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g爱吃
美国学术界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对美国西部经济发展影响”的争论_经济学 【内容提要】第二次世界大战对美国西部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战时动员促使西部摆脱了在全国经济中的落后地位。1973年美国新墨西哥大学教授杰拉尔德?纳什在史学界率先提出了二战是美国西部发展转折点的观点。此后他又在一系列论文与专著中深入探讨了二战对西部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与此同时，美国学术界围绕这一问题也不断提出不同的看法。概括起来说，美国学术界的争论主要集中在两个基本问题上：一是西部经济在战时迅猛发展的动力问题；二是战后西部的经济地位问题。 “美国西部”是一个时间性很强的概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代表不同的空间范围。就20世纪而言，根据美国联邦人口统计署的区域划分法，西部包括华盛顿、俄勒冈、加利福尼亚、内华达、犹他、亚利桑那、新墨西哥、科罗拉多、怀俄明、爱达荷、蒙大拿，共11州；另外还有一种常见的划分法，认为西经100度以西的17州（除上述11州外， 还有北达科他、南达科他、内布拉斯加、堪萨斯、俄克拉何马、得克萨斯6 州）属于西部地区〔1〕。本文采用后一种划分法。 美国著名新闻记者伯纳德?德沃托（Bernard Devoto）作为20世纪西部发展的见证人，曾为《星期六文学评论》（SaturdayReviewofLiterature）和《哈帕月刊》（Harper’s Monthly Magazine）等杂志撰写有关现代西部的主题论文达20年之久，真实地记录了西部发展历程。他的文字丰富了现代西部的历史写作，更提出了理解不同时期西部发展特征的概念。1934年德沃托在《哈帕月刊》上发表了题为“西部，一个被劫掠的省份”的文章，其中阐述了一个基本思想：在经济关系上，美国东部劫掠并控制了西部，西部成为东部的殖民地〔2〕。 这一提法很快流行起来，“被劫掠的省份”（Plundered Province）成为30、40年代解释美国东西部关系时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词组。1944―1947年间，德沃托仍在为《哈帕月刊》撰写专栏文章，且越来越关注西部在全国经济中的地位、西部经济的未来发展等问题。1946年他在一篇论文中写道：“战争工业已经给西部带来了较之以前更大、更广泛的繁荣。而且在战时，一场根本性的革命发生了，西部的动力和工业发展已经在全国经济中形成了一种结构性变化……如果说已经发生的变化是革命性的，那些已经规划并注定要实施的就更为革命性了……”〔3 〕德沃托再领风气之先，特别重视第二次世界大战对美国西部经济发展的影响。在近三十年后，西部史学家才开始较为系统地研究二战对美国西部经济发展的影响。1973年新墨西哥大学杰拉尔德?纳什（Gerald DNash ）完成了一部开创性的西部史著作――《20世纪美国西部――城市绿洲简史》（The American West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AShortHistoryof an Urban Oasis）。该书把20 世纪美国西部史划分为两个大的时期，即殖民地时期（1898―1941年）和先导（pacesetting ）时期（1941―1971年），明确提出二战是20世纪西部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点。此后纳什又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与专著，集中阐述了二战对西部所起的转折性作用。 其中以《美国西部的转型：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TheAmerican WestTransformed:The Impact of the Second WorldWar）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与西部：重塑经济》（World War ⅡandtheWest:Reshaping the Economy）最具代表性。在这些著作中，纳什论述了20世纪西部发展的阶段性，强调二战对西部发展的转折性影响。纳什的论断影响了几代美国西部史学者，成为解释二战与西部发展关系的经典之说，被称之为“纳什论题”（Nash Thesis ）或“转折假说”（Transformation Hypothesis ）。当然，在美国史学界，关于二战对西部发展的影响这一问题，亦陆续提出不同的观点。例如，北卡罗莱那大学的罗杰?洛特钦（Roger WLotchin）在《城堡化的加州，1910 ―1961：从战事州到福利州》一书中就提出了二战对美国西部的影响是一种“演进而非革命”〔4〕的观点，成为与纳什对立观点的代表人物。 同年美国西部史学会在纽黑文会议上专门就纳什的“转折假说”进行了讨论；1994年8月《太平洋历史评论》（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发表特辑，共发表五篇以加州城市为研究对象的论文，就“转折假说”展开讨论。就二战对西部经济发展的影响而言，美国学术界的意见分歧是围绕两大基本问题展开的：一是战时西部经济发展的动力问题；二是战后西部的经济地位问题。本文拟结合这两个基本问题评价一下有关争论的情况。 一、战时西部经济发展的动力问题 二战期间美国西部经济经历了巨大发展，这是美国史学界公认的基本事实。问题在于，这种巨大发展的根本驱动力是什么？是二战这一特殊历史事件的外在推动力，还是地区经济具有的自身发展动力？ 杰拉尔德?纳什所持的是第一种观点。他认为二战期间联邦政府大规模的防务开支是西部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1940―1945年间，联邦政府通过政府采购合同、军事设施网络、联邦拥有与运营的科学设施、联邦军事及文职人员薪金等渠道，在西部共投入资金约400亿美元。 通过这些资金西部发展了已有的制造业，创建了铝、镁、合成橡胶业，并由此推动了航空航天、电子等技术导向经济的发展。同时，重塑经济的努力还带动了新定居者的涌入，刺激了服务业与金融机构的扩展〔5 〕（P1―3）。简言之， 二战期间的联邦防务开支有助于西部产业结构的调整、完善与升级。正如纳什所言：“正当西部人争取追赶其他地区时，他们发现战时联邦防务开支提供了他们几十年来所缺乏的资金。”“二战所释放出的能量激发了巨大的变化，战后西部拥有了更发达、更多样化的经济。”〔5〕（P1―2）纳什在强调联邦开支是战时西部经济扩展的主要驱动力的同时，也不否认私人企业的作用，只不过在纳什看来，私人企业只是“承担了多数的实际工作”〔5〕（P4）。 持后一种观点的学者以加州城市地区经济发展为考虑研究对象，认为二战前夕加州已具备了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战时经济扩展是建立在该州以往经济成就的基础之上的。至于纳什强调二战对西部的转折性作用则是“极大地夸大了加州发展历程的不连续性，而低估了其连续性”〔6〕。 洛特钦研究了加州人口增长状况，认为二战期间加州人口增长与联邦防务开支之间并无明显联系。他首先分析了二战期间美国不同地区防务开支和人口增长的情况，结果发现中央北部（North Central ）诸州防务开支无论绝对值还是人均计算方面都高于西部，而其人口并没有出现转折性增长，只有适度的增长，有时还出现停滞甚至负增长的情况。战时人口增长最多的，是那些大萧条期间就已经有积极增长的地方（如加州）〔7〕。再从加州本身人口增长曲线来看， 二战期间的人口巨增，并不是加州人口增长史上的创纪录的最高值。以10年为期进行比较，本世纪70年代以前加州人口增长高峰出现在20年代〔7〕（P408―411）。 北卡罗莱那大学经济系的保罗?罗德（PRhode）分析了加州制造业发展的情况，认为从各种主要经济指标来看，1940年的加州城市地区的工业化已达到相当水平，具备了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这才是战时联邦政府在加州投入大量防务资金的前提基础。罗德特别以加州飞机制造业和造船业的发展为例，论证了他的观点。罗德指出，飞机制造业通常被视为一种军事驱动的工业，然而太平洋沿岸飞机制造业领导地位的取得从根本上说是源于技术突破。此种突破早在30年代初期就已经实现，到1939年太平洋沿岸诸州已成为美国飞机制造业中心，仅加利福尼亚一州就雇用了该行业全国近一半的工人。战前加州在美国飞机制造业中的领导地位，正是联邦政府在加州投入巨额防务开支的重要基础。所以罗德说，加州飞机制造业的“扩张是加州战前居于领导地位的结果，并非是战时军方对该州特别偏爱的结果”〔6〕（P373）。 为进一步论证这一观点，罗德还介绍了二战期间美国军方对飞机制造业进行重新布局的情况：在战争动员初期，军方生产权威出于国家安全和工业密集的考虑，希望对飞机制造业进行重新布局，在西部内陆地区建设新工厂。但由于战略需求紧急，最终不得不在具有生产与管理优势的加州增加生产能力。随着战时生产的发展，军方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飞机生产的重新布局，加州的飞机生产份额也相应地缩减，1941年占全国产量的50％以上，而到1945年却降至25％。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凭借管理和技术方面的擅长和优势，加州飞机公司仍在飞机制造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如果以管理公司总部所在地而不是以实际生产地为考虑标准，战时加州管理了飞机制造业中约一半的工作人员。1943―1944年生产高峰期过后，全国飞机制造业就业人数迅速下降，而恰在此时，加州这一行业在全国就业人数中的份额却相对增长〔6〕（P382―383）。通过上述分析，罗德想证明的是，战时联邦防务开支不仅不是加州扩展的基础，相反，还一度因军方提倡分散工业布局而削弱了加州的优势地位。换言之，罗德要证明加州经济发展靠的是自身内在的动力，从而也就削弱了战时联邦防务开支的刺激作用。 如何评价洛特钦与罗德的观点呢？首先应肯定他们用翔实的资料、数据，客观地反映了加州战争前后的经济情况及战时经济在加州经济发展史中的地位。但从罗德对加州飞机制造业在二战期间发展情况的分析中，可以看到以军方为代表的联邦政府有在西部对制造业重新布局的愿望，并且在战略需求相对缓解的情况下确实进行了重新布局。这种重新布局实际上就是联邦政府利用战时动员这一特殊历史事件，找到了在相对欠发达地区直接投资开发的机会。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私人资本不愿或无力承担在落后地区大规模兴办制造业，特别是新兴产业的风险，再加上当时自由放任的传统经济思想仍束缚政府干预社会经济生活的能力，因此和平时期政府不大可能直接投资于某一地区的生产领域。在这种背景下，战争这一国家紧急事态有助于联邦政府投资于相对欠发达地区，解决了西部经济发展的资金问题，客观上起到了推动该地区发展的作用。 关于战时联邦政府防务开支对西部相对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犹他州的战时经历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证。犹他史学家托马斯?亚历山大（Thomas GAlexander ）和列奥纳德?阿灵顿（Leonard JArrington）对犹他州战时防务设施的经济社会影响有过详细的分析，其中对雷明顿兵工厂（Remington Arms Plant）这一联邦小型兵工厂建立、运转及战后处理的个案研究，清晰地显示了联邦防务开支对相对欠发达地区工业发展的作用。作者认为犹他州战时大量军事设施的建立，其直接影响是增加了就业，提高了工资水平，为当地企业提供了商机。它们的建立对犹他州的长远影响则更为突出。仅以雷明顿兵工厂为例，战时它利用联邦政府资金培训了大约15000犹他工人， 技术培训增加了犹他技术人员的数量，从而提高了劳动者素质。另外，通过战后对剩余生产能力和剩余物资的特殊处理，大量的联邦资金转移为地方资金。以1900万美元建设的雷明顿兵工厂，仅以不足其造价9％的价钱出售； 通过这座兵工厂，联邦政府又将价值两亿美元的战争剩余物资以成本价的大约20％处理给商人、退伍军人、地方政府和非盈利组织。总而言之，战时防务开支“创造了一个犹他人在战后可资利用的货物、企业工厂和技术的储备”〔8〕。 二战前后的犹他是与加州经济发展程度、发展类型完全不同的州。犹他是一个相对欠发达的、人均收入历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偏远的内陆小州，而加州是一个工业相对发达的、富裕的沿海大州。正如上述学者分析所反映的，二战对这两个州的影响也是不同的。纳什所考察的西部地区恰恰就包括了上述两种发展程度不同的经济类型。而且当时大多数西部州属于前者的经济类型，就整体而言西部是一个相对欠发达地区。1940年西部各州拥有全国4％的人口，但它们只占全国制造业增值的7％〔9〕（P20）。诚如罗德所言，1940年加州的收入与人口达到或超出西部其他各州的总和，二战期间各种与军事相关的活动，特别是飞机生产和造船又都集中于加州的城市地区〔6〕（P3）， 但加州却不能代表整个西部。尽管罗德、洛特钦等学者对加州的分析是符合实际的，但不足以驳倒以整个西部为考察对象的纳什的论点。实际上如果以西部为整体考察的话，1940―1945年间，西部各州得到的战斗装备合同额占全国的5％，联邦资助的战时工业设施工程占全国的4％，都远远高于其现有工业能力所应得的比例额〔9〕（P21）。显然联邦防务开支分配给西部各州的份额，不是只考虑其已有的工业能力或基础，而是更多地考虑其他因素，如“地理位置及提供给军事基地、造船厂和机场活动余地的广阔空间以及为初级金属生产提供电力的地区资源”〔 9〕（P20 ）。对不同地区特别是发展程度不同的地区进行考察必然得出不同的结论，因此，不能以对加州这个局部的研究视为西部整体的情况。 战时西部经济发展是靠“外力推动”还是由于“历史连续性”，这两者说法哪一种更具说服力？美国女学者波士顿学院的玛丽莱恩S 约翰森（Marilynn SJohnson）曾针对这场争论有过如下论断：这种争论如同多数历史争论一样，被人为地两极化了……历史上很少有完全史无前例的事件；战争的影响和其他许多剧变事件都发生在预先确立的社会体制之中，并通常加强了长期存在的历史趋势。另一方面，战争通常极大地加速了社会变化的步伐，产生了能于潜在地改变现状的紧急状态〔10〕（P315―316）。本着这种看法， 首先即使是对西部相对欠发达地区而言，联邦防务开支所推动的经济发展至少是建立在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电力等）已初具规模，具备了经济起飞的前提条件的基础之上的。其次即使是对加州城市地区而言，二战的作用仍可称之为转折性的：1939―1944年间，加州制造业产值从8万美元增加到1 万美元，增加了270％；制造业就业人数从1939年1万多人增至53 万多人，增加了95％。〔11〕（P26）正如加州埃尔?卡米诺学院（ ElCaminoCollege）的阿瑟G维吉（Arthur GVerge）对二战与洛杉矶发展之间的关系所做的概括：尽管战争确实是在极大地加强业已运转的几股社会经济力量，……但二战也带来了一个新的、根本不同的、较之没有战争而发展的洛杉矶、在经济上更为强大的洛杉矶。”〔12〕 二、战后西部的经济地位问题 关于战后西部经济地位，纳什的结论是：二战使西部经济地位发生了实质性变化，即由具有殖民地经济特征的阶段转变为全国经济的先导（pacesetter）。他通常的表述是：1940年西部经济作为工业东部和中西部的原材料出口者，仍旧以殖民地因素为特征。但在1945年，经过战争时期的西部拥有一个发达的制造业体系、一个忙乱的服务业经济、一批航空、电子及科学导向的工业，科学导向的工业预示了经济发展的新阶段――后工业经济的崛起。在四年间，战争使一个落后的殖民地区转变为国家经济的先导。战争所创造的经济类型主导了下一个30年的西部经济〔5〕。 纳什强调战争加速了西部各地的科学活动。以波音公司战时在飞机制造业中的研究开发为例：波音公司建立了专门的研究设施和研究小组，投入更多精力从事研究开发。如果1941年该公司花在研究开发上的时间为100，1942年为212，1943年达到了470，1944年则高达840〔5 〕（P87）。同时它还推动了华盛顿大学应用物理实验室的发展， 这就在西部开始了产、学、研的最初结合。此外，南加州的航空医学、核裂变、潜艇侦察研究。西南部的核链反应、火箭、航空防火器研究开发以及曼哈顿原子弹制造计划，犹他州的生化研究等〔5〕（P6―7），这些二战期间建立和发展起来的研究开发项目，其长远影响是使“美国科学人才的重心西移”，在1945年为西部留下了一个必定要对民间经济产生影响的新科学复合体〔5〕。所以纳什说， 新近制订的科学与工程行动计划现在给予西部一把“利刃”，将使西部在战后数十年成为一个经济先导〔5〕（P2）。 针对纳什关于美国西部“经济先导”地位的提法，洛特钦等持有不同意见，认为二战并没有改变美国地区间工业平衡，战争结束时的西部既非全国经济的先导，也没有迹象表明它正在成为经济先导〔7 〕（P407）。 洛特钦首先从地区间横向比较入手，根据二战前后加州及西部其他州在全国经济中的相对位置变化情况，论证西部在战争结束时并非经济先导。他以制造业就业人数的变化为例，指出经过战争，西部大多数州的制造业就业人数与人口的比例绝对增长显著，高于东部；但是从全国排序来看，相对位置并未发生根本变化，仍属于落后地区。（见下表） 美国各州人口与制造业岗位比例（1939年，1947年） 人口与制造业岗位比 全国排名 州别1939年1947年1939年1947年 罗德艾兰21 2 康涅狄格12 1 ……… ……… 俄勒冈52921 华盛顿32226 加利福尼亚96 2627 科罗拉多03432 犹他53537 得克萨斯93634 爱达荷33739 堪萨斯13835 蒙大拿44041 内布拉斯加54138 怀俄明84243 俄克拉何马44342 亚利桑那14444 内华达14648 南达科他6 04746 新墨西哥34847 北达科他08 4949 资料来源：美国商务部人口统计署，《制造业调查：1947年》第三卷：《各州统计》，华盛顿特区，1950年，1～638页。转引自罗杰?洛特钦，“加州城市与飓风之变：二战在旧金山、洛杉矶和圣迭哥大都市区”，《太平洋历史评论》，第63卷，1994年8月，第404页，405页。 其次，洛特钦认为从近期工业发展前景来看，西部也没有成为全国经济先导的迹象。洛特钦利用的论据是1946年（全面和平的第一年，战争合同已取消或正在取消，和平建设重新开始）美国国内新工厂和工业设施的投资情况。该年加州人均投资额位于全国第17位，仅相当于第 1位的印第安纳州的一半左右。其余西部州中，除俄勒冈（第15位）、得克萨斯（第16位）、怀俄明（第20位）、华盛顿（第21位）外，均位居第32位到最后一位〔7〕（P405―406）。 评价上述两种观点，首先应明确“经济先导”的涵义。它既可指称经济发展的状态、成就，也可以指称一种经济趋势、经济潮流。从上文的介绍中可以看出，纳什更多强调“经济先导”预示了经济发展趋势。洛特钦的反驳看起来很全面，他从状态和趋势两方面同时否定了“经济先导”说，洛特钦先将“经济先导”地位视为一种经济状态，并证明从这一角度讲，战争结束后西部并非全国经济的先导，他的论据也很有力。紧接着洛特钦又指出，即使从发展前景来看，西部也没有成为经济先导的迹象。为什么同样是考虑经济发展趋势，洛特钦会得出与纳什不同的结论呢？问题在于他们选择了不同的生产要素来衡量经济发展的趋势。洛特钦从资本投入的角度，认为战后初期西部没有成为先导的迹象。纳什则选择了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等因素，认为“科学导向的工业预示了经济发展的新阶段”，“战争所创造的经济类型主导了下一个30年的西部经济”〔5〕。 那么究竟哪一种生产要素最能代表经济发展的前途呢？早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美国经济学界在此问题上就已基本形成共识：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率先超过了资本等其他要素。科技进步不仅有助于推动经济总量的增长，而且现代经济增长已不是单纯的经济总量增长，它是包括科技进步、产业升级等因素在内的系统工程。二战期间联邦政府在西部的相关活动有助于西部的技术进步、产业升级，从而使西部代表了美国经济发展的新方向。波特兰州立大学城市研究与规划系主任、美国城市史研究会主席卡尔?艾博特对此曾有过精辟的论述：“二战作为西部与过去决裂的重要性，次于它引发西部未来的重要性，它奠定了西部城市在美国第四个工业发展的长周期（注：美国第四个工业发展长周期的提法源自于经济学中的“康德拉捷夫周期理论”，后由约瑟夫?熊彼特吸收到他的“创新周期论”中，将长周期称之为“康德拉捷夫周期”，并用他的“创新”理论加以解释。该理论认为自18世纪以来，世界经济发展已经历了四次长周期，第四次的起点是20世纪30、40年代，结束时间为90年代初。）中发挥领导作用的基础。”〔9〕（P39―40）第四次长周期发展的动力来自于西部城市，“包括较早的创新被大规模推向市场……，以及电子、电信和航空航天方面一连串创新发明。当然，西部城市在这些工业中居领先地位均由二战使然。”〔9〕（P39―40）美国学者迈纽尔?卡斯特尔斯（Manuel Castells ）曾根据一些实证研究总结出一个地区吸引高技术产业的五点特征，其中两点恰与二战对西部的影响相符合：（1 ）因为高技术产业是以科学为基础和知识密集型的，它们需要与重要的大学和研究单位有密切联系，并接近技术和科学人员储备。（2）由于对政府市场，特别是对军事和空间项目（尤其60 年代末）的依赖，高技术活动倾向于聚集在军方建立了试验地点的地区〔13〕（P13）。 到70年代， 西部高技术产业在美国领先的地位已经相当明显。 据1983年的一项统计表明，1972～1977年间，美国高技术领域领先的十个城市依次为圣何塞（硅谷）、阿纳海姆、休斯敦、圣迭哥、波士顿、达拉斯、沃切斯特、俄克拉何马城、莱克兰和菲尼克斯〔13〕（P34 ）。其中只有3个城市在西部以外。可见， 从科技优势将引发新的经济时代的角度出发，二战后的西部确可称之为“经济先导”。 以上就西部战时经济扩展的动力和战后经济地位两个方面评介了围绕纳什“转折假说”出现的一些争论。迄今为止纳什的观点仍有待进一步的证明。尽管如此，纳什作为该领域研究的开拓者，仍然受到广泛的尊重，其论著依然产生着广泛的影响。而围绕纳什观点展开的争论必然不断深化人们对于“战争与经济”的关系、对20世纪美国西部发展等问题的研究和认识。
guokeren555
一、工业革命成因的传统解释 除去理论界对于工业革命开始时间的争论，传统观点认为，工业革命之所以在英国发生并进而扩散到欧洲、美洲，是因为一系列自然社会经济因素使得那个时代的英国具备了得天独厚的社会条件，进而在一些关键因素的作用下，英国最终成为工业革命孕育的摇篮。 下面笔者将对一些“决定因素”进行简要的分析： 1、航海贸易：新航路开辟是航海贸易的开端。1501年之后，由于葡萄牙和西班牙作为先驱，使得欧洲与外界的联系由地中海地区转向了大西洋沿岸，而随之16世纪中期的安特卫普、17世纪的阿姆斯特丹也成为了欧洲经济中心[1]。直到17世纪末18世纪初英国赢得了海上贸易和殖民霸权。当时的世界贸易分为太平洋和大西洋两大贸易圈。太平洋的贸易主要集中于欧亚，欧洲明显偏爱进口，而且进口商品的种类不断大众化。而与美洲殖民地的广袤市场则更大程度上为英国工场手工业和对外贸易多元化提供了条件。大西洋贸易圈则在17世纪中期荷兰的主导下发展成为“非洲——欧亚”贸易和世界经济分工的一个重要附属部分，人口贸易和殖民地贸易不仅为工业革命提供了必要的资本积累，更重要的是形成了以贸易为主要内容、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市场，是工业革命能够持久进行的原动力，“世界贸易和世界市场在16世纪揭开了资本的近代生活史”。 2、农业革命：市场的发展、14世纪黑死病导致的人口急剧下降和货币地租的盛行，使得14世纪末期农奴制在英国已经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小农经济的发展，即份地由佃册持有农持有，但是其租佃权和份地所有权在持有农和领主之间界定不清；自由持有农拥有自己的土地；还有一部分公有地，归属也一直存在争议。因此15世纪末羊毛产业的发展直接推动宗教改革和圈地运动的过程中，公有地和份地成为最先被侵蚀的对象，大租佃制经营在英国农村中也逐渐居于统治地位。农业劳动力的释放、农业技术的改良和应用为工业革命提供了劳动力、消费品和原料，同时也为工业发展提供了国内市场。 3、自由宽松的政治和经济环境：首先是产权制度的建设。混乱的经济状态使得富者和贫者联合起来争取明晰的产权界定，于是在17、18世纪，英国政府相继在层保护财产和合同、保护消费者的商品检验制度和价格控制制度、保护发明者的专利制度、保护投资者的制度、保护劳动者的评定工资制度、工厂法和济贫法方面做出了大量的努力。其次是自由贸易制度的建设。这与当时的政权和盛行的经济思想相关。1455-1485年的红白玫瑰战争中，“中央及君主专制的都铎王朝在旧封建贵族的地位强烈动摇、新贵族和资产阶级还未强大到成为统治阶级的时期出现了”[2]。由此，17至18世纪由于各方力量的此消彼长，政策出现了很大的波动性，议会民主制与对经济活动的王室垄断并存。直到1642年下议院拥有征税权和废除了王室垄断之后，由于重商主义思想的影响，政府对市场仍有一定程度的干预。从19世纪20年代起，对输出品的限制、东印度公司对印度贸易垄断、谷物条例、航海条例的逐步废除，才使得英国真正实现了自由市场制度。然而不容否认的是，与西班牙的专制统治相比，英国已经为资产阶级提供了足够宽松的政治和经济舞台。 4、金融证券市场的繁荣：英国保险公司操纵着对外贸易，对国际市场信息量的垄断使得其在政治上的力量不容忽视。而随着英国银行业和外汇市场的发展，伦敦成为吸引欧洲人的金融市场[3]，而阿姆斯特丹多边支付体系的中心地位在18世纪也逐渐由英格兰银行所替代，伦敦成为世界金融市场的中心，利率市场化、证券市场和中央银行制度都在这个阶段取得了重要的发展。金融资本也逐渐成为工业革命的一个强有力的支柱。 5、人口：在工业化早期，人口在18世纪40年代在经过前一段时间的停滞后开始增长，并在18世纪40年代加速，1811-1820年达到最大值，到1850年开始缓慢下降(表1)。而英国完全参与甚至代表着整个欧洲的第三次人口增长，人口的持续增长为工业化提供了可能。而且18世纪和19世纪早期，由于在工业部门就业人员的大量增加和低廉的劳动力供给，使得围绕工业区的城市化得以快速发展，英国接受的大量移民也极大的改变了人口的地理分布，从而产生了两个变化：从东南到西北的人口密度转变和加速的城市化[4]。潜在就业人口的增加和城市化和就业结构的转变所带来的国内消费品市场结构的调整，都成为英国工业革命的要素储备。 6、自然资源：煤炭早在罗马不列颠时代就已经用作燃料，但是到17世纪才成为主要能源，酿酒、漂洗、制盐、煮皂等大量以煤炭代替木炭作为燃料。据JU纳夫的统计，1551-1560年英国主要矿区煤产量约为21万吨，1681-1691年已达296万吨[5]。至18世纪20年代，英国煤的开采量大约占世界硬煤总开采量的87%，60年代占50%。毫无疑问，在家庭和工业用煤量方面，英国居欧洲国家首位[6]。而且，英国煤炭的丰富储备，也为提高铁的产量开拓了广阔的前景，并进而带动工业部门整体的大踏步地前进。另外，英国作为大西洋上的岛国，拥有漫长的海岸线和众多的优良港口，且境内任何地方离海岸线都不会超过90公里，河流众多，加上新开凿的几条运河连接内陆城市，全国的水利条件和交通运输相当方便。而且，众多的殖民地也为英国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原料支持。 7、对外贸易促进了英国的出口：18世纪前，英国的对外贸易主要是依靠羊毛和转口贸易，18世纪中期，英国发展成为向美洲、非洲和亚洲这些新市场出口各种制造品的工业国家。在1780年，英国出口的工业品是1770年出口的8倍。 8、技术的进步：集中表现在纺织业、冶金业，也是推动工业革命的最直接的动力，如煤和焦炭在熔炼过程中的使用，大大降低了各种金属制成品的成本，化学的运用产生了一大批人工合成的新材料。笔者不再赘述。 对于工业革命的决定因素，学者们莫衷一是，往往会采用不同的归并方式将上述因素加以分类，但总体而言多数集中在资本和劳动力的积累、技术的进步、人口的增长、宽松的政治环境这几个方面。但是，随着计量统计方法的改进和资料的不断丰富，传统观点不可避免的受到了挑战。 二、传统观点的反驳 对于传统观点的反驳可以用以下问题来支撑：为什么工业革命最先发生在英国，而不是法国等欧洲其他国家？为什么工业革命会发生在18世纪后半期，而不是更早？有的学者认为工业革命的发生不是与国家相联系，而是地区，我们之所以看到的是英国的崛起，无非是因为英国有更多更适合工业革命发生的地区而已；还有的认为工业革命的发生应该是一个随机的事件，种种看似可以起决定作用的因素既不是充分也不是必要的条件；当然还有的学者表示，种种争论更多的说明了对工业革命进行系统观察和逻辑推理的能力的匮乏。笔者将从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总结学者们对传统观点的批驳。 1、资源因素：毋庸置疑，煤矿和铁矿对英国工业革命的开展不可或缺，但是从热力和动力能源的角度来讲，当时的木材、炭和水力都是煤的替代品，而且在蒸汽机发明之前铁就已经在各国之间普遍流通了，而在1794-1796年，英国的铁矿主要从瑞士进口，之后又大量依赖于西班牙的赤铁矿。至于英国的棉纺织业，其原料则是完全依赖于原材料的进口。与之相比，瑞士和法国借助其丰富的矿藏，似乎更有理由推进本国的工业化进程。 2、科学和技术因素：与传统观点不同的是，越来越多的学者们开始认同英国在技术创造性和教育上的匮乏。首先，很多的发明源于其他国家，比如提花机、漂白法、苏打制作法、食品罐头、机械亚麻织布机、煤气灯、不间断纸张的生产等等。确切的说，英国应该是一个技术创新的进口国和技术改进的出口国。其次，英国的公共教育体制是以僵化的学徒制度和有限的大学教育为依托的，与西班牙的精英和学院教育相比，科学知识的创新和传播在英国变得艰难。因此，更多的技术革新不是由于自然知识的累积，而更多的是实用知识和技术娴熟工种内部进行改进所带来的劳动力的节约。在英国，科学与实际应用之间的联系要紧密的多。那么，如果说注重知识的应用和技术的开发是当时英国相对于其他国家的比较优势，法国和德国却与技术革新的普及失之交臂，则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科学和技术因素的“决定”作用。 3、社会和制度因素：Perkin认为，判断一个社会是不是更加有利于发生工业革命，取决于财富和社会地位之间的关系。英国正是给了这个问题一个最好的答案：在英国，财富的多少和社会地位被紧紧联系在一起而不是截然分离，对财富或者对社会地位的追求是相伴而生的，这就意味着每一个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勤俭改变原有的社会地位。但是，较之英国，荷兰的尼德兰革命发生的更早，可以说，荷兰同样是一个市民的、资产阶级的或者中产阶级的社会，同样给予了资产阶级宽松的社会环境，却在英国同时代逐渐衰落。而法国，贵族的头衔可以被买卖，而且很多所谓的贵族不过是“中产阶级”的出身，只不过法国的“贵族”传统使得这些新贵族们不得不适应一些更加奢华的消费习惯和生活方式。这不能不说是对传统观点的背离。另外，按照诺斯对产权的界定，明晰的产权有利于对经济主体进行创新激励和回报，从而有利于社会的技术进步。而英国的专利制度在1624年就已经建立，其他的欧洲大陆国家最早的也是在1791年之后了。但是，法国政府是通过皇家学院和由国家指派的长官来认定技术创新的，而且英国的专利制度也需要打一个折扣，因为在专利侵权案件中发明者并没有给予足够的平等，而且对专利的认定更多依靠的是微不足道的技术问题，而不是对发明本身的认定[7]。而且，即使没有专利制度的保护，如Richard Arkwright(法院宣布他的发明不属于专利保护的范围)，也不会对其“专利权”的使用带来很大的困惑；有的时候，议会也会超越法院来对一些发明进行专利的认定；由于法律界定的模糊和执行上的不彻底，使得要么有大量的诉讼案件难以很快裁决，要么发明更多的以商业秘密的方式加以应用，而不再求助于专利制度的保护[8]。尽管这些例举并不能够反映当时的全部社会现实，而且专利制度毕竟只是处于起步阶段，难免不尽完善，但是却是对英国“想当然的”“卓越”的专利保护制度的一个有力反驳 但是，从本文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的分析中，我们可以明显感觉到以下纰漏： 首先，如果工业革命是由一个关键因素决定着的，那么我们在第二部分所总结的观点就是一个有力的反驳，即几乎没有一个原因使得英国显示出明显、突出、独一无二的优势，而其他国家并不具备这个条件。 其次，如果工业革命是由一系列因素共同促成的，那么随着讨论的深入，可能的决定因素会越来越多，但是，在没有对工业革命深层次运行机制进行更多的探究时，我们能够找到的只能是相关因素，而不是决定因素，很难想象由这些因素就一定会导致一场全方位的社会大变革。况且经济现象是不可模拟的，那么如何判断某一个因素究竟是决定作用还是香港作用呢？答案尚未可知。 再次，也是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我们的确可以找到所谓的决定因素吗？从第二部分的分析可知，似乎并没有这样一个或者几个因素可以使得英国远远优于其他国家，也就是说，也许并不存在着任何能够对工业革命的发生起到决定作用的因素。 最后，第三部分中，随着新的数据不断得到修正，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工业革命似乎并不是一个振奋人心的“起飞”阶段，而是一个平缓增长的长期过程。在这样一个长期过程中，如果没有任何因素能够起到决定的作用，或者对其他因素起到决定性的影响，那么工业革命在什么地方发生、在什么时间发生就具有了一定的随机性。 对这个问题的解释，NFR Crafts试图依赖另外一个角度——混沌理论。所谓混沌，是指某种确定的随机性，“确定”是因为它由内在的原因而不是外来的噪声或干扰产生；而“随机性”是指不规则的、不能预测的行为。在经济活动中，非均衡是更经常的现实，其中规则的周期起伏和不规则的随机变化造成了经济现象中的各种梯度和涨落。混沌吸引子在伸长与折迭操作中，将微观尺度很小一点涨落很快的就提高到宏观的尺度上表现出来，亦即宏观经济不规则的涨落时经济系统内在的机制而非外界的冲击。 借助于混沌理论和噪声现象，我们不妨对工业革命进行另一个角度的审视：在长期缓慢的积累过程中，工业革命所代表的时间段无疑应当被拉长。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一些产业或者局部的改善得以积累，并且连同其他因素一起，最终带来了经济和技术的全面革新。整个过程中并不意味着英国要比其他的国家(最常用来作比较的是法国)更有优势或者更先进，也不意味着某一个或者某几个因素决定了工业革命发生的时间和地点恰好在英国。我们甚至可以假设推动工业革命进程的一些因素并不发生在英国，而是因为有其他因素的传导和激励作用，才导致正效应不断的放大，改良最终辐射到英国本土并且进一步加强。也许较“工业革命为什么最先发生在英国”更有意义的，应当是“为什么工业革命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或者“工业革命究竟是渐变或者突变”，因为后两者意味着也许混沌理论所提及的自然观更加适合对工业革命进程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