妖精狮子
kiko小毒
给你个提纲你自己挑着写 一、传统文化的内涵 中国传统文化是指中国历史上以个体农业经济为基础、以宗法家庭为背景、以儒家伦理道德为核心的社会文化体系。它有着悠久历史。是中华民族在历史长河中集体劳动和智慧的结晶。它从时间上讲，中国传统文化大致是指19世纪40年代鸦片战争前的中国文化。因为鸦片战争后由于西方文化的剧烈冲击。中国文化开始大幅度的震荡，调整。这种变化一直持续至今。从地域范围看，中国传统文化不仅包括传统的中国地理概念，还包括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越南、朝鲜等国家和地区，没有一个清晰的地域界限。她是我们的祖先传承下来的丰厚遗产，曾长期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一方面具有强烈的历史性、遗传性；另一方面又具有鲜活的现实性、变异性。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今天的中国人．为我们开创新文化提供历史的根据和现实的基础。今天中国人的思维与行为仍在不自觉中深受其影响。纵观历史，传统文化主要包括儒学、美德、礼仪、民族精神、榜样、诚信、和谐观、负面道德经验等方面。 二、多视角看传统文化教育的德育价值和体现 传统文化教育的德育价值，众说纷纭，许多专家和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此各抒己见。有些学者们论证了儒学教育思想的现实意义。认为儒学对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思想政治课程改革、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等具有极为有益的作用。还认为新儒学伦理道德思想有助于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教育，对当代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也有启示。改革开放以来和加入WTO以后，中国的人文精神及传统文化思想受到挑战。对学生进行儒学教育，坚定信仰教育有利重建精神家园，凸显人文精神，要求我们加强儒学伦理教育，倡导道德体验教育。 〔1〕有学者从美育及传统美德的角度看其德育的促进作用。也认为当代德育的社会文化环境受以现代传媒为特征的大众文化影响，人的审美受到侵蚀、精神世界也被无情的挤压着。青少年的奋斗精神、进取精神、创造精神受到巨大影响，自我意识强全局意识差、竞争意识强合作意识差、好胜心强抗挫折能力差等不健全人格结构。而美育与德育的终极价值取向是一致的，都是为了人的全面发展和最终实现人的自由；审美教育与价值观的培养及形成有密切的关系，这也是我国把美育作为学校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原因；当前可以通过艺术教育、经典导读、看经典戏剧电影、文学导读、注重课程教材改革、重视校园文化建设等措施来实施美育。 〔2〕对于美德作为知识可教性，有学者论证了其可教的限度和方式。苏格拉底说：“美德即知识”。但美德作为知识被教师有限度的。原因是它主要通过理性去获得、美德本身的内涵在当代社会中的失落、合格的美德教育教师的失落。所以传授也有其特殊的方式，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摸索。 〔3〕香港中文大学刘国强教授阐述了中华美德教育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指出儒家伦理教育之特点，尤其分析了仁的不同层面的含义和与诸德的关系，认为它们都是相互关联和融通的一个体系。他的关于中华美德的当代意义提醒了我们不要一味的追求现代的、西方的、流行的价值观，而忽略中华传统美德所蕴涵的价值。 〔4〕 至于道德榜样、榜样教育问题，部分学者论述了榜样的道德价值，道德榜样的类型、可能和功能。一般的榜样并不特指道德榜样，它们是一般与个别的关系。只有具有正面价值的榜样都有道德的崇高性或崇高的道德价值。从道德主体的角度看，可分为个体道德榜样与群体道德榜样：从社会生活的实际来看，不可能人人都成为道德榜样，主要是：掌握和控制社会道德资源者、对社会负有重大责任和具有重要影响者以及成年人。道德榜样有几种产生的可能，即先验论、发现论、需要论、实践论。不管怎样，道德榜样产生的条件至少应该是理性主义和普遍主义的诉求。道德榜样的功能如下：传统优秀道德的典型承载者，现实主导价值的积极弘扬者，未来理想道德的开拓创新者。这三种内在功能决定了道德榜样具有示范和激励的外在功能。 〔5〕现实教育中要积极发挥道德榜样的外在功能，使其转化为内在功能，以不断扩大的道德榜样的力量和影响力。但如何处理好榜样教育与偶像崇拜呢？有学者指出要合理运用它们之间的耦合，来建设新时期的文化和进行学校道德。需正确认识偶像崇拜语境下的榜样教育。随着现代传媒技术的发展和现代传播媒介产品的普及，新的文化形态和现象的出现冲击并改变着传统的文化模式和文化观念。时下榜样曲高和寡，偶像却层出不穷。这就要求找出新时代文化背景下榜样与偶像的差异与共生，建构它们间的耦合机制。需要我们贯通理性思维与情感体验；协调价值目标与现实生活。 〔6〕民族精神有其深刻的历史渊源和重要价值，当前有学者对学校如何进行民族精神教育作了研究和思考。指出民族精神教育应具有生活性、综合性、发展性，体现民族性和全球性的统一，且要设置专门的民族精神教育课程。拟定民族精神教育目标，不同的学习阶段，目标层层深入。至于其教育方法，不能脱离学生实际，而要从学生生活出发，尊重学生的主体性，在活动中开展教育，这样民族精神才可能真正被内化。 〔7〕在崇尚个人自由的现代社会里和以消费者需求为导向的教育市场化改革的影响下，当代学校民族精神教育面临着危机和价值困境，即如何处理好国家认同和个人自由的关系。学者认为，当代学校民族精神教育本身而言，强调个人自由与国家认同各有优缺点，因为他们反映人的精神需求中既渴求自由又希望有所归依的二重性，因此有学者要建立一种必要与可能的民族精神教育价值取向：基于个人自由的国家认同。根据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学，通过达致共识的对话教学来实施民族精神教育，用讨论、辩论、说服教育的教学方法，使学生主动获得些道德规范和自己的价值观。 〔8〕有学者指出负面道德经验也有其德育价值，负面道德经验是指在道德生活世界中表现出来的具有假、恶、丑性质的道德事件或行为。但它在学校教育中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有人认为负面道德经验会对学生的道德成长产生消极的影响，因而在实践中采取回避或拒斥的态度。他们认为负面道德经验一旦被课程化，就会对学生的道德成长具有积极的影响；有利于发展学生处理负面道德经验的意识和能力，适应真实的道德生活世界；有利于培养学生的道德自主力、更好的理解正面道德经验和进行道德反省。我们知道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是矛盾的统一体，道德经验也不例外，学生不应该只知其一面，而不知另一面。那么负面道德经验在当前德育中缺位的原因是什么呢？根本原因在于人们认识上的偏差。有些人认为呈现负面道德经验与学校教育的性质不相符合；有些人认为学生的德性很大程度上是环境熏陶的结果，因而在学校教育中呈现负面的道德经验不利于学生的德性成长；有些人认为由于学生的身心发展还不成熟、缺乏道德免疫力，因而不宜向学生传递负面的道德经验。但它们不应成为学校摈弃负面道德经验的理由。学校德育不只是教师和学生过道德生活的地方，更是学生学习如何在社会上过道德生活的地方。社会上永远存在着真、善、美与假、恶、丑。学生不可能完全封闭在学校内，他们无时无刻不在与社会打交道。既然和社会交往，学生就不可避免的遇到负面道德经验。如果学校不让学生掌握面对负面道德经验的智慧，那么他们在遇到负面道德经验时就会茫然不知所措。所以学校应该将负面道德经验课程化以促进学生的道德成长。 〔9〕中国自古就被称为“礼仪之邦”。显然先秦时期的礼就是道德规范的载体，也是传承主流社会伦理思想的符号，具有重要的道德功能，有学者说其功能主要表现在道德内化、示范和传承等方面。礼的践履使人们逐渐养成遵守道德规范的行为习惯，形成道德观念，培育道德情感，使外在的道德规范转化为内在的道德自觉。礼仪则以理想的模式向社会成员展示主流社会的价值取向和供他们效仿的行为准则。礼仪还通过礼仪活动标准化的语言和动作，使社会道德规范成为可以习得的东西。先秦时期的礼具有传统礼仪的共性，另外，它的德育功能有其特殊性，第一，先秦礼教与乐较大配套进行，相辅相成；第二，先秦礼的道德教化与国家机器的推动密不可分。礼的法制化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礼的道德教化的作用，还有中国古代政教合一的机制是礼的道德教化的重要途径。 〔10〕也有学者分析了人生礼仪的德育内涵，它是一种特殊的民俗事象，指围绕着人的生命历程的关键时刻或时段而形成的仪式活动，具有丰富的德育功能。因为人生礼仪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连接着寻常百姓的人生追求和需要，另一面连接着受儒家文化支配的传统价值观念，千百年来始终发挥着规范人生和统一教化的作用。当然人生礼仪德育功能的实现，要注意在开展礼仪活动时讲究实效性；要在庄重神圣的场合下，以富有象征和表现力的方式使受礼者完成道德教化过程。这对于今天的德育有借鉴意义。 〔11〕和谐是事物之间相互联系的机制和状态，它是发展着的联系。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有和谐的思想，如：“天人合一”、“整体和谐”、“和而不同”的思想都包含有和谐的意义。传统文化注重“修身”的价值追求，有助于提升公民的思想道德素质；传统文化崇尚“和为贵”的思想，有助于营造和谐的人际关系；传统文化追求“天人合一”的精神，有助于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传统文化“以民为本”的观念，有利于巩固社会和谐的基础。从一定意义上讲，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宏伟目标的提出，正是中国传统大同社会理想在现代的延续和升华。中国文化传统中追求和谐的思想由来已久，讲求和谐是往圣先贤们孜孜以求的社会理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也是我们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文化基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应当把构建和谐社会植根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土壤中，从传统文化中汲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智慧和精神动力。例如：传统文化注重“修身”的价值追求，有利于提升公民的思想道德素质中国传统文化注重“修身”，强调个人道德人格的培养，对于提升全体公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具有极其宝贵的启示；传统文化崇尚“和为贵”的思想，有利于营造和谐的人际关系儒家提出“礼之用，和为贵”的思想，就是主张人与人、人与社会要宽容和谐。儒家“和为贵”的思想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对生命价值的尊重和对和谐理想的追求。 〔12〕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为“和”的思想赋予崭新的时代内容，进一步倡导以和为贵的新型人际关系准则，无疑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减少人际摩擦和社会内耗，在全社会形成“贵和尚和”的价值取向，增强人际关系的亲和力和凝聚力；传统文化追求“天人合一”的精神。有利于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和谐社会，是与中国传统文化追求“天人合一”的精神一脉相承的。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们把天地万物视为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只有处于和谐关系中，才能得到发展并生生不息。儒家认为包括人类在内的自然界基本上是和谐的，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思想虽然是农业文明的产物，但它反映了人与自然之间的亲和感和相互依存关系，对于我们反思现代工业文明对自然的征服态度，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当前，我国正处在工业化加速发展的时期，正以历史上最脆弱的生态环境，承载着最庞大的人口，也正在以最快的速度消耗着可再生和不可再生的资源，面临着最突出的人与自然的矛盾。因而，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统筹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走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化道路，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还有，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有利于巩固社会和谐，“民本”思想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宝库中重要的精神资源，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先秦文献中提到“民”的地方很多。我们只有把构建和谐社会植根于优秀传统文化的土壤中，善于汲取“民本”思想的精华并赋予其崭新的时代内容，才能夯实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一个以民为本的社会，才是一个和谐的社会。
jonathan7704
一、与其说是中国古代哲学孕育出了中医，不如说是中医借用了中国古代哲学的外衣很多医者明确地提出中医是古代先贤从周易、道家理论中感悟出来，因此主张学医必先悟道、学医必先通易，尤其是精于阴阳、五行变化之理，所谓“医明阴阳五行理，始晓天时民病情”（《医宗金鉴・运气要诀》）。但考之《左传》等古代文献，可以看出：至晚在春秋早期，就已经有了与巫医相分离的医学理论，其思维方式以及所使用的语言和《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记载的医论多有类似，可是在《左传》中记载的早期医论中，并没有任何关于抽象的阴阳、五行或是易学理论；更进一步地说，在整部《今文尚书》，以及《左传》昭公二十年之前的文字中，都没有看到任何抽象的哲学概念。因此，说医理源于易理并无根据。自《左传》昭公二十年起，出现了抽象的阴阳等一系列概念，而医者也开始以此为依据来阐述医理，但这并不是说抽象的阴阳、五行乃至易理是从鲁昭公二十年开始出现的，事实上《左传》以昭公二十年为分水岭，前后的语言使用、叙事笔法区别非常大，只能说明前后是由不同的史家书写的，从笔法的繁杂、华丽程度上看，显然昭公二十年之后的文字晚出――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中医理论并非从阴阳、易学中孕育出来，而是在这些理论流行起来之后与之融和。至于五行理论则较阴阳理论更晚，据民国《古史辨》派学者考据，成熟的五行相生相克理论的产生时间，最早不过战国早期，甚至中期。因此，开始写于战国中晚期的《黄帝内经》大量使用了五行相生相克的理论，战国晚期的《吕氏春秋》也已经开始用五行理论解释五脏关系，――但即使如此，也未见《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记载的战国、西汉初年医论有一字提及五行。后世医家在使用五行理论时，也并非视其为重要的金科玉律，而是在辨明五脏关系后，巧妙地用五行理论编造一个解释而已，清代的大医家刘止唐甚至提出“先天逆生，后天顺生”，也就是在需要的时候，可以用水生金、火生木这种与传统五行生克理论相反的规律来解释五脏关系，更可知并非五行理论指导并发展了中医，而是中医利用了五行理论来做装扮而已。当然，医学确是需要不断地学习新理论以发展自己，但问题在于：新兴的阴阳、五行、易学、道家理论并没有从根本上解释“中医为什么能治病”这个根本问题，无论是《内经》还是后世各家医论，都只是在用新兴的理论作为外衣，用华丽的语言叙述简单的道理，或者用一种假设的理论去论证另一种假设的理论，进行自证循环的游戏，很多内容严重脱离临床。因此，中医无论是诞生还是发展，都与阴阳、五行、易学、道家理论等中国重要的哲学理念没什么直接关系，与其说是中国古代哲学孕育了中医，不如说是中医用中国古代哲学的外衣包装了自己，为的是让自己更加迎合市场，适应大众的口味。二、中医理论并非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独有产物中医始终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大环境里生存，它所使用的语言必然要适应这个大环境，但其主要的理论内容与背后透露出的思维方式，却并非中国独有。西方古代医学中同样有相似甚至相同的内容，而使用的思维方式也极其相似。以最经典的阴阳为例，在《希波克拉底文集・摄生论》第一篇中，有一段谈论水火关系的文字，细玩之下，会发现并非在谈论现实中的水火，而是以水火为喻，谈论事物间的关系，其思想与中国的阴阳理论并无太大出入：“一切动物，包括人，是由功能不同但一起发挥作用的东西――水和火组成的。二者在一起互相充实，而且使万物满足。但是只有一方则本身不充实，也不能满足万物。它们各自具有的功能如下：火总是消耗一切，水能滋养一切。然而它们轮流做主人，或者被最大限度地控制或者尽可能不受控制。它们都不能完全制服对方。因为，火，它的进展受水限制，它缺乏营养，于是转向容易获得营养的地方；水，它的进展受火限制，不能再前进，于是停在这一点上。水停止时，不再有力，从而被消耗转作火的营养，受火的煎熬。然而，由于下面的原因，二者谁也不能完全变成主人。假如曾有过一方先被制服，它们便都不是现在的状态。像它们这样的东西，总是以老样子存在，既不会单独地也不会共同地自然消亡。所以，如我所说，水和火，上至极大，下至极小，赡足宇宙中的一切。这两种元素，各有如下性质。火性热而干，水性冷而湿。它们也相互为用。火从水中获得湿性，因而火中有湿。水从火中获得干性，因而水中也有干。它们就是这样，可以分别形成很多种状态。既是种子，又是生物，彼此的外表和性质都不一样。因为它们从不停滞在同一状态，而是变来变去，由这种元素独立出去的东西也必然不同。于是（万物中无一会灭亡，也不会出现从前不存在的东西）万物无生、无灭。事物的变化，仅仅是由于混合和分离的结果。可是人们流行的信仰是，一种事物增加并来到哈德斯神（Hades）之光下，同时另一种事物减少并消灭于哈德斯神之光中。”从这段文字中，我们很容易读出阴为动阳为静、阴为体阳为用、阴阳互根互宅、阴阳互为消长的意思来，区别只在于使用的词语不一样而已，中国人用的是阴阳，而希波克拉底用的是水火。再比如中医里面最核心的一个概念：气，在西方医学中同样存在极其相似的概念，并且同样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在卡斯蒂廖尼《医学史》中有这样的记载： “与其说埃拉锡斯特拉斯是位解剖家，倒不如说他是位生理学家和病理学家，有些历史学者甚至认为他是生理学的创始人。他认为每种器官都有三种脉管：静脉、动脉和神经。他认为进入肺内的空气甚至也进入心脏，并在心脏内形成‘生命灵气’（vitalspirit），由动脉输送至全身各部。生命灵气在脑中（可能是在脑室中）转变为动物灵气（animalspirit），并由神经传至全身各部。”埃拉锡斯特拉斯（Erasistraus），古代马其顿医学家，其生活时代相当于中国的战国中晚期。他和中国古代医家一样，认为呼吸的空气在体内形成精气，并且沿着具体的通道流行于全身，而这种思想被以后的医家所继承，并指导诊断与临床。米歇尔・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一书中，大量转引了欧洲中世纪的医学手稿，其中有这样的记载：问如何治疗疯癫？答曰：“如果在疯癫时精神元气陷于无规律运动之中，那是因为精神元气没有足够的力量和重量来遵循自然轨迹的引力作用。因此，需要扶持精神元气”。具体办法是：“具有强烈刺激性的气味可以增强精神元气，对付忧郁气。令人不快的感觉能够刺激精神，从而使精神产生反抗力并迅速地汇集到反击忧郁气侵袭之外，阿魏、琥珀油、烧焦的皮毛均可以用来（达到这一效果）。总之，凡是能使心灵产生强烈不快感觉的东西均可起作用。”又问人何以疼痛？答曰是spirit这种物质“猛烈地涌到某个部位，在那里造成痉挛甚至疼痛，……并使器官功能失调，无论是被元气遗弃的器官，还是元气所涌入的器官，都会因元气分布不均衡而受到严重损害，因为这种不均衡完全违背了生理系统的法则。”译文中的“精神元气”一词，在法语原版中是“spirit”。spirit一词在今天普遍翻译为“精神、精力”，在古代拉丁语系中，这个词的含意具有一定的物质性，因此翻译为“精神元气”并无不可。而这两段文字我们完全可以把它们翻译成中医的语言：“问曰：何以癫狂？对曰：惊则气乱。正虚则气不归经，当扶其正。”“气郁则不通，不通则痛。五脏有病气虚者，有病气实者，皆失其平也。”非但指导思想与中医理论所差无几，甚至治疗手段也没有本质上的不同，都是使用具有强烈刺激性气味的物品让人体郁结的气机流通。再如中医理论中一个重要概念：湿，在古代西方医学中也可以找到相似的内容。《希波克拉底文集・气候水土论》中谈及一个叫塞齐安斯（Seythians）的种族：“他们冬天和夏天的衣着、饮食无区别，总是呼吸湿气，喝冰雪化成的水，不干累活。这里四季变化不大，人们不需要精神和肉体上的耐受力。由于这些原因，他们的体格粗壮、多肉，关节不突出，体质多湿而疏松，肠道下部十分湿润。我将对他们的湿性提出明确的证据。你会发现大多数塞齐安斯人――都是诺曼（Nomad）人――都有肩部烧痕，他们的胳膊、腕、胸、臀和腰部都一样。导致这种结果的原因很简单，即由于他们体质上的湿润、柔软。他们由于柔软、松弛，无力拉弓和投掷标枪。但是当他们一再烧灼掉过多的湿气，吸干他们的关节，他们的身体就会变得更坚实。”在这里，希波克拉底和中国的古代医家一样，都把“湿”这样一种自然现象当成一种具有物质性的、能够像物质一样侵入人体的事物。并且，这种具有物质性的“湿”可以通过烧灼来清除掉，与中医的“升阳除湿”理论并无本质区别。由此可见，中医理论虽然不同于现代西方医学，但与古代西方医学却多有类似，无论是指导思想、思维方式还是临床诊治，都有颇多相近甚至相同之处。中医理论并非是中国传统文化独有的，它更多的是人类古代思维方式的产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