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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中国现代文学和文化思想史上最重要的刊物之一。“二次革命”失败后中国时局变化使陈独秀深受刺激，他认为在中国搞政治革命没有意义，而欲“救中国、建共和，首先得进行思想革命”。经过努力，上海群益书社应允发行由陈主编的《青年杂志》。 1916年9月1日，《青年杂志》易名《新青年》出版。陈独秀在改刊后的《新青年》第一期上发表《新青年》一文，号召青年做新青年。他提出新青年的标准是：生理上身体强壮；心理上是斩尽涤绝做官发财思想，而内图个性之发展，外图贡献于其群;以自力创造幸福，而不以个人幸福损害国家社会。李大钊发表《青春》一文，在文中揭露封建制度给中国带来的危害，并强调要寄希望于青春中国之再生;号召青年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本其理性，加以努力，进前而勿顾后，背黑暗而向光明，为世界文明，为人类造幸福。 1916年1月15日，陈独秀在青年杂志1卷5号发表一九一六年一文，号召国人从头忏悔，改过自新，一新其心血，以新人格，以新国家，以新社会，以新家庭，以新民族。同时批驳了纲常名教，号召青年为三个目标而奋斗：自居征服地位，勿自居被征服地位；尊重个人独立自主之人格，勿为他人之附属品；从事国民运动，匆囿于党派运动。《青年杂志》自第2卷（1916年9 月）改名《新青年》，自此成为反封建和鼓吹民主革命的中心刊物。 10月1日，陈独秀针对康有为一意要把孔教订为国教的论调，在《新青年》二卷二号上发表《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一文。文章指出孔教和帝制的关系，说别尊卑、重阶级、事天尊君这些孔教思想，正为历代帝王所利用。定孔教为国教，不但违反思想自由之原则，而且违反宗教信仰自由之原则。他认为民主国之祀孔，正如主张专制国祀华盛顿、卢梭一样的荒诞不经。1917年初﹐陈独秀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编辑部也随之从上海移至北京。 1918年1月﹐陈独秀召集《新青年》编辑部会议。宣布本自第四卷第一号起，投稿章程业已取消，所有撰译，悉由编辑部同人，公同担任;采取集议制度，每出一期，就开一次编辑会，商定下一期的稿件。李大钊鲁迅、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胡适、沈尹默参加编辑部。从7月开始，《新青年》采取轮流编辑办法，陈独秀负总责。编辑部改组扩大﹐李大钊﹑鲁迅﹑钱玄同﹑刘半农﹑胡适﹑沈尹默﹑高一涵﹑周作人等人参与编辑工作﹐曾一度实行轮流编辑的办法，适应形势的需要。12月﹐《新青年》同人又创办报纸形式的周刊《每周评论》。 4月18日，因倡导文学革命而倍受攻击的胡适再次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他在文章中说：我的建设新文学论的唯一宗旨只有十个大字：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我们所提倡的文学革命，只是要替中国创造一种国语的文学。有了国语的文学，方才可有文学的国语。有了文学的国语，我们的国语才可算得真正的国语。中国二千年何以没有真有生命的文言的文学?这都因为这二千年的文人所做的文学都是用已经死了的语言文字做的。死文字决不能产出活文学。所以我以为我们提倡新文学的人，尽可努力去做白话的文学，尽量采用《水浒》、《红楼梦》的白话；不够用的，便用今日的白话来补助；有不得不用文言的，便用文言来补助。这样做去，决不用愁没有标准白话。中国将来的新文学用的白话，就是将来中国的标准国语。造中国将来白话文学的人，就是制定标准国语的人。他又说，创造新文学的次序，约有三步：工具，方法，创造。我们的工具就是白话。应该赶紧筹备这个万不可少的工具。方法一是，多读模范的白话文学。方法二是，用白话做各种文学。有志造新文学的人，都该发誓不用文言作文；无论通信，作诗，译书，做笔记，做报馆文章，编学堂讲义，替死人作墓志，替活人上条陈，都用白话来做。他又说，中国的文学，大病在于缺少材料。近人的小说材料，只有三种：一种是官场，一种是妓女，一种是不官而官，非妓而妓的文学?其次新文学创作应获得更多的创作手法。怎样才可得一些高明的文学方法?就是赶紧多多地翻译西洋的文学名著做我们的模范。西洋的文学方法，比我们的文学，实在完备得多，高明得多，不可不取例。只有获得了这些有效的方法，才可言创造我们的新文学。 7月15日，胡适先生在《新青年》上发表贞操问题一文，对近来报端登载称颂贞节烈女殉夫而自杀的文章严辞抨击。他说，中国的男子要他们妻子替他们守贞守节，自己却公然嫖娼，这不是最不平等的事吗?他又说，我对于中国人的贞操问题，有三层意见。第一、这个问题并不是天经地义。第二、我以为贞操是男女双方交互的道德。第三、我绝对反对褒扬贞操的法律。 12月15日，周作人在《新青年》杂志发表文章《人的文学》，提出他对新文学的看法。他说：我们现在应该提倡的新文学，就是人的文学。应该排斥的，便是非人的文学，我们相信人的一切生活本能，都是美的善的，应得完全满足。凡是违反人性不自然的习惯制度，都应排斥改正。他认为，人的文学应是人道主义。他说：我所说的人道主义，并非世间所谓博施济众的慈善主义，乃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我说的人道主义，是从个人做起。要讲人道，爱人类，便须先使自己有人的资格，占得人的位置。如不先知自爱，怎能如己的爱别人呢?他认为用这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字，便谓之人的文学。周作人的文学思想对文学革命的影响是深远的。当时，胡适主要强调文学的语言形式革命，李大钊主要从社会和政治角度谈文学革命，所以，具体到新文学应该具有什么样的内在精神，很少有火进入系统的阐述。正炅周作人连续发表的几篇文章，使新文学真正具有了内在灵魂。如果说鲁迅用自己的文学创作实践为后人指出了新文学创作之路，那么可以说，周作人在理论上为发轫期的新文学指明了方向。 1919年1月，《新青年》刊登了李大钊的演说《庶民的胜利》一文。李大钊针对当时各帝国主义国家和北洋军阀政府宣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胜利是公理战胜强权，指出：这回战胜的，不是联合国的武力，是全世界人类的新精神。不是为那一国的军阀或资本家的政府，是全世界的庶民，我们庆祝，不是为那一国或那一国的一部分人庆祝，是为全世界的庶民。我们庆祝，不是为那一或那国的部分人庆祝，是为全世界的庶民庆祝。不是为打败德国人庆祝，是为打败世界的帝国主义庆祝。这回大战，有两个结果：一个是政治的，一个是社会的。政治的结果，是大主义失败，民主主义战胜。社会的结果，是资本主义失败，劳工主义战胜。原来这回战争的真因，乃在资本主义的发展。民主主义劳工主义既然占了胜利，今后世界人人都成庶民，也就都成了工人。我们对于这等世界的新潮流，应该有几个觉悟：第一、须知一个新命的诞生，必经一番苦痛，必昌许多危险。有了母亲诞孕的劳苦痛楚，才能有儿子的生命。这新纪元的创造，也是一样的艰难。这等艰难，是进化途中所必须经过的，不要恐怕，不要逃避的。第二、须知这种潮流，是只能迎，不可拒的。我们应该准备怎么能适应这个潮流，不可抵抗这个潮流。人类的历史，是共同心理表现的记录。一个人心的变动是全世界人心变动的征兆。一个事件的发生，是世界风云发生的先兆。一七八九年的法国革命，是十九世纪中各国革命的先声。一九一九年的俄国革命，是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第三、须知此次平和会议中，断不许持大主义的阴谋政治家在那里发言，断不许有带大主义臭味，或伏大主义根蒂的条件成立。即或有之，那种人的提议和那条件，断归无效。这场会议，恐怕必须有主张公道破除国界的人士占列席的多数，才开得成。第四、须知今后的世界，变成劳工的世界。我们应该用此潮流为使一切人人变成工人的机会，不该用此潮流为使一切人人变成强盗的机会。凡是不做工吃干饭的人，都是强盗。我们中国人贪惰性成，不是强盗，便是乞丐，总是希图自己不作工，抢人家的饭吃，讨人家的饭吃。到了世界成一大工厂，有工大家作，有饭大家吃的时候，如何能有我们这样贪惰的民族立足之地呢?照此说来，我们要想在世界上当一个庶民，应该在世界上当一个工人。 1月15日，陈独秀的《本志罪案之答辨书》在《新青年》第六卷第一号上发表。文章指出：在社会上非难本志的人分二种：第一、是爱护本志的，一是反对本志的。第二、人所非难本志的，无非是破坏旧伦理，破坏旧艺术，破坏旧宗教，破坏旧文学，破坏旧政治，这几条罪案。这几条罪案本社同人直以不讳。但是本志同人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进，一切政府的迫压，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文章又说：本志经过三年，发行已满三十册；所说的都是极平常的话，社会上却大惊小怪，八面非难，那旧人物是不用说了，就是咕咕叫的青年学生，也把《新青年》看作一种邪说，怪物，离经叛道的异端，非圣无法的叛逆。6月﹐陈独秀被捕﹐《新青年》被迫停刊5个月。同年12月1日出版的7卷1期起﹐仍改为由陈独秀一人主编。 1919年1月15日，鲁迅的《随感录四十》在《新青年》第六卷第一号上发表，呼吁解放孩子。文中说：有一首诗，从一位不相识的少年寄来，题目为《爱情》。少年写道：我是一个可怜的中国人。爱情！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我有父母，教我育我，待我很好；我待他们，也还不差。我有兄弟妹妹，幼时共我玩耍，长来同我切磋，待我很好；我待他们，也还不差。但是没有人曾经爱过我，我也不曾爱过他。我年十九，父母给我讨老婆。于今数年，我们两个，也还和睦。于是这婚姻，是全凭别人主张，别人撮合：把他们一日戏言，当我们百年的盟约。仿佛两个牲口，听着主人的命令：咄，你们好好的住在一块儿罢'!爱情，可怜我不知道你是什么！鲁迅说：这是血的蒸气，醒过来的人的真声音。爱情是什么东西?我也不知道。中国男女大抵一对或一群一男多女的住着，不知道有谁知道。但从前没有听到苦闷的叫声。即使苦闷，一叫便错：少的老的，一齐摇头，一齐痛骂。我们能够大叫，是黄莺便黄莺般叫；是鸱鹑便鸱鹑叫。我们不必学那才从私窝子里跨出脚，便说：中国道德第一的人的声音。我们还要叫出没有爱的悲哀，叫出无所可爱的悲哀。我们要叫到旧账勾消的时候。旧账如何勾消?我说，完全解放了我们的孩子! 9月1日，《新青年》第九卷第五号上发表《中华女界联合会改造宣言》。《宣言》指出：最近这解放的福音吹到东方来，就是被阴阳尊卑的孔教压迫而失了精神上呼吸的中华女子，也得着一点新鲜空气，想抬起头来发出一点微声要求解敌，是我们人类可以乐观的地方。纠合我们中华要求解放的女子，使我们要求的声音一一天强大起来，这正是我们中华女界联合会的责任。《宣言》共分10条，包括要求得入一切学校上学，与男子受同等教育;要求女子有选举权、被选举权及从事其他一切政治活动的权力;男女同工同酬等。不久杂志社迁到广州继续出版。同年9月，陈独秀由广州回到上海，主持中共中央工作，《新青年》也随之迁回上海。10月4日下午，法租界巡捕房又查抄《新青年》编辑部，拘押了陈独秀等人，后经马林、孙中山等营救，陈独秀等人被保释。《新青年》一度停顿。 1920年5月1日，《新青年》7卷6号“劳动节纪念号”出版。发表蔡元培“劳工神圣”的题词、孙中山“天下为公”的题词和李大钊的《“五一”运动史》、陈独秀的《上海厚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题》等文章。同时，还登载了《旅法华工工会简章》及唐山、山西、长江等地的劳动状况调查。1920年9月，第8卷，《新青年》成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机关刊物。中国共产党成立，一度成为党中央的机关刊物，陈独秀主编。8卷1期起﹐被迫迁回上海印行﹐实际上成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小组的机关刊物。1921年2月11日，由于上海《新青年》杂志社出售《阶级斗争》、《到自由之路》等书籍画报，法国巡捕房就以言词激烈，有违租界章程为借口，将《新青年》杂志社强行封闭。1922年7月，出至9卷6期后休刊。以后改为季刊。瞿秋白翻译斯大林著作《论列宁主义》中的《列宁主义概述》部分4月22日在《新青年》第1号上发表。1923年6月15日中共理论刊物《新青年》季刊在广州创刊﹐已是纯政治性的中共中央机关理论刊物﹐瞿秋白主编。该刊题为《新青年之新宣言》的发刊词中指出：中国黑暗反动的旧势力，凭藉世界帝国主义要永久作威作福，中国资产阶级自然依赖世界资本主义而时时力谋妥协。于是中国的真革命，乃独有劳动阶级方面能担负此等伟大使命。中国社会中近年来已有无数事实，足以证明此种现象，即使资产阶级的革命亦非劳动阶级为之指导，不能成就，何况资产阶级其势必半途而辍失节自卖。真正的解放中国，终究是劳动阶级的事，所以新青年的职志，要予中国劳动平民以知识的武器。新青年乃不得不成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罗针。《新青年》季刊是继《新青年》月刊出版的由翟秋白译的《国际歌》的中文歌词，首次在这个刊物上发表。1925年4月《新青年》介绍了蒋光赤的一本讴歌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旅俄诗集《新梦》是现代中国文学界的一个响雷、一盏明灯次年《新梦》又由新青年社作第三次印刷发行，改为横排本。4期后停出。4月，刊物改为不定期刊﹐共出5期。 1926年3月25日，瞿秋白在《新青年》第3号上发表《国民革命运动中之阶级分化-国民党右派和国家主义派之分析》。文章指出：醒狮派的态度，不仅是曾琦无知不学的结果，并且是有意蒙混事实，出于造谣中伤的用心。文章揭露了国民党右派和国家主义派共同的反动目的，即消灭无产阶级的政治觉悟，破坏共产党的政治势力，以民族或国家的笼统名词欺蒙无产阶级，使为己用而专擅国民革命的指导权。瞿秋白明确提出：中国无产阶级应当努力实行国民革命，引导一切平民参加民族解放斗争，中国的国民革命当然就是世界的社会革命的一部分，革命的进行和胜利必须联合世界无产阶级及其他被压迫民族。1926年7月最后停办。《新青年》刊行于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末尾到新民主主义革命开端的重要历史转折时期。它以激进的态度﹐投入了五四运动前后反对封建文化思想和传统的革命潮流﹐成为“五四”思想革命和 文学革命的重要阵地﹐《新青年》创刊号发表具有发刊词性质的《敬告青年》一文﹐向青年提出了“自主的而非奴隶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六项希望﹐已经包含了以“民主”和“科学”两大思想为武器反对封建思想主张的萌芽。在“五四”运动前后，以鼓吹民主、科学，提倡新文学为主要内容，曾刊载鲁迅的短篇小说《狂人日记》、《孔乙己》、《药》，李大钊的论文《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主义的胜利》，陈独秀的论文《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等。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反对封建伦理道德、呼唤人性的觉醒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该杂志先后发表了陈独秀的《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宪法与孔教》﹑《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驳康有为共和平议》﹑《复辟与尊孔》﹐李大钊的《青春》﹐吴虞的《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吃人与礼教》﹐鲁迅的《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我之节烈观》及其他随感录﹐阐明了袁世凯﹑康有为等人鼓吹儒家孔教思想和复辟君主制度之间的联系﹐对于封建家族制度和伦理道德的吃人本质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新青年》发表文章讨论孔教问题﹑道德问题﹑妇女问题﹑婚姻问题﹑个性解放问题﹐批判了上海《灵学丛志》宣扬的迷信鬼神的无知妄说。在反对封建思想文化的斗争中﹐《新青年》第一次在进步的中国思想界自觉地举起了民主和科学﹑即德先生和赛先生两大旗帜﹐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鲁迅说：“凡是关心现代中国文学的人﹐谁都知道《新青年》是提倡‘文学改良’﹐后来更进一步而号召‘文学革命’的发难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新青年》原为综合性的评论刊物﹐创作并不怎么着重﹐除介绍一些欧洲现实主义及其他流派作家作品之外﹐刊登的小说及诗都还是文言的。1917年初﹐先后发表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和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正式揭起了“文学革命”的旗帜。1918年初出版的第4卷第1期《新青年》刊登了胡适﹑沈尹默﹑刘半农的新诗创作。接着于1918年5月第4卷第5期杂志全部改为白话﹐《新青年》成为当时第一个全部用白话文宣传新思潮的刊物。这一期上发表了鲁迅的被视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短篇小说的《狂人日记》﹐充满了对封建社会和家族制度﹑封建道德传统的批判精神。这篇小说和以后发表的《孔乙己》﹑《药》﹑《风波》等的出现﹐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它标志《新青年》提倡的文学革命已经突破了单纯理论的倡导而走上了创作实践的道路。此后在《新青年》上发表新诗的还有李大钊﹑陈独秀﹑鲁迅﹑周作人﹑俞平伯﹑康白情﹑沈兼士﹑沈玄庐﹑汪静之﹑陈衡哲﹑陈建雷等人。发表小说的除鲁迅之外﹐还有陈衡哲。《新青年》进行过关于旧剧问题的讨论﹐并发表了最早的话剧创作《终身大事》（胡适作）。刊物还开辟“随感录”一栏﹐专门刊登时评及针砭旧思想旧文化的短文随笔﹐鲁迅在这里发表了许多短文﹐成为杂文这一独特的文学形式的滥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