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思想文化史论文800

1、《〈尚书〉民族思想初探》，《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第62-68页(中文核心期刊，CSSCI扩展版期刊)；2、《新时期孟子心性论的性质和内涵研究综述》，《辽东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第19-24页；3、《新时期孟子心性论逻辑架构研究述论》，《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2期，第118-121页；4、《舜、禹、汤、武本不同——〈尚书〉“圣王”形象“被同质化”研究》，《广西社会科学》2011年第8期（已采用，待发；中文核心期刊）；5、《经史分途的“文化层级”和“身份选择”意识——以司马迁及〈史记〉为中心》，《阴山学刊》2011年第9期（已采用，待发）。6、《过度疑古的成因综探》，《重庆文理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第69-72页；7、《近十年孟子诗论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济宁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第15-19页；8、《连续、递嬗与循环——〈尚书〉的历史变动观》，《东方论坛》，2010年第2期，第89-95页；9、《〈尚书〉的教育思想及其价值》，《柳州师专学报》，2010年第2期，第84-86页及第108页；10、《〈尚书〉的历史本原论和历史主体论初探》，《山东教育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第4-7页；11、《〈尚书〉的历史审美观初探》，《哈尔滨学院学报》，2010年7-8期，第94-97页；12、《〈尚书〉“革命”论的提出及其历史影响》，《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第62-64页；13、《儒家后嗣观念对宗教意识和历史意识的影响》，《贵州社会科学》，2010年第11期，第129-131页（CSSCI期刊）；14、《〈尚书〉历史思想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广东教育学院学报》，2010年第6期，第95-99页；15、《新时期孟子心性论与其他心性学说的比较》，《昌吉学院学报》，2010年第6期，第52-56页；16、《“李小龙暴猝”？》，《咬文嚼字》，2011年第1期，第19页；17、《“天子”新考》，《文化学刊》，2011年第1期，第140-145页（此文曾在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内部刊物《励学》2010年第3期第29-36页上刊发、内部交流）；18、《孟子和汤因比历史思想之比较》，《中华文化论坛》，2009年第2期，第102-108页（中文核心期刊）；19、《中国原始历史意识与中国古代神话传说——论中国原始历史意识溯源研究的前提性问题》，《求索》，2009年第7期，第200-203页及第211页（中文核心期刊，CSSCI期刊）；20、《言语之外的孔子形象——以〈论语·乡党篇〉为中心》，《枣庄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第37-40页；21、《孟子思想渊源综考》，《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4期，第65-70页；22、《索绪尔其人其事对治史治学的启示》，《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9年第9期，第101-103页；23、《被忽视的另一面——谈“三礼”中尊重女性和子女的思想》，《安徽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第109-112页；24、《〈尚书〉历史变动观的两重性》，《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9年第5期，第84-87页；25、《文化定向与范式人格》，《教育与教学研究》2009年第10期，第21-23页；26、《〈尚书〉天人关系新探》，《青海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第32-36页（人文社科核心期刊）；27、《〈尚书〉的大一统思想》，《绥化学院学报》，2009年第6期，第47-49页；28、《“法先王”思想与周代的特殊关系》，《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2008年：29、《对孔子“生而知之”论的再辨析》，《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第188-190页，约7000字；30、《孟子“心性论”文学价值的新时期研究》，《时代文学》（理论版）（中文核心），2008年5月下半月刊，第93页，约2500字；1998-2007年：31、《科普也应讲统一战线》，1998年4月5日，《中国教育报》第2版，约800字；32、《对初中语文教材的改进意见》，收入《新世纪语文改革与探索特辑》，陕西师范大学《中学语文教学参考》杂志社，2001年5月版，第856-857页，约9000字；33、《“道狭草木长”的“长”》《咬文嚼字》（学生版），2001年第1期（创刊号），第23页，约800字；34、《咬一咬高中第二册语文教材》，收入《中国教师优秀论文集成》，珠海出版社2002年8月版，第355-356页，约9000字；35、《高中语文第一册注释指误》，《语文知识》，2004年第10期，第34页，约1000字；36、《“弃养”与“弃世”》，《咬文嚼字》，2005年第9期，第39页，约800字；37、《毕业了，班级公物怎么办？》，《班主任之友》，2005年第10期，第29-30页，约2000字（该文入选：《影响班主任的101个经典管理案例》，朱玉忠主编，北京：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2007年10月版；第18篇，第48-50页）。

元宵时节，灯是最让人难忘的，那色彩丰富的灯有着悠久的历史，特别的习俗。灯，凝集着古代的智慧，我最喜欢的就是“海盐滚灯了”：在海盐长川坝一带有着那令人赞不绝口的滚灯节目，谁会知道那灯还能与人翩翩起舞呢？不过，你看那托举、腾跳、侧手翻、倒立、窜扑、叠罗汉等高超动作连成了一个个神奇的故事。你看那是刘海撒金钱，那是仙鹤生蛋，那是我最喜欢的众星拱月，我看见那个金灿灿的灯在舞艺高超的人的手上，充满了神力，短短的一转眼，那灯从那人的脖子上照到了腰间，是那么的璀璨啊！当然，海宁陕石灯彩展也是颇负盛名的，那火树银花、流光溢彩的灯真是美啊。展示了灯的另一景观。当然，桐乡乌镇的走灯颇负习俗的，男女老少沿街自南而北走过每座桥，从心中许下新一年的愿望，真让人温馨啊。我喜欢嘉善余姚一带的“走马灯”，用竹扎成的马灯在慢慢地走着，照耀着黑暗中大地的一寸土地，表演的人拿着庞大的灯，向人们表演了许许多多的故事，最好看的是《白蛇传》和《三国演义》了，马灯队每到一家，倍受着欢迎。我拿着灯，又一次次想起了古人的智慧。灯，让黑暗中充满了光明，照亮了每一个人的心房；灯，让文化更加辉煌，传统得以延续。每到晚上，我就会想起灯，想起灯下的文明。怎么样！元宵节的灯是不是很有文化韵味呢？

文化是民族的符号。一个民族的崛起，除了经济的强盛外，更重要的是文化的繁荣。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中国文化的复兴也随之摆在我们每个炎黄子孙的面前。中华民族的悠久的文明史，虽历尽沧桑，仍然昂首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文化的薪火相传居功厥伟。文化不绝，民族就不灭。在这个意义上，传承、弘扬我们的文化，可以说是我们民族复兴的首要任务。近年来，随着“国学热”的持续升温，整个社会对传统文化的兴趣日增，对经典的关注程度也越来越高。神州大也，处处弦歌之声，诵读经典，蔚然成风。可以说，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时代正在悄然来临！所谓文化自觉，是指认识并继承民族文化的精髓，在新的时代加以发扬光大，在此基础上与其他文化展开平等对话，取长补短，和谐共处。文化自觉带来的将是文化的复兴、民族的复兴，将是和谐社会，和谐世界。春秋战国时期，是思想空间活跃、文化极度繁荣的历史时期。在这一时期里，孔子、孟子、老子、庄子、孙子、韩非子等诸子并作，儒家、道家、法家、兵家、墨家等百家蜂起，出现了中国文化史的第一个高峰，也由此奠定了中华古文化坚实的基础。其中，儒家学说是对后世影响极大的一派学说。儒家学派是春秋末期孔子所创立的学派，是当时百家争鸣中的重要一家，居十家之首（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兵家、名家、阴阳家、纵横家、农家和杂家）。《论语》、《孟子》、《荀子》等著作是这一学派的代表作品。其中，《论语》是最适合我们八年级学生的著作，。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译：有同门师兄弟从远方来(与我探讨学问),不也很快乐吗？学了并时常温习它，不也很高兴吗？别人不了解自己而自己又没什么不满，不也算得上君子吗？”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译：孔子说：”只学习而不思考就会迷惑不解，只思考而不学习就会在学业上陷入困境。”，五千年悠悠华夏文明史，孔子就站在它的中间点上他一手创建了影响身后二千五百多年的儒家和儒家学派，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奠基人和开山鼻祖。孔子之前的中国文化，赖孔子而传；孔子之后的中国文化，赖孔子而开。儒家思想是真正傲视百代的大智慧。了解儒家精神，就能透彻地了解中国文化博大精深的哲理内核，就能了解中国人丰富玄奥的内心世界，更能了解中华民族历劫不灭的文化生命和精神动源。

中国文论传统及其现代命运 中国古代文论话语体系与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的精神特征密切相关。可以说,作为文学观念之理论化形态的文论话语乃是文人士大夫精神世界的直接体现。具体言之,与古代士人“社会导师”的文化认同直接相关,形成了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古代士人维护个体精神自由与超越意识直接相关,形成了以道家、佛释之学为思想依托的审美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士大夫诗文酬唱的文人情趣直接相关,形成了以文本分析为核心的诗文评话语系统。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系统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系统,是中国古代居于主导地位或者官方意识形态地位的文论话语。就其产生的动因而言,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西周文化之遗存。我们知道,西周是政文合一的社会,文化系统与政治系统密不可分,国家意识形态直接表现为政治的与文化的制度以及人们的行为方式。所以,诗歌在西周时期乃是作为国家意识形态话语系统与礼乐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受到尊崇的。 就现存《诗经》作品来看,西周诗歌的功能首先是沟通人与神的关系,那些以祭祀上帝、山川日月之神以及祖先神灵为目的的颂诗和部分“大雅”之作就属于这类作品。其意识形态功能在于:向天下诸侯证明周人统治的合法性,向周人证明贵族等级制的合法性。对神的祭祀从来都是一种特权,因此,祭祀活动本身就已经具有意识形态功能了。西周诗歌的第二个重要功能是沟通君臣关系。这里又分为“美”、“刺”两个部分。“美”是臣下对君主的肯定性评价;“刺”是臣下对君主的批评与规谏。根据郑玄《六艺论》和《毛诗序》等汉儒的记载我们知道,西周时期之所以采用诗歌的形式来沟通君臣关系,主要是因为这种形式比较委婉文雅,便于言说与倾听。现在看来,这大约是贵族社会一种言说的特殊方式或权力——可以“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根据《诗经》可以知道,在西周后期,诗的这种功能得到了十分充分的实现。对于诗歌这种功能,我们可以理解为国家意识形态内部的自我调节机制。十分清楚,西周时期诗歌的这两种主要功能都是意识形态性质的。这意味着,西周诗歌本来就是彼时国家意识形态的话语形式。这对于以继承和弘扬西周礼乐文化为天职的儒家思想家来说自然会产生莫大的影响——在他们看来,诗歌具有意识形态功能就像母鸡有下蛋的功能一样是天经地义的。 促成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形成的另一个主要动因则是儒家士人的身份认同。儒家士人作为一个知识群体, 自产生之日起就是以“克己复礼”——通过个人的道德修养达到改造社会的政治目的为最高任务的。他们的一切话语建构与阐释活动无不以这一目的为核心。对诗歌的阐释自然也不例外。从现存的《论语》、《孟子》、《荀子》和被定名为《孔子诗论》的楚简等涉及诗歌的论述来看,先秦儒家已经在诗歌阐释过程中形成了一套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从孔子的“兴观群怨”说到孟子的“知人论世”、“以意逆志”说,再到荀子的“诗言是,其志也”之说,都不离“克己复礼”之宗旨。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从产生之日起就成为中国古代文论话语的主流,其影响至为深远。汉代是儒家知识群体擎着儒学大旗与统治集团讨价还价、形成“共谋关系”,从而建立起新型官方意识形态的关键时期。所谓经学,实际上乃是统治集团与知识阶层在政治上终于形成联盟关系的话语表征,是知识阶层进入权力系统的意识形态保证,也是权力集团获得合法性的直接产物。经学是政治权力正式承认知识阶层话语之权威性的标志,是“势”对“道”的妥协;经学也是知识阶层话语压制了其固有的乌托邦精神之后的结果,是“道”向“势”的让步。因此,经学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它最终确定了中国主流文化始终在政治与知识之紧密联系中发展的基本格局,从而也决定了这种文化始终不能获得纯粹的知识形态而向自然领域拓展的命运。 在经学语境中的文论话语自然是彻底的工具主义的。从《毛诗序》和郑玄的《诗谱序》、《六艺论》等文论话语来看,在汉儒的心目中,诗歌直接就是一种规范君权、教化百姓的政治工具。诗歌存在的合法性依据不能在个体情感世界中去寻找,而必须在人伦关系,特别是君臣关系中去寻找。汉儒说诗,非美即刺。无论美或刺,都是一种具有明显政治性的话语建构,是对儒家给出的价值秩序的维护与阐扬。汉代《诗》学四家,无论存在怎样的差异,其主旨都是用工具主义的眼光来解说《诗经》作品,其目的都是借助于对古代诗歌的解说来实施对现实君主的约束与引导。总之,是出于现实的政治策略。手段是文化的,目的是政治的——这就是经学语境中文论话语的根本特征。 隋唐之时,儒家工具主义文论大体上继承了汉儒传统。但由于诗文自身的发展,文论话语也相应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经过了魏晋六朝的诗文创作大繁荣局面之后,儒家文论家所面临的问题早已不再是如何阐释已有的诗文作品,而是如何创作新的作品。因此,隋唐儒家不再满足于通过阐释古代诗歌来表达自己的工具主义文论观点。他们直接提出诗文要为现实政治服务的观点。所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之说,乃是此期工具主义文论的典型口号。这是一种典型的实用主义或功利主义文论观。在这时的价值坐标中,建功立业乃居于最高位置。因此,“有补时政”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工具主义文论的基本宗旨。 宋代的情况发生了变化。此期的儒家已经不再把建功立业视为人生最高理想,因此也就不再满足于仅仅赋予诗文直接的政治功能。从社会地位看,宋儒与汉唐儒者根本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有幸成为君主集团唯一的合作和依靠对象;而汉唐时代的功臣、外戚、宦官、世族才是君主集团最重要的依靠对象,文人士大夫常常处于被压制与被排挤的地位。宋儒的这种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不再以进入仕途、建功立业为人生最高理想,而是要追求更加高远的目标。一般说来,成圣成贤是宋儒普遍存在的人生理想。如此,则宋儒所主张的工具主义文论观也就有别于汉唐儒者。其根本之处是宋儒不仅仅要诗文服务于社会政治,而且更要服务于具有形而上学色彩的“道”。宋儒的文论处处离不开对“道”的阐扬。这个“道”可以说乃是宋儒乌托邦精神的话语表征而不是现实社会秩序。这种将“道”视为“文”之本体、将“文”视为“道”之发用的观点,本来是唐代中后期韩愈等人提出来的,是所谓“古文运动”的核心主张。但是这种观点在唐代并没有被发扬光大,而只是昙花一现。只是到了宋代,由于言说者的社会境遇发生了变化,才成为人人言之的普遍性的文论观点。 这样一来,在中国古代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观内部就出现了两种倾向:一是要求诗文直接服务于现实政治,成为“治教政令”的工具;一是要求诗文从属于某种超验的精神价值,成为载道之具。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某种紧张关系:为现实政治服务与为某种高远难达的理想服务是迥然不同的。可以说,这种不同就是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差异所在。自宋直至晚清,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的发展即是这两种倾向的此消彼长。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读本》主要讲了中国一些值得我们铭记与了解的优秀传统文化。在这本书中，我犹如走进了历史，看到了一个个鲜活而有血肉的人物，让我第一次从一个不同的角度去了解历史，去感受历史，令我心潮澎湃。“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这句话是梁启超在清华大学演讲时的一句话，它，不仅仅深深地激励了清华学子，也深深地震撼了我的心。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是刚健宽厚的精神，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精髓。我想，这句话不仅仅是精髓，不仅仅是清华大学多年来奉行的校训，更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学习的标杆和风向标。当我在完成某项任务时，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困难，瞬间有过放弃的想法，猛然想起“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这句话，使我幡然醒悟，遇事不能知难而退，而应不屈不挠，永不放弃，担负起自己的责任。及时纠正错误，最终顺利完成任务。“古代书法，笔下春风”，可算是让我开眼界了。书法有楷、行、草、隶、篆体，有许多杰出的书法家，书圣王羲之，唐代著名书法家欧阳询，北宋书法家苏轼，他们的字龙飞凤舞，抑扬顿挫，将中国汉字诠释的多姿多彩，五彩斑斓，让我在敬佩这些书法家的同时，又十分的自豪。老师常说，字写的好与坏，代表着这个人的能力高低。所以，从现在开始，我要好好练习，从记笔记、写作业开始，认认真真的写好每个字，传承我们中国汉字的博大精深。在中华文化的长河中，我们一直在不断探索，不断发现，我相信，终有一天，我们会完全了解这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并有更多的年轻学子传承着令人振奋的中国文化。而我，现在虽然只是一名普通的小学生，但沐浴在中国优秀灿烂的历史文化长河中，肩上的担子仍然沉甸甸的。做为炎黄子孙，我为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而骄傲，更为祖国的繁荣富强的今天而自豪。做为祖国建设的接班人，我要更加勤奋刻苦的努力学习，长大后接过建设祖国的接力棒，让祖国更强大，让中国文化永放异彩！简评：中国文化博大精深，通过阅读，小作者不但更深更全面的了解了中国文化，更树立了为让中国文化永放异彩而努力学习的志向。语言流畅，内容丰富。

浅谈道教对中国古代科技的影响 　　［摘要］道教根植于中国文化土壤，在长期发展熔融过程中，对我国古代的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产生过巨大而复杂的辐射作用，留下它的深刻影响。本文谈一下道教对中国古代科技的影响。　　［关键词］道教 中国古代科技。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重道轻器，把科学技术当作“奇淫巧技”，向来不为社会重视，但中国却出现了“四大发明”等对世界发展影响深远的科技。这里面包含了中国传统文化中道教的影响，本文从道教对中国古代科技的影响看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　　鲁迅先生在《致许寿裳》一文中提到“中国文化的根柢全在道教……以此读史，有许多问题可迎刃而解”。在《小杂感》里说到：“人们往往憎和尚，憎尼姑，憎回教徒，憎基督教徒，而不憎道士。懂得此者，懂得中国大半。”英国科学家李约瑟博士也说：“道家思想和行为的模式包括各种对传统习俗的反抗，个人从社会上退隐，爱好并研究自然，拒绝出任官职……中国人性格中的许多最吸引人的因素都来自于道家思想。中国如果没有道家思想，就会像是一棵某些深根已经烂掉的大树。”从这些论断中，我们可以看出道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无法替代的地位，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一、对古代化学研究的推动。　　在一般人看来，宗教是迷信，是反科学的。但事实上，道教与古代尚未与冶炼术分家的化学有密切的关系。中国古代道士们从神仙方士那里接受了追求长生的观念与方法。道士们认为，人可以长生，但要长生，必须服食不死之药。那么，这种不死之药是什么呢？其不可能是草木药之类，因为草木药本身易腐烂，在火中会化为灰烬。由于草木药自身没有坚固性、永恒性，移入人的身体中，自然不能使人长生不死。因此，必须发现一种坚固不朽、无变化的药物，通过服用这种药物，使其不朽性传入人体中，服用者便可以长生不死。这种不朽的药物，就是金丹。“金丹之为物，烧之愈久，变化愈妙。黄金入火，百炼不消，埋之，毕天不朽。服此二物，炼人身体，故能令人出生不死。此盖假求于外物以自坚固……”道家炼丹学说把服食还丹金液看作修行的最上乘的方法，故此十分重视对矿物质药材的烧炼。晋代道士葛洪在《抱朴子？金丹篇》里讲到“丹砂烧之成水银，积变又还成丹砂。”丹砂即朱砂，化学成分是硫化汞（HgS），性状呈红色，经过烧炼（HgS+O2→Hg+SO2），硫被氧化成了二氧化硫（SO2），把汞（Hg）分离出来。这样就得到了炼丹术里重要的药物——水银（道教外丹术中称“玄明龙膏”）。　　道教炼丹理论认为经常服用“玄明龙膏”可以成仙，在《阴真君金石五相类》一书中提到“玄明龙膏……服食一道，有不可思量之功。”“积变又还成丹砂”就是把汞（Hg）与硫磺（S）化合（Hg+S→HgS）变成硫化汞（HgS），性状呈黑色，经过升华成硫化汞的结晶，性状呈红色，即又变成丹砂。黄金不易与其他元素化合，难于溶解。　　二、道教与古代医学、药物学也有着密切的关系。　　葛洪在《抱朴子？内篇》说“古之初为道者，莫不兼修医术”。一方面，道教为了修炼成仙，首先得祛病延年，而医学、药物学正是为了防病、治病、延年益寿。另一方面，医药不仅可以使自己得到保健，还可以治病救人济世。道教通过施药治病接近群众，达到宗教宣传，扩大影响的目的。　　道教炼丹家发展成为医学和药物学专家。晋葛洪、南天师道代表人物陶弘景都有大量的医学著作，对古代医学和药物学的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特别是隋唐之际的著名道士孙思邈，对医学理论和临床经验，著有《备急千金方》30卷，《千金翼方》30卷合称《千金方》，共收集八百多种药物，5300多个处方。他首创复方，提出一方治多病或多方治一病的方法；主张独立设科，重视妇科和儿科，孙思邈对今天的医学和医学院的学生仍有影响。　　道教的外丹术促进了中国古代药物学发展。外丹术的发展，为医药学积累了知识，加深了对铅丹（pb3O4）、铅白[pb（OH）2?2PbCO3]、石灰（CaO）、丹砂（HgS）等矿物的产地、特性和用途的了解；并对钠硝石（NaNO3）与芒硝（Na2SO4?10H2O）等形态类似的矿物，有了简易可靠的鉴别法。炼丹方法和中医实践相结合，推动了古化学制药技术的发展，丰富了中国药物学的内容。两汉前的医学文献中，基本上无化学药剂，也不使用膏药。　　道教徒把药分成上、中、下三品，认为上品药服之可以使人长生不死，中品药可以养生延年，下品药只能治病。这是对药物学的一种分类方法。南朝陶弘景著的《本草集注》中对药物作了更详细的分类，按药物的性能和治疗功效分八十多类。　　在中国文化中道教居隐性地位，但它根植于中国文化土壤，在长期发展熔融过程中，对我国古代的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产生过巨大而复杂的辐射作用，留下它的深刻影响。所以，中国古代科技虽然在主流的儒家文化社会不被重视，但却能够获得巨大发展的原因。　　【参考文献】　　[1]詹石窗。关于道教思想史的若干思考[J]哲学动态，2009（02）。　　[2]黄永锋，王艺。道教思想学术研究的新成果——《道教科学思想发凡》评介[J]世界宗教研究，2005（04）。　　[3]白盾。“中国根柢”何以“全在道教”？——论鲁迅对道教、道家思想的批判[J]社会科学辑刊，1983（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