为依存，协同防御，共同组成了朱元璋在南京的城池防御体系，因此新城研究决不可忽视“准外郭”的存在，“准外郭”实际上就是新城城墙最重要的延伸部分。

总之，本文通过对存在于元末明初的南京城墙“准外郭”的定义与考证，既还原了史事，又增加了更多南京城墙研究的视角和可能。此外，“准外郭”研究对于南京新城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对于新城范围的研究，倘若只将目光定在新城主体城墙上，而忽略了早于其建设、与新城相连接，并共同组成防御体系、长期共存的“准外郭”的存在，是不可想象的，也必将成为新城研究的缺憾，本文就是试图弥补这一重要缺环的努力与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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