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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某某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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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40年代,是中国近代音乐的形成和发展时期。在这个过程中,上海具有重要的地位。首先,由于“海派”的文化传统,上海成为中国新式音乐教育的试验场;其次,上海外国租界的音乐生活,为中国专业音乐人才的培育提供了良好的土壤;第三,大量市民阶层的存在,以及浓厚的商业氛围,现代化传媒的兴盛,使上海酝酿滋生了中国第一代流行音乐。 关键词:近代中国音乐;上海;地位 上海是近代最早开放的五个通商口岸之一,也是近代中国最大的城市。它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国近代新文化形成中的地位,得到了学术界普遍的关注。作为近代新文化一个方面的近代中国音乐的形成和发展,上海在其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与上海城市独特的文化背景、历史传统以及经济社会状况有密切的关系。因此,研究上海在近代中国音乐形成和发展中的地位,不但会使我们对近代中国音乐发展史有深入的理解,也通过一个侧面使我们对上海城市的个性有深切的体会①。 一、近代音乐传播先驱 上海,由于独特的历史因缘和独特的文化环境,成为近代西方文化向中国传播的桥头堡,也成为酝酿近代中国新文化的温床。近代中国新音乐的形成就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近代的音乐发展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近代西洋音乐的传播和普及;一是传统音乐的传承与改造②。其中,尤以西洋音乐的传播和普及为近代中国音乐形成的主要动力和内容。 近代西洋音乐的传播,大致通过以下途径:1、基督教堂所带来的西方宗教音乐;2、新式军队中输入的西洋军乐;3、海外留学生带回来的西洋音乐;4、近代学堂对西洋音乐的普及。这四种途径先后出现,而尤其以第四种因素对中国近代音乐的面貌影响最为深远。上海在近代中国夙得风气之先,在近代西洋音乐传播中亦是如此,其主要表现则在于它成为近代新式学堂普及西洋音乐之最早试验场。 上海自五口通商以来就成为海外基督教在华传教的大本营,因此基督教堂所带来的音乐对上海信徒的熏染尤为深远。但教会音乐对于中国近代音乐形成的贡献毕竟有限,新音乐的形成更依赖于新式音乐教育的发展。由于基督新教把教育作为在华传教的一个重要手段,因此大量精力和财力用于办学,而其所办学堂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传授西洋音乐。从目前的资料来看,传教士在华办学以上海为最早,而学堂中设置音乐教育科目也以上海为最早。例如1861年在上海创立的清心女中,在教学中已把音乐与语文、算术、圣经等科目相提并论。创办于1892年的上海中西女塾为展示平时教学成果,还举办音乐会。音乐会的规模不仅限于学生之间的互相交流,还半年一次对家长们,一年一次对普通市民公开演出①。 而上海人沈心工,是近代中国第一个从事新式音乐教育的中国人。他出生于商人家庭,1902年到日本留学,1903年回国后,在南洋公学附属小学任教,开设了中国最早的唱歌课。1904年出版了《学校唱歌集》,开创了“学堂乐歌”的形式。学堂乐歌是中国人最早用西洋音阶谱写的歌曲,成为近代音乐史的发端。上海的务本女塾、南洋中学等学校以及沪学会等团体都邀请沈心工指导唱歌。在沈心工《学校唱歌集》出版后,很多学堂开设了乐歌课,通过陆续出版的音乐教科书籍,初步的音乐知识得到了广泛的普及。在此背景下,1907年公布的《奏定章程》,规定音乐课为初级小学的必修课。因此,李叔同曾推崇沈心工为“吾国乐界开幕第一人”②。 另一位上海人曾志忞也为中国近代西洋音乐的传播做出巨大贡献。曾志忞是上海著名商人曾铸之子,1901年去日本留学。在日本他参加了沈心工发起的“音乐讲习会”。并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音乐教育论》,这是我国最早系统阐述近代音乐教育问题的论文。1907年归国他即与高砚耘、冯亚雄等人在上海创办“夏季音乐讲习会”。这是一个利用暑期传授西洋音乐的组织,其科目有乐典、和声学、风琴、洋琴、洋弦、喇叭、直笛、横笛、大鼓、小鼓等。1908年曾志忞遵照父命创办“上海贫儿院”,院中设音乐部,并成立贫儿院管弦乐队,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西式管弦乐队。虽然1912年音乐部就停办了,贫儿院也约于1921年左右结束③,但却成为中国人创办西式管弦乐队的最初尝试。可以说中国新式音乐教育是从上海发端,并逐渐普及到全国。 二、租界的音乐生活与近代中国音乐人才的培育 由于近代中国音乐形成的主要动力和内容是西洋音乐理念、技巧的输入和传播以及根据西洋音乐对中国传统音乐的改造,因此海外留学生成为中国近代音乐形成的最早先驱者。但是新音乐的普及和建立却依然要依靠在中国本土形成固定的消费、欣赏市场以及在此基础上不断涌现的本土音乐家。上海由于其在近代中国的独特的历史机缘和文化传统,最早形成了较广泛的近代音乐的消费市场并涌现了大量的音乐人才,为近代中国音乐的形成提供了良好的酝酿场所。而追根溯源,又与上海租界尤其是公共租界工部局乐队有密切关系。 租界的音乐生活与上海近代音乐消费市场的培育 根据《南京条约》的相关规定,1843年上海开埠成为通商口岸,当时在上海县城之外划定了一块外国商人的居留地,这成为上海租界的起源。后来,租界不断扩张,并成立了自己的市政机构,逐渐发展成了一块在中国领土上的“国中之国”,成为外国列强侵略中国的最好见证。但是,它也带来了一些副产品——为中国大众亲身领略西洋音乐的魅力提供了场所。租界里的外国商人为了丰富自己的业余生活,逐渐形成了一些文化娱乐组织。早在1850年英国人就成立了业余剧团,演出需要音乐伴奏,于是组织了乐队。1879年逐渐发展成上海公共乐队。1881年公共乐队由英租界市政管理机构工部局接手管理,并成立工部局音乐委员会。1907年,铜管乐队扩大为管弦乐队。1919年以后乐队聘请意大利著名音乐家梅百器担任指挥,并从欧洲招聘了很多著名音乐家,迎来了它的辉煌时期,并逐渐迎来了“东方第一”管弦乐队的美誉。1922年公共乐队改名上海工部局乐团。当时工部局每年给乐队28万两的高额预算拨款。每年从10月到翌年5月为演出季节,每周的星期天都举行定期音乐会①。起初乐队主要在市政厅的音乐厅内演出,主要局限于外国观众。但是据英国学者毕可思的研究,1928年以来,上海工部局乐队逐渐注重为中国居民服务。乐队指挥的“年报”中越来越多地注意到有中国观众的出席。并开始在中文报纸上刊登演出广告。“1928年,3/4的观众是中国人,据报道,1930年中国人的兴趣甚高。1931年乐队在室内演出时,20%的观众是中国人,此后这个比例稳定上升。”以至于到1933年,在上海工部局管弦乐与吹奏乐委员会上,有人指出中国纳税人希望工部局继续资助乐队,因为它在城市中有很高的文化价值。并且,1928年后开始有中国人被吸纳进入工部局的音乐委员会②。 1930年前,上海工部局乐队一直工部局行政大楼里面演奏室内音乐会。1929年,这幢大楼卖给了开发商,上海工部局乐队搬进了上海商业和公共空间——大光明电影院,后来又搬迁到兰心大戏院。“在市政厅,上海工部局乐队似乎仅仅是工部局的一个文化附属品,只为外侨社群服务。而在整个上海娱乐界,管弦乐队成了这个城市越来越重要的文化财富。”③同时乐队的演奏也从室内走向露天,在夏天,乐队会举行露天音乐会,在兆丰公园(现中山公园)、法国公园(现复兴公园)、外滩公园(现黄浦公园)等舞台上演奏④。1928年后,随着中国人可以进入公共租界的公共娱乐场所,中国观众观赏西洋音乐的机会无疑更多了。 通过以上叙述,可以看出,虽然租界的音乐生活开始只局限于外侨社群,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中国观众逐渐增多,可以说逐渐在中国人形成了一批西洋音乐的消费群。这个消费群的形成和扩大,无疑为中国音乐人才的成长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和氛围。 工部局乐队对国立音乐院的影响 对于中国近代音乐的发展来说,创建中国人自己的音乐学府,作为研究和培养人才的机构,无疑是重要的举措。中国第一所高级音乐研究和教育机构本来创建于北京。1916年秋,北京大学成立学生社团“北京大学音乐团”,同年冬,改名“北京大学音乐会”。1918年改名“北京大学乐理研究会”。1922年以“乐理研究会”为基础成立北京大学附属音乐传习所,成为中国第一个近代音乐专业教育机构。随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北京艺术专科学校等高校纷纷设立音乐系、科,似乎预示着北京将成为中国近代音乐教育的中心。但是北洋政府统治下的北京并不是中国新音乐成长的良好土壤。1927年7月教育部长刘哲认为“音乐有碍教化,也与社会人心无关”,命令关闭北京大学、女子师范大学、艺术专科学校中所有音乐系科,经过师生抗争,结果只有女子师范大学的音乐系被保留下来。而不久在南方的上海则成立了中国第一所音乐专科学校——国立音乐院。 国立音乐院的创办与萧友梅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他本来是北京音乐教育界的领导人,1927年6月南下上海。据谭抒真回忆,他辞去北京学校的音乐系工作,一方面他觉得教师水平低,又与自己的想法不合,另一方面因为上海人才多,还有外国音乐家,所以自己来上海了①。而许步曾更进一步认为国立音乐院之所以选址在上海,是由于上海工部局乐队的存在。 1927年11月27日,中国第一所音乐学校国立音乐院(1929年改为上海音乐专科学校)在上海成立。国立音乐院的成长与工部局乐队的影响有密切的关系。首先,除归国留学生之外,国立音乐院长期从上海工部局乐队招聘老师和研究指导。初建时,10名音乐教师中,外国教师即占了一半,其中大部分是工部局乐队成员。1929年,鲍里斯·扎哈罗夫成为钢琴系主任,而长期担任乐队指挥的富华则一直是小提琴系主任。此外还有大提琴家佘甫蹉夫、难民音乐家如佛莱思克尔、沃尔持·约雅敬等也在此任教。这些外籍教师对国立音乐院教学的贡献是巨大的。比如,扎哈罗夫直到1943年去世为止,一直在上海教钢琴。以至于有学者说,在中国的第一代钢琴家、音乐家中几乎没有一人未曾跟他学过钢琴。 其次,乐队和音乐院虽然没有组织上的联系,但是两者有很密切的合作。乐队给音乐院的学生提供优惠票,和中国爱乐社合作演出音乐会,并且开始逐渐演奏中国音乐家的作品,吸收中国演奏员。1929年,乐队首次与中国独奏音乐家马思聪举行音乐会。1930年首次演奏中国人创作的交响乐作品——黄自的单乐章序曲《怀旧》。1931年上海音专的教师黄自当选为工部局音乐会员会委员。1927年工部局乐队让中国音乐家谭抒真代替休假的队员参加演出。1935年5位中国人首次作为实习生参加工部局乐队的演出。此后,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学生在上海工部局乐队表演越来越频繁② 。在这期间(1934-1942),中国人继续进入乐队。1938年,谭抒真、黄贻钧、陈又新和徐威麟等4人正式成为上海工部局乐队的成员。到1941年乐队中华人达到5人③。中国独(唱)奏音乐家的演出也频繁起来,如钢琴家沈雅琴、李惟宁、吴乐懿,小提琴家王人艺,歌唱家黄友葵、胡然、赵梅伯、斯义桂等相继在1930年代与工部局乐队合作演出④。应尚能在1937年就指出:“对于上海年轻一代有抱负的音乐家来说,能与该乐队演奏或歌唱乃是他们最大的成功。”⑤正如他所说的,演出并不一定总是能带来经济效益,但它们提供了聆听、观摩和演奏的机会,这是中国其它地方所不能提供的。工部局乐队不但具有历史的功绩,就机构而言,它也是今天上海交响乐团的前身。 音乐大师的聚集与中国音乐人才的培育。 上海由于其独特的历史机缘,成为近代中国国际音乐大师聚集之地,这为中国近代音乐人才的培育提供了难得的良机。首先,工部局乐队给中国带来了像柏克、梅百器、富华这样的音乐大师,如果没有乐队他们根本不会居住在这个国家。此外,上海的国际地位使它成为难民的避难所。俄国十月革命后,大量俄国音乐家流亡上海。二战爆发后,众多犹太音乐家流亡上海。他们或者担任管弦乐队成员,或者成为私人音乐教师,或者成为国立音乐院的教员,或三者兼而有之。例如,1924年之后俄侨设立的私人音乐学校就有18所之多⑥。这为中国学生提供了从学这些大师的机会,虽然很多人并没有成为国立音乐院的教师,但是普遍存在的家教,则提供了可能。比如,从1943年直到l946年逝世,梅百器亲自教博聪,富华指导后来出任音乐院院长的戴粹伦,沃尔特·约雅敬教授司徒志文,佛莱思克尔教授丁善德、桑桐、瞿希贤等。 上海良好的音乐氛围和高水平乐队的存在,也吸引了大量著名音乐家在全球巡回演出中把上海作为一站。从20年代到30年代,世界著名音乐家相继访问上海,如小提琴家F·克莱斯勒、约瑟夫·西盖蒂、雅沙·海菲茨和丁·蒂博,钢琴家阿图尔·鲁宾斯坦、B·莫伊耶维奇等①。国际音乐家到上海的演出,无疑开拓了中国音乐家的视野。比如据记载,黎锦晖在上海听交响音乐如同“上课”一样,事前必将登载在《申报》上工部局乐队的当天音乐会节目说明认真读过,然后前往。自1920至1929年他每礼拜五去听,风雨无阻,8年无间断。对于当时来华的歌舞剧团的演出,如:米兰来的歌剧班演出的正歌剧和轻歌剧,“向·旦尼斯(Danis-Shawn)舞蹈团”演出的大型舞剧和各式舞蹈,上海俄侨演出的歌舞剧,以及从欧美、日本来华的邓肯舞蹈团、宝冢歌舞团等的演出,他更是千方百计找机会观摩,既使观摩券“每券售大洋十元,不易筹措”,也在所不惜②。 大量音乐大师聚集上海,为中国音乐家提供了亲身从教的机会,而著名音乐家的巡回演出则为中国音乐家提供观摩的可能,这些对于中国音乐家的迅速成长和提高技艺无疑是难得的良机,非当时中国其他城市所能企及。 三、都市消费生活与通俗音乐的滋生 流行音乐的先祖是发源于美国的爵士乐和摇滚乐。20世纪流行音乐在全球迅猛发展,到今日已成为全球音乐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的近代音乐也不尽是西方高雅音乐在中国的传播和生根的过程,还包括中国近代通俗音乐的产生。在这个过程中,上海不仅是近代中国高雅音乐的摇篮,更是近代通俗音乐的发祥地。音乐史研究者虽然对流行音乐的研究还不多,分期也并不完全一致,但是普遍承认上世纪80年代的流行歌曲与20年代至40年代的流行歌曲有密切的联系。当时黎锦晖以“时代曲”之名创作于20年代末上海的《毛毛雨》、《特别快车》等一批迎合市民口味的歌曲,标志了20世纪中国流行音乐的产生。在该阶段产生了以黎锦晖及其“明月歌舞团”为代表的中国第一代流行音乐作曲家和歌星。因此,研究者称这个流行音乐的第一阶段为“黎锦晖时代”③。而所谓“黎锦晖时代”其实亦可以称为“上海时代”,因为黎锦晖的整个活动主要是在上海,流行音乐的繁荣与上海的城市特点有密切关系,只有上海才能孕育第一个流行音乐的繁荣。 那么为什么会是上海孕育出近代的中国流行音乐呢?这要从上海这座城市的独特历史和文化个性寻找原因。有学者指出,20世纪流行音乐的迅猛发展是20世纪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现代科技的发展、商业炒作和现代人的心理需求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④。这些正好在上海有很好的土壤。 首先,由于上海特殊的历史机缘和文化传统,使它在选择及接受外来文化上有非常积极和开放的态度,这种文化传统被称为“海派文化”。“海派文化”具有开放、灵活、多样、宽容等特点⑤,这为上海接受、容纳通俗音乐这种新形式提供了文化心理上的基础。此外,都会的经济繁荣,促进了都市大众文化生活的兴盛,也为流行音乐提供和扩大了流行空间。当时的上海无疑是中国近代娱乐业最为兴盛的城市,繁多的饭店、酒吧、咖啡馆、夜总会等服务业及娱乐场所,为流行音乐的发展提供了生存空间。 其次,商业炒作和现代传媒的出现大大加速了流行音乐的传播速度。上海是一座商业城市,任何文化形式都避免不了商业的熏染。同时,上海又是当时中国最现代化的城市,很多现代化的娱乐消费形式只有上海才最为普及,比如电影、唱片、电台等。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既是全国的唱片业中心,也是无线电广播的中心,又是电影业中心。这三者的交互作用,使通俗音乐广为传播。 唱片和留声机于20世纪初叶传入上海,至30年代,上海逐渐发展为中国唱片业的中心,拥有国内数量最多和实力最强的唱片企业,生产大量内容丰富的唱片。唱片开始还只是印制中国传统戏曲为主。但到了30年代,新兴的流行歌曲被市民阶层所喜爱,很快成为唱片录制的重要内容。1928年,黎锦晖创作、黎明晖演唱的《毛毛雨》由百代公司录制成唱片,在社会上迅速传播。一些著名的歌星由此诞生。一些实力雄厚的大企业争相为明星灌录唱片,从此录制流行歌曲唱片成为各公司的重头戏。比如,百代公司曾推出“明星锦集”,为红极一时的电影女明星们录制流行歌曲唱片,有胡蝶、陈玉梅、黎明晖、王人美、李丽莲、夏佩珍、胡珊、谈瑛、陈燕燕、黎莉莉、严月娴等。为了争取歌星们录音,各公司专为她们“量身定做”歌曲,并不惜给予优厚的报酬,如百代公司曾给予周璇6%的版税。有些年纪尚轻的女歌星一个月的收入可达20至30元,令世人羡慕。三四十年代,各公司录制了大量的流行歌曲唱片。根据中国唱片厂1964年登记的旧唱片模板目录统计,在百代、丽歌、和声、高亭、胜利等公司灌制的流行歌曲唱片中,以周璇演唱的最多,为150余张,白虹有125张,姚莉有117张,龚秋霞有67张,王人美有62张,另有白光、李丽华、李丽莲、李香兰、欧阳飞莺、吴莺音、张露、黎莉莉、严华、梅熹等录制的唱片①。 唱片业之外,广播事业也扩大了通俗音乐的传播渠道,为其开拓了一个全新的市场。广播电台的兴盛使收音机在中产阶级市民中逐渐普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从收音机里欣赏通俗音乐。 上世纪30年代,上海电影业、特别是有声电影的发展更促进了流行音乐的繁荣。1931年中国第一部国产有声影片《歌女红牡丹》在上海首映,国产故事片在30年代的兴盛由此拉开序幕。电影需要配乐、插曲,这为流行音乐提供了新的创作和表演的市场。而电影的魅力更使穿插于其中的主题曲、插曲不胫而走、深入人心。本来流行歌曲主要以歌舞厅、酒吧、夜总会等为表演空间,有声电影则为歌星拓展了新的发展空间。一些原本以演唱流行歌曲、进行歌舞表演为主的歌舞团、歌唱社成员进入了电影界。如一直在黎锦晖的中华歌舞团和明月歌舞社从事表演的王人美和黎莉莉,就成为30年代联华影业公司“四大名旦”中的两位;周璇在进入电影界以前,先后辗转于明月歌舞社、新月歌剧社、新华歌剧社,早已是红极一时的名歌星。其他如白虹、白光、龚秋霞等,也都是在当红歌星的位置上走进银幕。歌星们从影后,继续维持歌唱生涯,而且往往演唱所主演影片的插曲,歌曲借电影而传播,电影亦因歌曲的流行而更加火爆。这种情况使一些原本并非歌星出身的电影明星也纷纷地开始灌录唱片,如胡蝶、陈燕燕、陈玉梅、李丽莲、夏佩珍、胡珊、谈瑛、严月娴等②。无论是电影明星出唱片,还是歌星拍电影,结果往往是其拍摄的影片与灌录的唱片同样受到崇拜者的热爱。电影这种新兴娱乐工具对通俗音乐的推动作用是巨大的。正如汪毓和所说,“从20年代末开始,中国城市歌舞音乐与中国电影音乐,特别是电影歌曲的发展合为一体,成为中国娱乐性通俗音乐的主体”③。足见当时电影对于通俗音乐的促进作用。 总之,由于上海浓厚的商业氛围,具备较完善的市场运作机制,并受到唱片公司、无线电台、有声电影等新型娱乐媒体的强力支撑,流行歌曲发展的势头极为迅猛,形成了近代中国通俗音乐的第一个浪潮。 其三,市民阶层的庞大为通俗音乐的流行提供了土壤。流行音乐具有创作题材贴近现实生活、富于情趣化,格式简炼完整、演唱方式不拘一格,突出“自我感受”、演出方式强调群众性、强化交流等特点①,这些都符合现代都市市民阶层的审美需求。类似《毛毛雨》等“家庭爱情歌曲”大都表现男女情爱,歌词内容、旋律、风格深受市民阶层的喜爱。上海是当时中国最大的都市,有庞大的市民群体,这为以迎合现代都市生活口味的通俗音乐的流行提供了良好的土壤。 其四,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很多进步的或严肃的音乐家,在流行音乐的创作上,也采取了较为积极态度。除了当时有黎锦晖、黎锦光、姚敏、严华等极负盛名的流行乐坛作曲家外,还有任光谱写的《渔光曲》、《燕燕歌》,刘雪庵谱写的《早行乐》、《何日君再来》,贺绿汀谱写的《天涯歌女》、《四季歌》、《秋水伊人》等都是30年代上海曾传颂一时的经典性的流行音乐作品②。 四、结语 近代上海因为优越的地理位置和独特的历史机缘,由原来的一个小县城发展成中国最大的都市,也成为中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之一。上海在中国近代文化形成中的地位重要,它不但成为西方文化向中国传播的窗口,也成为中国近代新文化酝酿形成的重镇。本文所述上海在近代中国音乐文化形成中的作用,只是上海对中国近代文化贡献的一个侧面。 概括地说,上海由于其滨江带海的地理位置和华洋杂处的社会形态,形成了敢为天下先的文化传统,因此成为中国输入西洋音乐的最初舞台,并成为新式音乐教育的试验场;而由于外国租界的存在,尤其是工部局乐队的存在,为中国人直接体验和学习西洋音乐提供了宝贵的机会;大量市民阶层的存在,以及浓厚的商业氛围,现代化传媒的兴盛也酝酿滋生了中国第一代流行音乐。 当然,随着抗日战争的开始,中国的音乐出现了新的内容,作为孤岛的上海虽然仍然保持了一段繁荣,但是由于脱离了民族的主战场,其音乐中心地位有所下降。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上海在音乐方面的影响又有所转折。这将成为另文考察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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丫丫King

亚洲和欧洲都很早就开始研究民族音乐。但是作为一门科学──音乐民族学的开端,一般都以19世纪末英国的AJ埃利斯发表的论文《论各民族的音阶》(1885)为标志。他建议在对各民族的音体系(主要是音阶)的比较研究中采用音分标记法,从而为音的科学的测定方法奠定了基础。1902年德国音乐学家C施通普夫在他的研究室(柏林大学)设立了唱片资料档案,利用发明不久的录音手段收集民族音乐的音响资料,并力求准确地加以测定和记谱。不久以后,同属于柏林学派的EMvon霍恩博斯特尔、O亚伯拉罕、 R拉赫曼等人从声乐、民族心理学、人类学的角度对非欧洲各民族的音乐,尤其是对其中的音律、音阶的形成过程进行了研究,并发表了迄今依然有影响的研究成果。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柏林学派的另一突出成就是由C萨克斯等人奠定了比较乐器学的基础。他所提出的乐器分类法,是将乐器划分为:体鸣乐器、膜鸣乐器、弦鸣乐器、气鸣乐器(后加电鸣乐器一类),是现在得到最广泛应用的音乐民族学研究的突出成果。1950年,研究爪哇音乐的音乐学家J金斯特发表《音乐民族学》一书,并建议将“比较音乐学”改称“音乐民族学”。之后,出现了强调要把音乐放在整个社会背景、文化背景上进行研究的趋势,美国、日本等国对音乐民族学的研究也有了显著的发展。中国自古就重视律学理论等方面的研究。进入20世纪后,王光祈最早将柏林学派的音乐民族学引进东方,力图从音乐民族学的角度研究中国传统的音乐理论,并将中国音乐列入世界三大乐系之中,在音乐的广阔背景中加以考查,著有《东西乐制之研究》(1926)、《中国音乐史》(1934)等。埃利斯音分标记法的理论也由缪天瑞(《律学》)、杨荫浏、沈知白等人介绍到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延安的中国民间音乐研究会曾对陕甘宁边区作了较大规模的调研工作。从1979年开始,为抢救民族民间音乐遗产,编辑出版有关中国民间歌曲、戏曲音乐、曲艺音乐、民族民间器乐曲、歌舞音乐的民族音乐集成工作正在全国各地大力开展。杨荫浏还著有《音乐业务参考资料十二种》,这是有关中国传统音乐研究的方法论方面的专著。1980年6月,在南京举行了第1次全国规模的中国传统音乐学术讨论会。此后,每隔一年举行一次学术交流活动。问题的提出沈恰的《中国民族音乐学发展评介》(1950—2000)这篇文章是对民族音乐学在1950—2000年间在中国的发展状况作评介。1980年,在南京艺术学院举办的“民族音乐学学术讨论会”是一个分水岭。把民族音乐学在中国的发展分为两个阶段。第一,20世纪50年代至20世纪70年代末。第二,20世纪70年代末至21世纪。民族音乐学是于20世纪70年代末由于上海音乐学院廖乃雄、罗传开等人的民族音乐学介绍性译文而进入中国。这时,民族音乐学作为一门从国外传来的新学科开始在中国发展。而在这之前在民族音乐学尚未传入的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末这段时间里,我国的“民族音乐理论”或“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算是民族音乐学在中国发展的其中一个阶段吗?对这一问题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观点,在学术界也形成了两种看法。一种是以高厚永为代表的学者认为“民族音乐理论”或“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属于民族音乐学范畴。另一种是杜亚雄认为的由于“民族音乐理论”或“民族民间音乐研究”与民族音乐学的学统不同而不属于民族音乐学在中国发展的一个阶段。沈恰先生赞同高厚永的看法,认为“民族音乐理论”或“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是民族音乐学在中国发展的特殊阶段,是民族音乐学的发展基础,是不可缺少的一个阶段。文章从三个方面介绍了在这一阶段民族音乐研究在中国的发展状况。一、“民族音乐理论”学术架构的确立、定型和推广。二、实地考察深入开展和音乐采集、整理范围的扩大。三、研究领域的拓宽,特别是对所谓“东方音乐”和“亚非拉音乐”的关注。在这一时期,沈恰称之为“民族音乐理论时期”,创办了研究机构,建立了学术理论,开展民族音乐运动。中国音乐学院的建立是这一时期发展的最高峰。1953年,由杨荫浏领导的对山西民歌的采风活动。1956年,由杨荫浏领导的对湖南民间音乐的采风活动。1956年,沈知白先生提出“民族音乐理论”这个学科名称。1958年,于会泳提出“民族音乐理论”学科框架。1958年,部分音乐工作者参加中央民族事物委员会组织的“全国少数民族调查”。推进民族学和音乐学的结合。1959年,沈知白注意到除中国以外的其他国家的音乐研究。1962年,于会泳开设音乐形态研究的课程。1964年,《民族音乐概论》的出版是“民族音乐理论”在学术上定型推广的标志。1964年,中国音乐学院成立,并开设“东方音乐”等课程。>以上是文章对这一阶段民族音乐研究的大概框架。其中还包括很多具体的问题。“民族音乐理论”的学科设想,沈知白认为“‘民族音乐’的概念比‘民间音乐’要宽。它可以包括‘宫廷音乐’、‘宗教音乐’、‘士大夫音乐’、‘文人音乐’等,而‘民间音乐’则不能。”并希望建立中国自己的音乐理论体系。于会泳认为“‘民族音乐理论’应分为‘纵向研究’和‘横向研究’”。纵向研究包括民歌、民族器乐、戏曲、曲艺,为乐种研究,横向研究是民间音乐的形态研究。他们的区别在于沈是传统音乐范围,于是民间音乐范围。传统音乐包含民间音乐,而民族音乐的范围比传统音乐的范围要大要广。于先生强调学科学习的两点,一是两个四大件即纵向研究的四个方面和西方作曲技术理论“四大件”,这是一个民族音乐学者首先应具备的扎实功底。二是理论在音乐创作和音乐表演等艺术实践领域中的应用,这是我们学习研究民族音乐理论的目的和价值所在。著作,在这一时期出现的学术论著和谱集很多,但大部分是对民间音乐各个方面整体概述、归类、总结。如:夏野的《戏曲音乐研究》,袁静芳的《民族器乐》。而没有从很小的方面具体深入下去研究。采风的价值是在于历时性研究和共时性研究结合。对音乐史学和民族音乐学研究都有很大的价值。在采风过程中,采集范围、目的、方法都有所变化,特别是采集方法“从偏重于‘音乐声’本身逐渐意识到与‘音乐声’相关之某些人文别竟的重要性,在个别学者身上,还出现了与人类学想结合的动向。”从这时开始,学者们就已经注重了文化背景。体现了民族学与人类学相结合的学科特点,这一点正式民族音乐学发展的重要方面。美国学派的民族音乐学,注重音乐与文化背景的结合,这就是民族音乐学继比较音乐学之后更进一步的发展阶段。这不也就是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方法吗?“对欧洲以外传统音乐文化的关注,实际上在‘民族音乐理论’提出的初期已见端倪。”1民族音乐理论研究的思路拓宽,不仅仅是研究本民族的音乐,也注意到了除欧洲以外的音乐。但最早沈知白提出是为了音乐史研究问题的解决。有很强的史学目的。另外,了解这些非本民族的音乐是“为了扩大学生视野,帮助学生从更宏观的人类音乐文明的背景中去认识自己。”这一点不正是运用了比较音乐学的研究方法。“民族音乐理论”和“民族音乐学”。两者的相通:面对的主要研究对象都是“欧洲艺术音乐以外的“传统音乐”;都需要以实地考察作为研究基础。不同:“民族音乐学”是面对世界各民族的音乐,且多侧重于不同文化间的比较,是“外向”的;“民族音乐理论”的主体是中国学者研究中国自己的传统,是“内心”的。但现在民族音乐学要从“异文化”到“内文化”。因为“只有属于文化圈中的人对其文化中音乐的认识和理解才是最有权威的。所以民族音乐理论和民族音乐学是不能分开的。必然融合到民族音乐中去。这一时期是由于80年代的南京会议的召开而不同的。当西方的民族音乐学进入中国,首先引发的就是有关学科名称的争论。文章详细叙述了对名称争论的内容,并概述了这一时期的学术研究领域。首先是“民族音乐学”的名称界定问题。在中国“民族音乐”指中国传统音乐,这已经成为我国的习惯用语。所以,“音乐民族学”这一名称诞生了,是为了不把“民族音乐学”和“民族音乐之学”混淆。此外,人们还产生了各种不同的译法,如“音乐文化学”、“人类音乐学”、“音乐文化人类学”等。有人还提出应该把“民族”译为“人种”或“种族”。然而,从这场争论中,学术界明确了民族的概念是与文化有关的。“实际上自民族音乐学最初引入中国起,就是以梅式的人类学模式为经典的民族音乐学。“也就是说进入中国的民族音乐学,是梅里亚姆影响的有人类学模式的民族音乐学。而早在50年代开始的上一阶段,中国的民族音乐学就有“文化的渗入”。“所以,笔者看来,‘民族音乐学’同改用以‘人类学’为根词的学科名称‘家族’实际上都是同义词而已,完全不应当把它们说成是民族音乐学在中国发展的先后两个阶段。”民族是指人们在历史上经历长期发展而形成的稳定的共同体。民族是研究民族的起源、发展、繁荣、离合和消亡过程及其规律的学科。人类学是研究人类自身及其发展变化规律的学科,研究内容的第三方面是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特征及相互关系。从这些概念上可以看出,民族学和人类学都是研究人的发展规律,以人为本。以人所创造的文化为研究背景。到了这一时期,民族音乐研究不仅仅是乐种学和音乐形态学,还有民族音乐学中文化的渗入。这一阶段的第二部分是对研究领域的概述。从九个方面进行介绍:一、西方民族音乐学文献的编译和出版。二、学科方法的研究。三、民族音乐志学的研究和民族音乐志的修纂。四、文化地理学性质的研究。五、文化史性质的研究。六、跨文化比较研究。七、中国以外非欧传统音乐文化的研究。八、利用计算机等现代科技辅助民族音乐学研究。九、民族音乐学的教学与实践。西方民族音乐家文献的编译和出版在这一时期是薄弱的。主要有两类,一是专著翻译出版,二是编译者节选译编的“译文集”。对于内容来说,方法论的编译较多,具体研究各按的编译很少。更多的是把民族音乐学引进中国,介绍这门学科和怎样进行这一学科的研究。很少有翻译一些运用这一理论来对音乐进行具体研究的文章论著。学科的方法论是推动学科发展的重要环节。研究方法的重要性在于它是研究的前提方向。这是每一个学者都要注意的,并要根据自己的具体研究,从实践中总结出自己的研究方法,不要不结合实际空洞地谈方法。理论结合实际才是有生命力的,才具有说服力。研究方法也不能一成不变,要不断跟进,不断完善,随着学科不断发展不断进步,要吸取别人的,新的,前沿学科的理论。民族音乐学者要“顶天立地”,不仅要掌握方法进行研究,还要实地考察积累民族音乐。编纂“民族音乐志”。提倡直接在自己所从事的实地考察的基础上完成志书,这样获得的资料是十分珍贵的。文化地理分区研究,是学者们已经按照文化区域的划分来研究音乐,从文化的角度研究音乐。文化史性质的研究,其中的两个问题:一、在研究实践中力图将历时性资料与共时性资料结合起来运用,以重茧中国音乐的历史。二、民族音乐学家对现存音乐基料的调查和研究为基点,参照文献、文物和其他资料,探寻音乐的血缘关系,发展变迁,历史流变。跨文化比较研究是比较音乐学的研究领域。20世纪70年代末,王光祈侧重的比较音乐学在中国开始真正发展,大多数是中西比较,出现了一大批的著作。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高科技的发展也促进着民族音乐学的研究。而对于民族音乐学这种特殊学科来说也是需要现代科技进行辅助的。有四方面运用。民族音乐学的教学与应用民族音乐学。在学校里大量开设民族音乐的有关课程,这也是这一领域发展的重要部分。广泛开展民族音乐的学习。形成应用民族音乐学。一门学科发展一定要走向教育。民族音乐学在中国的发展可以说才刚刚起步,还要有一定的发展过程才能走向成熟。随着对民族音乐学的认识逐渐加深,它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目的在不同的阶段都会有所变化。对于作为民族音乐在中国发展的特殊时期—“民间音乐理论研究”时期是一个不可忽略的阶段。如果没有这一时期的研究,我国的民族音乐学一定不会发展到现在的阶段。它是一个很好的铺垫。这样,民族音乐学在中国的发展才能如此迅速,才能很快被接受。民族音乐学的发展一定朝着更广泛的研究方向。它的多元性和跨学科性,向民族音乐学者提出了高要求。不仅要掌握本学科的研究方法,其它学科的方法掌握也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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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运咪咪熊

[1] 陈霞 现代审美心理在民族舞蹈美学中的互渗[J] 科技风 2008(21) [2] 刘珊珊 试析清江中游土家族“撒尔嗬”舞蹈的审美特征[J] 北京舞蹈学院学报 2006(03) [3] 谢莲花 审美视角下的少数民族舞蹈传承——以傣族孔雀舞为例[J] 枣庄学院学报 2007(06) [4] 石明灯 民族舞蹈的审美与现实价值[J] 南方论刊 2008(03) [5] 柳文杰 舞蹈的审美特征[J] 艺术广角 2004(03) [6] 何燕君 民族音乐舞蹈审美的维度[J] 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5(01) [7] 张平 试论苗族舞蹈的审美特征[J] 贵州民族研究 1995(02) [8] 王克芬 民族舞蹈审美意识的传承性与变异性[J] 舞蹈 1995(05) [1] 王亚慧 民族民间舞蹈艺术的创新[J] 剧作家 2007(02) [2] 陶景杜 "大都市化"后的"地域意识"[J] 北京舞蹈学院学报 2005(01) [3] 马蕾,付强 民族民间舞蹈论析[J] 琼州大学学报 2005(04) [4] 刘瑛 侗族民间舞蹈的地方特色[J] 艺海 2006(04) [5] 曹柯香 俄罗斯民族民间舞蹈的保护和传承——打造额尔古纳市文化特色品牌[J] 前沿 2008(03) [6] 赵丽敏 由“非物质文化遗产”引发的对民族民间舞蹈教育的思考[J] 艺术教育 2009(04) [7] 李静波 论民族民间舞蹈的发展和艺术特色[J] 中国校外教育 2009(S1) [8] 尹晶 论民族民间舞蹈的教育价值[J] 文教资料 2010(14) [9] 张会改 浅谈民族民间舞蹈的美育[J] 黄河之声 2010(20) [10] 王敏 民族民间舞蹈教学[J] 大舞台 201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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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gjue0512

乐记 关于《乐记》书代及其作者历两种说: 《乐记》书战期孔再传弟公孙尼所作 书汉儒采用先秦诸家关音乐言论编纂 《乐记》书讨论音乐各面内容主要包括几面: 关于音乐本质《乐记》着精辟论述肯定音乐表达情艺术认: 凡音起由物使 凡音者者情于故形于声:声文谓音 《乐记》关于音乐本质论述具朴素唯物主义观点 关于音乐于政治关系《乐记》强调音乐与政治音乐与社密切关系认: 使故治世音安乐其政;乱世音怨怒其政乖;亡音哀思其民困 声音道与政通矣 理论迎合封建统治者维护自身利益要求 关于音乐社功能《乐记》主张使用音乐与治理朝政端社风气礼制伦理教育等相配合统治者文治武功服务认: 乐再宗庙君臣同听则莫敬:族乡张同听则莫顺;…… 礼、乐、邢、政其极所同民治道 故先王政乐非极口腹耳目欲教民平恶返道 关于音乐美认识《乐记》比较深层论述强调音乐给愉悦受类缺少认: 夫乐者乐情所能免 《乐记》作先秦儒美思想集者其丰富美思想两千估嗲音乐发展着深刻影响并世界音乐思想史占重要位 (知堂)《乐记》《礼记》49篇篇《礼记》题作《乐记第十九》约5000余字包括11篇:《乐本篇》、《乐论篇》、《乐礼篇》、《乐施篇》、《乐言篇》、《乐象篇》、《乐情篇》、《魏文侯篇》、《宾牟贾篇》、《乐化篇》、《师乙篇》等据西汉刘向古代《乐记》共23篇篇名都记载于《别录》书《别录》虽已佚唐孔颖达作《礼记注疏》说《别录》所载《乐记》全部篇目"总存焉"孔颖达记载看23篇除述11篇外包括《奏乐篇》、《乐器篇》、《乐作篇》、《意始篇》、《乐穆篇》、《说律篇》、《季札篇》、《乐道篇》、《乐义篇》、《昭本篇》、《招颂篇》、《窦公篇》等12篇12篇已佚 《乐记》作者代问题众说纷纭《汉书•艺文志》载古乐早已散失及秦灭汉初"广献书路"河间献王其力量搜集古书古乐与毛等"共采《周官》及诸言乐事者"辑《乐记》《汉书•艺文志》所列《王禹记》24篇能河间献王所辑《乐记》属汉新作属"先秦旧书’有音乐史的,就比如《春江花月夜》,音乐可以帮助人类征服自然。故有高山流水之曲。《广陵散》 秦时明月中的《燕鸣骊歌》 然后我觉得仙剑里面的轻音乐不错, 上饶市高二女生“才女作家”姚牧云,这是个很大的话题 古代音乐著作太多了,诗,1《五音琴谱》 是一本明代的琴谱著作,《汉宫秋月》,唐末火药开始用于军事 宋仁宗时成书的《武经总要》记载了许多火器的制作方法 甘石星经》是世界最早的天文学著作 隋朝天文学家刘焯编制的《皇极历》,古代文献中的材料说明,郭松民暴跳如雷,唐朝时《真元妙道要略》一书最早提到了火药,三国演义,樵夫钟子期竟能领会这是描绘“巍巍乎志在高山”和“洋洋乎志在流水”。水浒传,你要甚麼的?。当场痛骂范跑跑, 。藩王朱理辑于万历七年(公元1579年)。时评人郭松民与地震逃跑老师范美忠公开辩论,被网友戏称“范跑跑”。被网友称为“郭跳跳”。 2《太古正音》《太古正音》为琴谱。伯牙惊道:“善哉,《渔舟唱晚》,共收集了37首琴谱。易,嵇康《声无哀乐论》。风力,共十四卷。明刊本。万历己酉(公元1609年)张大命(字右衮)辑。摔琴绝弦,经典些的呢,《高山流水》——传说先秦的琴师伯牙一次在荒山野地弹琴,伯牙痛失知音,音乐,和对音乐的起源及其功能的看法和思考,所收三十七曲中有三十首是辑者弹奏过的作品。终生不操,礼,不过有的在百度音乐是搜不到的。其实我觉得,《梅花三弄》,书,春秋,中国古代音乐美学思想 源于中国古代音乐美学思想可以追溯到史前时代。《阳春白雪》,有关於乐器的,范跑跑是地震中弃学生而逃生的一个老师范美忠,”子期死后,红楼梦,西游记。子之心与吾心同。事后还振振有词,《逆伦》,在辩论中,起源于模仿的天然气,我们的祖先是不是已经有一个音乐的审美意识,《琵琶语》,创立了计算日月运行的新方法。有音乐美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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嘚啵嘚啵的sissi

《五音琴谱》明代的琴谱著作,共收集了37首琴谱。明刊本。藩王朱理辑于万历七年(公元1579年)。所收三十七曲中有三十首是辑者弹奏过的作品。《太古正音》明代琴谱。万历己酉(公元1609年)张大命(字右衮)辑。共十四卷。前有琴经,收琴谱五十二曲,其中十二曲有歌词。另有篡改为清康熙间沈国裕校订的伪本。《玉梧琴谱》明代琴谱,收52曲。明刊本。万历十七年(公元1589年)御马太监张进朝字玉梧撰。收五十二曲。传自河南崔小桐《律吕新论》清代律学著作。律学著作。清代江永撰。二卷。约成书于1740年。上卷九篇,下卷七篇。大致依琴音立说,以弦取声。作者精于算数,故长于计算律度,为本书的特点。《琴述》琴史专著。元代袁角编,收入《清容居士集》中。作者经过调查,论述宋代谱系的演变。从官方"阁谱"的衰亡到民间"江西谱"的兴起,以及宋末"浙谱"的取而代之,对浙谱的形成提供了具体的历史资料。《梧岗琴谱》明嘉靖二十五年(公元1546年)刊本。辑者黄献,号梧岗。其琴学源自浙操徐门的张助和戴义,故所收四十二曲均为浙派传曲。代表曲目如《潇湘水云》、《渔歌气权樵歌》等都注明原作者或徐门加工情况,颇有价值。《诗经乐谱》清代诗乐。1788年乾隆敕撰。为历代诗乐中规模最大、收谱最多的刊本。共三十卷,附乐律正俗一卷。有聚珍版及丛书集成本,所用曲调,略同历代诗乐,皆一字一音。《杏庄太音补遗》明刊琴谱。编者萧鸾,字杏庄。成书于嘉靖三十六年(公元1557年)。共三卷,收七十二首琴曲。编者强调本人是徐门正传,并在每曲之前配以相应的“吟”,作为序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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