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届兵器工程大会论文集

1、《NEPCON第14届上海国际SMT技术高级研讨会论文集》 2、《2004北京国际SMT技术交流会论文集》3、《芯片尺寸封装CSP设计、材料、工艺、可靠性及应用》 《工程技术部主管-跟我学》5、《品管部主管-跟我学》 6、《可制造性设计DFM专刊》7、《SPC运作实务》 8、《电子设备的电磁兼容性设计》9、《中国电子学会电子元件学会第13届学术年会论文集》 10、《表面贴装技术》2003年合订本11、《无铅焊接技术》 12、《无铅技术应用标准参考》13、《实用表面组装技术基础》 14、《2003-2004SMT设备材料及片式元器件用户选购手册》15、《现代印制电路先进技术》 16、《电子工艺基础》（第2版）17、《NEPCON第13届上海国际SMT技术高级研讨会论文集》 18、《微电子封装技术》19、《无铅焊接技术手册》 20、《阻容元件及其片式化技术》21、《电路板设计完全手册》 22、《电子设计自动化（EDA）技术及应用》23、《电子工艺及电子工程设计》 24、《六西格玛实战》25、《电磁兼容和印刷电路板理论、设计与布线》 26、《电子机械可靠性与维修性》27、《薛竞成SMT应用管理文集》 28、《SMT高级管理研修班讲义》29、《2003北京国际SMT技术交流会论文集》 30、《表面组装（SMT）通用工艺》31、《2003第七届表面贴装技术研讨会/电子互联封装技术研讨会论文集》 32、《中国电子学会机械工程分会EME2003学术会议论文集》33、《SMT工艺与可制造性设计》 34、《电子工艺基础》最新推出图书资料 (点击资料名,可进一步查得该资料简要介绍) 1、《现代实用电子SMT设计制造技术》 2、《世界片式元器件用户选购手册》3、《2002-2003上海电子厂商名录》 4、5、《表面贴装技术》2002年合订本 6、《表面组装技术基础》7、《表面组装工艺技术》 8、《实用表面组装技术》9、《焊锡膏印刷品质与控制》 10、《现代电子工艺技术指南》11、《印刷电路（PCB）设计与制作》 12、《电子元器件可靠性工程》 13、《中国电子学会第12届元件年会论文集》 14、《静电防护技术手册》 15、《最新SMT论坛/BGACSP组装技术》 16、《李宁成博士/SMT工程师培训研讨会文集》17、《SMT工程师使用手册》（江苏版） 18、《高密度高性能低成本Flip-Chip组装技术》19、《全国第6届SMT/SMD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20、《无铅焊料与免洗焊剂应用研讨会论文集》21、《电子行业工艺标准汇编》 22、《SMTAI2000国际表面贴装技术学术论文集》23、《印制电路板波峰焊接系统工程技术》 24、《中国西部第二届SMT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25、《ＳＭＴ工程师技能测定精编》 26、《中国电子学会生产技术PCB6届年会文集》27、《IPC-A-610C电子组装件的验收条件》 28、《中国电子学会电子元件11届年会论文集》29、《IPC-A-600F印制板的验收条件》 30、《中国电子学会电子机械4届年会论文集》 31、《免清洗焊接技术研讨会论文集》 32、《实施ISO14000环境管理体系范例》33、《SMT微焊接工艺设计》 34、《北京第二届SMT学术年会论文集》35、《无铅焊料应用技术专辑》 36、《北京第三届SMT学术年会论文集》 37、《现代微电子封装技术》 38、《第5届全国SMT/SMD学术研讨会论文集》39、《第4届全国SMT/SMD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40、《第3届全国SMT/SMD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41、《表面贴装技术》2001年合订本 42、《四川第二届SMT/SMD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核武器研制开拓者和奠基者，两弹元勋。 1950年回国开展原子核理论研究；领导了中国首颗原子弹、氢弹研制和实验工作，历任第二机械工业部核武器研究院任理论部主任，核武器研究设计院院长等职；曾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等奖项。

邓稼先(1924-1986)，九三学社社员，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核物理学家，中国核武器研制工作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为中国核武器、原子武器的研发做出了重要贡献。1924年出生于安徽怀宁县一个书香门第的家庭。1935年考入志成中学，在读书求学期间，深受爱国救亡运动的影响。1937年北平沦陷后，他曾秘密参加抗日聚会。后在父亲邓以蛰的安排下，他随大姐去往昆明，并于1941年考入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1948年至1950年，他在美国普渡大学留学，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毕业当年，他就毅然回国。邓稼先是中国核武器研制与发展的主要组织者、领导者，邓稼先始终在中国武器制造的第一线，领导了许多学者和技术人员，成功地设计了中国原子弹和氢弹，把中国国防自卫武器引领到了世界先进水平。1982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1985年获两项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1986年获全国劳动模范称号，1987年和1989年各获一项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 1999年被追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由于他对中国核科学事业做出了伟大贡献，被称为“两弹元勋”。邓稼先在一次实验中，受到核辐射，身患直肠癌，于1986年7月29日在北京不幸逝世，终年62岁。折叠早期经历1924年6月25日，邓稼先，邓石如六世孙[1] ，出生于安徽怀宁县的邓家祖屋，也叫铁砚山房的祖居内。父亲邓以蛰当时是北京医科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校哲学系教授，[1] 与杨振宁父亲杨武之是多年之交， 母亲王淑蠲，操持家务。[7] 邓以蛰四个子女，邓稼先排行第三，邓稼先出生8个月以后，随母亲和两个姐姐来到北平(即北京);1936年，考入北平崇德中学初中二年级，读至高一(因抗日战争，崇德中学在1939年停办)。这三年，他在英文、数学、物理方面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崇德中学，与高他两班的杨振宁成为好友。[17]折叠求学报国邓稼先少年时光生活在国难深重的年代，七七事变以后，邓稼先同志日本侵略军进入了北平城。不久北大和清华都撤向南方，邓稼先的父亲身患肺病，咳血不止，全家滞留下来。[7] 1939年9月，邓稼先再入北平志成中学，读高中二年级。1940年5月，邓稼先为避迫害，未读完高二，途径上海、香港和越南的海防、老街，到达昆明。7月-9月，在昆明升学补习班学习。9月，入四川江津国立第九中学，读高中三年级至毕业。[17]1941年邓稼先进入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西南联大成立于抗战极端困难时期，由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三校合并而成，条件简陋，生活清苦。尽管如此，联大却有非常良好的学术空气，先后培养出了不少优秀人才，邓稼先受业于王竹溪、郑华炽等著名教授，以良好的成绩圆满完成了大学四年的学业。[7]抗日战争胜利时，他拿到了毕业证书，在昆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民青"，投身于争取民主、反对国民党统治的斗争。翌年，他回到北平，受聘担任了北京大学物理系助教，并在学生运动中担任了北京大学教职工联合会主席。[7]邓稼先在北京大学教学，他想的是，要到科学水平更高的美国去，学习更先进的知识，掌握更先进的知识后，报效祖国。抱着学更多的本领以建设新中国之志，他于1947年通过了赴美研究生考试，于翌年秋进入美国印第安那州的普渡大学研究生院--由于他学习成绩突出，不足两年便读满学分，并通过博士论文答辩。仅用一年多的时间就获得了博士学位!此时他只有26岁，人称"娃娃博士"。[7]邓稼先留学的时候，生活很艰苦，开始没有奖学金，吃饭不敢按饭量吃，只能按钱吃。有一段时间，他和洪朝生(后在科学院低温物理中心工作)合住在一位美国老太太的阁楼里，有一次他俩去吃饭，两份牛排端上后，邓稼先看了看，对洪朝生说:"我这块小，你那块大。"洪朝生就把自己那份给了稼先。折叠毅然回国邓稼先的成就，也纳入了美国政府的视线，他们打算用更好的科研条件、生活条件把他留在美国，他的老师也希望他留在美国，同校好友也挽留他，但邓稼先婉言谢绝了。1950年10月，他放弃了优越的工作条件和生活环境，和二百多位专家学者一起回到国内。[7] 一到北京，他就同他的老师 王淦昌教授以及 彭桓武教授投入中国近代物理研究所的建设，开设了中国原子核物理理论研究工作的崭新局面。1956年，邓稼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同年与何祚庥、徐建铭、于敏等人合作，在《物理学报》上相继发表了《β衰变的角关联》、《辐射损失对加速器中自由振动的影响》、《轻原子核的变形》等论文。为中国核理论研究做出了开拓性的工作。[17]折叠两弹元勋当时，中央决定，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原子弹。1958年6月21日，毛泽东在军委扩大邓稼先在获得博士学位后的照片会议上说:"原子弹就是那么大的东西，没有那个东西，人家就说你不算数。那么好吧，我们就搞一点吧，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我看有十年工夫完全可能。"此后不久，中国第一个原子反应堆启动成功![6]1958年秋，二机部副部长刘杰找到邓稼先，说"国家要放一个'大炮仗'"，征询他是否愿意参加这项必须严格保密的工作。[14] 邓稼先义无反顾地同意，回家对妻子只说自己"要调动工作"，不能再照顾家和孩子，通信也困难。妻子表示支持。从此，邓稼先的名字便在刊物和对外联络中消失，他的撒谎说前五大业务几乎为収问题。不知道他在关键性的方案上签字的时候，手有没有颤抖。[14]当邓稼先得知自己将要参加原子弹的设计工作时，兴奋难眠，同时他又感到任务艰巨，担子十分沉重。1958年8月邓稼先调到新筹建的核武器研究所任理论部主任，负责领导核武器的理论设计，随后任研究所副所长、所长，核工业部第九研究设计院副院长、院长，核工业部科技委副主任，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10月16日，以聂荣臻为主任的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成立。越来越多的仁人志士汇集到北京，紧张而有序地投入到这项秘密的工作中来。[6]从此，邓稼先把全部的心血都倾注到任务中去;首先，他带着一批刚跨出校门的大学生，日夜挑砖拾瓦搞试验场地建设，硬是在乱坟里碾出一条柏油路来，在松树林旁盖起原子弹教学模型厅;在没有资料，缺乏试验条件的情况下，邓稼先挑起了探索原子弹理论的重任。为了当好原子弹设计先行工作的"龙头"，他带领大家刻苦学习理论，靠自己的力量搞尖端科学研究。邓稼先向大家推荐了一揽子的书籍和资料，他认为这些都是探索原子弹理论设计奥秘的向导。[14]由于都是外文书，并且只有一份，邓稼先只好组织大家阅读，一人念，大家译，连夜印刷。为了解开原子弹的科学之迷，在北京近郊，科学家们决心充分发挥集体的智慧，研制出我国的"争气弹"。那时，由于条件艰苦，同志们使用算盘进行极为复杂的原子理论计算，为了演算一个数据，一日三班倒。算一次，要一个多月，算9次，要花费一年多时间，又请物理学家从出发概念进行估计，确定正确，常常是工作到天亮。作为理论部负责人，邓稼先跟班指导年轻人运算。每当过度疲劳，思维中断时，他都着急地说:"唉，一个太阳不够用呀!"[14]在北京外事部门的招待会上，有人问他带了什么回来。他说:"带了几双眼下中国还不能生产的尼龙袜子送给父亲，还带了一脑袋关于原子核的知识。" 此后的八年间，他进行了中国原子核理论的研究。[14]邓稼先不仅在秘密科研院所里费尽心血，还经常到飞沙走石的戈壁试验场。他冒着酷暑严寒，在试验场度过了整整8年的单身汉生活，有15次在现场领导核试验，从而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2]1959年，邓稼先根据中央决策"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8年时间搞出原子弹"，选定中子物理、流体力学和高温高压下的物理性质这三个方面作为研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主攻方向。选对主攻方向，是邓稼先为中国原子弹理论设计工作做出的最重要贡献。[3][4]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国处在严重的困难时期。对于中1964年10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国的原子能事业来说，那是一个卡脖子的时代。1959年6月20日苏共中央来信，拒绝提供原子弹数学模型和有关技术资料。8月23日，苏联又单方面终止两国签订的国防新技术协定，撤走全部专家，甚至连一张纸片都不留下，还讥讽说:"离开外界的帮助，中国20年也搞不出原子弹。就守着这堆废铜烂铁吧。"[6][5]为了记住那个撕毁合同的日子，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工程代号定名为"五九六"。[6]在这以后的五年时间里，科学家们和工程技术人员克服了资料少，设备差，时间短，环境恶劣等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迎来了中国原子弹研制工作的决战阶段。[6]中国大西北昔日的荒凉景象。就连生存都是很难的。可见搞科学研究时也是非常困难，然而"五九六"的战士们凭着爱国心和革命的豪情壮志，硬是把青海、新疆、神秘的古罗布泊、马革裹尸的古战场建设成中国第一个核武器基地。[6]1962年9月11日，由罗瑞卿审定，二机部向中央打了一个:"两年规划"的报告，此报告提出争取在1964年，最迟在1965年上半年爆炸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此时，邓稼先和其同事拿出了原子弹理论设计方案，为中国核武器研究奠定了基础。1963年2月，在华北某地参与并指导了核试验前的轰炸模拟试验。9月，接聂荣臻元帅命令，邓稼先、于敏率领九院理论部研究原子弹的原班人马，承担中国第一颗氢弹的理论设计任务。1964年10月，中国成功爆炸的第一颗原子弹，就是由原子弹氢弹第一次爆炸 他最后签字确定了设计方案。他还率领研究人员在试验后迅速进入爆炸现场采样，以证实效果。他又同于敏等人投入对氢弹的研究。按照"邓-于方案"，最后终于制成了氢弹，并于原子弹爆炸后的两年零八个月试验成功。这同法国用 8年零6个月 、美国用7年零3个月、苏联用6年零3个月的时间相比，创造了世界上最快的速度。[7][8]中国能在那样短的时间和那样差的基础上研制成"两弹一星" (前苏联8年、美国6年、法国4年、中国2年8个月)，西方人感到不可思议。杨振宁来华探亲返程之前，故意问还不暴露工作性质的邓稼先说:"在美国听人说，中国的原子弹是一个美国人帮助研制的。这是真的吗?"邓稼先请示了周恩来后，写信告诉他:"无论是原子弹，还是氢弹，都是中国人自己研制的。"[14] 杨振宁看后激动得流出了泪水。正是由于中国有了这样一批勇于奉献的知识分子，才挺起了坚强的民族脊梁。折叠文革期间1966 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在周恩来请示毛泽东后，中央决定，国家研制核武器的基地和人员不能受冲击，加上他们所处的是军事管制单位，因此"文化大革命"一开始，邓稼先所在的单位和他个人没有受到冲击。正是在这种保护下，邓稼先和一批研制核武器的科学家继续埋头苦干，取得了许多新成就。1971年， 造反派侵袭九院，许多建立过大功的1974年，邓稼先(左二)游览北京颐和园。科学家蒙冤被整，邓稼先和于敏、胡思得等人也被集中到青海基地遭受批斗。有的造反派还在批斗中要求科学家们把核武器研究关键数据"交待"出来，这使身处逆境的邓稼先经受了严重的考验。在被批斗时，邓稼先为了不给中国的核武器事业带来巨大的损失。他没有说一句违心的话，虽然处境很危险，他却和其他科学家一起，决不把重要科研成果披露一丝一毫。正在此时，杨振宁自美国经巴黎飞抵上海，首次回大陆探亲访问。他开列了在北京要见的人名单，第一个人就是邓稼先，周恩来总理批示要邓稼先回京会见，救出了邓稼先，也解救了一批中国宝贵的科学家;依照周恩来总理的指示，邓稼先连夜写信告诉杨振宁:"中国的原子弹氢弹全部都是由中国人自己研制成的，没有一个外国人参加。"此信派专人乘民航航班送到上海，在1971年8月16日饯行的晚宴上送到杨振宁手中。[17]1972年， 任核工业部第九研究院副院长。1979年， 任核工业部第九研究院院长。次年，在一次试验中，身体受辐射影响，但仍坚持工作。折叠晚年生活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原称学部委员)。[9]1982年，获全国自然科学一等奖。当选为中共第十二届中央1979年，邓稼先(左)寻回未爆的核武器弹头。委员会委员。[9]1984年，被评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专家。是年，他在大漠深处指挥中国第二代新式核武器试验成功;距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整整20年，邓稼先指挥他一生中最后的一次核试验，[10] 邓稼先高兴地写下:"红云冲天照九霄，千钧核力动地摇。二十年来勇攀后，二代轻舟已过桥。"翌年，他的癌细胞扩散已无法挽救，他在国庆节提出的要求就是去看看天安门。1985年， 因直肠癌于7月30日住院。 这时，他的生命走到了尽头，他进了医院，再也没能走出来。他住了363天，动了3次手术。363天里，他一直疼痛不止，止痛的杜冷丁从每天一针发展到一小时一针，全身大面积溶血性出血。[10] 时年，因"原子弹的突破和武器化"和"氢弹的突破及武器化"，两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1986年6月，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签署命令，任命邓稼先为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7月16日，国务院授予他全国"五一"劳动奖章。1986年7月29日，邓稼先因癌症晚期大出血去世;他临终前留下的话仍是如何在尖端武器方面努力，并叮咛:"不要让人家把我们落得太远……"，[11] 时任国务院总理的赵紫阳专程从外地赶回北京参加邓稼先的追悼会。在追悼会上说:"邓稼先同志是我国科技工作者的典范，是我国科技工作者的骄傲。"[18]邓稼先的岳父、全国政协副主席、许德珩老人也在他送的大幅挽幛上悼念邓稼先;稼先逝世，我极悲痛![18] 在地球的另一面，远隔万里重洋的昔日好友杨振宁教授怀着无限悲痛的心情，也给邓稼先的夫人许鹿希教授发来了电报。[18]折叠主要成就邓稼先是中国核武器理论研究工作的奠基者之一。 是中国核武器研制与发展的主要组织者、领导者，被称为"两弹元勋"。在原子弹、氢弹研究中，邓稼先领导开展了爆轰物理、流体力学、状态方程、中子输运等基础理论研究，完成了原子弹的理论方案，并参与指导核试验的爆轰模拟试验。[17]他自1958年开始组织领导开展爆轰物邓稼先晚年照片理、流体力学、状态方程、中子输运等基础理论研究，对原子弹的物理过程进行大量模拟计算和分析，从而迈开了中国独立研究设计核武器的第一步，领导完成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理论方案，并参与指导核试验前的爆轰模拟试验。 原子弹试验成功后，立即组织力量探索氢弹设计原理、选定技术途径，组织领导并亲自参与1967年中国第一颗氢弹的研制和试验工作。[19]邓稼先不仅注重科技实验，还格外注重对科学理论的及时梳理和总结。邓稼先和周光召合写的《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理论研究总结》，是一部核武器理论设计开创性的基础巨著，它总结了百位科学家的研究成果，这部著作不仅对以后的理论设计起到指导作用，而且还是培养科研人员入门的教科书。邓稼先对高温高压状态方程的研究也做出了重要贡献。为了培养年轻的科研人员，他还写了电动力学、等离子体物理、球面聚心爆轰波理论等许多讲义，即使在担任院长重任以后，他还在工作之余着手编写"量子场论"和"群论"。折叠担任职务邓稼先历任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助研、副研究员，二机部第九研究所理论部主任、第九研究院副院长、院长，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核工业部科技委副主任等职。邓稼先还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折叠人物评价邓稼先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为了他的祖国中国的强左起:杨振宁、邓稼先、杨振平盛，为了中国国防科研事业的发展，他甘当无名英雄，默默无闻地奋斗了数十年。他常常在关键时刻，不顾个人安危，出现在最危险的岗位上，充分体现了他崇高无私的奉献精神。他在中国核武器的研制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却鲜为人知，直到他死后，人们才知道了他的事迹。 他是最具有农民朴实气质的科学家。邓稼先敏锐的眼光使中国的核武器发展继续快步推进了十年，终于赶在全面禁止核试验之前，达到了实验室模拟水平。[17]核工业部为表彰邓稼先20多年来为发展中国核武器做出的重大贡献，为使他那不计名利、甘当无名英雄和艰苦奋斗、舍生忘死的革命精神发扬光大，号召广大科技人员向他学习。折叠人物轶事当众撕碎侵略者的旗子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的枪声响起。22天后，北平沦陷了。日本侵略者召开了"庆功会"。[12] 时年13岁的邓稼先无法忍受这种屈辱，当众把一面日本国旗撕得粉碎，并扔在地上踩了几脚。这件事发生后，邓以蛰的一个好友劝他说，此事早晚会被人告发，你还是尽早让孩子离开北平吧。无奈之下，邓以蛰让邓稼先的大姐带着他南下昆明，那里有南迁的清华和北大教授，还有众多的老朋友。临走前，父亲对他说"稼儿，以后你一定要学科学，不要学文，科学对国家有用。"邓以蛰凭自己的经验寄希望于邓稼先，但这句话在邓稼先的脑海里却留下了深深的印象。[13]"许身国威壮河山"1979年，在一次航投试验时出现降落伞事故，原子弹坠地被摔裂。邓稼先深知危险，却一个人抢上前去把摔破的原子弹碎片拿到手里仔细检验。身为医学教授的妻子知道他"抱"了摔裂的原子弹，在邓稼先回北京时1986年6月，杨振宁(右)看望病中的邓稼先强拉他去检查。结果发现在他的小便中带有放射性物质，肝脏破损，骨髓里也侵入了放射物。随后，邓稼先仍坚持回核试验基地。在步履艰难之时，他坚持要自己去装雷管，并首次以院长的权威向周围的人下命令:"你们还年轻，你们不能去!"[14]1985年，邓稼先离开罗布泊回到北京，仍想参加会议。医生强迫他住院并通知他已患有癌症。他无力地倒在病床上，面对自己妻子以及国防部长张爱萍的安慰，平静地说:"我知道这一天会来的，但没想到它来得这样快。"最后一枚奖章邓稼先一生功勋卓著，获奖无数，他生前的最后一枚奖章是在医院的病房里获得的。1986年7月17日下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鹏、全国总工会书记罗干、国防科工委科技委主任朱光亚、核工业部部长蒋心雄等领导，前往解放军总医院，向邓稼先颁发全国劳动模范证书和奖章，以表彰他为中国核武器研究工作和核事业所作出的特殊贡献。这是"七五"期间党中央、国务院授予的第一个全国劳动模范称号、授出的第一枚全国劳动模范奖章。邓稼先庄重地把奖章戴在胸前，高兴地说:"今天李鹏副总理亲临医院授予我全国劳动模范称号，我感到万分激动。核武器事业是成千上万人的努力才取得成功的，我只不过做了一小部分应该做的工作，但党和国家就给我这样的荣誉，这足以说明党和国家对尖端事业的重视。我现在虽然患病，但我要顽强地同疾病作斗争，争取早日恢复健康，为国防科研事业再尽一些力量，以不辜负党和国家对我的希望。"[15]就在戴上这枚奖章的12天后，1986年7月29日，邓稼先因全身大出血，医治无效，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离开了他为之奋斗、奉献了一辈子的中国核事业。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邓稼先对妻子许鹿希说:"假如生命终结后可以再生，那么，我仍选择中国，选择核事业。"庶民本色在"两弹元勋"邓稼先留给后人的照片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位学究形象。实际上，邓稼先是一个非常热爱生活的人，在衣食住行上均表现出极强的"庶民本色"[16] 。邓稼先穿衣服从不挑剔，一般就是一套灰色咔叽布的中山装，衣服样式也基本没什么变化，一套衣服一穿就是很多年，很久也不见他置办新衣服[16] 。不过邓稼先的着装是十分讲究的，他的衣服虽然不新，但从来都是干净、整齐，从不因为工作繁忙而在服装上显示出"没时间收拾"的样子[16] 。邓稼先在"吃"上是相当讲究的[16] 。在经济条件允许的范围内，他总是在节假日吃上一顿。邓稼先很喜欢请客，每每花上10元钱在饭馆请同事们热热闹闹地吃上一顿。而一个人的时候，他也不忘一饱口福。调回北京后，他一般都要在星期天去岳父许德珩家里团聚一次。而在去岳父家的途中，邓稼先都选择在当时北京的繁华地段西单附近下公交车，找一家有名的饭馆用餐。这样做，既可以不给岳父家里添麻烦，又可以满足自己的爱好。虽然邓稼先身居领导职务多年，但从不开单间、去雅座，而当时散座席上还没有"排队叫号"一说，所以每当进入正值饭点的餐厅，邓稼先就和普通市民一样，看准了一位要吃完的食客，站在其后面等座，有时一等就是半个小时[16] 。邓稼先喜欢喝酒，在聚餐或下馆子时，只要不影响工作，一般都会喝上比较好的白酒二两，但从不过量[16] 。邓稼先的父亲邓以蛰也喜爱饮酒，亲家许德珩去看望邓以蛰的时候，往往会带上一瓶顶级的国产白酒作为礼物送给亲家。邓以蛰在得到许德珩送来的酒后，往往叫儿子邓稼先来陪他喝上一杯，而邓稼先也是只喝二两。在许进的印象中，邓稼先只有一次喝酒"突破"到三两。究其原因，时值邓稼先团队的一位同志的子女由于种种原因而无法参加高考，一时又没有解决之策，让他非常发愁，因此在不知不觉中多喝了好几杯[16] 。邓稼先除了喝酒，香烟也抽得很"勤"，一天大概一包左右[16] 。他抽烟也很讲究，一般只抽当时的一个牌子，实在没有了偶尔也用另一种代替，抽的时候喜欢加上一个烟嘴。但当时这两种香烟很难买到，于是邓稼先就不把烟带在身上，而是会放几盒在办公室，让喜欢抽烟的同事们分享。因此，除了谈工作的一部分人外，很多同事来办公室找邓稼先说的头一句话是:"老邓，来一根。[16] "在从事核工业研究期间，邓稼先根本无暇娱乐[16] 。调回北京后，邓稼先有了一些业余时间，就喜爱上了听京剧，且不管什么戏都喜欢听。由于工作时间不固定，他从来不预先买票，也不托别人帮着买，而是一有时间就赶到北京护国寺的剧场前，和别人一起等退票。他"经验"丰富，从来不在售票窗口等退票，而是在离剧场稍远的地方寻找"真想退票"的人，结果每次均能买到价格适当的退票，准时进入剧场[16] 。邓稼先还有一个爱好是看电影[16] 。当时，国管局于每星期六晚上在政协礼堂放电影，一般连放两场，邓稼先每场必看。他看电影，从来都是坐公交车前往，有时电影结束得很晚，末班公交车没有了，政协机关的同志想叫个车把他送回家，他都是连说"不用，不用"，迈开脚步向家的方向走去[16] 。折叠家族成员折叠先祖邓石如(1743~1805)，邓稼先六世祖，中国清代书法邓稼先和家人合影家、篆刻家。清代书法金石学家和文坛泰斗、经学宿儒，邓派的创始人。邓传密，书法家。邓稼先五世祖，邓石如之子，毕生极力搜集邓石如遗墨、金石，并以唐人双钩之法摹之。晚年主讲于石鼓书院。邓绳侯，书画家，邓石如重孙，诗文书画皆清回绝俗。曾任安徽都督府教育司司长。著《毛诗讲义》、《离骚解诗》等。

《黄河大合唱》诞生已经66年，但其并没有因为岁月的改变、时代的变迁而被人遗忘，相反却被越来越多的人传唱。从17岁就开始指挥该曲至今已上千场的严良堃说，《黄河大合唱》之所以历演不衰，主要有三个原因：其歌颂伟大的抗日战争，表达中华民族反抗侵略的不屈精神，并最终以胜利告终，充分表现了民族的自信心；其本身的曲调，歌词写得非常中国化，一方面继承了民族的精华，同时也借鉴了西方艺术进行加工，是造诣高深而又雅俗共赏的划时代精品；作品不断改进，加工，跟随时代的进步。 他说，在《黄河大合唱》雄浑的歌声与音乐中，存在一个多世纪的被欺压感得到了解脱。音乐在充分表达了听众的这种情感，同时它还能唤起在海外长大的华人的民族认同感。而在目前，再唱《黄河大合唱》，就更多了一种勿忘苦难心存危机的现实意义。今日我们能从《黄河大合唱》听到的，不仅仅是国家兴亡的民族呼声，不仅仅是时代的战歌。从音乐上来说，《黄河大合唱》音调有黄河船夫的号子，有来自民间音调的民族体歌曲，有乡土味浓郁的山西音调，作曲的技巧与和声，却又是很欧洲的。 已进入21世纪的今日，和60多年前《黄河大合唱》诞生的时代、生活背景虽然完全不同，但是这部作品对中华民族所起的精神激励作用却仍然存在，今年正好是冼星海诞辰一百周年，又是取得抗日战争完全胜利的60周年，这部作品对于我们就更有特别意义。

《黄河大合唱》写成于抗日战争时期，1938年秋冬，作者随抗日部队行军至大西北的黄河岸边。中国雄奇的山川，战士们英勇的身姿激发了作者的创作灵感，时代的呼唤促使他怀着高涨的爱国热情谱写了一篇大型朗诵诗《黄河吟》，后来被改写成《黄河大合唱》的歌词。作品由八个乐章组成，它以丰富的艺术形象，壮阔的历史场景和磅礴的气势，表现出黄河儿女的英雄气概。 资料二：黄河仅次于长江,是中国第二大河，干流全长五千四百六十四公里，流经青海、四川、甘肃、宁夏、绥远、陕西、山西、河南及山东九个省份，成「几」字形，向东注入渤海，沿途汇集了三十多条主要支流和无数溪川，流域面积达七十五万多平方公里。中游段流经广大的黄土高原地区，许多支流夹带大量泥沙汇入，为世界上含沙量最多的河流，河水呈黄色，因而得名。黄河发源于青海巴颜喀拉山北麓的约占宗列渠，海拔五千四百多公尺，四周高山终年积雪。黄河源流段有星宿海，是一片无数小湖的沼泽。出星宿海后进入鄂陵湖和札陵湖到玛多，绕过积石山和西倾山，穿过龙羊峡到达青海贵德，长一千九百多公里。黄河流域是我国文化的发祥地。几十万年以前，这里就有了人类的踪迹。新石器时代的遗址，遍及黄河两岸、大河上下。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黄河流域是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人们亲切地称它为中华民族的摇篮。 从秦汉大统一帝国的建立到北宋皇朝，黄河流域仍然是我国历代的都城，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生活在大河上下的各族人民，以自己的辛勤劳动和卓越才能，创造了更加绚丽多彩的文化。 在从秦汉到北宋的一千多年中，黄河两岸的劳动人民，除从事生产劳动外，还筑长城，开运河，修渠道，营造宫殿、寺院、陵墓，进行了巨大的工程建设。一直到现在，黄河流域的地上地下还保存着许多古代建筑和艺术宝库。西安唐代的大雁塔，洛阳的东汉白马寺，陕西的秦始皇陵和汉唐陵墓，河南龙门石窟的石佛等等，都充分显示了古代匠师高超的技术水平，杰出的艺术成就。 •光未然，原名张光年，1913年出生，湖北光化县人。1927年在中学时代即参加 1938年11月武汉沦陷后，著名诗人光未然带领抗敌演剧三队，从陕西宜川县的壶口附近东渡黄河，转入吕梁山抗日根据地。途中目睹了黄河船夫们与狂风恶浪搏斗的情景，聆听了高亢、悠扬的船工号子。在次年1月抵达延安后，写出了《黄河》词作，并在这年的除夕联欢会上朗诵了这部诗篇。冼星海听后非常兴奋，表示要为演剧队创作《黄河大合唱》。在延安一座简陋的土窑里，冼星海抱病连续写作六天，完成了这部具有历史意义的大型声乐作品《黄河大合唱》。之后，在延安陕北公学大礼堂首演，引起巨大反响，很快传遍整个中国。 《黄河大合唱》为我国现代大型声乐创作提供了光辉的典范。在六十年代后期，还被改编为钢琴协奏曲。 「黄河颂」 是抗日战争时期, 著名交响乐「黄河大合唱」中一首独唱歌曲的歌辞, 作者的创作意图是希望在抗日战争时期, 激发起人民对中华民族的热爱 和誓死保卫家园的民族意识 虽然其创作年代已与我们相去甚远, 但那奔放,豪迈,铿锵有力的诗句和强烈的情感, 至今读起来仍然能引起我们的共鸣, 唤起我们作为中华民族炎黄子孙的自豪感 冼星海，生于一九○五年六月十三日（农历五月十一日），原藉广东番禺，父亲冼喜泰是一个船工，在他出世时已去世，母亲黄苏英是一个农村妇女。冼星海自少依靠祖父生活，六岁时祖父去世，随母亲到南洋，进了一所旧式学校，攻读四书五经。后转到英国人办的英文学校，攻读英文。十一岁转到华侨办的高等小学，读了两年，回到广东，进岭南大学附中，又升入大学，一直以半工读来维持生活。 一九二四年，冼星海学习结束，做过打字员、工人、夜校教员和岭南大学音乐教员。二十一岁那年到北京进北大音乐传习所学理论和小提琴，兼任北大图书馆助理员；翌年到上海国立音乐院学习，一九二九年离开国立音乐院，加入田汉所组织的南国剧社。 一九三○年，二十五岁的冼星海出国到法国巴黎，随奥伯多菲尔学习小提琴，在巴黎六年，曾进过法国国立巴黎音乐院和丹第（Vincent d''Indy）创办的音乐学校，做过饭店堂馆、修指甲和咖啡店的杂役和音乐师等。他初期的作品如《风》（三重奏），明显地受到当年他跟从过的杜卡（Paul Dukas）及丹第的影响。 冼星海一九三五年夏末回国，改变了创作方向，参加了汹涌澎湃的国防音乐运动，开始写作第一交响曲，并于百代唱片公司工作，但不久就因与公司意见不合而辞职，转入新华影片公司任《壮志凌云》、《夜半歌声》、《青年进行曲》等片的音乐指导。 一九三七年冼星海为《日出》、《大雷雨》等剧作曲配音。“八·一三”事变后，加入上海救亡演剧第二队到浙江、河南、湖北等地宣传；年底留武汉，在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工作，与张曙等共同主持武汉抗战音乐运动。翌年十一月，第三厅工作受阻碍，奔赴延安，出任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主任。一九三七年初，创作《黄河大合唱》、《生产大合唱》、《牺盟大合唱》等作品。 一九四○年五月，冼星海离延安赴苏联深造音乐，一九四五年四月在病中完成最后的作品《中国狂想曲》，十月三十日病逝莫斯科，享年四十岁。冼星海在苏联的最后五年，完成不少器乐作品，包括有第一交响曲《民族解放》、第二交响曲《神圣之战》、管弦乐第一组曲《后方》、第二组曲《牧马词》、第三组曲《敕勒歌》、第四组曲《满江红》、交响乐《中国生活》、中国舞曲三首、小提琴与两架钢琴合奏曲《阿曼盖尔德》，而《中国狂想曲》则不幸成为他的“天鹅之歌”。 《黄河大合唱》简介 《黄河大合唱》是冼星海最具代表性、且又最为人熟悉的作品。乐曲诞生于日战前最为惨烈的日子，那是一九三八年十一月武汉沦陷后的事，著名诗人光未然（张光年）带着抗敌演剧三队撤退，经过黄河，引发了诗人的创作灵感。翌年一月抵达延安，酝酿已久的诗情便爆发，写成黄河诗章，在农历大除夕作了朗诵演出，当时于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音乐系主任的冼星海深被光未然的朗诵感动，在一个小窑洞内，抱病连续写了六天；同年三月三十一日完成，四月十三日由邬析零指挥抗敌三队于陕北大礼堂公首演，五月十一日再由冼星海指挥鲁迅演出队演出。 今日已贵为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的的著名作曲家李焕之，回忆当年在延安演出《黄河大合唱》，有这样一段很生动的描述：“在物质条件极缺乏的边区，要组成一个完备的乐队是谈不上的，当时有什么乐器都尽可能地用上，除了三、四把小提琴外，就是二胡、三弦、笛子、六弦琴和打击乐器。没有谱架，就用木板搭起当谱架。没有低音乐器，就自己动手制作。你看那乐队的右角，立着一具新的“武器”，那是用汽油铁桶改造的低音胡琴，它发出了雄浑且带有金属共鸣的声音，歌唱黄河的宏伟气概；你再看在这具新式“武器”的侧面，又是一具新型“武器”，它是一个大号的搪瓷缸子，里面摆了十几二十把吃饭用的勺子。当“黄河船夫曲”的朗诵“那么你听吧！”一完，指挥者的手臂一挥，这具新式打击乐器就发出“哗啦哗啦”之声，与管弦、锣鼓齐鸣，配合着合唱队的“咳哟，划哟！……”，烘托出万马奔腾之势。 《黄河大合唱》当年首演共分八段，但不知何故采用三弦伴奏，人声朗诵的第三段《黄河之水天上来》，却往往被略去不演。据说是因为战时难找能胜任该段朗诵的演员，便略去不演，久而久之却成为惯例。从创作技术来说，冼星海运用了西方的“康塔塔”形式和合唱和声写作技巧来创作《黄河》；从题材上来说，则将现实和人民的生活，作了艺术性的加工塑造，这使《黄河大合唱》成为一首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和时代感的艺术品。九十年代的今日，跟半个世纪前《黄河》诞生的时代、生活背景虽已完全不同，但此作品对中华民族所起的精神激励却仍然存在，每次唱之听之，仍令人激动，其因在此。 或许在今日重温一下冼星海于一九四三年至四五年间，在苏联所写的“创作札记”中关于创作《黄河大合唱》的经过，对欣赏这部作品会有更深刻的体会： “这首大合唱在一九三九年三月二十六日写，三月三十一日完成，写于陕北抗日根据地的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时际演剧第三队来延，光未然同志把黄河歌词写好后即交我去谱，写成后由第三队邬析零指挥，四月十三日第一次在延安陕北公学大礼堂演出，其后鲁艺周年纪念晚会在五月十一日和十二日举行了两次表演，均得延安各界的好评。 以后延安遇到有大的晚会，如欢迎周副主席、朱总司令、邓宝珊将军、茅盾、沈志远和蒙古代表及国民政府的调查团、慰劳队、西北摄影团等，都是以《黄河大合唱》为中心。这曲是在鲁艺一个小窑洞（鲁艺旧址）里写成的，为着第三队要离延，我就以五、六天的时间连总谱和合唱写成了。因为各地不论前线和后方都欢迎这个大合唱，所以我老早就有意思把它写成五线谱，用交响乐队伴奏合唱，比较简谱所写的更好些，但因为忙于教务和创作，一时未能执笔。但一九四一年春，我很顺利地把它完成了。这种配器法是欧美和各国都可采用，比较以前的简谱更国际化，但同时这个作品是民族形式和具有进步的技巧。 这大合唱在延安演出时曾屡次由我指挥，合唱队由一百起增加到五百，乐队二十余人，多用中国乐器。大礼堂几乎容纳不下，声音远远可以听到。 还在延安的时候，人们就告诉我，重庆和国内各报都有说及《黄河大合唱》是抗战期中新音乐的创举。当我一九四○年夏天在西安办事处时，萧三告诉我，他的老婆在莫斯科看到了英文报报导我和《黄河大合唱》；苏联名记者和摄影师卡尔门先后在“国际文学”和一九四○年莫斯科出版的“旗帜”写了一篇文章，名《在中国的一年》，其中也有关于我和《黄河大合唱》的评论。我当然不会因为这样就满足。尤其是有一天，吴玉章同志当全体鲁艺术学生教员集合时，说及我的努力和《黄河大合唱》得到国际上的嘉许，我听了之后，自问渐愧，因为我历年所想创作的作品，一方面要多产，一方面又要精练，一个《黄河大合唱》的成功在我不算什么，我还要加倍努力，把自己的精力、自己的心血贡献给伟大的中华民族。我渐愧的是自己写得还不够好，还不够民众所要求的量！ 因此我又写了第一交响曲《民族解放》和其他作品，但我还要写，要到我最后的呼吸为止。我不曾忘记丹第八十三岁临死前还对我们说，他想写作，仍想完成他关于理查特·瓦格纳的文章！罗曼·罗兰七十三岁的时候仍想学习俄文，因为他发现俄国文学的宝藏。贝多芬临死时说：‘我不过写了几个音符……’我是什么东西呢？比较他们差得多了，还不更努力么？” 黄河大合唱鉴赏 创作背景： 冼星海回国痛感民族危亡的深重，深知民众的苦痛。在民族危亡的严重关头，他站在民族斗争的前例。他确信中国共产党才是中华民族的中流砥柱，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了民族解放，“为抗战发出怒吼”，他纵笔谱写歌曲。1939年他去看望病床上的青年诗人光未然，听其朗诵《黄河吟》听其讲述黄河呼啸奔腾的壮丽景象遂荡其共鸣，乐思如潮。创作一星期，半月之内又完成了该作品八个乐章及伴奏音乐的全部乐谱。写就了这一时代的中华民族的音乐史诗。《黄河大合唱》诞生已经66年，但其并没有因为岁月的改变、时代的变迁而被人遗忘，相反却被越来越多的人传唱。从17岁就开始指挥该曲至今已上千场的严良堃说，《黄河大合唱》之所以历演不衰，主要有三个原因：其歌颂伟大的抗日战争，表达中华民族反抗侵略的不屈精神，并最终以胜利告终，充分表现了民族的自信心；其本身的曲调，歌词写得非常中国化，一方面继承了民族的精华，同时也借鉴了西方艺术进行加工，是造诣高深而又雅俗共赏的划时代精品；作品不断改进，加工，跟随时代的进步。 他说，在《黄河大合唱》雄浑的歌声与音乐中，存在一个多世纪的被欺压感得到了解脱。音乐在充分表达了听众的这种情感，同时它还能唤起在海外长大的华人的民族认同感。而在目前，再唱《黄河大合唱》，就更多了一种勿忘苦难心存危机的现实意义。今日我们能从《黄河大合唱》听到的，不仅仅是国家兴亡的民族呼声，不仅仅是时代的战歌。从音乐上来说，《黄河大合唱》音调有黄河船夫的号子，有来自民间音调的民族体歌曲，有乡土味浓郁的山西音调，作曲的技巧与和声，却又是很欧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