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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遍金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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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葱吵大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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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以叙述和描写为主,但往往兼有抒情和议论,是一种形式多样,笔墨灵活的文体,也是最广泛的文体。论文写作,是把自己的亲身感受和经历通过生动、形象的语言,描述给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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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宫亦忆

李杜比较论札记 导言(略) 近一百年来李杜研究综述: (参考文献:詹福瑞《20世纪李白研究述略》、张忠纲、赵睿才《20世纪杜甫研究述评》、林继中《百年杜甫研究回眸》、王辉斌《建国以来的李白研究述要》、段海蓉《建国以来,对杜甫研究的回顾、反思与展望》以及张忠纲等人著《中国新时期唐诗研究述评》) 自古对李杜研究就不太平衡,对杜甫的研究一直重于对李白的研究。而在二十世纪,对李白的研究才堪与杜甫研究比肩。二十世纪李杜研究可以分为三个时期,上世纪初到四十年代末是第一阶段,解放后到七十年代中后期是第二阶段,新时期是第三阶段。有的学者把解放后李杜研究分为三个时期,文革时期单独成为了一个阶段。我个人感觉解放后新时期以前的李杜研究虽然有起伏和反复,但是总的思想趋向还是比较一致的,而且十年的中断不是新成果新发现的诞生时期,独立成一个阶段意义并不大。 总的说来,上世纪李杜研究主要有三大领域,一是作品的研究,包括编辑整理、赏析评论和推广普及。二是对作家的研究,包括对两人生平的考证,对两人思想的辨析。三是对李杜的创作和影响的研究,从审美角度、文学史角度、接受论心理学等众多角度进行了发微和总括。在三个阶段中,三个领域的研究都有新发展新收获。 上世纪初中国思想界文学界受到了西方思潮的冲击,“民主”与“科学”的启蒙主义思潮鼓荡着人心。很多学者学贯中西,开始用新思路新方法来解读传统文化。这一时期对李杜作品的辑刊整理有相当的成果问世,而且很多学者在作品集序或前言中传达了自己的现代的文学思想和见解。比如,很多学者剥去了杜甫身上的圣衣,把诗圣还原为“人”,提出了一些新观点,像梁启超的“情圣”说(梁启超1922年在诗学研究会的演讲《情圣杜甫》,首开以西方“真善美”为标准评杜诗的风气,针对传统道德标准第一的“诗圣”的提法,称杜为“情圣”,认为是杜诗感情的丰富、真实、深刻,手法的熟练、鞭辟入里,使杜甫在文学史上有着崇高的地位。他又称杜为“写实派”、“半写实派”,认为杜诗价值最大者在能确实描写出社会状况,讴吟时代心理。他还指出杜诗写情的艺术手法是:愈拶愈紧,愈转愈深,或一句一意,或大开大合,能用极简的语句包括无限的情绪。)、胡适的“表现人生”说(《白话文学史》中有专章论杜甫,系适之用“真善美”、“写实主义”来分析、评价杜诗。艺术上,胡著还认为“问题诗”是杜甫的创体,其乱离中诗歌的艺术风格是:观察细密,艺术愈真实,见解愈深沉,意境愈平实忠厚。)以及闻一多的“文学与良心”说等等。这个时期对李白的身世研究提出了很多新观点,而深重的国难家难又使很多学者在对杜诗的研究过程中产生了共鸣。我个人感觉是,这个时期的学术研究成果并不算成熟稳重,太主观,但是很有启发性,理论也比较全面比较系统,为后者搭建了一个成型但还有广阔发展空间的理论系统,能够引领后世学术研究的潮流。 第二个阶段李杜研究明显受到了政治的左右,学者们的研究虽然仍然沿袭了解放前的李杜研究的范畴和思路,但是在理论上有了明显的新变,一些新思路比如“阶级性”、“人民性”、“现实/浪漫主义”被用来指导和诠释李杜研究。因此,这个时期孕育出了一些有趣的观点,比如两结合的观点:革命的浪漫主义和革命的现实主义的结合,还有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中的“儒法斗争论”,以及郭沫若《李白与杜甫》对杜甫的一些错误的阶级分析论等等。这个时期的学术研究有一定的踏实而重要的学术成果,比如傅康生、萧涤非的杜甫诗论和詹锳、林庚、王运熙、王瑶等人的李白诗论;张元济、叶嘉莹等人的杜集整理和詹锳、苏仲翔的李集整理等等。但这个时期也充斥着幼稚化、机械化或者繁琐化、政治化的理论和认识。 第三个阶段,也便是新时期的李杜研究是从对文革时期几部作品的集中但也非常实事求是的批判开始的,并很快步入了正轨。这个时期的研究是解放后最繁荣、成果最丰硕的时期,这个时期的学术思想比较解放,学术队伍也不断壮大,专门的学会和期刊纷纷成立。我个人认为,这个时期对李杜研究的繁荣有几个重要原因,一是长期的压制促成的逆反,还有经济大潮冲击下形成的学术胡萝卜:以专著和论文为量化指标的学术成果直接关系到学者们的一些生活要素,此外还有科学技术的普及和资料的丰富和完善。 新时期二十几年,李白研究的著作出版了近百部,论文1700多篇,而杜甫研究的著作则超过一百部,论文接近3000篇。因为后面的论述还要分别概述新时期的李杜研究概况,所以这里我们只是简单地介绍了一下李杜研究的学术进程。 刘跃进在他的《中古文学文献学》一书的序中曾举一例,给我印象颇深。近代的学术大师黄季刚先生曾因“辽东白豕病”的典故来训诫那些闭门造车的学生,说的是辽东某人家中出现一头白毛猪,便视为奇物而决定献到京城邀赏,结果在路上他发现白毛的猪非常得多,只好默然折反。作者进一步指出,现在做学问应该避免把别人说过了的东西当作新创见提出来,应该多了解学术动态学术现状而避免“辽东白豕病”的现象在自己身上重演,因此,此次李杜研究工作给我一个启示,那便是要探研问题则必须先摸清该问题的学术历史和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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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剔的嘴

唐代诗人。字子美。祖籍襄阳(今属湖北),生于河南巩县。因曾居长安城南少陵,在成都被严武荐为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后世称之为杜少陵,杜工部。 杜甫生在“奉儒守官”并有文学传统的家庭中,是著名诗人杜审言之孙。7岁学诗,15岁扬名。20岁以后可分4个时期。 玄宗开元十九年(731)至天宝四载(745),杜甫过着“裘马清狂”的浪漫生活。曾先后漫游吴越和齐赵一带。其间赴洛阳考进士失败。天宝三载,在洛阳与李白结为挚友。次年秋分手,再未相会。杜甫此期诗作现存20余首,多是五律和五古,以《望岳》为代表。 天宝五载至十四载,杜甫困守长安,穷困潦倒。他不断投献权贵,以求仕进。六载曾应试“制举”;十载献“大礼赋”三篇得玄宗赏识,命宰相试文章;但均无结果。直到十四载十月,安史之乱前一个月,才得到右卫率府胄曹参军之职。仕途的失意沉沦和个人的饥寒交迫使他比较客观地认识到了统治者的腐败和人民的苦难,使他逐渐成为一个忧国忧民的诗人。创作发生了深刻、巨大的变化。产生了《兵车行》、《丽人行》、《前出塞》、《后出塞》、《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这样的不朽名篇和“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样的警世之句。此期流传下来的诗大约100首,其中大都是五七言古体诗。 肃宗至德元载(756)至乾元二年(759),安史之乱最盛。杜甫也尽历艰危,但创作成就很大。长安陷落后,他北上灵武投奔肃宗,但半路被俘,陷贼中近半年,后冒死从长安逃归凤翔肃宗行在,受左拾遗。不久因房案直谏忤旨,几近一死。长安收复后,回京任原职。758年5月,外贬华州司功参军,永别长安。此时期的杜甫,对现实有了更清醒的认识,先后写出了《悲陈陶》、《春望》、《北征》、《羌村》、“三吏”、“三别”等传世名作。759年,关辅大饥,杜甫对政治感到失望,立秋后辞官,经秦州、同谷,于年底到达成都。此期流传下来诗歌200多首,大部分是杜诗中的杰作。 肃宗上元元年(760)至代宗大历五年(770)11年内,杜甫在蜀中八年,荆、湘三年。760年春,他在成都浣花溪畔建草堂,并断续住了五年。其间曾因乱流亡梓、阆二州。765年,严武去世,杜甫失去凭依,举家离开成都。因病滞留云安,次年暮春迁往夔州。768年出峡,辗转江陵、公安,于年底达岳阳。他生活的最后二年,居无定所。飘泊于岳阳、长沙、衡阳、耒阳之间,时间多在船上度过。770年冬,杜甫死于长沙到岳阳的船上,年59岁。逝世前作36韵长诗《风疾舟中伏枕书怀》,有“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之句,仍以国家灾难为念。这11年,他写诗1000余首(其中夔州作430多首),占全部杜诗的七分之五强。多是绝句和律诗,也有长篇排律。名作有《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秋兴八首》、《登高》、《又呈吴郎》等。 杜诗现存1400多首。它深刻地反映了唐代安史之乱前后20多年的社会全貌,生动地记载了杜甫一生的生活经历;把社会现实与个人生活紧密结合,达到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的完美统一;代表了唐代诗歌的最高成就。被后代称作“诗史”。但杜甫并非客观地叙事,以诗写历史;而是在深刻、广泛反映现实的同时,通过独特的艺术手段表达自己的主观感情。正如浦起龙所云:“少陵之诗,一人之性情,而三朝之事会寄焉者也”(《读杜心解》)。天宝后期以来,杜甫写了大量时事政治诗。短篇如《洗兵马》、《有感》、《丽人行》、《三绝句》、《病橘》、《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又呈吴郎》,长篇如《夔州书怀》、《往在》、《草堂》、《遣怀》,虽内容各异,但都是个人情感与事实相结合,抒情色彩较浓。战争题材在杜诗中数量很大。杜甫对不同性质的战争态度不同。反对朝廷穷兵黩武,消耗国力的有《兵车行》、《又上后园山脚》等;支持平息叛乱,抵御外侮的有《观安西兵过赴关中待命二首》、《观兵》、《岁暮》等。《前出塞》、《后出塞》两组诗,既歌颂了战士的壮烈英勇,又谴责了君王拓边无厌和主将骄横奢侈;以一个战士的自白概括了无数英勇士兵的不幸命运。“三吏”、“三别”中,诗人同情人民的痛苦,愤恨野蛮拉丁;但大敌当前,兵源缺乏,他只能忍痛含泪劝慰被征者。表现出作者内心尖锐复杂的矛盾冲突。杜甫有不少歌咏自然的诗。歌咏的对象,往往是既联系自己,也联系时事,是情、景与时事的交融,而不仅仅是情景交融。最具代表性的是《春望》、《剑门》。 杜甫还有些歌咏绘画、音乐、建筑、舞蹈、用具和农业生产的诗,同样贯注了作者的感情,具有时代特色。杜集中也有些诗,时代气氛不浓,个人感情较淡泊,尤其是在成都草堂写的一部分诗。这是他经过长期飘泊,得到暂时休息后心境的表现。在《屏迹》、《为农》、《田舍》、《徐步》、《水槛遣心》、《后游》、《春夜喜雨》等诗中,诗人对花草树木、鸟兽鱼虫的动态有细腻的观察,无限的喜爱和深刻的体会。体现了杜甫诗歌和为人的另一侧面。杜甫怀念亲友的诗,大都缠绵悱恻,一往情深。如《月夜》怀念妻子,《月夜忆舍弟》怀念弟弟。众多怀友诗中,以怀念李白的最为突出。从与李白分手直到晚年,追念或谈到李白的诗有15首。表现了他对李白的推崇和情谊。杜甫还以诗论诗,在《戏为六绝句》、《偶题》、《解闷十二首》(其四至其八)中,表达了“转益多师”、“别裁为体”,扬弃古今而自铸伟辞的艺术主张。在困守长安和飘泊西南时期,为求仕进和维持生计,杜甫也作过一些内容无聊、格调不高的投赠权贵、奉和应酬的诗。其中有不少五言排律。 杜诗体制多样,奄有众长,兼工各体,并能推陈出新,别开生面。其五言古诗融感事、纪行、抒怀于一炉;博大精深、无施不可,开唐代五古境界;代表作有《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北征》、《羌村》、《赠卫八处士》、“三吏”、“三别”。七言古诗长于陈述意见,感情豪放、沉郁,风格奇崛拗峭;如《醉时歌赠郑广文》、《洗兵马》、《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岁晏行》等。其五、七言律诗功力极高;五律如《春望》、《天末怀李白》、《后游》、《春夜喜雨》、《水槛遣心》、《旅夜书怀》、《登岳阳楼》,七律如《蜀相》、《野老》、《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宿府》、《白帝》、《诸将五首》、《秋兴八首》、《登高》等;唐人律诗很少能超过它们。杜甫还有许多五言排律,几首七言排律,使排律得到很大的发展。其《秋日夔府咏怀寄郑监李宾客一百韵》长达1000字。但杜甫排律亦多堆砌典故、投献应酬之作。其绝句即景抒情,反映时事,并开绝句中议论之体,别开异径,贡献颇大。杜诗内容广阔深刻,感情真挚浓郁;艺术上集古典诗歌之大成,并加以创新和发展;在内容与形式上大大拓展了诗歌领域,给后世以广泛的影响。杜甫也被后人尊为诗圣。杜甫一生潦倒,其诗“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杜甫《南征》)。但死后受到樊晃、韩愈、元稹、白居易等人的大力揄扬。杜诗对新乐府运动的文艺思想及李商隐的近体讽喻时事诗影响甚深。但杜诗受到广泛重视,是在宋以后。王禹、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陆游等人对杜甫推崇倍至,文天祥则更以杜诗为坚守民族气节的精神力量。杜诗的影响,从古到今,早已超出文艺的范围。 近千年来,治杜之风不绝。宋代有许多杜诗的编年、分类、集注等专书,如王洙《杜工部集》、郭知达《九家集注杜诗》、鲁编次、蔡梦弼会笺的《杜工部草堂诗笺》、徐居仁编辑的《分门集注杜工部诗》。后世注释杜集的亦在百种以上,较流行的有钱谦益《笺注杜工部集》、仇兆鳌《杜诗详注》、杨伦《杜诗镜铨》、浦起龙《读杜心解》。新、旧《唐书》都有杜甫本传。两宋以后,诗话笔记中评点、解释杜诗的文字非常丰富。中华书局1964年编有《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杜甫卷》上编《唐宋之部》。明末王嗣有《杜臆》、清施鸿保有《读杜诗说》。另外,中华书局还将五四运动以来较重要的论文汇编成《杜甫研究论文集》。传记和新的研究专著有冯至《杜甫传》、萧涤非《杜甫研究》、傅庚生《杜甫诗论》、朱东润《杜甫叙论》。较详实的年谱有闻一多《少陵先生年谱会笺》和四川文史研究馆的《杜甫年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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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只泡芙er

有句佛语说:掬水月在手。也就是说从另一个角度有时可以办到根本不可能的事。同样,当我们虔诚地拜读杜甫的诗作时,一个鲜活的形象也可以很生动的跃出于面前。 杜甫不同于李白,他把自己推到一个压抑的屋檐下。背负着对国家和人民的沉重责任感,杜甫凝视着流血流泪的大地,忠实的描述着时代的面貌和人民内心的悲苦。 杜甫的诗犹如大唐由盛到衰可悲历史的一面镜子折射着他不同时期的真实景观和社会生活矛盾。又如一个历史宝库,包含着浑涵汪洋、千汇万状的丰富内容。“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和“百水暮东流,青山犹哭声”的忧过忧民的深衷和“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个惊人死不休”的鸿鹄壮志,形成了他沉郁顿挫的独特格调和精益求精的诗艺,也铸就了这位彷徨者无数铿锵凝练脍炙人口的绝妙好辞。于是他便成了诗中的圣人。 他的诗便是他的情感发泄,发泄他对现实的不满而又无可为的无可奈何。读他的诗,俨然在接受清除心灵污垢的洗礼,高档格调的文辞、深刻压抑的真实的真实感情在读者的心中荡起一圈圈涟漪。于是人们便想起了大海的浩淼,想起了弯月的宁静,也想起了杜甫经历了一个什么样的时代。 杜甫是一位集大成者和承前启后的诗人,汉魏的浑朴古雅,六朝的藻丽纤秾、淡远韶秀杜甫无一不备。杜甫之后没有一个诗人不直接、间接学他的:韩愈跟着他将诗进一步散文化;而又造奇喻,押险韵,铺张描写,逞才使气,是“沉着痛快”的诗,元稹、白居易将杜甫写实的表现人生的态度理论化,导引了“新乐府”运动。也是元稹,在为杜甫写的墓志铭中,对杜甫的创作进行了全面的评价,并许以最高的地位。两宋诗之冠冕的江西诗派: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三宗都以杜甫为祖、金、元、明之诗坛巨擘都是杜甫为之开先。陆游有诗曰: 千载《诗》亡不复删 少陵谈笑即追还 尝憎晚辈言“诗史” 《清庙》《生民》伯仲间。 他视人们尊杜诗为诗史为不足,必置于雅、颂之音中犹若诗中之经才好。秦观在《韩愈论》中,将孔子与杜甫同提并论,孔子对我国古代文化的总结整理之功可用集大成者来赞,“呜呼,杜氏。。。亦集诗文之大成者欤”,虽未直接称圣,实亦许之矣。到了明代,杜甫已经正是被称为诗圣了。 杜甫的一生,是饱经忧患的一生。他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接受儒家思想的影响,热爱祖国和人民,关心政治,从青年时代起就抱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匡时济世之心走进社会。但是,杜甫一生坎坷,屡次科场失意。他长期过着流离转徙的生活,使他有机会接触社会的各个阶层,了解政治情况,洞察社会动态,体验民间疾苦。他站得高,看得远,具有民胞物与的高尚情怀。因此,他的诗歌立足忠厚,其风格雄浑高古,自成一家,被尊称为“诗圣”。又因为他浓厚的民本思想,站在人民立场,敢于面对社会黑暗,痛陈时弊,把社会上错综复杂的各种矛盾、国家的政治动态,都概括在诗歌作品里,所以又被尊称为“诗史”。唐代元稹对杜甫的评价甚高,曾说:“上薄风骚,下盖沈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文人之所独专矣。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经过时间的验证,元稹对杜甫的评价与褒扬毫不过分。 杜甫是诗歌语言大师,他在语言的锤炼上是着意下了一番功夫的。“语不惊人死不休”,正是他刻苦努力的真实写照。翻开杜甫的诗集,人们会看到佳句连篇,妙语如珠,使人眼花缭乱,有目不暇接之感。杜甫诗歌语言的最大特色是精确凝练,概括力强,如“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仅用十个字就把封建社会里贫富悬殊做了鲜明的对比,爱憎分明。又如“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仅用两句就把战乱年月漂泊异乡之人的思家之情表露无遗。杜诗语言的又一特色是丰富多彩,形象鲜明,如“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色彩明快,妙语传神;又如“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则如一幅细腻逼真的田园风景画。杜甫诗歌语言的另一特色是质朴自然,明快通俗,如“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四句诗完全是民间流传的谣谚语言,经作者引入诗中,既通俗易懂又恰切自然。杜甫的诗歌音调美也是一大特色,如“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流连细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铿锵悦耳,富有节奏感,读来琅琅上口。 诗评,,,,,,,,,,,,,,,, 一部杜甫集,不仅继承了中国诗歌的优秀传统,深刻而广泛地反映了唐王朝由盛而衰这个特殊时代的社会面貌,而且也表现了诗人虽坎坷潦倒、颠沛流离却始终热爱祖国、同情人民的崇高精神。在艺术上,杜诗不仅集前人之大成,而成为辉煌的唐代诗歌的一面旗帜,也是开后世之先路,令百代学习景仰的楷模。杜甫是中国文学史上影响最大的诗人,也是世界范围的文化伟人。 登高——[唐] 杜甫 风急天高猿啸衷,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絮霜鬓,潦倒此停浊洒杯。 《登高》写于大历二年(公元767年)。当年杜甫居住在夔州,在九月九日重阳节那天,诗人登高远眺有感,遂写本诗。 前四句重点是写景,但景中亦含情。 开篇“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便从细微之处着眼,描绘了诗人的所见、所闻、所感觉到的具体景物。在这两句诗中诗人排列了 “风”、“天”、“猿”、“渚”、“沙”、“鸟” 六种自然事物,每种事物后边都用一个字或词巧妙恰当地加以形容,“风疾”、“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这两句诗虽然没有一句写登高,也没有一个字点名秋天这一季节,但句句不离登高,字字饱蕴秋意。没有秋,便不会有“风疾”、“天高”和“猿啸哀”的所感;不登高,便不会有“渚清”、“沙白”和“鸟飞回”的所见。诗人将这多种物象组合起来,构成一幅立体的空间画面,一幅萦绕着悲凉萧瑟气氲的画面,流露了诗人心中无限凄凉。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诗人在这里从大处落笔,写登临高处所见到的两大壮观景象,犹如影视技术的特写镜头,在读者脑海中形成壮阔无边,波涛汹涌的动感画面——无边无际的树叶纷纷飘落,滔滔的长江之水波涛汹涌,滚滚而来。不仅壮观,更显大气磅礴。这里如同前两句一样,依然没有提到季节与登高,然而“无边落木萧萧下”是非深秋季节所能有的,“不尽长江滚滚来”也是非登高所能观赏和感受到的。此外,“落木萧萧”、“长江滚滚”又和前两句的“风急天高”、“渚清沙白”遥相呼应,承接而来,足见诗人构思之高妙。这两句虽然仍然是在写景,但那“无边”的“落木” ,“滚滚”东流的“长江”之水,却饱含着诗人强烈的思想感情,是诗人浩茫心事的真实写照。以上四个写景的诗句,构成了诗人登高时所见所闻所感的整体画面,而这个整体画面恰恰为下文抒发诗人的感情设置了一个典型的大的环境背景。 后四句重点在于抒情,但情中又寓景。 “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两句由前面的明写景物暗含抒情,转为直接抒情,暗中写景。上句写诗人思乡、悲秋和飘零他乡的客旅身世。“万里”,极言思乡情切。“悲秋”,秋季“落木萧萧”的景象出发了诗人身世飘零的悲叹。“作客”,是说身为他乡游子,举目无亲,不得与家人团聚的思亲之愁。又用一“常”字加以修饰,极言“作客”他乡时间之长久,更见思乡思亲之情切。诗人满腹愁苦都紧扣眼前的秋景,可见抒情中暗合秋景的描绘。“百年”,极言年老。“多病”,体弱多病,而更有忧国忧民之痛。“登台”,这是诗中点题之处,登高则能望远,然而登上高处的所见所闻又都是凄凉的景象,非但没能令诗人心旷神怡,反而更勾起心灵深处的哀痛,更何况还是“独”自一人去“登台”呢?这一个“独”字更显其孤独的处境。这两句诗,细致传神地描画出了诗人此时的自我形象,难怪后人千古传送。 “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进一步抒发诗人内心无尽的“苦恨”,暗中再次点明久久重阳登高之事。“艰难”,一是身世的艰难,坎坷,另一是国事和民生的艰难,诗人此时的感情,并不局限于个人的愁苦上。“霜鬓”,即白发,是由“苦恨” 所致,在着一“繁”字,则更显“苦恨”之情日深。“潦倒”,指体衰多病,愁肠百结,极言心中的愁闷。诗人本已年老体衰多病,却又加上长久在“万里”他乡“作客”,心中无限愁闷。适逢重阳,本想登高消愁,看见的确实满目秋色,结果是愁上加愁,悲苦之情又平添了许多。此景此情,诗人怎能不想起以酒消愁呢?然而却“新停浊酒杯”,因病刚刚戒酒。在这里,诗人的心境与眼前的景色完全交融在一起了,景中有情,情中有景,表达了诗人登高时的感怀,也构成了前四句所描写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感受。 作品意境浑厚感人,语言凝练含蓄,格律工稳严整,达到了思想性与艺术性的高度统一。 杜甫《月夜》赏析2008年12月02日 星期二 下午 10:39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 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 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 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 【赏析】 鄜(fu孚)州:地名,今陕西富县。 望月怀远。这在古典诗歌中是一个烂熟的题目。在杜甫生活的盛唐时期,古典诗歌固然正处于大开拓、大发展的阶段,但如像对景伤怀、思亲怀友这类的题材,却已早经无数作者吟咏,要出新意颇不容易。这一首五律,却在内容表达与章法技巧上脱落故常,出奇制胜,成为同类题材作品中千古独步的名篇。 应该承认,这首诗之所以感人至深,首先在于它所抒发的是诗人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触发的郁勃真切的离情别绪。回溯诗人的生平我们可以知道,天宝十五年(756)五月,杜甫从奉先移家至潼关以北的白水。六月,安史叛军破潼关,玄宗奔蜀,杜甫只得携眷北行,至鄜州暂住。七月,肃宗李亨即位灵武,杜甫只身前去投奔,途中被叛军掳至长安。这首诗就是身陷贼营的杜甫八月在长安所作。没有那场惊天动地的大战祸,便没有诗人的这番家人离散,身陷绝境的悲惨经历。而如果没有这番特殊的经历,要产生诗中的哀惋凄切、深挚缠绵的离情也是不可想象的。此诗的重要价值,确乎在于它所反映的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情感这一点上。 不过使得这首诗在众多的抒写乱世之离情的作品中高标独秀的,却无疑是作者匠心独运的新奇角度与抒写章法。在这里,老杜并不一般地就景敷情、缘情述事,而是别出心裁从思念对象一边落笔,从头至尾细致熨帖地描摹自己想象中的对方的景况。无限的深情、痴情都从这一系列想象描写中流泻而出,达到了抒情的极致。首联二句,绝不说自己望月而忆妻,偏说妻子见月而思己,比起一般的直诉自己的情感的忆内之作,一开篇意思就深了一层。前人写过“隔千里兮共明月”(谢庄《月赋》)和“天涯共此时”(张九龄《望月怀远》)一类的名句,那都是兼及“忆”与“被忆”双方的,这里却偏偏只提被忆的一方,抒写角度的转换,使得辞旨婉切,更显出诗人对妻子的一往情深。妻子身边,是时时尾随着可爱的小儿女的。诗人月夜思妻,必然密不可分地念及孩子。可是颔联二句不正面说自己望月忆儿女,偏说儿女随母望月,又想象儿女幼小,尚不解望月而思念身陷长安的慈父。真是此情此景,将何以堪!诗人刻骨铭心的忆内之情,又在这痛苦的想象中更深入一层。第三联,想象愈加具体化,虚拟妻子在这个夜晚望月怀夫、久久不眠的情景,是整首诗中意境最优美,辞采最清丽的抒情句子。鬟湿而臂寒,状看月之久与怀人之痴。月色愈好而痛苦愈增,夜深天寒都浑然不觉。这位闺中娘子是如此多情而执着,难道还不值得我们的诗人深切思念吗?王嗣奭《杜臆》认为此联“语丽情悲”。实为中肯。诗的末联,方才将抒情主人公自己的形象摆进去,仍以想象之笔结情。这是盼望相思之愿能偿,有朝一日伉俪重逢,双双对此明月舒愁,抹掉战乱带来的伤痛痕迹。这里对前文的承接照应十分细密周到,表现出诗人情感之深婉沉绵,如“双”承“独”,“照”承“月”,“泪痕干”反衬双方各自“独看”时的泪流不止,这些都真切地传达出诗人憎恨乱离,盼望团圆的迫切心情。 愤恰是人民的悲愤,他在替百姓呼号。杜诗中著名的“三吏”、“三别”,全面反映了安史之乱给百姓带来的深重苦难。我们看其中的《无家别》: 寂寞天宝后,园庐但蒿藜。 我里百余家,世乱各东西。 存者无消息,死者为尘泥。 贱子因阵败,归来寻旧蹊。 久行见空巷,日瘦气惨凄。 但对狐与狸,竖毛怒我啼。 四邻何所有,一二老寡妻。 宿鸟恋本枝,安辞且穷栖。 方春独荷锄,日暮还灌畦。 县吏知我至,召令习鼓鞞〔pí皮〕。 虽从本州役,内顾无所携。 近行止一身,远去终转迷。 家乡既荡尽,远近理亦齐。 永痛长病母,五年委沟溪。 生我不得力,终身两酸嘶。 人生无家别,何以为蒸黎。 这是用第一人称写的,诗中的“我”是个当兵归来的青年农民。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安史之乱后,农村普遍衰败,田园庐舍一片荒凉。这个败阵归来的士兵看到家乡已面貌全非,乡邻们走死逃亡,旧里已成空巷,连太阳都暗淡无光,一片凄惨气氛。村里成了狐狸之类的乐园,它们反客为主,竖起毛来发怒,怪这个青年的哭声搅乱了它们的安宁。在百无聊赖中,这个农民为活下去开始锄地,灌园,尽庄稼人的本分。然而仍不能安静地生活,县吏知他回来,又召他去练兵。这次是当地方兵,不出本州,转身看看家里,任何可携带的东西都没有。稍觉安慰的是,虽然只身一人,在本地总比远离家乡不知所归好些吧。可是又一想,家乡已一无所有,无所留恋,远近都一样,无所谓了。他又想起已经死去五年的母亲,生儿得不到孝顺,母子都留下刻骨的遗恨。人生到了这种无家可别的程度,百姓还怎么活下去呢? 杜甫诗歌,继承和发展了自《诗经》、汉乐府以来的现实主义传统,面向社会,面向人民,无论是抒情诗还是叙事诗,都达到了思想性和艺术性的高度统一,并由此形成了借以抒发自己忧国忧民、忧时悯乱思想感情的高度成熟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 杜甫是我国古代第一个较多地歌唱时事的大诗人,他用高度成熟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写下了众多的、质量很高的叙事诗,塑造了众多的典型形象。杜诗通过这些艺术概括的形象,真实而深刻地反映了各种尖锐复杂的社会矛盾和广大人民深重灾难的生活: 逾墙而逃的老翁、急应河阳役的老妪、新安被征的男子、暮婚晨别的新娘、无家可归的独身汉、夔州负薪的老处女,以及如狼似虎的役吏、炙手可热的杨国忠兄妹、烧杀虏掠的安史乱军…… 这些形象,从各个角度反映了人民遭受的苦难,无情地抨击了统治阶级的荒淫,强烈谴责乱军的暴行。 杜甫在《丽人行》、《石壕吏》、《兵车行》、《垂老别》等著名诗篇中,运用了把主观的思想感情融化于客观事实的叙述中,让人物和事实本身说话,不动声色地抨击了统治阶级,自然而然地表露了自己的爱憎感情。如《丽人行》: 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态浓意远淑且真,肌理细腻骨肉匀。绣罗新裳照暮春,蹙金孔雀银麒麟。……后来鞍马可逡巡,当轩下马入锦茵。杨花雪落覆白萍,青鸟飞去衔红巾。炙手可热势绝伦,慎莫近前丞相嗔! 这首诗讽刺了杨氏兄妹的骄纵荒淫,曲折地反映了君主的昏庸和时政的腐败,妙在从头到尾,都用精工细腻的笔触、鲜明富丽的色彩、严肃认真的态度,来描写场面和情节,让诗人自己的倾向和感情从场面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无一刺讥语,描摹处语语刺讥;无一慨叹声,点逗处声声慨叹。”(浦起龙《读杜心解》),从而有了比一般轻松的讽刺更为强烈的艺术批判力量。 再次,杜甫在描写人物时还善于用人物个性化的语言来刻画心理,塑造形象。无论是独白还是对话,都精彩传神,很好地反映了诗人的忧国忧民思想。比如《新婚别》一诗,完全用新娘的独白写出,将她送别丈夫时的无奈、愤恨、抱怨、忧虑、沉痛、勉励、期待的复杂心理活动展示无遗,从而塑造出一位感情丰富、深明大义的劳动妇女形象。 最后,杜甫还善于捕捉富于表现力的能够显示人物本质和精神面貌的细节。例如《兵车行》中的“长者虽有问,役夫敢伸恨”这一细节,而且也暴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残酷压迫,深寓着作者的同情与愤慨。 上述几点,在杜甫的叙事诗中往往是同时出现的,互相配合,相得益彰,为杜诗抒发忧国忧民的思想感情提供了最好的创作方法。 杜甫(公元712--770),汉族,字子美,河南巩县(今郑州巩义)人,世称杜工部、杜拾遗,自号少陵野老,是我国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诗圣,世界文化名人,与李白并称“李杜”。杜甫祖籍襄阳(今湖北襄樊市),远祖为晋代功名显赫的杜预,乃祖为初唐诗人杜审言,杜甫本人出生于河南巩县(今郑州巩义)。杜甫曾任左拾遗、检校工部员外郎,因此后世称其杜拾遗、杜工部。杜甫生活在唐朝由盛转衰的历史时期,其诗多涉笔社会动荡、政治黑暗、人民疾苦,被誉为“诗史”。杜甫忧国忧民,人格高尚,诗艺精湛,被后世尊为“诗圣”。杜甫一生写诗一千四百多首,其中很多是传颂千古的名篇,比如“三吏”和“三别”,并有《杜工部集》传世;其中“三吏”为《石壕吏》《新安吏》和《潼关吏》,“三别”为《新婚别》《无家别》和《垂老别》。杜甫的诗对后世影响深远。 杜甫善于运用古典诗歌的许多体制,并加以创造性地发展。他是新乐府诗体的开路人。他的乐府诗,促成了中唐时期新乐府运动的发展。他的五七古长篇,亦诗亦史,展开铺叙,而又着力于全篇的回旋往复,标志着我国诗歌艺术的高度成就。杜甫在五七律上也表现出显著的创造性,积累了关于声律、对仗、炼字炼句等完整的艺术经验,使这一体裁达到完全成熟的阶段。 杜甫的思想核心是儒家的仁政思想。他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宏伟抱负。他热爱生活,热爱人民,热爱祖国的大好河山。他嫉恶如仇,对朝廷的腐败、社会生活中的黑暗现象都给予批评和揭露。他同情人民,甚至幻想着为解救人民的苦难甘愿做自我牺牲。所以他的诗歌创作,始终贯穿着忧国忧民这条主线,以最普通的老百姓为主角,由此可见杜甫的伟大。他的诗具有丰富的社会内容、强烈的时代色彩和鲜明的政治倾向,真实深刻地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后一个历史时代政治时事和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因而被称为一代“诗史”。杜诗风格,基本上是“沉郁顿挫”,语言和篇章结构又富于变化,讲求炼字炼句。同时,其诗兼备众体,除五古、七古、五律、七律外,还写了不少排律,拗体。艺术手法也多种多样,是唐诗思想艺术的集大成者。杜甫还继承了汉魏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精神,摆脱乐府古题的束缚,创作了不少“即事名篇,无复依傍”的新题乐府,如著名的“三吏”、“三别”等。死后受到樊晃、韩愈、元稹、白居易等人的大力揄扬。杜诗对元白的“新乐府运动”的文艺思想及李商隐的近体讽喻时事诗影响甚深。但杜诗受到广泛重视,是在宋以后。王禹、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陆游等人对杜甫推崇备至,文天祥则更以杜诗为坚守民族气节的精神力量。杜诗的影响,从古到今,早已超出文艺的范围。生平详见《旧唐书》卷一九〇。 “三吏”、“三别”是杜甫现实主义诗歌的杰作。它真实地描写了特定环境下的县吏、关吏、老妇、老翁、新娘、征夫等人的思想、感情、行动、语言,生动地反映了那个时期的社会现实和广大劳动人民深重的灾难和痛苦,展示给人们一幕幕凄惨的人生悲剧。在这些人生苦难的描述中,一方面,诗人对饱受苦难的人民寄予深深的同情,对官吏给于人民的奴役和迫害深恶痛绝;另一方面,他又拥护王朝的平乱战争,希望人民忍受苦难,与王朝合作平定叛乱。这种复杂、矛盾的思想是符合诗人忧国忧民的思想面貌的。 成都西郊浣花溪畔的杜甫草堂,是杜甫到成都后的住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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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女王Amanda

唐代诗人。字子美。祖籍襄阳(今属湖北),生于河南巩县。因曾居长安城南少陵,在成都被严武荐为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后世称之为杜少陵,杜工部。 杜甫生在“奉儒守官”并有文学传统的家庭中,是著名诗人杜审言之孙。7岁学诗,15岁扬名。20岁以后可分4个时期。 玄宗开元十九年(731)至天宝四载(745),杜甫过着“裘马清狂”的浪漫生活。曾先后漫游吴越和齐赵一带。其间赴洛阳考进士失败。天宝三载,在洛阳与李白结为挚友。次年秋分手,再未相会。杜甫此期诗作现存20余首,多是五律和五古,以《望岳》为代表。 天宝五载至十四载,杜甫困守长安,穷困潦倒。他不断投献权贵,以求仕进。六载曾应试“制举”;十载献“大礼赋”三篇得玄宗赏识,命宰相试文章;但均无结果。直到十四载十月,安史之乱前一个月,才得到右卫率府胄曹参军之职。仕途的失意沉沦和个人的饥寒交迫使他比较客观地认识到了统治者的腐败和人民的苦难,使他逐渐成为一个忧国忧民的诗人。创作发生了深刻、巨大的变化。产生了《兵车行》、《丽人行》、《前出塞》、《后出塞》、《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这样的不朽名篇和“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样的警世之句。此期流传下来的诗大约100首,其中大都是五七言古体诗。 肃宗至德元载(756)至乾元二年(759),安史之乱最盛。杜甫也尽历艰危,但创作成就很大。长安陷落后,他北上灵武投奔肃宗,但半路被俘,陷贼中近半年,后冒死从长安逃归凤翔肃宗行在,受左拾遗。不久因房案直谏忤旨,几近一死。长安收复后,回京任原职。758年5月,外贬华州司功参军,永别长安。此时期的杜甫,对现实有了更清醒的认识,先后写出了《悲陈陶》、《春望》、《北征》、《羌村》、“三吏”、“三别”等传世名作。759年,关辅大饥,杜甫对政治感到失望,立秋后辞官,经秦州、同谷,于年底到达成都。此期流传下来诗歌200多首,大部分是杜诗中的杰作。 肃宗上元元年(760)至代宗大历五年(770)11年内,杜甫在蜀中八年,荆、湘三年。760年春,他在成都浣花溪畔建草堂,并断续住了五年。其间曾因乱流亡梓、阆二州。765年,严武去世,杜甫失去凭依,举家离开成都。因病滞留云安,次年暮春迁往夔州。768年出峡,辗转江陵、公安,于年底达岳阳。他生活的最后二年,居无定所。飘泊于岳阳、长沙、衡阳、耒阳之间,时间多在船上度过。770年冬,杜甫死于长沙到岳阳的船上,年59岁。逝世前作36韵长诗《风疾舟中伏枕书怀》,有“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之句,仍以国家灾难为念。这11年,他写诗1000余首(其中夔州作430多首),占全部杜诗的七分之五强。多是绝句和律诗,也有长篇排律。名作有《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秋兴八首》、《登高》、《又呈吴郎》等。 杜诗现存1400多首。它深刻地反映了唐代安史之乱前后20多年的社会全貌,生动地记载了杜甫一生的生活经历;把社会现实与个人生活紧密结合,达到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的完美统一;代表了唐代诗歌的最高成就。被后代称作“诗史”。但杜甫并非客观地叙事,以诗写历史;而是在深刻、广泛反映现实的同时,通过独特的艺术手段表达自己的主观感情。正如浦起龙所云:“少陵之诗,一人之性情,而三朝之事会寄焉者也”(《读杜心解》)。天宝后期以来,杜甫写了大量时事政治诗。短篇如《洗兵马》、《有感》、《丽人行》、《三绝句》、《病橘》、《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又呈吴郎》,长篇如《夔州书怀》、《往在》、《草堂》、《遣怀》,虽内容各异,但都是个人情感与事实相结合,抒情色彩较浓。战争题材在杜诗中数量很大。杜甫对不同性质的战争态度不同。反对朝廷穷兵黩武,消耗国力的有《兵车行》、《又上后园山脚》等;支持平息叛乱,抵御外侮的有《观安西兵过赴关中待命二首》、《观兵》、《岁暮》等。《前出塞》、《后出塞》两组诗,既歌颂了战士的壮烈英勇,又谴责了君王拓边无厌和主将骄横奢侈;以一个战士的自白概括了无数英勇士兵的不幸命运。“三吏”、“三别”中,诗人同情人民的痛苦,愤恨野蛮拉丁;但大敌当前,兵源缺乏,他只能忍痛含泪劝慰被征者。表现出作者内心尖锐复杂的矛盾冲突。杜甫有不少歌咏自然的诗。歌咏的对象,往往是既联系自己,也联系时事,是情、景与时事的交融,而不仅仅是情景交融。最具代表性的是《春望》、《剑门》。 杜甫还有些歌咏绘画、音乐、建筑、舞蹈、用具和农业生产的诗,同样贯注了作者的感情,具有时代特色。杜集中也有些诗,时代气氛不浓,个人感情较淡泊,尤其是在成都草堂写的一部分诗。这是他经过长期飘泊,得到暂时休息后心境的表现。在《屏迹》、《为农》、《田舍》、《徐步》、《水槛遣心》、《后游》、《春夜喜雨》等诗中,诗人对花草树木、鸟兽鱼虫的动态有细腻的观察,无限的喜爱和深刻的体会。体现了杜甫诗歌和为人的另一侧面。杜甫怀念亲友的诗,大都缠绵悱恻,一往情深。如《月夜》怀念妻子,《月夜忆舍弟》怀念弟弟。众多怀友诗中,以怀念李白的最为突出。从与李白分手直到晚年,追念或谈到李白的诗有15首。表现了他对李白的推崇和情谊。杜甫还以诗论诗,在《戏为六绝句》、《偶题》、《解闷十二首》(其四至其八)中,表达了“转益多师”、“别裁为体”,扬弃古今而自铸伟辞的艺术主张。在困守长安和飘泊西南时期,为求仕进和维持生计,杜甫也作过一些内容无聊、格调不高的投赠权贵、奉和应酬的诗。其中有不少五言排律。 杜诗体制多样,奄有众长,兼工各体,并能推陈出新,别开生面。其五言古诗融感事、纪行、抒怀于一炉;博大精深、无施不可,开唐代五古境界;代表作有《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北征》、《羌村》、《赠卫八处士》、“三吏”、“三别”。七言古诗长于陈述意见,感情豪放、沉郁,风格奇崛拗峭;如《醉时歌赠郑广文》、《洗兵马》、《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岁晏行》等。其五、七言律诗功力极高;五律如《春望》、《天末怀李白》、《后游》、《春夜喜雨》、《水槛遣心》、《旅夜书怀》、《登岳阳楼》,七律如《蜀相》、《野老》、《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宿府》、《白帝》、《诸将五首》、《秋兴八首》、《登高》等;唐人律诗很少能超过它们。杜甫还有许多五言排律,几首七言排律,使排律得到很大的发展。其《秋日夔府咏怀寄郑监李宾客一百韵》长达1000字。但杜甫排律亦多堆砌典故、投献应酬之作。其绝句即景抒情,反映时事,并开绝句中议论之体,别开异径,贡献颇大。杜诗内容广阔深刻,感情真挚浓郁;艺术上集古典诗歌之大成,并加以创新和发展;在内容与形式上大大拓展了诗歌领域,给后世以广泛的影响。杜甫也被后人尊为诗圣。杜甫一生潦倒,其诗“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杜甫《南征》)。但死后受到樊晃、韩愈、元稹、白居易等人的大力揄扬。杜诗对新乐府运动的文艺思想及李商隐的近体讽喻时事诗影响甚深。但杜诗受到广泛重视,是在宋以后。王禹、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陆游等人对杜甫推崇倍至,文天祥则更以杜诗为坚守民族气节的精神力量。杜诗的影响,从古到今,早已超出文艺的范围。 近千年来,治杜之风不绝。宋代有许多杜诗的编年、分类、集注等专书,如王洙《杜工部集》、郭知达《九家集注杜诗》、鲁编次、蔡梦弼会笺的《杜工部草堂诗笺》、徐居仁编辑的《分门集注杜工部诗》。后世注释杜集的亦在百种以上,较流行的有钱谦益《笺注杜工部集》、仇兆鳌《杜诗详注》、杨伦《杜诗镜铨》、浦起龙《读杜心解》。新、旧《唐书》都有杜甫本传。两宋以后,诗话笔记中评点、解释杜诗的文字非常丰富。中华书局1964年编有《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杜甫卷》上编《唐宋之部》。明末王嗣有《杜臆》、清施鸿保有《读杜诗说》。另外,中华书局还将五四运动以来较重要的论文汇编成《杜甫研究论文集》。传记和新的研究专著有冯至《杜甫传》、萧涤非《杜甫研究》、傅庚生《杜甫诗论》、朱东润《杜甫叙论》。较详实的年谱有闻一多《少陵先生年谱会笺》和四川文史研究馆的《杜甫年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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