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新文学杂志

参考一下:　　《香港文学》发刊词　　香港是一个高度商品化的社会，文学商品化的倾向十分显著，严肃文学长期受到消　　极的排斥，得不到应得的关注与重视。尽管大部分文学爱好者都不信香港严肃文学的价　　值会受到否定，有人却在大声喊叫“香港没有文学”。这种基于激怒的错误观点不纠正，　　阻挡香港文学发展的障碍就不易排除。在香港，商品价格与文学价值的分别是不大清楚　　的。如果不将度量衡放在公平的基础上，就无法定出正确的价值标准。没有价值标准，　　严肃文学迟早会被摒出大门。　　作为一座国际城市，香港的地位不但特殊，而且重要。它是货物转运站，也是沟通　　东西文化的桥梁，有资格在加强联系与促进交流上担当一个重要的角色，进一步提供推　　动华文文学所需的条件。　　香港文学与各地华文文学问于同一根源，都是中国文学组成部分，存在着不能摆脱　　也不会中断的血缘关系。对于这种情形，最好将每一地区的华文文学喻作一个单环，环　　环相扣，就是一条拆不开的“文学链”。　　历史已进入新阶段，文学工作者不会没有新希望与新设想。为了提高香港文学的水　　平，同时为了使各地华文作家有更多发表作品的园地，我们决定在文艺刊物不易立足的　　环境中创办一种新的文艺刊物。　　在香港办文艺刊物，有许许多多困难需要克服。我们不敢说我们有足够的能力可以　　克服这些困难，但也不愿说这不是一个新设想的实现。我们希望这本杂志除了能够产生　　较深远的影响外，还能在维持联系中产生凝结作用。这本杂志不是“同人杂志”，也不　　属于任何小圈子，园地绝对公开，欢迎大家一同来耕耘。只要齐集在一起，不会不感到　　团聚的温暖。

反映出香港新文学的兴起的标志，可以说有以下几个方面：(1)报纸副刊展现出新文学的气象。从1927年开始，香港报纸差不多每一种都辟有一个新文学副刊，纯粹登载新文学作品。这里面有《大光报》的“大光文艺”副刊；《循环日报》的“灯塔”副刊；《大同日报》“大同世界”副刊；《南强日报》的“过渡”副刊；《华侨日报》的“华岳”副刊；《南华日报》的“劲草”副刊以及《天南日报》的“明灯”副刊等等。报纸副刊向着新文学转化，这在当时的香港可以说是一种大幅度的转向。根据贝茜的回忆，在这以前的报纸副刊，每天登载的都是“未刊完的古旧作品”，“新文学要想从其间不必说占一个地位，就是透一丝气也非常的难”。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大半是报纸方面为着适应一般小市民的兴趣的要求”。而后来报纸副刊所发生的变化，除了那一时期在“政治上是个兴奋局面”，此外，国内革命形势的高涨，使得“香港青年的精神上是感着相当的震撼。把这冥顽不灵的社会中青年的醒觉反映于事实上的，是新的追慕和旧的破坏，而直接表现出来的正是变化”。这样，觉醒的香港青年表现在文化方面的行动，便是在报纸副刊上发表新文学作品，这就造成了报纸的副刊向着新文学转化的崭新的局面。(2)第一本新文学杂志《伴侣》创刊。这一时期，香港的报纸副刊致力于提倡新文学，显得颇为热闹。然而，一个纯粹的新文学刊物依然没有。直至1928年8月，才出现了被称为“香港新文坛第一燕”的《伴侣》杂志。《伴侣》的问世，对于香港新文学的历史，无疑是刻画了一个新的标志。这既是一本纯文学杂志，也是香港第一本纯白话文刊物。它遵循的是通俗文学路线，具有都市文学色彩。该刊同仁在一篇文章中说：“在能力尚弱的我们，对于大众所需要的通俗文学的建设上，也想效点绵薄的微劳的……这一条路是中国文艺一条新的出路，从事文艺的朋友部应该分任点开筑的责任。”该刊为半月刊，由张稚庐主编。刊物发表了沈从文、胡也频的小说，沈从文当时以“甲辰”为笔名发表了小说《居住二楼的人》。该刊还培植了香港第一批新文学作者，如侣伦、张吻冰、岑卓云、谢晨光和陈灵谷等。《伴侣》曾通过征文形式出过两个专号：一是“初吻专号”，文章写的全是青年人的初吻经验；一是“情书专号”，发表了一批情书，酸甜苦辣。无所不有，全是出自情男情女的手笔。《伴侣》由著名画家司徒乔作插图。可惜到了1929年1月，这份纯文学杂志只出版了8期，便因销路不佳、经济拮据而停刊。《伴侣》的停刊，从另外的原因看，则是由于刊物的起点较高，尽管插图优美，文字轻松，“但从当时香港一般家庭的文化水平，是未必能接受的”；同时，由于刊物的“起步点亦是香港新文比的起步点，在这个起步点，是没有足够的读者来支持的”。和《伴侣》同时期或更早一些时候出版的刊物，还有从广州移植来的《字纸篓》和本港出版的《墨花》。前者内容杂乱，倾向低级趣味；后者内容亦不纯正，只是几个以办刊物作消遣的有闲文人的玩意儿，这两个刊物对于新文学都无甚功绩。(3)第一个文学社团“岛上社”诞生。《伴侣》停刊后，其作者由于思想接近，志趣相投，在精神上形成一种默契，于是组织了一个新文学社团——“岛上社”。其名称由陈灵谷想出，他当时从广东海丰来港，感到寂寞，于是便借小说来发泄他的牢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