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中日文化差异论文摘要

提供一些中日食文化比较论文的参考文献，供参考。[1]吉牧中日饮食文化的差异及其形成原因分析[J]和田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7,(01)[2]梁爱露浅谈中日饮食文化差异[J]科技信息(科学教研),2007,(34)[3]郑雅珂浅谈中日的饮食文化[J]吉林华桥外国语学院学报,2006,(02)[4]方海燕从饮食看日本文化的特征——以中日饮食文化的关系为中心[J]科技信息(科学教研),2008,(04)[5]仓石厚子中日饮食文化比较──兼论消费与经济观念[J]现代日本经济,1997,(06)[6]日本的饮食文化[J]健身科学,2004,(12)[7]蔡华试论中西饮食文化的差异[J]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02)[8]宋淑运中日待客与饮食文化差异趣谈[J]海内与海外,2004,(09)[9]李直中日饮食文化比较[J]商业文化(学术版),2007,(05)扩展阅读：【保险】怎么买，哪个好，手把手教你避开保险的这些"坑"

从整体上来看,，中国文化属于辩白文化，而日本则是道歉文化。中国人在做事，或者做错事后喜欢”解释”，通常会把自己的原因进行阐述，是在说明自己犯错误时的无意性，并不是不尊重，也相当于道歉。而日本人更加喜欢”道歉”，他们随时间，对不起放在嘴边，当受到别人帮助时他们用的是道歉，而不是谢谢，在这个时候他们表达的是，因为麻烦别人而表达的歉意，这就是道歉文化所产生的。比如一个学生去上课迟到了，中国的学生就会首先向老师解释迟到的原因，而日本的学生会首先进行道歉，这不同的表现，实质上就是由两国不同的文化性质和背景决定了。在教育方面，中国和日本也不尽相同。日本实行轻松教育，重视团队合作，强调重在参与，不强调争第一。中国由于人口基数大，所以习惯讲究个人，强调人之间的竞争，各类评比活动开展的也很多，经常强调，勇争第一。这就导致日本人总体上的团队意识和合作观念都很强，而中国人的个性突出，且个人能力和素质占有极大优势。中日两国都有同样的特点,文化交流是源远流长，相互渗透，相互影响。中日文化有许多的差异，也有一些共通之处，既有优秀文化的传承，也有落后感动的存在。但是文化部分好坏只有不断继承和发扬采取兼容并蓄的宽容态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才能让文化长存。

一、 中日习俗文化比较1、中日两国都被誉为“礼仪之邦”。在中国是特别是男士,很多场合下是通过握手来表达问候。与人初次见面,熟人久别重逢,告辞或送行均以握手表示自己的善意,因为这是最常见的一种见面礼、告别礼。有时在一些特殊场合,如向人表示祝贺、感谢或慰问时；双方交谈中出现了令人满意的共同点时；或双方原先的矛盾出现了某种良好的转机或彻底和解时习惯上都是以握手为礼。这样既可以表现出人们的基本礼仪，同时也可以通过这种礼仪来化解一些矛盾，使大家可以和平相处。 　　而在日本,鞠躬是最基本的礼节。鞠躬也有很深的学问,地位低的人首先鞠躬,而且鞠得最深。鞠躬鞠得愈深,鞠得愈久,所表示的尊敬、感谢、诚恳、敬意、谦恭、悔悟等等的程度就愈强烈。日本人初次见面对互换名片极为重视。初次见面不带名片,不仅失礼而且对方会认为你不好交往。互赠名片时,要先行鞠躬礼,并双手递接名片。通常是地位、年龄低的人先递名片。到日本人家里作客或到公司拜访客人,要预先约定时间，还有日本人有赠送礼物的习惯,拜访亲朋好友、出席宴会、旅游带回来的お土产(土特产),通常是一些很便宜的东西,礼不在厚,礼物的包装就很花心思,为的是给对方留下深刻印象,向对方表示自己的心意。 　　中国人送礼成双,喜欢2、6、8、9等数字。日本人送礼一般是奇数，通常用1、3、5、7等，并且日本人很忌讳“9”和“4”。按日本习俗,向个人赠礼须在私下进行,不宜当众送出。日本人禁忌绿色,礼物忌送手帕、梳子、荷花等;探病的时候不能送带根的植物。　　中国人也注重礼仪规范，在正式场合也要正装,要求并不太严格，而日本人非常注重礼仪和服装。不同的场合要求不同的服装，特别是男性,必须穿一套正规的西装。在日本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是，参加婚礼和葬礼的时候,男性都是穿一套的黑西装。怎样分辨才知道是参加婚礼还是葬礼呢?要从男士所佩戴的领带来区分。参加葬礼的都必须系黑色的领带;参加的婚礼的就会系一个蝴蝶结领带,或其他颜色的领带。2、在对神灵的信奉方面，大和民族是一个信奉自然的民族，自然为神。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就像我们中华民族将龙喻为民族魂一样。他们信奉这样的"神"，还有"灵"，他们认为他们的这种信仰很虔诚。全国各地的神社，寺庙不计其数，尤以京都地区为甚很多游客把京都作为日本的寺庙/神社的胜地来进行游览以下小做汇集。日本人对神灵的虔诚是很强烈的，虽然虔诚,但也敬畏着。相比较下，中国的神灵就比较"友善"，因为神话也是有其政治思想基础的。在我国，神灵的塑造和西方基督教比较类似，所有的神灵都趋向于教人"真善坚忍"。日本人也同样很坚忍，但是这还是有不同的。前面说了，中国的神灵趋向基督教的价值观念，强调众生平等，神灵的形象也被塑造得很高大完美。但说开去，这又和西方宗教、神话的神灵那样性格棱角分明不同。因此，中国的神灵是很具特色的。二、 中日饮食文化比较俗话说“民以食为天”，中日两国作为两个在地理与文化上紧密联系的国家，在饮食这个关键问题上是有一些共同语言的。当然，到底是两个不同的国家，因此在饮食上还是有一些区别的。中国饮食与日本饮食，同属东方文明的产物，具有含蓄，优雅的特点。在日本文化中，很大一部分承袭自中华文明，饮食也不例外。然而，大和民族是一个富有创造思维的民族，特定的地缘环境，有限的自然资源，促使他们不断创新，进而独树一帜，这都源于大和民族对自然，对人的独特领悟。以下是中日两国在饮食方面的一些比较，通过这些，我们可以了解两国文化的观念，传统在饮食方面的体现。 日本料理尊重的是发挥材料本身的味道，根据情况生吃就是最好的选择。中国人却不善生食，原料往往要经煎煮炒炸卤炖烤烧烩等多道工序的制作方能起锅、装盘、上桌。在不同火候的烹调下，原料被定型，原味得以提升，口感也更丰富。所形成著名的八大菜系，其中万般滋味，千秋典故，身为中国人，也只能感受其博大，难细言其精妙。有人说，中国料理是火功文化，日本料理是刀功文化。很多国家认为火是人类文明开化的起源，生食则过于野蛮。这就产生了很大的差异。 日本人把外国料理的好的部分积极地引进，根据自己的味觉重新改进。日本人对各种各样的味道的好奇心很强，只要觉得好吃，即使是外国的东西也积极地引进并加以改良。他们往往以缜密的心思，精细的做工和与众不同的思维出奇制胜。现在日本制作的面包有些比西方的面包还要好吃；苹果是从美国进口的，经过品种改良以后制作了日本的新品种“富士”，获得了世界的好评。但是关于中国料理，从现状来看，他们还不能做出令中国人感叹的东西。不过在拉面领域，日本倒是技高一筹。日本料理还妙在渗透进了对季节的感觉。日本人很喜欢品尝“季节”。比如，春天到了，就品尝一种山菜天妇罗，喜欢让五脏六腑都充满春天的气息。另外，把季节的花儿点缀在盆子边上，日本人也津津乐道于这些细节。中国人则讲究饮食适时，适温而食，实质上大同小异。国人善于养生，饮食与中药学联系则形成了独一无二的“食疗”，寓保健于日常饮食，便哉妙哉。 日本料理还有一个特长就是对器具的讲究很深。日本人不仅用嘴，还用眼睛吃东西。同样是气韵宜人的陶器，瓷器，中国人更愿意拿在手中把玩，对于食具却欠缺考究。在日本，有句话这样说道：“菜肴是盆子的装饰，美丽的盆子里盛放的菜肴就是那样被提炼出了美味。”这样说似乎有些本末倒置的味道，但我也觉得有一半是真的。所谓品尝，的确是需要视觉和味觉的协调合作。而眼睛所见的，决不仅仅是菜肴本身，还有食具。在这方面，我们还需要向日本饮食学习。朴素，自然的味道与洗炼的文化的结合——这就是日本料理的真髓。而中国料理中包含着哲学，这在世界范围看是很稀有的。经常说中国有4000年历史，中国的饮食文化，确实可以令人感受到这种重厚的背景。可以说，中国饮食在表如万花筒般层出不穷，在里则如浩瀚海般博大深邃。进入21世纪，各国文化将在世界大舞台上同台竞技，历史积淀是优势，创造革新也是优势。我们应该去粗取精，吸取其他文化的精华，挖掘传统饮食的深度和潜力，把中华饮食发扬光大。通过这两大方面的比较，我们可以再研究中日两国文化之间异同的同时，也对日本这个国家或多或少有了一些了解。作为中国人既要了解本国的文化，也要深入地了解外国的文化，这样才可以跟外国人有更深的交流，才能更好的为国家的经济发展做贡献。

不少人都沾沾自喜于日本人学习了中国，因此，推论日本的发展是学中国的。但从制度的角度看，日本在明治以前绝不是同中国相似，而是更相似于西方的贵族政治，这是日本西化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影响中国极大的科举制未到日本，就是极明显的例证。但是，从文化的角度看，日本又同中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日本不同于中国，其思想具有杂拌性，而缺乏逻辑上的一致性，日本没有坐标轴式的思想核心，相比之下，欧美的基督教、中东的伊斯兰教、中国的儒学都在相应国家占据着思想核心的位置。日本的思想，包括了国学、神道、本土化的佛学和儒学，以及被改造了的欧美思想。佛学和儒学，都成了辅翼“皇运”的得力助手。中国儒学中华夷之辨的民族情绪、等级礼教的专制观念，都成为日本的武器。 明治时的伊藤博文，在引进君主立宪制时，确定以天皇为国家权力中心，视为“现人神”，并以此为“国体”建立日本的思想核心，为儒学服务于天皇打下了基础。明治以后，儒学和军人结合，武士道成了全体国民的理想。《军人敕谕》的发起人山县有朋和起草人西周，都具有深厚的儒学思想（西周甚至被誉为“日本近代哲学之夫”）。《军人敕谕》渗透了儒学的观念，其内容在“我国军队世世代代为天皇所统率”、“朕赖尔等为股肱，尔等仰朕为头首”的前提下，提出军人精神的五条标准，即忠节、礼仪、武勇、信义、质朴。对忠节的阐释如“军人以尽忠报国为本分，义重于山岳，死轻于鸿毛”；对礼仪的阐释如“须知下级奉上级之命，实为直接奉朕命之义。为不暇者，其长官所命，纵有不合情理之处，亦不得有失恭敬奉戴之节”；等等。敕谕称五条标准是“天地之公道，人伦之常经”。归结为一点，就是诚心，“心诚则无不成”。与《军人敕谕》类似，天皇侍讲元田永孚1879年起草的《教学大旨》强调：“教育之要，在于明仁义礼孝”；“徒以洋风是竞，恐将招致不明君臣父子之大义亦不可测”；“是故自今以往，应基于祖宗训典，专一于阐明仁义忠孝，道德之学以孔子为主，使人人崇尚诚实品行”。1890年天皇颁布的《教育敕语》，将儒学融入“国体精华”，同时又强调全民武士化，“一旦缓急则义勇奉公以辅翼天壤无穷之皇运”。1880年成立的斯文学会以及1918年在斯文学会基础上重组的斯文会，均把儒学与军国主义结合起来。斯文会会则第一条就是：“本会的目的是以儒道为主阐明东亚学术、翼赞明治天皇教育敕语之趣旨，发扬我国体之精华。”“兼及宣扬兴亚理念以扶翼八□纟肱一宇之皇谟”。而儒学中原有的自由、民本思想则被抛弃，甚至孟子都被排斥。中国儒学的“以孝为本”演变成日本儒学的“以忠为本”。研究儒学在日本的传播和流变，能使我们从另一个角度认识中国儒学。 明治时期，日本走上学习西方的道路，以福泽谕吉的“脱亚入欧”论为代表，但入欧恰恰体现了它的亚洲性，以亚洲为本使它又走上了“大东亚共荣圈”的侵略之路。与中国不同的是，明治以后的日本，极推崇军人。1899年，梁启超在东京上野，恰逢日本军营新兵入伍和老兵退役，“满街红白之标帜相接”。“大率每一兵多者十余标，少者亦四五标。其本人服兵服，昂然行于道，标则先后之，亲友宗族从之者率数十人。其为荣耀，则与我中国入学、中举、簪花时不是过也。”“日本国俗与中国国俗有大相异者一端，曰尚武与右文是也”。“朝廷以此为荣途，民间以此为习惯”（《饮冰室自由书．祈战死》）。1904年秋瑾在横滨，也看到了与梁启超类似且更为狂烈的镜头。其后到二战时期，无不是举国若狂，同梁启超看到的日本“征清”、秋瑾看到的日本“征露”（露西亚，俄罗斯的日译）无任何差异。在陷入中国泥沼、对华战争已倍感疲倦的日本国民那里，又因为对英美开展而精神振奋，热血沸腾，包括左派也支持战争。战后又因为保留了天皇制度而没有（也不能）反思战争责任。日本政府在70年代以来所做的谢罪和反省，都是出于“为了和他国交往而不得不道歉”（日本学人语）的动机不纯态度，在回避之中，日本人保持了和平态度但完全继承了以前的帝国性。而帝国性的存在是十分危险的，90年代，日本开始放弃和平主义，军国主义由泥沼下的冬眠变为惊蛰后的蛙鸣——日本的军国主义从来就没有死亡，所以也就无所谓复活。一本“日本人是去参战，还是逃避战争？”的漫画，在年轻人中销售几十万册。从文化上剖析，有助于把握日本军国主义的本质及其民族性。 另外，日本人具有极大的两面性，其文化文雅而暴躁，赏花落泪而杀人不眨眼。这也是研究日本问题必须注意的。