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日本加入亚投行：一种知难而进的假设

一、问题的提出：只是中国的一厢情愿吗？

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四年来取得了重要进展，特别是以全球性国际组织形式成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下简称亚投行AIIB）更是两年来拥有了84个成员，投资了24个项目，进展顺利。日本政府对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表现消极，也一直拒绝加入亚投行。近期由于亚投行和“一带一路”发展势头不错，加之美国调整国际经贸合作政策等因素，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等对“一带一路”有了积极转变，个别官员也开始释放愿意加入亚投行的信号，只是本届政府的主流言论仍未明确支持，因此局势依然不明朗。

3）猕猴桃幼树及初果期树管理上应前促后控，生长后期严格控制肥水，特别是要控氮控水，防止旺长，促进枝蔓木质化，提高枝蔓成熟度。

表1 亚投行四次扩容历程

资料来源：根据亚投行网站整理

在亚投行刚开始创建时，中国希望获得更多国家的支持而积极动员日本加入，现如今亚投行已拥有84个成员国，日本的加入虽然仍有助于维持亚投行的信用级别和增加资金来源、改善治理结构，但其重要性已经大打折扣。再加上中日尚未形成长期亲密友好关系，中国政府推动此事的积极性不比从前。日本政府由于担心亚投行与日本主导的亚洲开发银行（下文简称亚行ADB）展开同业竞争，更希望发展亚行，以维持日本在周边区域的主导地位和达成其国际政治目的。此外，由于基础设施投资项目具有周期长、风险大的特点，亚投行又不设置常驻董事会而显得对投资风险控制力度不够，日本对亚投行的发展前景不看好，因而一直无意愿加入。目前的现状是，如果日本加入亚投行，虽然对亚投行本身、中国和日本都有一定好处，但双方政府当前都缺乏积极态度。

目前，在没有适合替代材料的情况下，放弃使用所有有危害的传统材料并不现实，而应对它们进行无害化管理，尽量避免危害，以符合安全及环保要求。

二、亚投行的情况：成绩与隐忧

亚投行（AIIB）自2013年中国提出倡议，2015年底成立以来，发展相当迅速，其成员数由成立之初的57个增至84个，参与投资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达到24个，涉及12个国家，贷款总额超过42亿美元，撬动资本200多亿美元。目前正式员工有131人，来自36个国家，中国人占24%。为适应时代发展需要，亚投行已经建立起法人治理结构和运营框架，承担起为亚洲基础设施提供融资的重要功能，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平台。

表2 亚投行融资项目分布情况（单位：万美元）

资料来源：根据亚投行网站整理

根据亚投行融资项目分布情况来看，其投资体现以下特点：投资地域以域内投资为主；投资行业以能源、交通、城市发展领域为主；投资对象以主权担保贷款为主；投资方法以联合融资为主；投资方向主要是投资金融中介（Financial Intermediary, FI）项目① 顾宾、刘英：《亚投行投资项目的六大特点》FT中文网2018年1月15日。

图1：亚投行投资目的地的国别的项目数量情况

图2：亚投行投资目的地的国别情况

资料来源：顾宾、刘英：《亚投行投资项目的六大特点》2018年1月15日 F T中文网

图3：亚投行投资类型情况

图3资料来源：顾宾、刘英：《亚投行投资项目的六大特点》2018年1月15日 F T中文网

图4 投资项目的行业分布、担保及融资方式

图4资料来源：光明日报、21世纪经济报道、南方日报、中国一带一路网综合

在上述24个项目中，亚投行的投资体现了在基础设施方面的专业、务实、干练的做派，既保障投资可回收、债务可持续，又因为严格执行环境和社会政策，保证了项目的绿色可持续发展。

尽管亚投行成立至今成绩显著，但也存在着下列问题和隐忧：

一是发起国问题。有些国家认为AIIB是中国为满足自身发展需要而设立的银行，国际性方面明显不足。比如在股权份额方面，认为中国握有单独否决重要事项的一票否决权，且掌握表决权的约26%，在融资对象的选择上容易发挥自主意向。其实“亚投行是国际金融机构，并非中国的银行，不能与‘一带一路’构想混为一谈”① 丹尼·亚历山大(英国前财务副大臣，亚投行副行长):《中国会不会向有助于实现其世界战略的融资案件倾斜呢？》。尽管亚投行实施的是扁平化层级模式，但由于投资审批决定权分散，难免有大股东代表会选择向有利于本国或本地区邻国共通的基建项目倾斜。考虑到决策权较大会导致出现投资风险，所以亚投行适当分配给小股东一些高级管理职位，以使其利益得到保障。前欧洲复兴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埃里克·伯格洛夫表示，“种种事实表明，中国并不想在亚投行中独揽权力，中国希望的是通过亚投行搭建更高水准的国际多边开发机构”②《携手努力，促进地区和世界共同发展》,载于《人民日报 》2016年07月11日03 版 。

图5：亚投行股权分配情况

资料来源：亚投行网站

与此同时，日本经济界对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兴趣也越发显著。2017年11月，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会长榊原定征、日中经济协会会长宗冈正二、日本商工会议所会长三村明夫率领的约250人经济界代表团访华，就日中企业围绕“一带一路”展开合作提出具体的建议方案。日本企业界也出现了转暖动向（如日通等企业利用中欧班列）。日本综合商社丸红株式会社的会长朝田照男表示，如果在很多亚洲基础设施项目上与中国企业合作，将能获得巨大利益。丸红将于2019年在阿联酋实施光伏发电项目，预计将从中国相关企业采购大量设备。此外，日本邮船公司领导层提出，考虑到斯里兰卡汉班托塔港已经成为汽车运输的重要基地，希望与中国公司在港湾运营业务上展开合作。在日本政府机构制定的相关合作方案中，节能环保、提升产业水平和促进交通物流将成为未来日中民间经济合作的三大核心领域② 赵明昊：《一带一路,中国和日本能够合作吗》澎湃新闻2018-02-06。

表3 各大多边开发银行的治理架构

资料来源：各多边开发银行的章程

名称 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泛美开发银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非洲开发银行欧洲投资银行开发银行 亚投行 新开发银行安第斯治理结构（按层级和权力大小从上至下排序）理事会执行董事会行长副行长理事会行长董事会理事会执行董事会行长副行长理事会行长董事会理事会行长董事会理事会管理委员会董事会行长审查委员会理事会（股东大会）董事会行长执行委员会审计委员会理事会董事会行长副行长董事会理事会行长

表4 各大多边开发银行的股权分布

资料来源：各大金融机构的官方网站

新开发银行美国 - 15.85% 15.65% 30.01% 10% - - - -日本 - 6.84% 15.65% 5% 6.50% - - - -中国 30.34% 4.42% 5.47% 0.04% - 1.12% - - 20%亚投行 世界银行 亚洲开发银行泛美开发银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非洲开发银行安第斯开发银行欧洲投资银行

三是人才问题。目前亚投行职员甚少，尤其风险审查等方面的人才严重短缺。由于亚投行刚成立不久，中国国内既懂外语又懂业务的人才储备少之又少，只能从业务类似的进出口银行和国家开发银行及部分大型国有银行海外业务部门选择，而这些银行本身也是人才紧缺。如果从国外类似开发机构选择，由于亚投行待遇偏低等原因，效果也不是很好。为了弥补人才缺口，亚投行明确规定在人员的选聘上不设国别限制，拟计划招聘包括日本、美国等非成员国国籍人士为高管，并开始着手培训建立自己的人才体系。

国有企业社会保险经济业务集约化管控系统是根据当下我国国有企业的实际需要，通过对单位信息，人员情况以及各个社会保险业务的产生背景的概述，不仅有数据的采集，还有控制业务流程以及分析综述合为一体的管理信息系统。

于ofo这样的创业而言，它无疑是中国创业史上最昂贵的一次试错。据媒体统计，自2015年成立以来，ofo在短短3年里，共获得10轮融资，平均每3.6个月完成一轮。截至2017年E轮融资，ofo的估值已达30亿美元（约193亿元人民币），而2016年4月，ofo的估值仅为1亿元人民币，但极短的时间里，ofo的估值涨了近200倍。

四是竞争问题。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早在10年前，为了制衡中国曾展开安全对话和合作，2016年四国又在东盟会议和东亚峰会期间再度会谈。澳洲传媒引述美国高层官员的话进行报导：澳大利亚、美国、印度和日本四国正商讨设立一个联合地区基建计划，作为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替代方案。美国也在2017年APEC越南峰会上提出了“印太战略”，试图以此抗衡中国日益扩大的影响力。

三、以史为鉴：日美围绕A D B和A MF的成败案例

1.AIIB成立博弈。由于中日的特殊历史关系及亚洲地区秩序的传承性，目前围绕亚投行展开的中日政治经济博弈显而易见。日本曾明确表示拒绝成为亚投行的创始成员，至今也没明确表示愿意加入。

表5 新全球多边开发金融机构成立及运营对国际格局的冲击及大国博弈概要

名称 成立期博弈 运营期博弈 对国际格局的影响是否成立 主导国 博弈国 是否正常 主投票权 博弈国欧洲复兴基金 是 英国 英德 否 - 二战 打破金本位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及世界银行（WB） 是 美国 英美 是 美17.37 奠定二战后国际经济格局,助力苏联解体亚洲开发银行（ADB） 是 日本15.7%奠定60年代后亚洲开发格局亚洲货币基金组织（AMF） 否 日本 日美 是 - - -金砖国家银行 是 中国 - 是 中国 - 打破布雷顿森林体系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美国15.6% 日美 是 日12.8%美12.7%日美-日中（AIIB） 是 中国 中美日 是 中国 中日 降低对美元本位制的过度依赖

（一）亚洲开发银行与日美博弈

因此，新全球多边开发金融机构(Multilateral Development Bank)或国际金融机构（international financial institution）在原有格局下能否成立，首先就是博弈的结果，而即使成立了也有可能在运营博弈中夭折，只有最后顺利运营的才会对国际格局产生影响并形成新的格局。当然，博弈会在新格局中进行下去，不断循环螺旋上升前进。

亚洲开发银行是在日美两国主导下成立的，但两国围绕亚行的投票主导权及双方关注的利益展开了博弈，在亚行中逐渐形成势均力敌的“两极结构”。1962-1966年是亚洲开发银行从筹备到成立的时期，日本曾设想将亚行总部设在日本，但美国则支持设在自己更容易“把握”的马尼拉。美国建议日本，比起总行所在地，行长之职由日本人担任更为重要，日本希望确立在亚行中的领导地位,因此接受了这一点，借此日本还争取到了其他一些关键职位，如行政部长之职等。此外美国还迫使日本在投票权问题上做出让步，从一开始所提议的将10%基本投票权平均分配给各成员国改为20%，并迫使日本接受，这样就降低了其通过增加出资额以完全控制亚行的可能性。之后美日的博弈主要是集中在投票权上。首轮博弈，日本得以与美国交纳同等股本各2亿美元,成为两个最大“股东”之一，同美国享有同等的地位。美国虽然也不想丧失在亚行的主导权，但是由于越战带来的国内压力和国际形势所迫，不得已在亚洲实行收缩政策，所以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处于下风。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形势发生了变化，截至2008年，美日在亚行普通持股比例均为15.571%,投票权均占12.756%。另外，近年由于日本政治影响力开始下降，所以日本希望通过经济手段更多介入亚太事务，以攫取经济利益。而美国经济形势良好，通过“重返亚太”等政策，将政治与经济绑在一起在亚洲发挥作用，限制了日本在亚洲扩大影响的空间。当然金融危机时美日均遭受重创，但美国率先复苏，实力更大，美日同盟“美主日从”的态势更加明显。虽然今后双方对亚行主导权的争夺不可避免，但双方在政治上上下依附、在经济上相互渗透，今后博弈的最终结果将是双方共同主导亚行，这在美日共同拒绝加入亚投行方面得以体现。① 海超：《亚洲开发银行中的美日博弈及其对中国的启示》载于《武汉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9年第 2 期

表6 亚投行、亚行与世界银行基本情况

资料来源：各银行网站及章程

表7 各大多边开发银行的投票权集中度分布（单位：%）

资料来源：各多边开发银行的章程

（二）A MF的夭折

早在1987年亚行就设想成立类似国际金融公司（IFC）的亚洲金融公司（AFC），但是没有实现① 亚洲开发银行编写组:《亚洲开发银行》，中国金融出版社，1989年。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发生严重打击了亚洲地区相对脆弱的金融体系，给亚洲地区造成了严重的损失，也使这些国家深刻认识到必须要进一步加强区域金融合作，共同防范金融风险。为此，时任日本大藏大臣宫泽喜一曾提议成立亚洲货币基金组织（AMF），设想由东盟以及中国、韩国、日本等国共同筹资1000亿美元组成应急救援基金，以维护亚洲地区的金融稳定及促进亚洲经济成长。② 陈岩著：《亚元》，经济科学出版社，2007年但日本这一建议在1997年时就遭到美国的强烈反对。

快递市场鱼龙混杂，与快递业法规建设和标准制定滞后有一定关系，虽然2008年国内首个《中华人民共和国邮政行业标准》出台，由于《标准》是推荐性的，并不具备法律强制力约束，多数快递企业采取对其“视而不见”的态度，仅仅一部行业标准是远远不够的，应通过各种形式和各种方式向政府、人大及社会公众发出建言建议，促使人大、政府出台相关的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进一步规范和引导快递行业。

在纤溶酶的作用下，tPA单链分子的敏感肽键Arg275-Ile276很容易被水解，单链随即断裂成2条链形式，形成双链tPA。双链分子的A链（又称H链或重链，1～275位氨基酸）位于分子N端，B链（又称L链或轻链，276～527位氨基酸）位于分子C端，2条链之间由1个二硫键连接。其中A链为tPA与纤维蛋白结合所必须；B链包含活性位点，对底物纤溶酶原具有高度特异性的活化作用［24］。电镜下tPA单链和双链的形状很难分辨，它们都是相对紧致的椭圆形，其长轴和短轴分别约为13 nm和10 nm，几个功能区极小并折叠在分子内部，分子整体看起来类似球状［25］。

尽管如此，一些亚洲国家政府不顾美国反对，开始积极探讨亚洲货币和金融的合作形式，一改过去对区域金融合作的消极态度，先后由各国提出了“新宫泽喜一构想（New Miyazawa Initiative）”“马哈蒂尔主张（东亚货币基金）”“亚洲借款安排（AAB）”等一系列建立紧急救援机制的动议和构想，但这些倡议都遭到了IMF和美国财政部的反对。2008年的金融危机和2011年的欧洲债务危机，再次凸显了设立亚洲金融公司或亚洲货币基金组织的必要性和急迫性。

“看江底桥梁的发展变迁，就像是在读云南交通的历史，读桥梁发展的历史。”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院相关负责人介绍，改革开放前，我省公路建设以低等级公路为主，路线基本依山势而行。那时候桥梁结构计算均是手工，设计图是设计人员在图板上手工绘制。改革开放后，云交设计院在完成省道、国道和边防公路的勘察设计任务中，配合部队完成了多项边防公路勘察设计任务。怒江红旗桥是这一阶段桥梁建设的代表作品，还获得过国家优秀设计奖。

亚洲开发银行是仅次于世界银行的第二大开发性国际金融机构，也是亚太地区最大的政府间金融机构。1966年正式成立，总部设在菲律宾的马尼拉，截至目前共有67个成员国，其中亚洲地区48个。通过向成员国提供贷款、发展项目和计划方案的技术援助，一方面能够协助本地区的发展中成员加速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可以促进亚太地区经济增长与合作。

四、日本加入亚投行：中日美的新博弈

（一）围绕A I I B的博弈

亚投行是中国第一次尝试在二战后现有国际秩序之外建立新秩序，自2015年底成立以来，已经初步建立起法人治理结构和运营框架，先后实施了24个投融资项目，融资总额达到42亿美元，并由此带动了200多亿美元的投资。然而从其发起成立时美日的抵制对抗，到运营以来日本发动的基础设施投资抗衡，再到中日在高铁、核电等领域展开的竞争，双方的博弈从来就没有停止过。

2)解锁力：限幅机构的解锁力与钻进机构的加载力裕度相关，解锁力不大于钻进机构在极限工况下的裕度Fm，Fm=70 N；

国际关系中的博弈是一个从静态到动态变化并不断平衡的过程，博弈进行的结果将是国际制度形成和发展的条件。从美日在亚行及亚洲货币基金组织（AMF）的成立及运营的激烈博弈历史可以看出，日本一直在积极主动追求亚洲区域多边开发的主导权，这也可以反映出日本对加入亚投行态度消极冷淡的历史原因。

其实，日本在2010年就已经将基础设施出口作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战略，欲在2020年实现海外订单30万亿日元（在2010年的基础上增长2倍）。据2015年5月19日《日本时报》报道，日本政府计划在未来五年投资1000亿美元用于支持亚洲基础设施建设，规模与亚投行的注册资本相当。同时，作为亚洲开发银行的最大出资国，日本政府还计划通过亚行提供更多的金融支持，扩大亚行的影响。

日本还希望通过主导的亚洲开发银行等机制间接参与中亚合作,早在1990年，亚洲开发银行倡议建立了中亚区域经济合作机制（CAREC）,主要包括中国、阿富汗、阿塞拜疆、巴基斯坦、蒙古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其合作内容包括交通、贸易、互惠政策、能源开发等四大领域。2013年中亚区域经济合作第12次部长级会议在上述四大领域规划了100多个项目，总金额超过150亿美元① 冯维江、徐秀军：《一带一路 迈向治理现代化的大战略》，机械工业出版社，2016年，第29-31页，这一举动是为了展示其在亚洲仍具有很高的影响力。为了区别于亚投行，日本将着重通过人力资源开发和技术转让的方式帮助亚洲各国建立高质量的基础设施。

2017年5月二阶俊博访华受到习近平主席接见，透露出日本希望加入亚投行的信息，但日本政府列举出几个亚投行需要解决的问题：（1）确立公正的管理结构；（2）债务国的债务可持续性；（3）对社会和环境的影响分析。表明了将与美国紧密合作、共同协商之后再决定是否加入亚投行的想法① 《日本到底进不进亚投行？》，日经中文网，2017/05/17。西方国家围绕是否加入亚投行的分歧折射出一个更大的问题：该如何应对正在崛起的中国？盲目遏制可能是灾难性误判；在亚投行问题上，有充分理由采取接触的策略② 皮林：《迁就”中国未必是坏事》，FT亚洲版，2017-03-29。

2.对“一带一路”的变化。日本也一直关注“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并进行了大量投资。在陆路方面，最早是由时任首相的桥本龙太郎于1997年7月24日在日本经济同友会的演讲中提出的“丝绸之路外交”设想，当时是作为日本欧亚外交（Eurasian Diplomacy）的政策而提出的，主要目的是与中亚和高加索地区因苏联解体而独立的国家开展政治对话、经济合作与民主化及全方面的协作。2008年金融危机后，日本虽遭受重创，但对丝绸之路地区的无偿及技术援助力度有明显增强，这一做法是对美国中亚政策的一种战略呼应，同时也反映了日本“自由与繁荣之弧”战略外交设想在中亚地区的投射。根据这个设想，日本希望与自己同样具有“尊重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市场经济等基本“普世价值”的国家进行基于价值观外交的合作③ 冯维江、徐秀军：《一带一路 迈向治理现代化的大战略》，机械工业出版社2016年版，第29-31页。在海路方面，日本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投资东南亚地区，一直到现在也是当地最大的外资来源国。虽然中国对东南亚投资在不断增加（特别是“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以来），但仍处于第二位。通过分析不难发现，日本的战略实施存在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由于安全审批过程冗长，项目实施进度很慢。第二，相当部分的投入没有用在项目建设本身，而是用在人力支出及向日本和第三咨询公司支付服务费上。第三，这一地区在日本整体外交利益中并非属于生死攸关的利益点（vital interest）④ 冯维江、徐秀军：《一带一路 迈向治理现代化的大战略》，机械工业出版社2016年版，第29-31页。

3.对亚投行的变化。对中国主导筹建亚投行，日本一开始就持“慎重立场”。亚投行行长金立群在成立之初曾力劝日本加入，但日本始终坚持与美国同步，没有回应金行长的提议。日本《朝日新闻》的评论称，中国主导设立亚投行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对抗日本的亚行。但亚行行长中尾武彦相对而言却比较开明，他公开表示：“亚行自身贷款能力有限，如果亚投行建立起来，我们非常愿意与其展开合作。”虽然他对亚投行的成立表现出欢迎姿态，但同时也表达了质疑：“希望（亚投行）能够顾及环境、遵循公平制度等国际标准。”据《日本经济新闻》2015年4月8日的报道，日本对亚投行的方针已基本确定，即：如果日本加入亚投行，出资规模最多或为15亿美元（约合93 亿元人民币）。同时，日本将加强与美国、G7、澳大利亚等方面的合作，要求中国确保亚投行的运营实现公正性和透明性。对此日本学界比较理智客观，东京大学知名教授、日本内阁经济顾问伊藤元重教授认为：亚太很大，完全容得下亚行和亚投行“和谐共存”，并表示：亚投行是个非常好的尝试，对于区域经济是个好事，亚投行可以去做亚行还没有做或者来不及做的事，亚投行和亚行完全可以互补，把亚太区这块蛋糕做大，而不是互相竞争到“你死我活”。

2017年安倍本人对“一带一路”的态度出现了微妙变化，他开始调整针对“一带一路”的表态，这与自民党内重要人士和日本经济界大佬的推动不无关系。2017年5月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率团参加了在北京举办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同年7月，中日两国领导人在德国举行会晤时，安倍表示“一带一路”是一个“有潜力的构想”，称愿与中方展开合作。8月中日执政党交流机制第六次会议在日本举行，“一带一路”成为双方讨论的主要问题之一。12月4日安倍与访日的曾培炎前副总理会谈时重申了这一表态。12月25日，中日执政党交流机制第七次会议在福建厦门举行，二阶俊博以及公明党干事长井上义久参加，并初步形成将福建省打造为“一带一路”日中合作示范区的想法。2018年1月安倍专门就此议题与二阶俊博和井上义久会面，安倍表示希望以具体项目的方式实现两国合作① 赵明昊：《一带一路,中国和日本能够合作吗》澎湃新闻2018-02-06。2018年1月22日，安倍在众议院发表施政演说时再次表示，将与“一带一路”构想展开合作，满足亚洲的基础设施需求。

二是治理结构问题。美国针对AIIB进行指责的主要方向是其组织运营治理存在问题，认为与世界银行及亚洲开发银行（ADB）不同，AIIB没有常驻理事和常驻理事会，无法进行监督及对融资项目的优先度进行合理判断，①马田启一（うまだ·けいいち杏林大学名誉教授）：《ポストTPPとアジア太平洋の新秩序：日本の役割》《国際問題》No. 652（2016年6月）因此必须尽早确立妥当的审查体制。亚投行成立之初，贷款审批由各国代表的理事组成的理事会负责，自2017年起，简化为由亚投行管理层来审批。如果没有了理事会的审批，在项目选择等方面，中国和其他大股东的意向有可能更加容易发挥作用②原田逸策：《加拿大“背叛”美日申请加入亚投行》，载于《日本经济新闻》2016/09/01。

安倍政府之所以调整应对“一带一路”的策略，主要原因是为了改善对华关系，力图在2018年实现两国领导人的互访。当然，日本如果能以适当方式更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对于中国而言也是有利的。

日本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首次表态是在2015年4月22日印尼雅加达举行的安倍晋三首相与习近平主席的首脑会议上，安倍表示：“将会继续关注‘一带一路’具体实施的情况”，这是表明仅仅认识到“一带一路”倡议客观存在而已，既不肯定又不否定的“未定”态度。当然这种“未定”的态度有对“一带一路”倡议不了解，希望再观察一段的合理考虑，但是要等到知道了一切再开始行动的话，就为时已晚，也要付出相应的代价⑤ 永山博之：《“一带一路”构想与日本》载杨鲁慧等主编《亚太发展研究（第7卷）》山东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86-87页。

表8 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与欧洲投资银行的资产与资本回报率

数据来源：EBFinancial R印ort 2013/2014/2015, WBHnan- cialStatements (Fiscal Vear 2013/2014/2015), ADB Finan- cial R印ort 2013/2014/2015。其中，世行数据仅指国际复兴开发银行（BRD),不包括国际开发协会（IDA)

世界银行 亚洲开发锒行 欧洲投资银行201320142015 201320142015 201320142015资产回报率 (ROA) -0.02% -0.43% 0.10% 资产回报率 (R0A) 0.49% 0.33% 0.47% 资产回报率 (R0A) 0.49% 0.48% 0.48%资本回报率 (ROE) -0.17% -4.08% 0.85% 资本回报率 (ROE) 3.15% 2.28% 3.19% 资本回报率 (ROE) 4.34% 4.34% 4.35%

日本产业界则倾向主张加入亚投行，如佳能全球战略研究所濑口清认为，日本如果不加入亚投行，将失去亚洲基础设施建设这个巨大市场。另外，日本加入亚投行也是亚洲其他国家所期望的，因为日本是在实力上唯一能与中国抗衡的成员，早日加入，即可参与游戏规则制定。2017年6月22日《日本经济新闻》社论认为：“主要国家中还未加入亚投行的只有日本和美国。中国的表决权比例超过25%，在重要议案上拥有事实上的否决权。日本加入的话，中国的表决权比例将降低，容易从内部推动亚投行的健康发展。欧洲复兴开发银行（EBRD）设立时，日本曾说服美国一同加入，现在日美是时候认真讨论要不要加盟亚投行了① 《社评：日美是时候讨论该不该进亚投行了》日经中文网2017/06/22”。由此可以看出AIIB对国际格局的冲击和反应有多大。

随着事态的发展，虽然日美官方和亚行管理层都表示愿意与亚投行开展合作，但“干预”仍是动机的一部分：如建议亚投行遵循“现有机制和规则”，避免成为中国的外交政策工具；打着人权、环保、民主等旗号要求亚投行采取“高标准”，以减少来自亚投行的竞争威胁等。日本副首相麻生的“黑社会高利贷”发言足以表明其对亚投行的深度不信任。虽然日本对亚投行的组织运营仍抱“怀疑”态度，并试图联合他国对主导国进行权力制衡，但仍然可以从中看出其态度的转变，即从之前的“否定”“纠结”，转向更多的“务实”与“接受”。可以说日本已向加入亚投行迈进了一步。

考虑到未来15年亚洲基础设施建设所需资金高达2.6万亿美元，亚行行长、日本财务省前财务官中尾武彦表示，由于融资需求巨大，不需要将亚投行视为竞争对手，亚行将会拓展与亚投行的合作。实际上，近年来两家银行已进行过四次联合融资，项目资金约为8.05亿美元，涉及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格鲁吉亚和印度四国的相关基础设施建设项目① 赵明昊：《一带一路,中国和日本能够合作吗》澎湃新闻2018-02-06。

（二）日本不加入亚投行的原因分析

在亚投行成立之初，中国希望日本加入，但日本政府坚决反对。从日方角度分析，日本不加入亚投行是基于以下原因：中日区域霸主竞争，与亚行形成竞争之势，与美日同盟关系博弈，不是创始成员国无法取得话语权，对无常驻理事会的质疑，基础设施投资回收不确定，项目选择及透明度存在风险，等等。从中方角度分析，日本未加入的原因则包括：对象的错误（日本决定参加与否的第一步不在首相大臣等政治家，而在财务省等各部委公务员系统的课长至副部长，最终决定需要首相及国会通过），准备不足（语言、内容等），没有持之以恒（在英法德加入后略有放松）等。另外，其他原因包括：国际局势、美日同盟、南海问题、钓鱼岛问题、中日关系难题（教科书、靖国神社），等等。

梳理阻碍日本加入亚投行的原因，对解决以下问题具有现实意义：日本以何种身份和地位加入亚投行更为合理？加入亚投行会给日本带来什么利益？对亚投行改进运行机制有哪些建议？如何提高日本政府对加入亚投行的积极性？等等。

从日本的立场来分析，加入亚投行的益处有很多：促进亚太繁荣（这是符合日本利益的）；获得更多的投资与贸易机会；深化与成员国的关系（包括经济政治等多方面）；加强与中国的经贸联系；更深入地了解和观察“一带一路”等。同样，不加入亚投行会给日本带来一定的影响，比如：与成员国的关系得不到改进；失去与中国深度合作的良好机会；对亚太地区的影响力相对下降；经贸机会相对弱化；在世界上的话语权减少，逐渐被孤立；影响“一带一路”合作，缺失机会，等等，这些都是显而易见的。

长期以来，美国认识到国际多边开发金融所发挥的巨大作用，于是早在布雷顿森林会议开始设立二战后全球经济治理三大机构的时候，就非常重视主导权的掌控。通过美国提出的“怀特计划”取代了英国提出的“凯恩斯计划”，虽然将IMF总裁让给了法国人，但是仍牢牢掌握了世界银行的主导地位。美国认为可以在不违反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前提下，利用美国强大的金融实力，打击其他国家的经济主权，以达到和平时期控制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命运，实现建立稳定的全球霸权体系的目的。

观察发现，识别出的3阶模态和6阶模态振型图是独立的，与本身相比模态的置信度高，与其他相比模态置信度很低，所以为真实模态。1阶模态与2阶模态的频率接近，二者的振型图均为内部对称2点间的上下振动，置信度列表显示二者之间的置信度很低，因此可能为密集模态或重根模态。4阶与5阶模态的固有频率也接近，二者的振型图均为边缘的扭转振动，二者之间的置信度很低，所以可能为密集模态或重根模态。再通过复模态指示函数法分析试验数据，进一步确定是否为密集模态或重根模态。

（三）如何促使日本加入亚投行

现阶段在各大媒体上几乎已经看不到美日对亚投行的负面报道，对此中方应利用有利的形势，向日方进一步积极而详细地说明亚投行成立的目的、运营和管理情况，并指出日方关心的在环境保护、移民等方面亚投行和世界银行具有同样的标准② 《亚投行要获得信誉必须“去中国化”？金立群这么回答》21世纪经济报道2018-01-16。同时还可以在以下几方面深入做一些具体的工作：向日方展示“一带一路”四年的成果，让日方清楚加入其中可以获得的利益；研究安倍提出的关于透明、合规等话语的实际内涵；转变交流沟通的对象和方式等。

在这期间，他找来了不同身份的人，这些人按照古意的指示怀着共同的目的来接近我，可是要不了一个星期，他们就会自动识趣地离开古意的这所大房子。

相应的，日方应在以下几方面有所作为：积极利用日本官方和民间，特别是大企业自发的对加入亚投行有利的舆论氛围，利用日本的新闻言论自由发表支持观点（日本人说服日本人），增进支持派的话语比例（打破目前反对派一边倒的局面，最起码要允许支持派公开辩论），找准支持派与反对派共同关注的几个核心议题，为今后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同时利用美日同盟关系，积极推动美国向亚投行靠拢。特朗普虽然反对多边协议，但是为了促进美国制造业回流，急需外部基础设施资金投入。美国现在无论是朝野还是智库、媒体，对亚投行都是非常肯定的，评价很正面。

当然，对于日本加入亚投行，中国的态度是乐见其成、积极欢迎的，毕竟亚投行还需要日本的实力与经验来完善治理结构。那么日本怎么办？如果要加入亚投行，操作上需要找准时间点和加入方式。当然也存在着不确定性，万一没有成功加入怎么办？都是需要提前考虑的。

（四）亚投行与亚行合作的三种模式

2017年亚投行获得世界评级机构最高AAA评级，证明发展良好。在防止机构的肥大化、官僚化等方面也卓有成效，今后在可持续发展、气候变化、第4次产业革命、数码经济等新的全球挑战中，亚投行的发展需要更多的合作。未来10年亚太地区毎年将有8000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投资需求，具有技术、资金优势和利益需求的日本，为了自身的发展，可能会走出政治博弈的困境而达成与中国在经济上的合作。

以亚行和亚投行已经开展的投资项目进行分析不难发现，亚投行主要集中于基础设施投资领域，而亚行是对环境、地区合作、金融开发、教育等方面的投资很重视，另外，亚行以长期的项目经验为基础，以技术支援、开发咨询、教育投入等软性领域的“知识银行”为主，亚投行将与之形成担任实质性基础投资的合作关系。因此，应采取适当的方法防止两个机构在开发基础设施金融中展开过度竞争，今后双方的合作方案可以包括扩大协助融资项目，比如，通过ADB为新推进项目的内部能力不足提供服务、经营、运营秘诀，提高国际技术能力等，具体可以有以下三种方案。

一是项目公司金融斡旋型。由中日韩企业在一起接受合约订单的同时，进行投融资合作，各国企业与当地企业或其他中小企业共同参与。中日韩金融机构（政策金融，民间金融）+亚投行等多边银行联合投资（图5所示）。

图5 项目公司金融斡旋型项目操作示意

资料来源：李贤泰2017年9月6日第二届东亚经济合作论坛演讲资料

二是项目投资开发型。由中日韩三国企业+本地发包人设立项目公司，各国企业都是项目主要的股份投资者，加上财务投资者的股份投资，由O & M负责实施，以多样的方式参与项目。这一投资类型的优点是，在所有过程中都有产业链，得到的附加价值大（图6所示）。

柑橘缺钾症状。老叶叶尖首先发黄，叶片略呈皱缩，随缺钾程度加重叶片逐渐由扭弯、卷曲、皱缩而呈杯状。新叶一般为正常绿色，但结果后期当年生叶片叶尖也会明显发黄，在高产脐橙上尤其严重。果小、着色不好，皮薄且光滑，果食味淡。严重缺钾时，可导致叶落、梢枯、果落、果裂。

图6 投资开发型项目操作示意

资料来源：李贤泰2017年9月6日第二届东亚经济合作论坛演讲资料

第三是PPP（Public-Private Partership）项目。由当地国家公共企业（政府）和企业等进行股权投资项目公司（SPC），再由政府回购，包括PPP、BOO、BOT等形式，主要用于发电站、公路（铁路）建设和运营等。这种模式对于中日韩三国以基建为主的公司来说都比较有优势（图7所示）。

图7 PPP（Public-Private Partership）型项目操作示意

资料来源：李贤泰2017年9月6日第二届东亚经济合作论坛演讲资料

五、结 语

如今，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亚太地区最核心的新兴经济体，亚投行创始成员申请国已由57个发展到84个，亚投行的设立已然顺应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潮流。亚投行与西方主导的现有多边金融机构虽然构成了一种竞合关系，但毋庸讳言的是，随着亚投行的发展壮大，两者的竞争将会越来越激烈，越来越明显，这是美日对亚投行抱着疑惧态度的根本原因。无论中国怎样强调权力共享的意愿和亚投行的开放性、包容性，美日都很难改变自己的立场来接受亚投行，因为加入亚投行意味着对中国主导权的承认。

美日采取行动阻击亚投行，一个可能的措施是：按照吉尔平的理论，增加资源用于保持其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并维持旧秩序的有效性。日本已经宣布在未来五年将投资千亿美元用于亚洲基础设施建设，其用意明显在于阻击亚投行，美国随着国力的恢复也可能会采取类似的措施。另外一个可能性的措施是：美日将会加快旧有国际金融机构的改革，消解亚投行的影响力和中国崛起的冲击力① 戴轶、李廷康:《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以霸权稳定论为视角》,《社会主义研究》2015 年第 3 期。

总而言之，日本加入亚投行需要合适的理由和契机，使其变为现实也需要漫长的过程。一般来讲，日本必须看到加入亚投行带来的丰厚、稳定的利益，且具备有效机制能够使其话语权得到保障，日本政府在确认利大于弊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向日本议会提交议案，并努力说服众多反对力量，政府和议会都通过后才可能向亚投行提交申请。当然，最终能否加入，还需要获得全部成员国的同意。

1)在使用木垫板的情况下，锚杆预紧力存在持续损失的现象且损失比例远高于金属托盘，施加预紧力1 h内预紧力损失率达23%，在27 h内预紧力损失率达32%以上且仍存在持续降低的趋势，而同等条件下金属托盘预紧力损失率仅为1.9%。

到目前为止，美日不加入亚投行，也是在观望亚投行投资项目的风险暴露乃至彻底失败，到时候再提供资本金加入，自然提高了谈判的地位，能够获得更多投票权和决策权，甚至可以收购亚投行，或者推动亚投行与亚行的合并，进而取代中国。因此，中日谁先各自找准对自己最有利的时间点和内容、方式等，才能真正成为赢家。如果中国忽视或坐等日本变心的机会，而不是积极主动作为，也许会适得其反，成了为他人做嫁衣。

总体而言，日本加入亚投行对中国而言利大于弊，对于促进亚投行完善运营机制，推动中日联合开展“一带一路”建设等都具有重要意义，应该积极推动。

责任编辑：关鉴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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